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夏晚我村头榕树下乘凉刚巧看到村花穿着背心也出来了，她骂我

榕树下的眼睛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热得邪性。

太阳落山后，地气反倒蒸腾上来，裹着晒了一天的泥土味儿、猪圈味儿，还有谁家晚饭炒糊了的韭菜味儿，混在一起，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村口那棵老榕树，据我爷说，他爷爷小时候树就这么粗了，树冠铺开，能罩住半亩地。那是全村人的凉亭。（欢迎来到喜宝讲历史聆听故事请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谢谢）

我那年虚岁十九，刚下学，在生产队记了两个月工分，后来队散了，地分了，一时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这么晃荡着。家里三间瓦房，爹娘住东屋，我住西屋，姐姐嫁了，哥哥去县城里的砖厂上班，一个月回来一趟。日子像村东头那条河，看着流，其实没多大动静。

那天傍晚，我端着一碗凉拌黄瓜，蹲在榕树底下吃。树底下已经聚了五六个人，二爷摇着蒲扇讲古，说的是朱元璋怎么怎么；三婶抱着她家刚会走的小子，有一搭没一搭地接话；还有几个半大小子，光着膀子，叽叽喳喳地追着跑。我找了个树根凸起的地方坐下，后背靠着粗粝的树干，凉气丝丝地透过来，舒服得打了个颤。

天一点点暗下去，不是全黑，是一种深蓝色的、像浸了水的粗布那种颜色。星星还没出来，月亮也没上来，但西边的天还留着一道暗红的光。蚊子开始嗡嗡地聚过来，二爷点了一盘那种绿皮的蚊香，味儿呛人，但管用。

就在这时候，她出来了。

我先是听见木门吱呀一响，接着是拖鞋趿拉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很轻，像猫。我抬头，就看见了周小曼。

村里的姑娘，到了夏天，穿得也随意。但周小曼不一样，她爹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家里订了报纸，她还在镇上念过一年高中，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念了，回来了。她平时不大出来乘凉，嫌树底下人多嘴杂。今天可能是太热了，她家那两间砖房朝西，晒了一下午，跟火炕似的。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背心，就是那种最普通的、老头衫改的样式，圆领，没袖子，下摆塞在一条碎花的短裤里。头发用一根皮筋随意扎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脖子上，湿漉漉的，像是刚洗过脸。月光还没上来，但那一点残余的天光，正好勾勒出她的轮廓——肩膀是圆的，锁骨那里凹下去一小片阴影，背心底下，能看见她走动时腰轻轻扭了一下。

我嘴里的黄瓜忘了嚼。

不是我一个人在看。树底下那几个半大小子也不追了，站在那里，傻愣愣地看着她走过来。二爷的蒲扇停了一下，三婶低头嘬了一下牙花子，嘴里嘟囔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周小曼像是没看见我们一样，径直走到榕树另一侧的一个石墩上坐下，那石墩平时是放茶缸的。她坐下来，两条腿并着，膝盖微微弯向一边，手放在膝盖上，抬头看天。那件白背心在暮色里，白得扎眼。

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躁动。十九岁的夏天，身体里像揣了一团火，看什么都冒热气。我盯着她看，确切地说，我盯着她背心侧边那一片被汗微微洇湿的布料看，那颜色深了一点点，贴着肋骨的弧度。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嘴里那口黄瓜咽下去，鬼使神差地，我吹了一声口哨。

那口哨声在安静的暮色里特别响，特别突兀，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水塘。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平时不这样的。口哨声还没落，我就看见周小曼猛地转过头来。

她的脸在昏暗里看不清表情，但那双眼睛很亮，亮得吓人。她盯着我，嘴唇紧紧抿着，然后，她站起来，石墩碰了一下，发出咚的一声。

她走到我跟前，我坐在树根上，她站着，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能闻见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儿，还有汗味儿，混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你刚才，”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刀切一样，“是不是在看我？”

我张了张嘴，想说没有，想说我在看树上的鸟窝，可嘴里发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盯着我，几秒钟，然后那两个字就像两颗冰豆子一样，从她嘴里蹦出来：

“流氓！”

声音不小。树底下的人都听见了。二爷的蒲扇彻底停了，三婶嘿嘿笑了一声，那几个半大小子起哄似的“嗷”了一嗓子。

我脸上腾地烧起来，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朵尖。我猛地站起来，想争辩，想说我没怎么看你，可我那副样子——光着膀子，手里端着空碗，嘴角还挂着黄瓜汁儿，站没站相——我自己都知道，说什么都像狡辩。

“你……”我憋出一个字。

她没再理我，转身就走，拖鞋趿拉得比来时快多了，白背心的影子一闪，消失在自家院门后面。那扇木门“砰”一声关上了。

树底下静了片刻，然后三婶尖着嗓子说：“哎呀，小年轻，眼睛不老实。”

二爷咳嗽了一声，重新摇起蒲扇：“天热，天热，都躁得慌。”

我把碗往地上一墩，碗底磕在石头上，差点裂了。我扭头往家走，背后那几个半大小子的窃笑声像苍蝇一样跟着我。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西屋的竹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户开着，热风一阵阵灌进来，蚊子嗡嗡地叫。我盯着屋顶那根黑乎乎的房梁，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两个画面：一个是她背心侧边那一点洇湿的痕迹，一个是她骂我时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

“流氓。”

这俩字像烙铁，在我脑门子上烫了个印。我恨她，恨她当众让我下不来台；可我又忍不住一遍遍回想她站在我跟前的那几秒钟，肥皂味儿，汗味儿，还有她锁骨底下那片阴影。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皮的，硌得脸疼。

那以后，我有意躲着她。

村里的路就那么几条，去井台打水要经过她家门口，去河滩洗衣裳要经过她家门口，去场院晒麦子还要经过她家门口。我宁可绕远，从村东头那片小树林里穿过去，多走一里地，也不愿碰见她。

可越躲，越是能碰见。有一次我去代销点买盐，刚掀开那蓝布门帘，就看见她正趴在柜台上，跟卖货的老陈说什么。她那天穿了件碎花的短袖衬衫，领口两颗扣子没系，露出一小截脖颈。我扭头就走，盐也没买。

背后传来老陈的声音：“哎，建军，你不买东西啦？”

我没回头，步子迈得飞快，像身后有鬼撵着。

村里人的嘴，比夏天的苍蝇还快。没过几天，“建军在榕树下调戏周家小曼，被骂了流氓”这话就传遍了。我爹在饭桌上把筷子一拍：“你出息了是吧？你丢不丢人？”

我闷头扒饭，不说话。我娘在旁边打圆场：“小孩子家，不懂事……”

“十九了还小孩子？我十九都跟他妈定亲了！”我爹吹胡子瞪眼。

我把碗一推，回了自己屋。躺在竹席上，盯着房梁，心里那团火又烧起来了。这回不是躁动，是憋屈。我明明没干什么，就看了一眼，吹了声口哨，怎么就成了流氓？村里那些光膀子的大老爷们，夏天在河滩上洗澡，被路过的媳妇大娘看见，也没见谁骂流氓啊。

可我知道，不一样。周小曼不一样。她那双眼睛，看人的时候，像能把人心里的那点腌臜事儿全给照出来。我确实看了，我确实心里想了些不该想的。所以她骂得没错。

我认了。

但那之后，我开始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站在院子里，朝她家那个方向看。隔着好几排房子，其实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知道她就在那里，在她家那两间砖房的西屋里，可能也躺在竹席上，可能也没睡着。

这种念头一起，我就赶紧回屋，用凉水冲脸，然后强迫自己数羊。数到一百多只，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日子到了秋天，地里的玉米该收了。

那段时间忙，全家上阵，掰棒子，砍秸秆，装车，拉到场院里晾晒。我爹腰不好，重的活儿都落在我身上。一天下来，肩膀被麻绳勒出两道紫红的印子，手心里全是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结成一层硬茧。

忙起来，就把榕树底下那件事给淡了。有时候傍晚收工回来，经过榕树，看见几个老头在下面下棋，我就蹲在旁边看一会儿。那石墩还在，但周小曼再也没出来乘过凉。她像是缩回了自己那个壳里，除非必要，不出家门。

我有时候想，她是不是也怕再碰见我。

但地里的活儿总有干完的时候。玉米收完，又种上了冬小麦，地闲了，人也闲了。秋老虎比夏天还厉害，白天日头毒得能把人晒脱皮，只有到了后半夜，才凉快下来。

那天晚上，我去村东头的水井挑水。家里缸里没水了，我娘说明早要蒸馍馍，得用新水。我挑着两个铁皮桶，晃晃悠悠往井台走。

井台在村东头的小坡上，旁边是一棵歪脖子枣树，树上还挂着几颗没摘净的干枣。月亮很大，很圆，照得地上白花花的，像下了霜。我刚把桶放到井沿上，就听见井台另一边有动静。

我探头一看，是周小曼。

她蹲在井台边上，正在洗什么东西。月光照在她背上，她穿了件长袖的薄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两截白生生的手臂。水从她指缝间流下来，哗啦哗啦响。

我想退，但已经晚了。她听见脚步声，抬头，正好跟我四目相对。

那一瞬间，空气像是凝住了。月光，井水，还有远处几声狗叫，都像是隔了一层玻璃。

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厌恶，也不是害怕，就是那么看着，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咬了咬牙，把桶放下，开始摇辘轳。井绳吱吱嘎嘎地响，水桶慢慢沉下去，碰到水面时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我摇满了水，提上来，倒进自己带来的桶里，然后又放下去摇第二桶。

整个过程，她没走，我也没看她。但我知道她在看我。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后背上长了眼睛。

我第二桶水提上来的时候，她站起来了，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是洗好的衣裳。她经过我身边，步子很慢，那股肥皂味儿又飘过来了。

“喂。”她突然说。

我愣了一下，转头看她。

她侧对着我，月光在她脸上切出一道明暗分明的线。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风刮跑：“那天……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反应过来：“什么？”

“榕树底下。”她低下头，看着盆里的衣裳，“我那天……心情不好。不是故意骂你那么大声的。”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我想说“没事”，想说“是我不对”，可话到嘴边，变成了一句：“你洗衣裳这么晚？”

她抿了一下嘴，像是笑，又没笑出来：“白天热。晚上凉快。”

“哦。”我应了一声。

她又站了几秒钟，然后抬脚走了。拖鞋趿拉在土路上，沙沙响。我站在井台边上，看着她的背影在月光里越走越远，心里那股憋了几个月的浊气，忽然就散了大半。

那以后，我们之间像是达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再碰见的时候，不再躲了，有时候会点一下头，有时候会简短地说两句话，都是些没要紧的：“吃了吗？”“吃了。”“今儿天好。”“是挺好。”

村里人看见了，又开始嚼舌头。我娘拐弯抹角地问我：“你跟周家那丫头，是不是……”

我说：“娘，你想哪儿去了。”

我娘就不说话了，但脸上笑眯眯的。

我知道，在这个村里，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多说几句话，就离“有事”不远了。我也知道，周小曼她爹是医生，吃公家饭的，她家条件比我家好。我家就是种地的，我连个正式营生都没有。

可心里那根弦，已经被拨动了。每次见到她，那根弦就嗡嗡地响，余音好几天都散不掉。

入冬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那天我正跟我爹在院子里劈柴，忽然听见村口有人喊：“周医生家的丫头出事儿了！掉河里了！”

我手里的斧头差点砍在自己脚上。扔了斧头就往外跑，我爹在后面喊：“你干嘛去！”

我没回答，跑得跟兔子一样快。

村东头那条河边，已经围了一圈人。我扒开人群挤进去，看见周小曼坐在河滩上，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嘴唇冻得发紫。她旁边蹲着她爹周医生，正拿一件军大衣裹住她，嘴里急急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旁边有人七嘴八舌地说：“她洗衣服，踩滑了石头，掉下去了。”“幸好王老三路过，给捞上来了。”

周小曼不说话，只是发抖。她抬起头，目光穿过人群，正好落在我脸上。那一眼，我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惊吓，有后怕，还有别的什么，像是一根针，轻轻地扎了我一下。

我站在人群外面，喘着粗气，手心里全是汗。我想上去说什么，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爹在，那么多人围着，我一个外姓小子，凑什么热闹。

那天晚上，我躺在我家院子里的柴草垛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如果今天没人路过呢？如果她淹死了呢？

这念头一起，我浑身打了个冷战。我发现自己怕得要命。不是怕她死，是怕她死了之后，我连跟她说句“其实我……”的机会都没有了。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我娘蒸的一锅白面馒头，去了她家。她家院门开着，周医生在院子里晒草药，看见我，愣了一下。

“叔，”我把馒头递过去，“昨儿小曼掉河里了，我娘让我送点吃的来，压压惊。”

周医生看了我一会儿，接过去了，说：“有心了。她没事，就是受了凉，在屋里躺着呢。”

我站在院子里，脚底下像生了根。周医生也没赶我走，只是低头摆弄他的草药。我踌躇了半天，问：“叔，我能……看看她吗？”

周医生抬头，那种看病人的眼神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然后他手往西屋一指：“门没关。”

我心跳得像擂鼓。走到西屋门口，门确实虚掩着，我敲了一下，里面传来她闷闷的声音：“谁？”

“是我。”我说，“建军。”

里面静了一会儿，然后她说：“进来吧。”

我推开门，屋里光线很暗，窗户上挂着那种蓝布窗帘。她躺在床上，盖着一床红花被子，头发散在枕头上，脸色有些白，但眼睛还是亮的。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怎么迈腿。她看着我，忽然笑了：“你站那儿干嘛？怕我吃了你？”

我这才走过去，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来。屋里有一股药味儿，还有她身上的味儿，还是那股淡淡的肥皂香。

“你……好点没？”我憋出一句。

“死不了。”她说，声音有些哑，“就是呛了几口水。那个王老三，手劲儿大，拽我胳膊的时候差点给我拽脱臼了。”

我低头看着她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臂，手腕上确实有一圈红印。

“我……”我喉咙发紧，“我昨天听说了，吓坏了。”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的眼睛。那目光跟夏天在榕树底下不一样了，没有那种扎人的亮，变得软了些，像温过的水。

“你担心我？”她问。

我点点头，点得很用力。

她又笑了，这回笑得露出了牙齿：“那你以后别吹口哨了，一吹我就想骂人。”

我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耳朵根都在烧。她伸手推了一下我的胳膊，手凉凉的：“逗你的。傻子。”

从那天起，我往她家跑得勤了。名义上是帮她家干点力气活——她爹年纪大了，有些重东西搬不动，劈柴挑水这类事，我全包了。周医生起初还客气，后来也就默认了，有时候留我吃饭，饭桌上也不怎么说话，但会给我夹菜。

村里人都看在眼里，这回不叫“流氓”了，改叫“女婿”。我听见了，心里美得很，面上装没听见。

只有一回，我爹在饭桌上沉着脸说：“周家那条件，你攀得上？”

我说：“爹，小曼不嫌弃我。”

“她不嫌弃你，她爹呢？人家吃公粮的，你一个泥腿子。”

我闷头吃饭，不说话。心里确实有根刺。周医生从来没明说过什么，但他看我的眼神，有时候带着点审视的意味。那眼神我懂，就是在掂量：这小子，能不能养得起我闺女。

我也想过出去挣钱。那年月，村里已经有年轻人去南方打工了，听说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可我不敢走，我怕我一走，周小曼就被别人说走了。她十九了，在农村，这年纪该说婆家了，已经有几拨媒人去过她家了，我都知道。

有天傍晚，我帮她把晒好的干柴码到厨房后面，她站在旁边给我递柴火。码完了，我拍手上的土，她忽然凑过来，离我很近，眼睛亮晶晶的。

“建军，”她说，“你想没想过，以后干嘛？”

我愣了一下：“干嘛？种地呗。”

“种地能种出个啥来？”她皱了一下眉，“我爹说了，今年冬天，县里的农机厂招工，他认识人，能把我弄进去。你说我去不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她去县里，那以后不常见了？我说：“去啊，好事儿。”

她盯着我：“那我去了，你怎么办？”

“我……”我挠挠头，“我在家种地呗。你周末回来，我给你留着好吃的。”

她忽然生气了，把手里的柴火往地上一摔：“你就不能有点出息？你就想一辈子在这村里？”

我被她吼得懵了。她眼圈有些红，转身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柴火堆旁边，满手的土，满脑子的浆糊。

那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她不是嫌弃我，她是怕我不上进。她是要一个能跟她一起往前走的人，不是光会闷头种地的人。

第二天我去找她，她正在院子里喂鸡。我站在篱笆外面，冲她喊：“小曼，我去县城。”

她手里的瓢停了，转头看我：“你去县城干嘛？”

“找工作。”我说，“你爹能把弄进农机厂，我也能找别的活儿。县砖厂，我哥在那儿，我去问问。”

她看着我，嘴角慢慢翘起来，但嘴上还硬：“谁管你去哪儿。”

“你管。”我说，“你不让我管，谁管？”

她把瓢里的谷子一下全撒在地上，鸡们扑棱着翅膀抢作一团。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但我知道她在笑。

那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我真的去了县城。我哥帮我找了砖厂的活儿，装卸砖坯，累是累，一天能挣两块五，还管一顿午饭。我租了间便宜的平房，跟人合住，一个月房租八块钱。每个周末，我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回村，有时候带两块县城副食店买的槽子糕，有时候带一兜苹果。

周小曼也进了农机厂，在车间做统计，活不重，但她手巧，算盘打得噼啪响。我们俩都在县城，但不在一个厂，隔着一道城墙。她住在厂里的女工宿舍，四个人一间，我住在城南的出租屋里。

县城比村里热闹多了，有电影院，有录像厅，还有晚上亮着霓虹灯的小饭馆。我头一个月挣了七十多块钱，攥着那叠票子，手心都出汗了。我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

第一个领工资的周末，我骑车回村，先回自己家，把钱交给我娘一半，剩下的我揣着，去周小曼家。

她正好也从县城回来了，坐在她家堂屋里烤火。我把剩下的钱掏出来，拍在桌子上：“小曼，你看，我挣的。”

她拿起来数了数，三十多块。她没还给我，而是叠好了，塞进自己口袋里：“我给你攒着。”

我愣了：“那是我的钱。”

“你的就是我的。”她理直气壮地说，然后从火盆上拿起一个烤红薯，掰了一半递给我，“吃。”

我接过来，红薯烫手，心也烫。我咬了一口，甜的。

她坐在我对面，火光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她看着我吃红薯，忽然说：“建军，你知道我那天在榕树底下，为什么骂你吗？”

我嘴里塞着红薯，含糊地说：“因为我流氓。”

她笑了一声，然后摇摇头：“那天我心情不好。我娘病了，去县医院查了，是肝上的毛病，不好治。我坐在那儿发呆，你吹口哨，我看见你盯着我看，我心里烦，就……”

我愣住了。我不知道这事。我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她娘的病。

“后来呢？”我问。

“后来吃了药，好了一阵。”她低下头，“今年秋天又犯了，我爹带她去省城看了。大夫说……是慢性的，得养着，但也说不准。”

我把红薯咽下去，伸手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在火盆上烤得热乎乎的，手指细长，掌心里有一层薄茧，是统计室那个算盘磨出来的。

“会好的。”我说。

她没说话，反手把我的手攥紧了。

春天的时候，砖厂的活儿淡了，建筑工地停了工，用砖少，我也就闲下来。我哥认识一个开拖拉机的，介绍我去跟车跑运输，拉沙子石子，一天给四块钱。那活更累，装车卸车都是自己的，一天下来胳膊抬不起来。

但我干得带劲。攒了几个月钱，加上周小曼帮我存的那份，居然有了两百多块。在那个年月，这算一笔不小的钱。

有天晚上，我收工早，去农机厂门口等她下班。她出来看见我，跑过来，马尾辫一甩一甩的。

“建军，今天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她说。

我脸一下子白了：“谁？”

“车间主任他外甥，在供销社上班，吃商品粮的。”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你说我去不去见？”

我知道她在逗我，可我还是急了：“你敢！”

她笑得更欢了：“那你怎么办？”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前几天在县城百货大楼买的，一条红纱巾。我笨手笨脚地展开，想给她围上，结果手抖得厉害，纱巾差点掉地上。

她笑着低下头，让我给她围好。红纱巾衬着她白净的脸，在路灯下特别好看。她抬起眼睛看我：“建军，你啥时候去我家提亲？”

我心跳得咚咚响：“下个月。等我再攒点钱。”

“不用攒了。”她说，“我爹说了，不要彩礼。就要你这个人。”

我看着她，路灯的光落在她睫毛上，颤颤的，像蝴蝶的翅膀。我伸手把她的头按在我肩膀上，下巴搁在她头顶，闻见她头发上那股熟悉的肥皂味儿。

“小曼，”我嗓子有些哑，“那天在榕树底下，我不是故意的。我那时候就是……看你好看。”

她在怀里闷闷地说：“我知道。我那时候也知道。我就是气你不敢光明正大地看。”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眶有些湿。

那年端午节，我去她家提了亲。周医生坐在堂屋里，泡了一壶茶，跟我聊了一个多钟头。他问我的打算，我说我现在跑运输，攒了钱，准备买辆二手拖拉机自己单干。他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小曼脾气倔，你多让着她。”

我点头如捣蒜。

婚事定在秋天。八月十五前，我们就办了酒。村里人都来了，榕树底下摆了十来桌。那天太阳很大，但榕树底下凉快。我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胸口别着大红花，周小曼穿着红衣裳，头上戴着那根红纱巾改的蝴蝶结。

敬酒的时候，我端着杯子，看见二爷坐在树根上摇蒲扇，三婶抱着她家孙子在逗，我爹眼圈红红的，我娘拉着周小曼的手不放。

我忽然想起一年前那个夏夜，也是这棵榕树，也是这个位置。那时候我光着膀子，端着空碗，被她骂“流氓”。现在她站在我旁边，手挽着我的胳膊，所有人都在笑。

敬到周医生那桌的时候，他站起来，端着酒杯，看着我。他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把酒一口干了。我学他的样子，也一口干了，辣得直咳嗽。

周小曼在旁边拿胳膊肘顶我：“不能喝就别逞能。”

我冲她咧嘴笑：“高兴。”

洞房是村西头那间收拾出来的偏房，不大，但窗上贴了红双喜，炕上铺了新席子。闹洞房的人散了之后，屋里就剩下我们俩。

她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摆弄衣角。我站在地上，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屋里只有一盏15瓦的灯泡，发着昏黄的光。

“你站那儿干嘛？”她抬头看我，脸在灯光下红得像搪瓷盆底的花。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炕很硬，席子是新编的，有股芦苇的清香。她往我这边靠了靠，头挨着我的肩膀。

“建军，”她小声说，“以后不许看别的女人。”

“不看。”我说。

“也不许吹口哨。”

“不吹了。”

她笑了一下，伸手掐了我胳膊一把：“那天其实你没怎么样，我就是……想骂你。”

“我知道。”我转过头看着她，她的眼睛在灯光里亮晶晶的，跟一年前榕树底下那双眼睛一样亮，但不一样了。那会儿是凉的，现在是热的。

我伸手去够灯的拉绳，想关灯。她按住我的手：“别关。”

“为啥？”

“让我再看看你。”她说，“以后每天都能看了，但今天我想多看看。”

我鼻子一酸，把她搂过来，搂得很紧。她在我怀里小小的一团，温热的，带着那股闻了一年的肥皂味儿，还有新衣裳的浆洗味儿。

“小曼，”我把脸埋在她头发里，“你那天骂得对，我就是流氓。但我就对你一个人流氓。”

她掐我，这回掐得使劲：“不要脸。”

我嘿嘿笑。

窗外，八月的月亮很圆，从窗户纸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银白。远处传来几声狗叫，还有谁家收音机里放的戏曲，咿咿呀呀的。老榕树的影子在风里晃，树叶子沙沙响，像在说悄悄话。

我把她放倒在炕上，席子硌着背，但谁也没在意。她搂着我的脖子，眼睛亮得像井水里映着的星星。

“老公。”她忽然喊了一声。

我愣了一下，这是她头一回这么叫我。声音很小，腻在喉咙里，但清清楚楚。

我低下头，蹭着她的鼻尖：“再叫一声。”

“不叫了。”她别过脸去，耳朵尖都是红的。

我把灯拉灭了。

黑暗里，只有她的呼吸声，还有窗外榕树叶子不停的沙沙声。那个夏天，那棵榕树，那声“流氓”，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又好像，就是昨天。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一儿一女。我买了拖拉机，又换了辆小货车，跑起了长途运输。周小曼在农机厂干了几年，后来厂子效益不好，她回来开了个小卖部，就在村口老榕树对面。

那棵榕树更老了，但每年夏天，底下还是聚满了乘凉的人。我们的孩子也在树底下跑来跑去，跟当年的半大小子一样。周小曼有时候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凳子上，看着榕树，忽然就笑一下。

我问她笑什么。

她说：“笑你当年那个傻样。”

我说：“我当年怎么了？”

她说：“你当年吹口哨，嘴撅得跟鸡屁股似的。”

我假装生气去挠她，她笑着躲。阳光从榕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碎金一样洒在她身上。她都三十多了，生了两个孩子，腰身没那么细了，头发剪短了，可她一笑起来，还是那双眼睛，亮亮的。

有一回，儿子问我：“爹，你跟我妈怎么认识的？”

我说：“你妈在榕树底下骂我流氓。”

儿子一脸震惊：“我妈还骂过人？”

周小曼在旁边踹了我一脚：“别教坏孩子。”

儿子追着问，我就把那晚上的事讲了，当然，省去了盯着人家背心看那段。儿子听完哈哈大笑：“爹，你也太怂了。”

我摸了摸鼻子：“你懂个屁。”

那天晚上，孩子们睡了，我们俩坐在院子里乘凉。夏天的风温温热热的，远处传来蛙鸣和蝉声。她躺在我旁边的竹椅上，摇着蒲扇，忽然叹了口气。

“咋了？”我问。

“没咋，”她说，“就是觉得，日子过得真快。一转眼，都这么多年了。”

我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粗糙了，这些年开小卖部，搬货理货，手指关节有些粗大。但握着还是温热的，跟那年冬天烤火时一样。

“小曼，”我说，“你还记得不，你那次掉河里，我跑过去，你看了我一眼。”

“记得。”她闭着眼睛，“我当时想，这小子跑那么快，鞋都跑掉了一只，真傻。”

“我鞋没掉。”

“掉了。一只布鞋，我在河滩上看见了，后来给你捡起来放你家门口了。”

我愣了一下，这事我真不知道。

她睁开眼，冲我笑：“你以为你那些小心思我不知道？你躲着我，绕路走，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你藏得好？”

我嘿嘿笑了，把她的手放在我胸口：“那你那时候，心里有没有我？”

她抽出蒲扇，拍了我脑袋一下：“没你。烦你。跟个呆头鹅似的。”

“那后来呢？”

“后来……”她把蒲扇搁在肚子上，抬头看天。天上星星密密麻麻的，银河横过去，像一条发白的路。

“后来看你劈柴。”她说，“你劈柴的时候，汗流下来，背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我就想，这呆子，还挺好看。”

我腾地坐起来：“你偷看我劈柴？”

她理直气壮：“我站我家院子里看，怎么叫偷看？”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月光底下，她的眼角有了几道细细的纹路，鬓边也有了几根白头发。可她眼神还是那样，亮亮的，像当年在井台边上，像当年在榕树底下。

“小曼，”我说，“我那天吹口哨，就是想让你看我一眼。”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才骂你。你一吹口哨，我就知道你想干嘛。我不骂你，你能记住我？”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这么多年了，为这么个开头，绕了一辈子的弯。

院子里静下来，只有夏虫在叫。老榕树在村口的方向，黑乎乎的，一大团影子，像一把撑了一百年的巨伞。

我又想起那个夏晚，她穿着白背心走出来，拖鞋趿拉在青石板上，腰肢轻轻一扭。那时候我十九岁，浑身是使不完的劲儿，看什么都像着火。现在劲少了，火也温了，但她还在旁边，手还是暖的。

“喂，”她忽然叫我，声音懒懒的，“老公。”

我转过头。

她闭着眼睛，摇着蒲扇，嘴角翘着：“没事，就叫一声。”

我躺回竹椅上，也闭上眼。风从榕树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什么花的甜香。我伸出手，摸到她的手，十指扣在一起。

那棵老榕树的叶子，哗啦哗啦地响了一整夜，像在笑，也像在数日子。数一九八四年的夏夜，数那声“流氓”，数井台上的月光，数河滩上的湿衣裳，数洞房花烛那盏昏黄的灯，数两个孩子在树底下跑来跑去的影子。

数来数去，其实就数了两个字。

一个是我，一个是你。

村口那棵榕树，还在那儿。每年夏天，底下还是有人乘凉，还是有人吹口哨，还是有人被骂流氓。但我再没吹过口哨了。

因为我想听的，不用吹。

她就在边上呢。（本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