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晚上,山东聊城冠县。
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办公室,挤着11个催债男人,还有22岁的于欢和他母亲苏银霞。
门被堵死,手机被抢走。带头的叫杜志浩,他当众掏出下体,往苏银霞脸上蹭。
于欢后来说,那一刻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旋即摸到了茶几上的水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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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始的时候。苏银霞1970年生,冠县本地人。
2009年掏了一千多万买地,办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做齿轮轴承,最多时养着两百号工人。丈夫于西明从税务局辞职下海,女儿于家乐也在厂里帮忙。
2014年后钢材行情一路下滑,银行收紧贷款,货款回不来,工资、原料钱、利息一起压上来,资金链像绷紧的弦,一点就断。
为顶住银行贷款,苏银霞找到了吴学占。
吴学占1982年生,在冠县开泰昌投资公司,表面叫投资,实际放高利贷,手下养着一帮人,在当地工业园横着走。
借款135万,月息10%。算一笔账:借100万,一个月利息10万,一年光利息120万,比本金还多。
苏银霞先后还了184万本息,还搭进去一套价值70万的房子。高利贷利滚利,从来不是让你还清,是要你永远欠着。
2016年4月,催收彻底撕破脸。
4月1日,杜志浩带人上门,直接换了苏家门锁,轮班住在她家里。
4月13日,他们找来搬家公司,把家里东西往外扔,在客厅、卧室拉屎,逼她看着,甚至把她脑袋按进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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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银霞前后打了4次110,连市长热线都打了。警车来过,两个民警两个协警到场后只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说完转头就走。
警察走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一屋子男人围着一个女人,扇耳光,弹烟灰,拿于欢的臭运动鞋捂在她嘴上。苏银霞被按着动不了,于欢几次冲上去,全被人按回去。
他当时喊出一句:“你们要钱我给你们,别打我妈!”
于欢22岁,面对11个催债的,所有逃生通道被封死,报警不管用,父亲不在场,唯一能靠的只有自己。
然后杜志浩脱了裤子。那个瞬间,导火索彻底点着。
于欢抓起水果刀,一刀捅在杜志浩肚子上,又接连捅向冲上来的另外几个人。
结果是: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讽刺的是,杜志浩挨刀后还能自己捂着肚子开车去医院,到了医院嫌医生动作慢,骂骂咧咧,耽误了抢救,人死在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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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无期”两个字一出来,全国网友的情绪被点燃了。
在很多人心里,于欢只是一个为母出头的孩子。网上的声音一边倒。有人说:“要是我,我可能捅得更狠。”还有人说:“不捅他的是圣人,捅了的是正常人。”
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有期徒刑5年,认定防卫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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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案子后来被选进“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也就是说:你确实在防卫,但出手程度超了界,得担责,可也不能把你当成纯粹的恶人。
很多人只记得“辱母案”,不清楚这一家人后来几乎整整齐齐进了监狱。
为挺住公司,2014到2016年间,苏银霞通过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500多万。2018年11月,山东高唐县法院判了:苏银霞3年有期徒刑,罚8万;于西明4年;女儿于家乐3年6个月。一家四口,先后进了看守所、监狱。
源大工贸彻底停产,厂房荒在那里。公司被限制高消费,债务堆着,连想去外地坐高铁谈业务都没资格。
另一边,吴学占也没逃掉。
2018年5月,聊城东昌府区法院认定他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7项罪,判了25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年来了又走的两个民警,被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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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欢在监狱里表现好,拿了6次表扬。减刑之后,2020年11月18日,他提前出狱。
警车把他送到家门口,没有锣鼓,没有横幅,爸妈和姐姐都还没出来。
回到社会,他成了新闻当事人,但要活下去,还得先找工作。投出去三十多份简历,很多石沉大海。
有的公司人事直接摊牌:“案底太扎眼,领导不敢用。”
有平台开出百万条件,要签他当主播,在直播间里讲当年那一晚,哭委屈,再配合带货。他拒了。
靠翻来覆去撕开自己和母亲的伤疤赚钱,那叫二次消耗。
他回冠县老家,开了一间小超市,起名“欢莱客”。后来生意起来,又开两家零食店,现在一共三家店,雇了近10个员工。他和姐姐、妈妈轮着看店。
出狱后他开始系统学法律,帮家里理清欠账。他帮家里打了一场民事官司,法院判对方归还120万欠款。拿到判决书那天,他说:“这是我出来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赢’。”
他还跟父母跑南方催货款,挨家挨户敲门。最后要回来几十万,第一件事是给原厂工人补发拖欠工资。
2022年8月5日,于欢结婚。妻子是聊城本地人,饭局上认识,把他当普通人相处。2023年1月26日,大年初五,女儿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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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微信名叫“归来去_”,签名写的是:“脚下有光,远方有梦。”
2026年8月,于欢32岁,在冠县守着三家零食店,养着妻女,跟父母、姐姐一起慢慢填坑。源大工贸还停着,债务没有抹掉,父母想盘活厂子,但看不到清晰时间表。
有人问他回头再看那一晚,有什么想说的。他说:“遇事不要冲动,冲动的代价确实太大了。”他还说:“网上一提到我,就是‘辱母案’,这都是别人给我的标签,我自己认为我就是我。”
晚上十点多,他在小店里收银,女儿在柜台边啃零食,妻子在旁边数货,母亲在隔壁店跟老顾客寒暄。没人再喊他“案子当事人”,也没人盯着他问那晚的细节。
这就是他如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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