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治理论家贝淡宁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理解中国古代智慧，对读懂中国至关重要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王雯雯】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发展，理解中国、理解中国治理逻辑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话题。加拿大政治理论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贝淡宁在其新书《为什么要重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通过将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置于现代语境中并让他们进行对话，论证他们的思想依然能够回答当下一系列涉及治理、公义与人民生活福祉相关的重要议题。贝淡宁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对读懂中国的现在与未来至关重要。

环球时报：您为什么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依然重要？

贝淡宁：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中国涌现诸多从宏大政治理论视角来看极具魅力的思想论辩，这些论辩的精彩程度不亚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思想交锋。第二，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的论战划定了后世中国政治思想的框架，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虽然中国在之后的2000多年历经世事变迁，但近现代不少思想都建立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思想根基之上。

《为什么要重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书籍封面

最后，这些思想论战到现在仍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在书中，我讨论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的四大论战议题——何为正义的战争、如何遏制政府腐败、何为合宜的家庭伦理，以及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扶持文化事业而非仅仅保障民众物质福祉。这些战国时期争辩不休的命题，放到今天依然切中现实。

环球时报：您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哲学与儒家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对您个人产生了怎样深刻的影响，您的生活方式、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思维模式是否受到启发？

贝淡宁：中国政治思想当中的部分价值理念，尤其是儒家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在研究这些思想之后，我发现它们十分富有启发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 “礼”。这一概念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并不突出，西方人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群归属感与集体凝聚力时，通常不会把“礼”看得十分重要。但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礼”意义重大。我在25岁左右的时候，总觉得很多礼仪空洞虚浮，只是走形式。但现在我意识到，礼仪对于凝聚人心、促成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如今我对礼仪的接纳度变得更高了，研习儒家思想中“礼”的重要性，改变了我的观念。

第二个例子是“和”。同样，这并非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年轻的时候，我与人争辩，一心追求真理，不太顾及这是否会损害和对方的人际关系。但现在，我会优先维系相对和睦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彼此信任感更强，我们才能开展富有建设性的辩论，即便存在分歧，也不会彻底破坏人际关系。事后想来，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如果没有研习儒家“和”的理念，我未必会形成这样的思维。

环球时报：您在书中写道，英语世界的政治理论仍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世界很多地方对中国存有刻板印象，您希望西方读者读完这本书收获什么？

贝淡宁：包括我在内的政治理论研究者过去并不认为，在西方思想之外，还存在严谨、高质量的政治思想。过去我们常说，政治思想脉络就是“从柏拉图到北约”。

但后来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精彩纷呈的思想论战，其价值至少不输西方所学的那些理论，而这一点并不广为人知。所以我希望让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中国同样存在围绕国际关系等议题展开的政治理论争辩，其中也包含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而西方往往将这类思想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

中国历史上思想论战十分多元，尤其在先秦诸子百家时代，不少思想至今仍具备现实价值。我希望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不仅拥有精彩的思想辩论，还存在大量立场迥异，甚至彼此冲突的思想视角。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如果西方国家跳出二元对立框架，深入、准确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与政治思想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会带来哪些益处？

贝淡宁：西方有一种固有认知，把政治体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主制度，一类是威权制度。想要理解中国，就必须抛弃这种二元对立。在中国，要成为高级公职人员，需要经历漫长严苛的选拔过程。这是中国式的贤能政治。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在给一种体制贴标签之前，我们首先要理解驱动这套体制的价值理想。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关键吗？

贝淡宁：传统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模式有着巨大影响。比如，贤能政治这一理念，至今深刻影响着中国公职人员的选拔机制。从理论层面，贤能政治的选拔制度旨在遴选出德行与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公职人员。这一古老理念不独见于儒家，墨家也有所阐述。

但这套体系不只看重能力，也同样看重适应性。发展至今，贤能政治的核心理念或许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作为实践与制度，它已历经巨大变革。事实上，每当这套制度实践出现严重问题，就会涌现出新的思路，去完善贤能政治的制度设计。

回望中国历史，有些时期，官员选拔看重孝悌等德行，后来又依靠科举考试。回到当下，三四十年前，中国官员考核的重点还是推动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而如今，环境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等议题同样十分重要。所以，除了才干之外，适应性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