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优秀潜伏者和将军级特务的回忆录才知道：余则成心不狠，郑耀先心不细，真正的潜伏特工应该是什么样的？

谍战剧《潜伏》和《风筝》大家可能都看过，对余则成心不狠、郑耀先心不细可能都印象深刻，但真正的潜伏特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了解的人就不多了——真正能让人轻易看穿的特工，早就在监狱中消失了。

郑耀先如果潜伏在军统（保密局)天津站，可能连三个月都藏不住，余则成去局本部，也没资格跟戴笠、毛人凤叫板。事实上郑耀先对戴笠不恭对毛人凤不敬，最后也是吃了很大苦头的。

《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有云：“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颣，丝节也）。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没有谁敢说自己能准确翻译《道德经》，同样道理，当年李克公在军统（保密局）步下了所多少棋子，估计也是根本无法统计的，有些档案根本就不存在多少年才能解密的问题——那些纸面上的东西，早就销毁了。

特工档案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估计只有建立那些档案的人才清楚，甚至连建档者也未必知道真伪，我们更是无法分辨（事实上也看不到），还不如抄个近路，看一看军统特务笔下的潜伏者是什么样子的。

曾任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回忆：“解放后，我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1963年他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见到我，谈到他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能给沈醉留下深刻印象的潜伏特工，在军统的地位肯定不低，沈醉在回忆录中不提他的名字，那也是按规矩行文——如果沈醉敢把他所知道的都写出来，估计还得“回去”。

那个潜伏在军统局本部的地下党是谁，沈醉不敢写，咱们也没必要问，但余则成的心不狠、郑耀先的心不细，那却是有目共睹的。

余则成心重手不狠，那是经过吴敬中（历史上叫吴景中，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归来后叛变）“认证”的。

余则成没有铲除认识翠平的地主王占金，只是让江湖人物龙二将其驱逐，结果王占金被李涯捉回天津站，那次要不是吴敬中下令将王占金交给李涯处理，翠平就彻底暴露了。

余则成也没有同意上级对穆晚秋的“处理”意见，结果穆晚秋被送到延安后，公然在广播中亲口朗诵自己的诗作，好心生怕天津的特务听不到，还特意声明“作者晚秋，朗诵晚秋”，笔者看到这段的时候，总是萌生一个想法：穆晚秋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向她不可言说的“上司”传递消息？

穆晚秋是个贪图享乐的汉奸侄女，我们细看他的言行，就像现在很多短剧中那些极端自私自利的反派女一号一样，绝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且也不是能吃苦耐劳的那一类，余则成留着她并与其成为“潜伏搭档”，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穆晚秋和王占金都猜到或知道翠平的真实身份，余则成处理得“不利索”，虽然在吴敬中有意无意的“忽视”下侥幸过关，但没有铲除许宝凤，却导致了“最帅潜伏者”廖三民的牺牲。

跟小眼睛的余则成相比，廖三民简直帅到了天际，而且在配合和掩护余则成的时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灭掉许宝凤这个叛徒加汉奸，导致了廖三民的暴露。

李廖三民跟余则成过从甚密，这是吴敬中李涯都很清楚的事情，廖三民虽然在最后时刻也除掉了李涯，但吴敬中不用把脑袋从脚后跟里拿出来，也能猜出（应该说断定）余则成的真实身份了——其实在廖三民壮烈一跳前，吴敬中也早就从余则成那么多破绽中确认了余则成就是峨眉峰。

廖三民牺牲造成的损失巨大而且无法弥补，这不能不说是余则成心重手不狠带来的严重后果。

余则成的手不狠成了标签，被“影子”韩冰誉为“战略特工”的“风筝”郑耀先，其实真算不得战略特工，因为他把军统中统的大佬都得罪了，这不符合一个潜伏特工应具备的和光同尘低调做人要求——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一点小疏漏都会变成致命的大破绽。

郑耀先可能是只顾着耍帅扮酷，以至于那枚陪伴了他三五十年的宝石戒指，他居然没有细心研究一下，最后还是钱大姐最后揭开了谜底：“当初交给他们戒指时，只告知这是证明身份的信物，至于该怎么用，为了保密，负责此事的同志并未交代。其实，这枚戒指说来也简单，它不过就是一件刻有特殊花纹的印章，如果印章上的花纹和绝密档案中的相吻合，再根据持有人的真实姓名，就能印证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最后也是靠那枚戒指验证了郑耀先的真实身份：“从郑耀先手中接过红宝石戒指，老钱哽咽得无法自已。扭下红宝石，蘸蘸印泥，在白纸上印下篆体的‘风筝’二字。”

郑耀先要是早一点揭开戒指之谜，就不用吃那么多年苦了——组织上知道有“风筝”存在，但并不能确定郑耀先就是“风筝”，而郑耀先除了口述之外，也拿不出真凭实据。

跟郑耀先一样戴着宝石戒指打入敌人内部的不止郑耀先一个，其他人能证明自己身份并归队，而郑耀先则一直在边缘受苦，难免有点自讨苦吃甚至没苦硬吃的意思。

余则成和郑耀先的短板盘点完了，咱们该来看看真正的潜伏特工是怎么做的了——郭汝瑰、熊向晖、钱壮飞潜伏的位置比郑耀先和余则成还高，但却与“目标”关系极为融洽，作为那些“巨头”的心腹，一般的特务根本就不敢正眼瞧他们，就更别说跟踪调查了。

首先我们来说郭汝瑰，他在潜伏期间，并不是没有人举报，甚至举报者还包括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杜聿明，但老蒋和顾祝同根本就不信：郭汝瑰身为“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所作的作战计划即合最高层胃口又无懈可击，这份“努力敬业”，赢得了所有上司的认可——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参谋总长从陈诚变成顾祝同，郭汝瑰却当成“传家宝”留了下来，可谓流水的总长铁打的厅长，顾祝同在竭诚挽留郭汝瑰的时候，还承诺他“以厅长待次”，也就是说第三厅厅长只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就晋升参谋次长。

郭汝瑰在顾祝同面前表现得极为“谦逊”，面对顾祝同的郑重承诺，他表示自己“资历不够”，能当个军长就心满意足了。

郭汝瑰深得老蒋、陈诚、顾祝同信任，而且经常代表老蒋到各“剿总”、“绥署”、“绥靖区”上传下达，跟刘峙、王耀武等人交往极多，但总是不卑不亢，从不以“钦差大臣”自居，所以杜聿明的举报也就成了一面之词，被顾祝同一笑而过。

作为“西北王”胡宗南的“文胆”，熊向晖级别不高，但胡宗南有一段时间根本就离他不得，原本已经准备让熊向晖赴美留学，但在进攻延安前夕，他又让毛人凤通过手下特务把熊向晖找到并护送到南京——胡宗南那么着急寻回熊向晖，就是要让熊向晖帮他打“政治仗”，熊向晖在《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中回忆：“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他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临走时，他嘱咐我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许任何人进来。我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

熊向晖写的东西，总是能写到胡宗南心坎上，熊向晖结婚，找的证婚人居然是风头无两的“太子”蒋经国，蒋经国当时正在不遗余力招揽人才，对年轻的熊向晖自然青眼有加而且格外优厚：“蒋经国刚卸任东北外交特派员，我找他，他不但欣然应允，而且提出在励志社举行，所需费用由他付。他还让我把所邀宾客的姓名、住址开给他的主任秘书陈元，由陈元代我印发请柬，安排场面。”

励志社的前身“黄埔同学会励志社”以老蒋为会长，宋美龄用上海银行团捐赠的余款十五万元兴建三栋宫殿式建筑作为总部，熊向晖能在那里办婚礼，就坐实了“核心太子党”的地位，哪个特务敢查他？

真正的潜伏者不但左右逢源而且八面玲珑心细如发，贴近中统实际一把手徐恩曾的钱壮飞，更是连徐恩曾最重要的公文包都可以随时提在手里，最机密的电报，也是钱壮飞先看——《风筝》小说原著中郑耀先原名叫“钱溢飞”，那肯定是想往钱壮飞身上靠，但比较而言，郑耀先跟钱壮飞的差距，可不止十几条街。

作为潜伏者，首先要得到潜伏单位主官的绝对信任才算称职，关键时刻也会有庇护，钱壮飞和熊向晖即使暴露，徐恩曾和胡宗南也不会让他们落到特务手里，郭汝瑰起义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老蒋那方面给他的定性也是“叛变”而非“卧底”，还有人替郭汝瑰辩解，说他是受不了其他派系欺压才一怒之下转换阵营。

实事求是地说，郑耀先的“战略特工”有些名不副实，因为他连自己都保不住，反而陷入三方追杀，在处理复杂关系方面可以说完全失败，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手不狠的余则成和心不细的郑耀先，跟真实历史中的成功潜伏者究竟有多大差距？他们走出谍战剧而进入真实的情报战线，会不会连三天都藏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