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跟女厂长跑长途,晚上她拉住我一起睡:大老爷们磨磨唧唧
赵德柱记得那年的雨特别多,九月末的天气说变就变,上午还出着太阳,下午就瓢泼似的往下倒。他蹲在厂门口的雨棚底下抽烟,脚边搁着一个蛇皮袋,里头塞了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包饼干。一辆蓝色东风卡车从雨里开过来,轮胎碾过水坑,溅了他一裤腿泥点。驾驶室的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被风吹得粗糙的脸,李红梅冲他喊,上车,再不走天黑前到不了宜昌。
那年赵德柱刚满二十三,在县里的五金厂干了两年电焊。厂子效益不好,半年没发工资,工人走了一大半。李红梅是副厂长,三十五六岁,离了婚,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厂里就剩她一个人撑着,跑订单、管生产、还要自己开车送货。赵德柱是她最后招进来的工人,手脚麻利,话不多。那天她敲开他的宿舍门,说柱子,跟我跑一趟长途,回来给你把欠的工资结了。赵德柱想了想,把蛇皮袋往肩上一甩,说走吧。
驾驶室里一股柴油味和橘子皮的味道混在一起。李红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在脑后,方向盘在她手里转得利索。她递给他一个搪瓷缸子,里头泡着浓茶,说喝点,提神,这一路得开七八个小时。赵德柱接过来喝了一口,苦得直皱眉。李红梅笑起来,说年轻人连苦茶都喝不了,以后怎么吃苦。赵德柱没吭声,他看着窗外的雨刷来回摆动,把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刮得哗哗响。
那年跑长途不像现在,路上没什么服务区,饿了就在路边摊买两个烧饼,困了就把车停在空旷的地方眯一会儿。李红梅开车很猛,遇到坑洼路也不怎么减速,赵德柱坐在副驾驶上颠得屁股疼。天黑的时候到了一个叫白河的小镇,李红梅把车停在一家挂着红灯笼的旅店门口,说今晚住这。旅店老板娘认识她,见面就说李厂长又来了,老规矩,楼上最里面那间。李红梅点点头,回头对赵德柱说你先上去,我去看看车。
赵德柱跟着老板娘上楼,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房间不大,两张单人床并排摆着,中间隔了一个床头柜。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白床单看着倒是干净。赵德柱把蛇皮袋放在靠窗那张床的床尾,站在窗口往外看,街上没什么人,对面的小卖部亮着昏黄的灯。他听见李红梅在楼下跟老板娘说话,声音不大,只隐约听见一句,那孩子可怜,家里就剩他一个了。
李红梅上楼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塑料袋东西,有方便面、火腿肠、还有两瓶汽水。她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说晚上没什么吃的,将就对付一顿。两个人一人一碗泡面,就着火腿肠坐在床边吃。赵德柱吃了几口,发现李红梅把火腿肠都夹到他碗里了,自己只喝汤。他说李厂长你自己吃。李红梅说我不爱吃那个,你年轻小伙子多吃点。赵德柱心里知道她是舍不得,但他没再推,闷头把面吃完了。
吃完面李红梅让他去楼下打热水洗脸。赵德柱回来的时候,看见李红梅正靠着床头看一张地图,上面画了好多红圈。她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柱子,晚上睡觉别脱衣服,这地方冷,被子薄。赵德柱点点头,把外套拉链拉上,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他刚把眼睛闭上,就听见李红梅说,你过来睡。他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李红梅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平,说你搬过来睡这张床,你那床靠窗,半夜漏风,冻出病来我没法跟你家里人交代。
赵德柱脸腾地一下红了。他虽然年轻,但也明白男女有别,更何况她是厂长,三十多岁的人,厂里工人们平时背后还传过她不少闲话。他攥着被角说李厂长,我没事,我年轻不怕冷。李红梅坐起来盯着他看了几秒,说你怕我?赵德柱说不是。李红梅说你怕别人说闲话?赵德柱没说话。李红梅笑了一声,从床头的包里翻出一件军大衣扔到他怀里,说你睡你的,我穿着这个坐一夜也行,你当我稀罕跟你挤。
赵德柱抱着军大衣站在两张床中间,进退两难。他看见李红梅真的把大衣往身上一裹,靠坐在床头闭上了眼睛,那姿势分明是打算就这么坐一整晚。他心里忽然不是滋味起来。他想起厂里工人们说她的那些话,说她跟客户喝酒喝到吐,说她把厂里的货车卖了又赎回来,说她前夫来找她要钱她把扫帚都抡断了。这些话平时听着也就是闲话,但此刻他看见一个女人裹着军大衣靠在床头,为的是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睡个安稳觉,他喉头发紧。
他走过去,把被子从自己床上抱起来,放在李红梅那张床的外侧,说李厂长你躺下睡吧,我睡外面,你要是怕我挨着你就拿大衣隔中间。李红梅睁开眼看了他半晌,忽然笑了,说你小子还有点良心。她把军大衣叠了叠,在床中间码了一道软乎乎的墙,自己先躺下了,侧过身去。赵德柱在外侧躺下来,和衣而卧,隔着那件军大衣,能感觉到她背上轻微的起伏。旅店的窗户外头刮着风,门缝里漏进来一丝凉气,但被窝里倒还暖和。他睁着眼睛看了半天天花板,听见李红梅轻声说了一句,柱子,你还小,以后跑长途的机会多着呢,出门在外,脸皮薄了吃亏的是自己。
第二天早上六点,赵德柱醒过来的时候李红梅已经洗漱好了,桌上放着一袋热包子。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跟昨天开车时一样,沉着、镇定,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赵德柱啃包子的时候看了她一眼,发现她眼睛里有点红血丝,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别的。他什么也没问,把包子咽下去,背上蛇皮袋下楼。
到宜昌卸货的时候出了点岔子,收货方嫌货品表面有锈蚀,压价三成。李红梅站在仓库里跟对方经理磨了一个多小时,好话说尽,最后嗓子都哑了才算谈拢。赵德柱帮着卸货搬箱子,瞥见她转身的时候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角。他假装没看见,搬完最后一件货,问她李厂长,咱们回去吗。李红梅吸了吸鼻子,说回去,路上带你吃顿好的。
回去的路上换赵德柱开了一段。李红梅坐在副驾驶,靠着窗,没一会儿就睡着了。赵德柱双手握着方向盘,车在路上稳稳地跑着,他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自己,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油灰。他想起来的时候他还怕这怕那,现在他开着厂里唯一的卡车,旁边睡着为了这破厂快把命搭进去的女厂长,心里忽然踏实下来了。他知道自己不会跑,至少不会现在跑。
后来那趟长途跑了整整五天,回厂的时候赵德柱发现工资真的到账了,一分不少。再后来厂子还是没撑住,第二年冬天彻底关了门。李红梅去了南方,赵德柱去了省城做装修。他们再没见过面,但每年过年赵德柱都会发一条短信,祝李厂长身体健康。对方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有一年她回了一条:柱子,别叫厂长了,早不是了。赵德柱看了半天,回了一句:红梅姐,那年白河的包子挺好吃的。
赵德柱今年五十三了,在省城买了房,女儿上了大学。偶尔跟工友喝酒,有人说起九几年的事,他就讲讲那个开卡车的女厂长。别人问他你跟她真没点什么,他摇头说没。人家不信,他就说你爱信不信。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天晚上隔着军大衣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听着她后半夜翻了好几次身,还压着嗓子咳了几声,应该是在忍着不吵醒他。他也没动,就那么睁着眼躺到天亮。有些事说出来没人信,但那是真的,比什么都真。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为了省一间房钱,穿着军大衣靠了一夜床头,把一个大小伙子拽过来睡床铺,自己裹成那样硬扛。那不是什么暧昧故事,那是九十年代一个女人活下去的方式。赵德柱后来教育女儿要懂事的时候,总爱说一句话,这世上有人对你好,不一定是喜欢你,可能是她自己也淋过雨,顺手帮你撑了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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