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女经理长得太漂亮，有次我忍不住搂了一下，你说怪不怪

48岁女经理长得太漂亮，有次我忍不住搂了一下，你说怪不怪

我们厂子里的那座老水塔拆了之后，空地上长满了狗尾巴草，风一吹，毛茸茸的穗子就在夕阳底下翻浪。我蹲在宿舍楼的台阶上抽烟，看那些草穗子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心里头也跟着明灭不定。钳工班的活计干了大半辈子，手上茧子厚得能当砂纸使，可攥着烟卷的时候，还是觉着指头肚子上那些裂口隐隐地发痒。

赵雅琴就是从那些狗尾巴草里走出来的。那天傍晚，她穿一件月白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中间，手里拿着个蓝皮的文件夹，高跟鞋踩在碎砖地上嗒嗒响，草穗子擦着她的裤脚过去，她也没低头看。她在我们车间门口站住，跟车间主任说话，侧着脸，夕阳刚好从水塔残骸的方向照过来，把她耳廓照得透亮，像一块薄薄的玉。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新调来的生产部经理，四十八了。四十八岁的女人在我们这儿，大多已经发了福，头发随便挽着，穿肥大的工装裤，嗓门亮得能盖过冲床。可赵雅琴不一样。她瘦，但瘦得匀称，肩背挺得直，走路的时候脖子微微仰着，像是一直在看着远一点的地方。眼角的纹路是有的，但一笑起来，那些纹路就都成了好看的花边。厂里男人们背后喊她“赵美人”，带着点酸溜溜的敬而远之。

她管我们这条线。头一回开班组会，她站在黑板前面讲下季度的生产指标，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像玻璃珠子落在瓷盘里。她说完话，拿眼睛慢慢扫一圈底下坐着的人，到我这儿的时候停了一下，嘴角弯了弯。我没来由地心慌，低头去拧茶杯盖子，拧得手指头都发了白。

那时候我老婆陈桂芬在食堂帮忙，每天中午我端了饭盆去打菜，她多给我舀一勺红烧肉，隔着窗口低声骂我，说晚上别忘了去接闺女下晚自习。闺女在城南的技校住读，周末才回来一趟。日子就跟那台老车床似的，一天一天转，铁屑飞出来烫着手背了，也就是甩甩手接着干。

可赵雅琴来了之后，车间里的空气好像都薄了些。她经常下到生产线来看，戴着一副白手套，摸一摸加工件的表面，偶尔凑近了看纹路，头发垂下来一缕，她就用指尖别到耳朵后面去。那股洗发水的味道就飘过来，不是桂芬用的那种蜂花，是好闻的、清淡的花香，像春天里刚开的栀子。

有天下午机器出了故障，我趴在床子底下修油路，满手都是黑乎乎的机油。赵雅琴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旁边，蹲下来递给我一卷卫生纸。我接过来擦手，抬头正撞上她的目光，离得太近了，能看见她眼白上细细的红血丝。她笑了笑说老周辛苦你了，声音轻轻的，像在哄一个小孩。我赶紧低下头，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似的，生怕她听见。

那之后我干活特别卖力。以前能混就混的活儿，现在非得做到分毫不差。班长夸我老周最近进步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想让她在巡线的时候多看两眼我做的件。有时候她真会停下来，拿卡尺量一量，点点头。就那么一下，我能在心里甜上一整天。

桂芬什么也不知道。她每天晚上洗脚的时候跟我唠叨，说闺女在学校谈恋爱了，说食堂的大刘偷拿面粉回家被抓住了，说对门王姐家的狗又生了一窝。我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睛盯着电视上的抗战剧，脑壳里却全是赵雅琴低头看图的样子。

转折出在六月里的一个雷雨天。

那天傍晚暴雨说来就来，拳头大的雨点子砸在车间的铁皮屋顶上，跟敲鼓似的。下班的人都没走，挤在门口等雨小。赵雅琴从办公室出来，没带伞，站在廊檐底下看天。我鬼使神差地也站过去了，隔着她半步远。雨从侧面斜飘进来，打湿了她半边肩膀，那截月白的袖子贴在小臂上，透出底下皮肤的暖色。

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往她那边挪了挪，想用自己的身子替她挡点雨。她偏过头来看我，雨水从她额前的碎发上滴下来，滑过鼻梁，停在嘴角边上。我抽出兜里的手绢递过去，那是我闺女去年教师节发的一块格子手绢，一直揣着没用。她接了，擦了擦脸，又递还给我，指尖碰了碰我的手心，凉凉的。

“老周，”她忽然说，“你闺女是不是在城南技校念书？”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

“我儿子也在那儿，学汽修的。说不定他俩还认识呢。”

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眼角的纹路像菊瓣儿。那个笑太家常了，就像邻居嫂子跟你拉家常，可就在那个瞬间，我心里头一热，鬼使神差地伸了胳膊，轻轻搂了一下她的肩膀。

就那么一下，连一秒都不到。隔着湿透的衬衫布料，能觉出她肩头圆润的骨头和微微的温度。我马上松了手，像被烫着了一样往后退了半步。她脸上那点儿笑僵了僵，但很快又恢复如常，只说了句雨小了些我先走了，撑着不知谁递过来的一把黑伞，踩着噼里啪啦的雨水走了。

我站在廊檐底下，后脊梁全是汗，分不清是热的还是吓的。雨声大得灌满了耳朵，但脑子里嗡嗡的，一个声音反复在说：你干什么了，你干什么了，你一个四十六岁的钳工，老婆在食堂给人打饭，闺女在技校念书，你搂人家赵经理干什么。

第二天上班我魂不守舍，生怕迎面撞上她。可一连三天她都没来巡线。第四天早会上，车间主任宣布了个事，说赵经理因为工作调动要去省城总部了，下周一就走。底下一片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升了，有人说是不干了。我坐在角落里攥着扳手，手心全是汗。

她要走了。因为我的那一下，她要走了。

那天中午我没去食堂吃饭，窝在休息室里一根接一根抽烟。同班的小李进来拿东西，说老周你咋了脸色这么差，我说没事晚上没睡好。他说对了赵经理走之前要跟各班长单独谈话，刚通知的，下午两点在二楼小会议室。

我心跳得厉害。

下午两点，我站在小会议室门口，门虚掩着。里头赵雅琴的声音在打电话，很轻，听不清说什么。我等了一会儿才敲门。她说了声进来。

屋里就她一个人，坐在长条桌的那一头，面前摊着几个文件夹。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灰的针织开衫，头发扎起来了，显得格外利落。看见是我，她眼神动了动，但很快平静下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让我坐。

“周师傅，”她口气跟平时差不多，“你那条线的手工打磨工序我看了报表，合格率上个月提高了五个点，辛苦了。”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把文件夹合上了。手指交叉搁在桌面上，指节泛白。“那天的事，”她说得很慢，“咱们都不提了，好不好？”

我拼命点头，点得脖子都僵了。

“你是个好人，周师傅。”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香樟树叶子给太阳晒得油亮亮的，蝉声一阵紧似一阵。“我今年四十八了，跟我家那口子分居三年，儿子判给他爸，我一个人过了这两年，有时候也觉得……”她停住，半晌没往下说，只是拿手指去拨窗台上的一片落叶。“可生活就是这样，再难也得往前走。你不一样，你老婆闺女都在身边，多好。”

她说最后那几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哑。我坐在椅子上，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生疼。

“赵经理，”我终于憋出一句，“对不起。”

她转过脸来笑了一下，眼角有点红，但笑得还是那么好看。“有什么对不起的，”她说，“雨太大了，人有时候会犯糊涂。糊涂完了，日子该咋过还咋过。”

我出会议室的时候腿是软的。走廊里阳光白晃晃的，我靠着墙站了半天，听见里面传来她收拾东西的窸窣声，还有一声很轻的叹息。

赵雅琴走的那天是星期一，下了小雨。我没去送。站在车间门口，看她拎着一个不大的旅行袋上了厂里的面包车，好几个同事围在那儿说一路顺风。她上车前回头往车间这边看了看，隔着雨幕，我也不知道她看没看见我。面包车屁股冒了一股青烟，拐出厂门就不见了。

我当天晚上回家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桂芬已经把饭菜摆上桌，一碟子炒空心菜，一碗西红柿蛋汤，还有半条红烧鱼。她围着那条粉碎花的围裙，头发随便夹在脑后，后脖颈上有几颗汗珠子。

“咋回来这么晚？”她把饭碗顿在我面前，“又跟老李他们喝酒去了？”

“没有，”我说，“车间里有点事。”

她也没多问，坐下来扒饭，把鱼肚子上的肉夹到我碗里，说自己不爱吃那块儿。电视开着，里头正播本地新闻，说城南那边要新开一家大型超市。桂芬一边嚼饭一边说哪天去逛逛，听说东西便宜。

我看着她。看她被油烟熏得有点发黄的脸，看她下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那颗小黑痣，看她端起汤碗来喝的时候，碗沿挡住半张脸，只露出上面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不大，单眼皮，眼尾有点耷拉了，可里头映着顶灯的光，温温吞吞的，像冬天的暖水瓶。

从什么时候起，我没好好看过她了呢。她嫁给我的时候二十三岁，在棉纺厂挡车，一头黑辫子垂到腰上。后来棉纺厂倒了，她来我们厂食堂，辫子剪了，腰也粗了。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给我煮粥，晚上我下了班她把洗脚水端到跟前。闺女小时候半夜发烧，她一个人抱去医院，怕吵我睡觉都不吭声。我咋就忘了呢。

“桂芬，”我忽然喊她名字。

她抬头看我，嘴边上沾着一粒米。“干啥？”

“没啥，”我低下头扒饭，“鱼做得挺好。”

她白了我一眼，嘟囔了句“神经兮兮的”，起身去厨房盛汤了。

赵雅琴走了以后，日子又掉回了原来的轨道。我还是每天七点一刻到厂，换工装，开机床，中午去食堂打饭，桂芬还是多给我舀一勺肉。只是我碗里那勺肉，吃的时候觉着比以前沉了。

车间里偶尔还有人提起赵经理，说她去了总部以后干得不错，去年年底还评了先进。有人说在省城的报纸上看见过她的照片，比在咱们这儿时候还精神。我听着，不搭腔，手里的锉刀一下一下地走，铁屑卷成好看的螺旋落下来。

有一回收拾柜子，翻出那块格子手绢。我攥在手里愣了会儿神，搁鼻子底下闻了闻，什么味儿也没了。后来拿回家给桂芬擦桌子用了，她也没问哪儿来的，只说了句这花色还挺好看。

现在我下了班，有时候会去城南那条河边走走。河边的柳树垂着长条子，在水面上划来划去。看着那些柳条，我就想起赵雅琴耳朵边上的碎头发。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自己掐了，像掐一根多余的焊条头子。

前些天闺女从技校回来，说她们学校新来了个实习老师，教汽修的，长得还挺帅。桂芬忙着包饺子，头也不抬地说你可别乱谈恋爱，好好学技术要紧。闺女撇嘴说知道啦妈，然后过来搂着我胳膊撒娇，说爸你看我妈又念叨。

我让她俩闹着，擀着饺子皮，白面扑了满手。窗外头月亮升上来了，圆乎乎的，像桂芬揉的面团。我忽然觉得，日子这么过着就挺好。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该在的都还在。

只是偶尔路过办公楼底下那棵香樟树的时候，我还会停一停。树还在，叶子绿着。可树下头空荡荡的，再没有那个人穿着月白衬衫从狗尾巴草里走出来了。

不过也没关系。我兜里揣着桂芬早上塞给我的几颗花生糖，糖纸给体温焐得有点软了。我剥了一颗搁嘴里，甜味儿慢慢化开，里头夹着芝麻的香。

往家走的时候，路灯刚亮起来，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想起赵雅琴那句话，日子该咋过还咋过。她说的对。这世上有些人，就像六月份那场雷雨，来得急，走得也快，雨停之后地上连水印子都晒干了。可庄稼喝了水，悄悄拔了一截节。我也说不清自己拔了没拔，只是觉着从那以后，看桂芬往我碗里夹菜的时候，心里头多了一样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就像那把老车床上了遍新机油，转起来还是那个转速，但顺溜了一些。

周末在家收拾旧箱子，翻出一本影集。里头有张老照片，是刚结婚那年去公园划船照的，桂芬扎着两条辫子，穿一件碎花的的确良衬衫，站在船头笑得见牙不见眼。我看了半天，拿指头擦了擦照片上的灰。

桂芬在阳台上晾衣服，扯着嗓子问我晚上想吃啥。

我说随便。

她说随便最难做，要不吃面条吧。

我说行。

她就哼着歌去厨房了。那调子跑了十万八千里，我听着却觉得比啥都好听。

窗帘让风吹得鼓起来，阳光一蓬一蓬地往屋里淌。外头谁家的小孩在哭，谁家的收音机放着豫剧，声音混在一起，热腾腾的。我坐在沙发上把那张老照片放回影集里头，合上了，搁到柜子最上面一层。然后起来去厨房剥蒜。

桂芬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今天咋这么勤快。我说想给你打下手。她嘴上说去去去别添乱，嘴角却翘起来了。油锅滋啦一声响，葱花爆开的香味飘满了屋子，呛得我打了个喷嚏。

那一点念想，就跟水塔拆掉之后空地上长的狗尾巴草一样，没人管了，也照样活。风来的时候晃晃，风走了，就安安静静地绿着。

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赵雅琴。只是有一回厂里开年终总结会，大屏幕上放总部的宣传片，镜头扫过会场，一个穿深蓝西装的女人坐在前排，只露了半个后脑勺和一个肩膀。我盯着那个画面看了好几秒，直到旁边的人拍我肩膀说老周你看啥呢这么入神。

我说没看啥，眼睛花了。

散会以后我出去抽烟，外头下着毛毛雨。我站在廊檐底下，看着雨丝斜斜地飘，忽然又想起那天下午。但那个画面现在已经模糊了，像被水洇湿的字迹，只记得个大概的轮廓。倒是桂芬早上给我系围巾的时候，手指碰到我脖子那一下，清清楚楚的，带着热乎气。

我掐了烟头，拍拍衣服上的灰，回家去了。

雨还在下，稀稀拉拉的。路上碰见买菜回来的邻居王姐，她问我晚上吃啥，我说桂芬包饺子。她笑着说老周你可有福气。我点点头，步子迈得挺稳当，鞋底踩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一步步都踏实。

日子就这么往前过。吃饭，干活，睡觉，闺女周末回来吵两句嘴，桂芬在厨房骂我把蒜皮弄得满地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可我就觉着，这平常里头，有种沉甸甸的实在，像每天早晨喝的那碗粥，不稀不稠，刚好烫嘴，顺着喉咙下去，整个胃都暖了。

那年的雷雨，后来再没下过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