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蹶名王又如何？毁掉南明的不是清军，是兄弟阋墙

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云南曲靖交水河畔，一场决定南明命运的内战打响了。

一边是孙可望的十四万大军，列营三十六座，首尾数十里，浩浩荡荡。另一边是李定国和刘文秀的三万人，只布了三座营盘，士卒见对方兵多势众，脸上都带了几分惧色。

但仗还没打到最激烈的时候，孙可望这边就塌了——先锋白文选临阵倒戈，带着铁骑直冲马惟兴营；马惟兴掉头就往孙可望阵后杀了过去；马宝也反了。

一眨眼的功夫，十四万大军像被人从中间掏空了。

孙可望在高阜上望见诸营皆叛，说了一句"诸将皆叛乎"，扭头就跑。等他逃回贵州的时候，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沿途经过镇远、平溪、沅州，各守将闭门不纳。

一个从1633年就跟着张献忠造反、在西南撑起了十几年架子的枭雄，就这么走到了绝路上。

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投降满清。

联明抗清：一面旗帜背后的两本账

要理解孙可望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得从张献忠死的那天说起。

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杀。大西军群龙无首，残部数千人由四个义子带着仓皇南撤——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刘文秀、老四艾能奇。

这支军队从四川一路杀到贵州，又转入云南，在绝境中活了下来。但活下来之后，下一步往哪走，成了四个人必须回答的问题。

顺治四年（1647年），四将军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了一次关键会议。

孙可望的主张是：带部队去广西，跟南明军队周旋，实在撑不住就退到南海去。说白了就是能跑多远跑多远，先保住自己再说。

李定国坚决反对。他在会上把话说得很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孙可望不吭声，就是不松口。

李定国当场拔出宝剑，架在自己脖子上，说："你要是有本事就自己去，不要拉上我垫背。"众将一见，忙夺下宝剑，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方案。

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没有别的选择，点头同意了。

但就在那一刻，一根刺扎进了他心里。这个义弟，不但打仗比他强，说服人的本事更不是一个量级。

"联明抗清"的方针就这样定了下来。大西军随后西进云南，平定沙定洲之乱，站稳了脚跟。顺治六年（1649年），孙可望和李定国联名遣使，归附南明永历朝廷。永历帝册封孙可望为平东王（后改封秦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后封西宁王、晋王），刘文秀为抚南王（后封蜀王）。

大西军从此打起了抗清大旗，收归湖南，两蹶名王——桂林之战逼死定南王孔有德，衡州之战阵斩敬谨亲王尼堪——一度让南明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但问题是，大西军内部对"联明抗清"这四个字，从一开始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李定国想的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恢复大明，抵抗外族入侵。他是真心实意要把永历帝当成真皇帝来辅佐的。

孙可望想的是另一回事。

借壳上市：孙可望的"曹操梦"

孙可望对联明抗清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叫"借壳上市"。

他需要永历朝廷这块招牌，但从来没打算真心实意地给朱家打工。他的算盘是：借助明朝的正统旗号，收编南方的残兵溃将，扩张自己的势力，为将来取而代之做准备。

这套思路，活脱脱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翻版。

事实上，孙可望的幕僚也是这么给他出的主意。据史料记载，孙可望在联名谈判之前"不愿联明"，是在幕僚的建议下决定"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

操作也很到位。

永历六年（1652年），孙可望把永历帝从广西接出来，安置在贵州安隆千户所——一个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小地方，居民不过百家。说是"迎驾"，实际上是软禁。

永历帝住在简陋的千户所公署里，每年只拨给白银八千两、米六百石。管事的官员甚至"造册，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米若干"——把皇帝当成一个需要按月发口粮的编制内人员来管理。

永历帝嫌不够用，找孙可望反映，"不答"。

而孙可望自己在昆明干嘛呢？"营造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殿悬五龙，设螭陛，选有声音者为鸿胪寺赞礼，制天子仪仗"——这哪是臣子的排场？分明就是提前彩排当皇帝。

他还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在滇黔孔道上建了十余处行宫。国难当头，民力凋敝，他的追求享受、讲究排场，实在令人咋舌。

更过分的是，孙可望在昆明设了内阁六部科道等官，一切文武都署自己的衔。还立了太庙——中间供朱元璋，左边供张献忠，右边供自己祖父。文臣方于宣甚至帮他拟定了改国号为"后明"的方案。

这哪是辅政？这是在搭建自己登基的班子。

正因为孙可望的真实目的是"借壳"，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排斥真正忠于明朝的人。在他控制的永历朝廷里，几乎看不到真正有骨气的明朝士绅。

那些真正忠于朱明王朝的人——比如瞿式耜、张同敞——被远远地甩在了广东。瞿式耜坐镇桂林，是永历朝少数还在前线拼命的重臣。但他跟孙可望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既调动不了资源，也影响不了决策。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破桂林，瞿式耜和张同敞双双殉国。他们至死都没能跟孙可望的"行营六部"搭上线。

这不完全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政治路线上的鸿沟。孙可望不需要真正的忠臣，他需要的是听话的工具。

李定国的选择：不只是忠，也是清醒

但大西军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孙可望的做法。

以李定国为首的势力，对"借壳上市"这条路一直持保留态度。不是因为李定国对明朝有多深的感情——毕竟他是张献忠的养子，从小跟着农民军打仗——而是因为他从张献忠的失败中看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放下私心，完全团结那些仍然忠于明朝的士绅势力，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如果只顾自己的小算盘，最终只会失败。

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判断。

大西军在四川的教训太深刻了。张献忠在世时，对士绅阶层采取的是打压政策，结果失去了几乎所有可以合作的力量，最后在清军面前孤立无援。李定国亲眼看着这条路走到了尽头。

所以联明抗清对李定国来说，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战略选择——他真心认为只有跟明朝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才能对抗清朝。

李定国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前线拼了命地打，桂林之战用战象大破清军，逼得孔有德自焚；衡州之战阵斩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他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百姓爱戴。

更重要的是，李定国对永历帝是真心忠诚的。他接到永历帝的密诏后表示："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他背上也确实刺着"尽忠报国"四个字——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但话说回来，李定国对明朝旧势力也并非完全没有戒心。

李定国也不是"纯臣"

这里需要说句公道话：李定国虽然比孙可望纯粹得多，但他对明朝旧势力也并非毫无防备。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当永历帝被李定国接到云南之后，随行的沐天波、马吉翔等人仍然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后来永历帝在清军追击下仓皇逃入缅甸，带着他身边的，是马吉翔、沐天波等人——几乎是孤身入险。

咒水之难的惨剧，某种程度上就种因于此。

顺治十八年（1661年），缅甸王莽白发动政变，将永历帝身边的明朝官员诱至江边，以咒水为盟为名，尽数屠杀。沐天波、马吉翔等几乎全部遇难。永历帝身边只剩几个太监和宫人，彻底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

次年（1662年），吴三桂率军入缅，缅甸王交出永历帝，朱由榔在昆明被绞死。

从结果来看，李定国势力对明朝旧人的"戒心"，客观上导致了永历帝在流亡途中缺少足够的保护和支撑。当然，这不能完全怪李定国——当时大西军自身也处于崩溃的边缘，能用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把永历帝带在身边而不是交给旧明势力，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军事判断。

但这也说明，李定国的"忠"，是有边界的。他忠于的是"抗清复明"这个大方向，而不是无条件地信任每一个穿着明朝官服的人。

只不过，李定国和孙可望的根本区别在于：李定国的戒心是出于谨慎，而孙可望的算计是出于野心。一个是怕被骗，一个是想骗人。

曲靖之战：十四万大军的崩塌

矛盾积累到最后，终于爆发了。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以"讨逆"的名义率十四万大军从贵州杀进云南。

他给这次出兵准备了一个细节——预制了三百副扭锁，说是"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

这不是去打仗的，这是去抓人的。在他眼里，永历帝和李定国都是需要押回来审办的"叛逆"。

但他严重误判了人心。

大西军的将士们跟着孙可望和李定国一起扛了十几年的风雨，谁也没想到有一天要同袍相残。白文选被任命为先锋，心里一百个不愿意。马进忠、马宝、马惟兴这些将领，更不愿意把刀枪对准为国血战的李定国部队。

于是就有了交水河畔那戏剧性的一幕。

白文选带着铁骑直冲马惟兴营——马惟兴不放一箭，开阵迎接。两人合兵抄出孙可望阵后，所向披靡，连破数营。

孙可望在高阜上望见旗帜渐乱，大惊失色："维兴诸营俱叛矣！"

诸将见主将失态，再无斗志。十四万大军，一溃千里。

李定国挥师前进，"诸营皆欢呼'迎晋王'，所向瓦解"。

这不是一个"差点就打赢了"的故事。这是一场还没正式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的战争。孙可望输在起跑线上——他忘了，这支军队的将士们效忠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联明抗清"这面旗帜。当他举兵反对旗帜本身的时候，就已经被所有人抛弃了。

仇恨驱使下的投降

孙可望从曲靖逃回贵州，身边只剩十几个人。

他往东跑，经过镇远、平溪、沅州，各守将俱闭门不纳。一路人心俱变，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开门。

走投无路之际，孙可望说出了那句话："一路人心俱变，惟有投大清朝可免。"

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一月，孙可望在湖南杨田桥附近撞上了清军的斥候。

他没有抵抗。

洪承畴当时坐镇湖南，一听孙可望要降，立刻调兵护送。孙可望进了长沙，把身上所有能卖的东西全摊在桌上——西南三省的军事地图，大西军各路人马的驻扎位置，兵力分布，粮道所在，哪里守得住，哪里是空的，全部交代清楚。

洪承畴拿到这份东西，当天就开始重新部署南下的方向。

消息传到北京，顺治帝在太和殿亲自接见，赐宴数次，封了"义王"。

他在南明那边争了十几年、被拒绝、被架空、被自己的部将抛弃，跑到清朝这边，十天之内拿到了那个一字王爵。

讽刺吗？讽刺。

但孙可望投降的时候，心里想的恐怕不是讽刺，而是仇恨。

他从1633年跟着张献忠造反，在西南撑起了十几年的架子，经营了云贵根据地，调配粮草养活了几十万大军。他自认为是这支军队的"国主"，是大西帝国的合法继承人。结果在交水河畔，十四万大军一箭没放就散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

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足以把一个野心家推向彻底的黑化。

他降清之后做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不是为了活命才降的，他是带着恨意降的。他用自己最熟悉的西南地理和军情，帮助清军打开了本该最难攻入的防线。

清廷随即以孙可望提供的情报为基础，调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分三路进军云贵。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大举入滇。顺治十六年（1659年），永历帝仓皇逃入缅甸。

大西军用了十几年建起来的西南防线，在孙可望的情报面前，像纸糊的一样被捅穿了。

顺治十七年（1660年），孙可望在清朝的冷遇中死去。有说是病死的，有说是打猎时被清军射杀的。清廷给了他一个谥号——"恪顺"。

一个"顺"字，大概就是他这辈子最后的总结。

而李定国在得知永历帝遇难的消息后，悲痛成疾，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缅甸边境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二岁。临终前嘱咐儿子："宁死于荒外，不可降也。"

两兄弟，一个打出了南明最后的高光，一个把军事机密全卖给了清朝。

一个死在边境的丛林里，至死没有放下那面旗。

一个死在异朝的冷宫里，谥号里只有一个"顺"字。

历史就是这样。同样的起点，同样的绝境，选择不同的路，结局天差地别。

主要参考史料：

《南明史》（顾诚）

《明季南略》（计六奇）

《永历实录》（王夫之）

《安龙逸史》（屈大均）

《明史》相关列传

白寿彝《中国通史》李定国传记

钱海岳相关研究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