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很多人都听过陕北错捕刘志丹的旧事，中央及时赶来才没酿成更惨的后果。不少人想当然觉得，当初拍板的一把手肯定早早被严肃处理，结果完全出乎预料。事发后他不仅没丢高位，还继续当省委一把手，直到七年之后才差点被双开，这中间的弯弯绕绕其实很有意思。
1935年9月，西北根据地展开内部审查，错抓了刘志丹和红26军、陕甘特委的一大批军地干部，还出现了错杀，酿成了影响深远的事件。要是中央没及时赶到陕北，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更大的乱子。
事情出了之后，直接带队抓人执行命令的聂洪钧、戴季英，分别受到了严重警告和最后一次警告处分。作为整件事的主要决策人朱理治，上级一开始并没做处分，只是调整了他的职务。
调整之后，朱理治当上了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还兼任红28军政委，位置依旧很高。陕甘省委班子里，副书记是李富春，军事部部长是萧劲光，妇女部部长是蔡畅，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资历比他老的革命前辈。
其实他的职权已经降了不少，原来的陕甘晋省委是管整个西北苏区的，机构撤销后，苏区被拆分成陕北省委和陕甘省委，还单独设了三个特区。原来当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郭洪涛，去当了陕北省委书记。
不少人看到这都会疑惑，为啥只处理了两个执行者，偏偏放过了主要决策人？
这事掰开来其实很好理解，后方抓人错杀的是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前方抓人的是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聂洪钧，他俩是直接执行人，责任明明白白，一查就能界定清楚。
他俩都是以省委名义执行任务，不是个人私下行动，当初的决议本来就是集体做出的，责任一下子很难扯清楚。刚到陕北的中央得把前因后果调查明白，不能急急忙忙就处理人。
那会中央正忙着准备直罗镇战役，跟国民党军队的对敌斗争，优先级远远高于处理内部历史问题。这事已经被初步控制住，没有中央命令没人敢再乱来，先放一放完全没问题。
打仗离不开后方支援，筹粮、做冬衣、运物资、组织担架队，哪一样都离不开地方干部盯着运转。要是一口气把地方主要负责人都处理了，后方乱了阵脚，前线打仗肯定受影响。
那会中央刚到陕北，最要紧的就是先站稳脚跟，追责肯定要追，但不是急在这一时，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从中央抵达陕北开始，只是及时制止了错误，并没有给这件事一个最终结论。这些年内外形势一直变化，清理历史问题的工作也一直没能正式展开。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西北局召开高干会议，终于把七年前的陕北问题提上日程，要正式划分清楚每个人的责任。其实早在1938年中央就讨论过这件事，已经认定朱理治聂洪钧几个人都有责任，但一直没形成正式的最终决定。
那会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大批前线干部到延安学习，等待七大召开，加上整风运动开展，很多过去受过委屈的干部，都强烈要求中央彻查清楚这件历史旧案。
这次大会上，前后一共有四十六位干部发言，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几个当事人也都上台作了发言，几个人都承认了自己的部分错误，也都多多少少往外推卸责任。
戴季英说自己就是执行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命令，自己没那么大权力抓这么多人，言下之意自己就是执行者，把主要责任都推给了朱理治和郭洪涛。
郭洪涛承认自己确实有错，但说自己只是认定刘志丹等人是右倾，压根没想害人，又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朱理治。朱理治则说自己是轻信了郭洪涛的回报，才犯了主观错误，还说错捕的时候自己根本控制不住戴季英，又把责任抛了回去。
吵归吵，最终的结论还是顺利出来了，认定朱理治和郭洪涛要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一开始会上已经定了要开除他俩的党籍，相当于差点双开，最后中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给了两人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同时还撤销了两人当时的职务，一个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一个是山东分局书记，还规定三年之内不能给两人安排重要的党的工作。之前给聂洪钧和戴季英的处分保持不变，程子华也被认定需要负担一部分次要责任。
这件事尘埃落定几十年后，还有人对当初的处理结果有意见，多次向中央申诉，中央也采纳了部分申诉意见，结果又引来不少当年的西北老干部反对。
1978年，中央专门组建了五人小组处理这件历史遗留问题，还安排当年陕北、陕甘两边各出四名代表参与，最终定下了处理原则，以团结向前看为主，不纠结过去的个人责任问题。
参考资料：人民网 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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