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五年，双年展的“成都性格”

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8月23日，历时196天“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落下帷幕。开幕以来，主场馆迎来超过100万人次观众，户外展区接待300余万人次，全市域线下累计惠及440余万人次，开展公教活动超1800场，话题总阅读量在社交媒体上突破1100万。这样的规模与公众参与度，让“烟火指数”成为2026年国内最受关注的城市双年展之一。

但若只用一组数字为本届双年展作结，恰好会错过它最有意思的变化。成都市美术馆新馆运行五年，双年展连续举办三届。成都双年展的轮廓，正在从一场“足够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展，变成一场能够说出城市性格、进入城市日常的展览。

它变得越来越像成都：开放却不端着，松弛但有强烈的创造欲。喜欢新鲜事物，充满着烟火幸福，愿意让高门槛的艺术在街边“坐”下来。

“成都双年展的个性正在变得清晰。”

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肖飞舸，也是本届成都双年展唯一的本土策展人，在接受封面新闻专访时提到，比起数据上的展示，更让她深有体会的，是今年的双年展和观众走得如此近，和城市的关系如此深。

双年展正在勾勒着成都，成都也在反过来塑造着展览。

今年成都双年展一角

多元共生

城市与展览的共同底色

本届双年展最令人瞩目的，是海外艺术家和作品的高占比。

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251位艺术家，展出了328件（组）作品。其中，116位境外艺术家带来133件（组）作品，海外作品占比超过四成；另有45件作品为成都量身创作。自2021年双年展重启以来，今年的境外参展比例、外籍策展人参与度，都是三届中最高的。六位板块策展人中，也有三位来自海外。

这构成了本届双年展最显眼的“国际面孔”。诚然，将它定义为一场国际化的双年展，也不只是看艺术家来自哪里，而是他们以怎样的姿态深度参与到展览之中。

今年，境外参展比例创新高

布展期间，20多名境外艺术家奔赴现场，在成都连续工作两到三周。他们和本地团队一起调设备、改方案、吃饭、下班，在尘土飞扬的展厅里处理一件作品怎样落地。每一位离开的艺术家都会给肖飞舸留下一句话：“Chengdu is amazing（成都太棒了）！”一位意大利艺术家甚至放话：“成都双年展并不比国外知名的双年展办得差。”肖飞舸谈起这段往事，忍俊不禁：“他固然是出于客气，但也能说明，当艺术家们以一个平等的视角、一个参与者的视角来了解这座城市，他所感受到的成都，和观光客看到的绝不是同一个城市。”

国际化不只体现在艺术家身上，美术馆的志愿者队伍俨然也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各种语种、各种肤色都有。志愿者以留学生为主，也有短居的外国人，他们不仅仅来做翻译，还参与布展、公教活动、表演。一位法国艺术家发现对接人员和志愿者都能用法语和他交流，开玩笑地问：“成都人都会说法语吗？”一场展览的国际化，正是体现在这样的具体时刻中。

公教活动

今年，32名国际志愿者累计服务超过743个小时。而2021年的双年展，馆方还一度难以找到足够多懂外语的人，四年多之后，多语种志愿者和年轻馆员已能从容承接。

的确，多元共生与兼容并包，放在成都的语境中，确实有具体的所指。这座城市有一种不太计较的松弛感，对新事物、新面孔、新表达方式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接纳。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这里都能找到观众，什么样的展览在这里都有人愿意去看。近年来，艺术的跨界表达正在成为强大的趋势，这里的人民也有着天然的好奇心。正是在这样双向的选择中，成都成为可以进行艺术实验的土壤。

打破边界，在成都也就顺理成章。

本届双年展实现了艺术与科技、AI、音乐、非遗、电影、时尚的深度跨界融合。嘻哈歌手王以太带来5件由音乐向视觉延展的作品，《繁花》作者金宇澄以绘画参展，奥斯卡得主叶锦添的《深梦》连接电影美术、装置与影像，四川大学团队则用纳米级光刻技术在微观尺度上重现太阳神鸟……

四川大学与美术馆合作的《碳之诗·光影与力量》

当然也就有人质疑：说唱歌手也能参加双年展吗？肖飞舸认为，音乐、电影、说唱、实验科技、时尚和非遗并没有被简单搬进展厅，它们都被要求转化为艺术语言，“这就和AI一样，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形式，最终我们都得回应同一个问题：今天的艺术怎样理解生活，又怎样回到生活。”这也是今天全球艺术的共同趋势，深度地跨界融合，让艺术拥有更多可能，走出象牙塔，真正融入到百姓的生活中去。

当艺术不再端着，它就离生活更近了一步。成都，刚好是这样一个从不“端着”的城市。在肖飞舸看来，成都是中国城市的一种生活样本，而“烟火指数”也直接指向了成都的城市特征与个性。

成都双年展现场图

烟火指数

一场展览的成都方法

从“超融体”到“时间引力”，再到“烟火指数”，三届双年展的主题都试图与成都建立关系。变化在于，这种关系越来越具体。2021年的“超融体”谈融合与连接，2023年的“时间引力”从古蜀文明、时间和城市吸引力展开，到这一届，“烟火”两个字直接落在成都人的生活里。提到“烟火”，它甚至不需要解释，就能直观地呈现，这一定是属于成都的美学体验。

这最先体现在本土艺术家的大量参与上。但肖飞舸对“本土化”有更深的理解，不能简单把“本土”规定为本土艺术家，而应该是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与表达：我们如何看自己，别人又如何看我们的文化，在艺术的大环境里呈现出怎样的姿态。

于是，45件为成都量身定制的艺术作品创下了历届之最：冯羽的超大型装置《鹂鹭七绝·歌唱》，用银杏的黄与辣椒的红，写出了“既烟火又时尚”的成都；周天歌的《浮生一盏》围绕成都的茶文化展开，茶壶、盖碗、竹椅，这些日常之物被转译为艺术语言，喝茶这件事便从生活走进展厅，又从展厅回到生活。可以说，从主题选择到作品组织，成都双年展始终在主动回应这座城市的文化需求与生活温度。

今年双年展最引人瞩目的作品之一《鹂鹭七绝·歌唱》

沿着“烟火”的命题，把双年展搬进街头巷尾，这不仅是在艺术上走出“白盒子”的延伸，更是本届双年展“烟火指数”的重要外延。

今年，覆盖全市9个行政区域、18家专业艺术空间的平行展吸引约41万观众，首次推出15场快闪美术馆深入玉林、宽窄巷子、东郊记忆、天府机场等城市公共场域。到了8月，美术馆延长开放时间，19时以后免预约入场。空间向外扩展，时间也向夜晚延伸。

双年展期间的快闪美术馆

肖飞舸很喜欢“去殿堂化”这个说法。在她看来，这不是降低艺术标准，而是成都有能力把高门槛的东西吸纳进日常：“无论多么高大上的东西，到了成都，都有一种去殿堂化的能力，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能力，美也好，幸福感也好，它作用于你的当下和日常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这或许也能解释双年展与成都这座城市最深的一层契合。

诚然，把作品搬到街上，看起来只是换个地点，实际会重写一整套展览规则。经费、制作、社区沟通，也随之被纳入考量。理想状态当然是“遍地开花”，但每一件户外作品的体量、材质、安装和维护都会抬高成本。在有限资源中，主场馆和公共空间如何分配，艺术效果与城市秩序怎样平衡，都是一场展览真正落地时的取舍。

双年展户外展览装置

三届过去，肖飞舸最大的感受是，成都双年展不再是“一个站在艺术内部去说艺术的展览”，而是一个试图说出城市性格、嵌入城市生活的展览。

这种感受是怎样具象化的？“你会发现，今年双年展在开展之初甚至成为了公共话题。”今年开幕不久，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不少讨论和争议，一部分观众也感到困惑。她承认自己“当时有点破防”。但回过头想，这正是双年展真正有关注度的证明。

更细微的变化是，一些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吐槽”作品时，另一些观众会自发地站出来解释。这或许正是专业观众群体正在形成的表现，成都的观众已经有了艺术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讨论本身就在推动审美的普及。这恰好是“烟火指数”想要抵达的地方，艺术在展厅里，也在街头巷尾的讨论中。

艺术家曹斐为五条人打造的艺术装置

五年走过

一座美术馆如何参与城市生长？

2021年，成都美术馆新馆正式启用。彼时，天府艺术公园尚在完善，园区里吃饭、休息和交通都不方便。但观众的热情却超出馆方预期，一个刚刚打开大门的美术馆，先从拥挤的人流里确认了城市对高质量展览的需求。

此后的改变可以从三个层面看：艺术生产、艺术生态和城市生活。

先说生产。肖飞舸还记得2021年双年展布展时，由于缺少同时理解外语、艺术和技术的复合型人员，出现了各种啼笑皆非的问题。馆方后来复盘，国际艺术家的确带来了国际视野，但成都本地的制作链条却还需要补课。

五年下来，成都美术馆也锻炼出来了一套专业的人才队伍。如今，供应商的流程逐渐规范，美术馆也形成了展览施工标准。运输、展墙加固、设备调试、作品保护、软件和硬件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

再说生态。2023年双年展期间，一位区县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曾拉着肖飞舸的手深深感叹，如果没有成都的双年展，西南地区的艺术将很难被全国艺术界集中看见。在这个层面，大型美术馆的确承担了某种“龙头”作用：把策展人、艺术家、评论者、制作团队和地方机构放到同一现场，让本土创作者获得新的视野，也让成都的艺术生态进入国内外同行的视线。

最后是生活。近年来，成都市美术馆与西南财经大学合作，尝试把观众、媒体、学术成果、文创与票房、园区客流和商户收益等纳入社会效益研究。最后得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财政每向成都市美术馆投入1分钱，就有14.57元人民币货币值的产出。

文化对城市的影响固然很难只用一项产值说明，但这种测算至少提醒人们：一座美术馆带来的变化，可能发生在周边商业、片区面貌、人口结构和生活质量中。它缓慢、分散，却并非不可感知。

成都市美术馆的落日余晖

当然，美术馆的五年还不足以完成一座城市的美育。肖飞舸坦言，成都与公共美育积累更久、民营美术馆力量更强的城市相比仍有距离。文化生态也不能只靠一家龙头美术馆支撑，公立馆、民营机构、社区空间、学校和稳定的艺术教育，需要形成更密的网络。

成都市美术馆观众调查显示，18至34岁的年轻人约占七成。年轻观众熟悉预约、导览和社交平台，比较容易使用公共文化资源。而肖飞舸更关心的，是那些还不熟悉美术馆的人。比如出租车司机、在公园散步的老人，或者只是偶然路过的市民。她的愿望很朴素：“问到成都市美术馆，大家都知道，至少来过一次。”

成都那么大，有两千多万人，有数不清的生活侧面。在她心中，理想的城市与美术馆的关系，应当是幸福的样子，而这刚好，也是“烟火”的样子。

（成都市美术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