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644年正月，北京紫禁城，崇祯皇帝与内阁、六部大臣讨论李自成进逼京师的军情。摆在君臣面前的，并不只是“守城”或“逃跑”两个选择，南京还有一套完整的留都机构，长江以南也保有粮赋、人口和水运条件。可这条退路，始终没有真正变成国策。
明朝并非没有南迁先例。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北宋覆亡后，赵构在临安重建南宋。两次南渡都不是简单逃命，而是保存政权中枢，依托江南重新组织军政力量。
明朝的情况甚至有相似之处。南京设有六部、都察院等留都机构，兵部尚书史可法也在那里任职。若皇帝或太子能够及时抵达，南方并非一片无主之地。问题在于，崇祯既想走，又不愿由自己公开提出，更不愿承担“弃京南逃”的政治责任。
最早看出这一点的，是周皇后。
周皇后并不是只在后宫操持家务的女子。崇祯十七年以前，北方战局已恶化，军饷长期短缺，李自成部队逐步向陕西、山西和京畿推进。周皇后曾用含蓄方式提醒崇祯，南方尚有周氏家产，话没有说透，意思却很清楚：南京可以成为退守之地。
崇祯没有采纳。
后来，皇帝向群臣筹措军饷，周皇后拿出积攒的五千两银子，交给父亲周奎，希望国丈带头捐献。周奎最终只拿出三千两，加上自己的银子共捐一万三千两。这件小事看似只是家族取舍，背后却暴露出一个现实：连皇后的体己银都要拿出来，朝廷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周皇后的建议没有改变局面。北京城破前夕，她奉命自尽时对崇祯说：“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这句话不是单纯的夫妻怨言，也包含了对南迁判断迟误的失望。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明睿正式提出南迁。他的设想并非毫无准备：皇帝可以借祭孔之名离开北京，经山东曲阜、济宁南下，再由南京方面接应。此时李自成尚未攻破京城，陆路虽危险，却并非完全断绝。
崇祯把这个建议摆到朝堂上，等的却不是一场公开决策，而是一句“请陛下南迁”。他希望自己显得被迫、无奈，仿佛是群臣苦苦劝说之后才接受。可大臣们偏偏没有顺着这个台阶往下走。
有人反对，有人沉默，更多人强调“君王死社稷”。
这背后有一层极深的君臣不信任。此前，兵部尚书陈新甲奉命与后金议和，因机密文书误传而使议和曝光。朝廷舆论转为反对后，崇祯没有公开承担决策责任，反而处死陈新甲。自此，许多大臣明白：替皇帝办事可以，替皇帝承担失败后果，却未必值得。
李明睿的南迁方案因此搁置。崇祯没有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朝臣也不愿替他背负“弃守京师”的罪名。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先动，时间便在等待中耗尽。
二月，李自成军渡过黄河，占领山西，京师屏障迅速崩塌。崇祯筹集最后一批兵马，交给李建泰出征。李建泰很清楚局势，出兵前后曾主张护送太子南下，至少保留明朝的皇统。
三月初四，崇祯再次谈到太子南行。他说：“国君死于社稷，朕将何往？”表面上是在表明守城决心，实际也在试探朝臣是否愿意提出皇帝与皇太子一同南迁。
结果依旧是反对。光时亨等人甚至把主张南迁者视为乱政之臣，要求严惩李明睿。崇祯没有坚持，也没有另行组织护送。到了这一步，太子和诸皇子都被留在北京，明朝最后的政治退路也随之关闭。
有意思的是，反对南迁的人未必真相信北京能够守住。他们担心的，是南迁之后谁来承担后果；崇祯担心的，则是自己先提出南迁后背负骂名。皇帝想让臣下替自己开口，臣下又不愿替皇帝作证，形成了极其危险的僵局。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崇祯登上煤山，在寿皇亭附近自缢，明朝正统政权至此结束。他留下遗言，称“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并要求不要伤害百姓。
北京失守后，南方很快出现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但它们都面临皇统依据不足、宗室争位和军政分裂等难题。若崇祯本人、皇太子，哪怕一名具有明确身份的皇子及时抵达南京，南明的合法性争论或许会大幅减少。只是历史没有替他保留这张牌。
崇祯曾感叹“君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这句话有愤怒，也有推责。袁崇焕、孙传庭、陈新甲等人的遭遇，说明朝廷失灵并非一日造成；而南迁三次受阻，则把这种失灵推到了终点。
君王死社稷，原本可以是决断后的选择。对崇祯而言，却更像是在所有退路被反复犹豫、互相推诿和君臣失信堵死之后，才剩下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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