赵彦彬短篇小说《地本无路》

赵彦彬短篇小说《地本无路》

一
要人敬你，你先得敬人——这话说来平常，做起来却未必。
村中有个妇人，常对邻家孩子的母亲絮叨：“你家小子见了我，连个招呼也不打。”母亲便教孩子，见了长辈须问好。
可那孩子生性腼腆，再遇那妇人，愈加张不开口，心里反倒添了几分厌烦。
倒是另一位男子，每回见了这孩子，总先热络地唤他。
久而久之，孩子竟也主动问起好来，且打心底里喜欢他。
可见敬与不敬，原是往来的事，与年岁无关。
聪明人和愚钝人的分别，往往就在这些微末处露出来。总想改别人，不如先改自己。
我身边便不乏这类人，自己也撞见过几回，深觉其味。
他们最拿手的，是在人背后嚼舌根、贬损取笑。
老实说，我不喜欢这种人，大约谁都不喜欢。
有一回，李大姐又在人前搬弄是非，我不过笑了笑，逗她道：“哟，李大姐，这话打哪儿听来的？您说的那人，不正瞅着您呢么？”
她果然吓得回头张望，见并无一人，才气咻咻地骂：“小兔崽子，又来糊弄我！”
我笑着走开，心里却仍瞧她不起，却也拿她没法子。
大约她在别人跟前，也这般说我罢。
但李大姐的身世，倒也凄惶。
丈夫早年当兵，死在战场，她独自拉扯五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
她那些刻薄，许不过是求点心里的平衡罢了。
这些事，我是从孔老抠那里听来的。
我与李大姐不熟，对孔老抠倒有几分留意。
刚解放那阵子，他常给一群孩子讲旧事，顺带也聊聊旁人的前尘。
偶尔，我也凑在旁边听上一耳朵。
这日午后，日头已偏了西，毒辣辣地晒着，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都蔫头耷脑地垂下来，像是被抽了筋骨。
几个光着屁股的孩子，照例搬了各自的小板凳，围在孔老抠那间土坯房前的空地上，等着听他“讲古”。
我也刚从地里回来，揩了把汗，顺手从兜里摸出半包纸烟，凑过去，在磨盘上坐了。
孔老抠正眯缝着眼，拿一根草棍剔牙缝里的菜屑，见人来得差不多了，才慢腾腾地清了清嗓子。
一个叫二蛋的孩子等不及，嚷道：“孔爷爷，今儿讲啥？还讲你当街警抓小偷的事儿不？”
孔老抠“呸”地吐掉草棍，乜斜了二蛋一眼，道：“抓小偷？那也算个事！今儿爷爷给你们讲点真格的——说说老子怎么从官家老爷变成了土匪，又怎么从土匪窝里捡回一条命，末了还差点儿当了炮灰。”
他说这话时，目光忽然浊了，像是蒙了一层灰尘。
我递过一根烟去，他接了，就着我的火柴点上，深深吸了一口，那烟雾便从他干裂的嘴唇间缓缓溢出来。
又一个孩子拴柱问道：“孔爷爷，你咋又当官又当土匪的？那不是坏人么？”孔老抠嘿嘿一笑，那笑声里却带着几分苦味：“好人坏人？那时候，能活着就不错啦。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生在好时候，哪里晓得什么叫乱世。”
他拍了拍身边的石墩子，示意我坐近些，然后掐灭了烟头，往鞋底上一摁，便开了腔：“罢了，今儿就把那点烂事倒腾倒腾，你们爱听不听，可别往外传。”
他顿了顿，眼神飘向远方，仿佛穿透了那堵土墙，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川陕交界之地。
“大概是民国十六年，我二十三岁，在老家保宁府底下的一个镇上当街警。说是街警，其实就是一身黑皮，腰间别根警棍，每日在街上晃荡，管管摊贩打架、抓抓偷鸡摸狗。那时候年轻气盛，觉着穿了那身皮便是人上人，走路都带着风。镇上的人叫我孔二爷，因我在家排行老二。”
二
我那浑家，姓刘，原是镇东头豆腐坊的闺女，生得也还周正，给我养了个小子，小名栓子，刚满三岁，会跑会跳，见人就笑。
我每日下值回家，栓子便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嚷着“爹，爹，买糖人”。那时日子虽紧，倒也觉着有几分活气。
可那年秋天，出了桩事。
县里来了公文，说要剿匪——实则上头几个官儿想捞油水，虚报匪情，把几个不服管束的乡绅打成“通匪”，好趁机抄家。
我当时不懂这些，上头叫带路，我便带了。
谁知那乡绅的儿子跑了，逃进大巴山，果然落了草。
不过半年，他便带着一帮人，摸黑下山，直奔我家——他来报仇。偏偏那夜我值夜，不在家。
第二日清早回去，门板已被踹得粉碎，屋里翻得底朝天，灶上的锅也砸了个窟窿。
我喊栓子，不应；喊浑家，也不应。
邻家王婶子抹着泪说，土匪掳走了我老婆孩子，留话下来：要人活命，我独自进山去换。
我当时便傻了。那山里九死一生，去了是送死，可不去，老婆孩子怎么办？
求了镇上的保安团，人家说这是私仇，不管。我只好揣了把匕首，带了两块银元，硬着头皮进了大巴山。
走了两天两夜，才在一座破山神庙里见到那土匪头目——正是那乡绅的儿子，叫马三炮。
他倒不急着杀我，只坐在供桌上，翘着腿，慢悠悠地说：“孔二，你当初带人抓我爹，害他死在牢里，如今你老婆孩子在我手上，你打算怎么赔？”
我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说我把命赔你，只求你放了他们。
马三炮笑道：“命？你的命值几个钱？我倒缺个识字的师爷，你若肯留下来给我办事，我便放了你老婆孩子，如何？”
我那时脑子一热，想着先应下来，保住人再说，便点了头。
可马三炮哪里守信？他叫我写一份“投名状”——杀山下一个小商贩，沾了血，才算入伙。我手抖得握不住刀，可为了老婆孩子，还是闭着眼捅了人。
从此我便成了匪窝里的人，再也回不了头了。可我到底也没见着老婆孩子。
马三炮只说，已经送下山了，教我安心待着。我半信半疑，可在匪窝里，哪里敢多问？只好每日帮着记账、写书信，混一日是一日。
那匪窝藏在深山老林里，几十号人，吃的靠抢，穿的靠扒，日子过得刀尖舔血。我夜里常做噩梦，梦见栓子哭着喊爹，我伸手去抓，却怎么也够不着。
过了约莫两个月，有天马三炮喝多了酒，得意洋洋地跟我说：“孔二，告诉你个事儿——你老婆孩子，我早叫人卖到山外去了，卖了个好价钱，你就死了那条心罢。”
我脑袋里轰的一声，抄起板凳便想砸他，旁边两个喽啰早把我按住了。
马三炮踹我一脚，骂道：“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看你还能写几个字，老子早把你剁了喂狗！”
我趴在地上，眼泪往肚里咽。
从那时起，我便彻底死了心，人也麻木了。
匪窝里抢来的东西，分我一份我便拿着；让我杀人，我也闭着眼跟着。
也曾想过跑，可大巴山方圆几百里，没有路条便寸步难行，抓回来就是死。就这么熬了两年多。
那年冬天，马三炮跟另一股土匪火并，被冷枪打死了。匪窝里争老大，杀得血流成河，我趁乱连夜逃了出去，一路往北跑。
本想回老家，走到半路却听说那边正打仗，到处是溃兵和乱民。
我没吃没喝，饿得前胸贴后背，只好沿路乞讨。走了将近一个月，到了四川边境一个叫白水镇的地方，实在走不动了，便蹲在路边歇脚。
三
正蹲着歇脚，忽然过来一队穿灰布军衣的兵，看模样是国民党的队伍。
他们见我年轻力壮，二话不说便捉了去，塞进新兵营里，说是自愿入伍，实则就是抓壮丁。
我那时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只好认命。被编进了补充团，发下一支破步枪，一套不合身的军装，便跟着队伍开拔。
大约是民国二十九年罢，抗战正紧，我们这些壮丁，说白了就是送上去填炮眼的。
训练？训个屁！教你会拉栓、会开枪，便撵上了战场。
头一回去的是湖北一个叫石牌的地方，跟日本人打。
那场面，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炮弹雨点般落下来，身边的弟兄成片成片地倒，炸成肉泥，溅我一头一脸。
我趴在一个弹坑里，吓得尿了裤子，头也不敢抬。排长拿脚踢我，骂我是怂包，可我两条腿软得像烂面条，哪里站得起来？
后来那仗打完，我们团死了一大半，我竟毫发无伤，只是耳朵被震得嗡嗡响了好几天。
长官说咱们打了胜仗，发了几块大洋，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夜里躺在战壕里，望着天上的星星，便想起栓子，想起我那浑家。他们在哪里？是死是活？我竟连最后一面也没见着。
再后来，队伍一路败退，从湖北退到四川，又从四川退到贵州。
我们这些杂牌军，装备差，粮饷也被人克扣，吃的是霉米，穿的是草鞋。
长官们只顾自己逃命，我们当兵的，便像没娘的孩子一般。
那一回在贵州山路上，遭遇了日军伏击，一个连的人全被打散了。我滚下山坡，摔断了两根肋骨，躺在草丛里，心里只想着，这回大约是要死了。
谁知竟被一个采药的老头子救了。养了半个多月伤，才算捡回一条命。
那老头姓杨，没儿没女，问我要不要留下，给他做干儿子。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只装着一件事——回家。回保宁府去。哪怕找不着老婆孩子，好歹知道那块地方还在不在。
于是我辞了他，拖着还没好利索的身子，一路走一路讨饭。
走了大半年，竟真的走回了保宁府。可到了镇上一看——哪里还有当年的模样？房子烧了大半，镇东头的豆腐坊成了一堆瓦砾，我那两间老屋也塌了，荒草长得齐腰深。我蹲在废墟上，一块一块扒着碎瓦片，想在土里寻出点什么来。
翻了大半日，只寻出半块破碗边——那是栓子小时候用过的碗。我捧着那半块碗，坐在废墟上，从早上哭到天黑。
后来我在镇上打听，有人说我老婆孩子那年被卖到了陕西，也有人说早就病死了。
说来说去，没个准信。我便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四处打零工，扛包、挑粪、修路，什么都干过。
到了解放前几年，我又辗转到了现在这个村子。这里偏僻，没人问我的过去。我给自己改了个名，叫孔守义。
可我心里明白——我哪里有什么义？我背过人命，当过逃兵，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护不住，我算什么东西？
可日子还得过下去。我替人放牛、看场院，攒了几个钱，盖了这间土坯房。
村里人看我一个孤老头子，也不多问什么。只是孩子们好奇，有时缠着我讲些旧事，我便拣些不打紧的，说几句逗他们乐。
今天若不是你们这帮小崽子非要问个底朝天，我是真不愿再翻这些旧伤疤了。
四
孔老抠说到此处，声音已经哑了。他端起那只豁了口的瓷缸，灌了口凉水，长长吁出一口气。
二蛋和拴柱都听怔了，瞪着眼，不敢出声。我只觉得胸口发闷，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
过了一会儿，二蛋怯怯地问：“孔爷爷，那你后来……就没再寻过你老婆孩子？”
孔老抠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寻？我连个方向都没有。那年月，离散的人家，何止我一个？我这点子破事，搁在那年头，不过是千万分之一罢了。”
他抬头望了望天色，夕阳已沉了大半，将天边染作一片暗红，像是那年战场上见过的血。
他又摸出那半截烟屁股，重新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缓缓说道：“人这一辈子，就像这烟，烧着烧着就没了。我这一生，当过官，做过匪，扛过枪，逃过命，到头来还是孤零零一个。你问我后悔么？后悔。可那时候，你怎么选？有时候不是人挑路，是路挑人。”
他说着，掐灭了烟头，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转身往屋里走，只丢下一句：“都散了吧，明日还得干活呢。”
我望着他那佝偻的背影，那扇薄薄的木门在他身后“吱呀”一声合上，仿佛把一世的风雨都关在了里头。
我站起身，对几个孩子说：“都家去吧，别缠着孔爷爷了。”孩子们便一哄而散。
我一个人坐在磨盘上，久久没有离去。晚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牛粪的气味，远处隐隐传来几声犬吠。
我想起他方才说的那些话——他说自己不是个好人，可乱世里头，谁又能清清白白地活下来？他当初为了老婆孩子应下入匪，后来又闭着眼杀了人，可他始终没提过杀的是好人还是歹人，大约他自己也分不清。
他逃出匪窝，又被抓了壮丁，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可他从不讲自己杀过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含含糊糊说“打枪”，仿佛那些记忆都被他嚼碎了咽进肚里，只剩下满嘴的苦。
我又想起白天李大姐在背后嚼舌根的事，想起自己心里的那股厌恶。
可孔老抠这一番话，倒叫我忽然觉着，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与人说的苦处。
李大姐年轻守寡，拉扯五个孩子，那些刻薄和碎嘴，许只是她在这世上活下去的一层硬壳罢了。就像孔老抠，用嬉笑怒骂，裹住了一身的伤。
我站起身，抬头望了望夜空，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起来，像无数双眼睛俯视着这片土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往后见着李大姐，还是客气些罢。孔老抠说得对——那时候人没得选；如今能选的，无非是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善意罢了。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只是睡不着。孔老抠那张布满皱纹的脸老在眼前晃着，还有他讲的那些零碎：栓子的笑，那半块破碗片，山神庙里的匕首，弹坑里的尿骚味，采药老头的背影……
这些画面走马灯似的转着，最后都停在他那句“路挑人”上头。
我索性起身，点了一盏油灯，拿过纸笔，想把今日听到的记下来。
写了几行，又觉得文字太薄，描不出他话里那股苍凉。
可我终究还是写了，只因我知道，这样的故事，若不记下来，再过些年，便要随他那一代人，一齐埋进黄土里了。
窗外隐隐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啼叫，我吹了灯，重新躺下。
心里却暗暗打定主意：明日起，要多去陪陪孔老抠，多听他讲些旧事。
他愿讲多少，我便听多少。也许有朝一日，能把他的故事攒成一本厚厚的东西，教后人知道，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有一个叫孔守义的人，曾这样活过、爱过、痛过，末了孤零零坐在村口，给一群不晓事的孩子，讲他的一生。
外面的风紧了些，吹得窗户纸呼啦啦响。我在黑暗中睁着眼，仿佛望见了那年大巴山的大雪，望见一个年轻的黑皮街警，挺着胸脯走在石板街上，而他那前头，命运正暗暗等着，等他一步步走进那条血泪浇成的路。
鲁迅先生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可如今想来，路多了，人便果真多些了么？恐怕未必。
孔老抠这一生，走的路不算少——官路、匪路、兵路、逃路，到头来，哪一条也没能把他领回人世上。他那一辈人，活在旧社会的夹缝里，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说这是他的错，我看也未必。
那吃人的世道，原就不是靠一两根脊梁撑得起来的。
我们如今活在新社会，衣食是足了，温饱也不愁了，可站在村口老槐树底下，望着孔老抠那扇薄木门，却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
大约是人活一世，光填饱肚子还不行，还得有一口气，一股魂魄，一种明知前头是墙也要撞一撞的硬气罢。而这硬气，我们大约是少了些的。
赵彦彬
二零二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