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最大中东危机浮现：不在伊朗，而在两大盟友之间

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试图通过加大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决定性打击，另一场较量正在这场持续六个月的战争边缘酝酿，而这场较量对美国而言可能更具挑战性。

以色列与土耳其之间的争端上周出现新转折——以色列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而据报道土耳其国防代表团在数小时前刚刚到访该基地。以色列指责大马士革邀请安卡拉方面军事存在、违反安全安排，而土耳其政府则抨击以色列的行动侵犯叙利亚主权，并呼吁以种族灭绝及其他罪名逮捕以色列总理。

随着上周五口水战升级，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抨击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反犹总统”，其背后是“可悲的恐吓以色列领导人和军人的企图”。埃尔多安的通讯部门随即反击，称内塔尼亚胡的“狭隘政治伎俩”是“将土耳其描绘成新威胁”的企图。

如今，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不能排除双方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伊斯坦布尔伊本·赫勒敦大学海湾研究中心与全球政策中心主任伊斯梅尔·努曼·泰尔奇认为，两个美国盟友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目前并非“预期结果”，但“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仍为时过早”。

“在这一点上我不想给人虚假的安慰，”泰尔奇对美媒表示，“叙利亚战场行为体密集、容错空间极小，且日益受各国国内政治日程影响，这给本已动荡的环境增添了不可预测的变量。”

“有限度的冲突爆发不能完全排除，尤其是如果以色列决定再次在空军基地附近试探土耳其的决心。”

两国关系并非一直如此糟糕。1949年3月，即第一次阿以战争结束数周后，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承认新成立以色列国的穆斯林国家。

冷战时期，两国关系时常波动——安卡拉于1952年加入北约、与西方结盟，同时继续支持巴勒斯坦自决。即使在埃尔多安2002年上台之初，他也曾寻求与以色列积极接触。

然而到2009年，在加沙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之后，埃尔多安与时任以色列总统希蒙·佩雷斯在达沃斯发生激烈交锋，数月后内塔尼亚胡重新执政，两国关系开始决定性恶化。

双方曾多次尝试和解与关系正常化，但埃尔多安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相互指责持续主导双边关系。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及随后加沙战争引发当前中东危机以来，双方言辞愈发激烈。

一些以色列官员，如纽约总领事奥菲尔·阿库尼斯，指责埃尔多安采取敌对立场。阿库尼斯近日接受美媒采访时称埃尔多安“极端”且“疯狂”，提及他支持试图突破加沙封锁的活动人士船队，并指责他协助和教唆以色列的敌人。

“所以也许有一天——我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土耳其也会发生些什么，”阿库尼斯当时表示，“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好得多，就像这个疯狂的人真正改变对以色列国的态度、鼓励恐怖袭击之前那样。”

土耳其官员同样对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走向持批评态度。土耳其通讯局近日抨击以色列总理及其官员的指控，称其“再次表明一个试图逃避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问责的政府的无能”。

叙利亚是双方争端中尤为动荡的爆发点。埃尔多安和内塔尼亚胡都反对该国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长期统治，但2024年12月推翻阿萨德的人——前伊斯兰激进分子头目转型为务实领导人的艾哈迈德·沙拉——却与土耳其密切结盟，同时招致以色列的直接干预。

如果以色列继续在叙利亚打击土耳其利益，泰尔奇警告称，“土耳其的选择相当多，从深化与大马士革的协作，到加强自身在叙利亚边境的防空态势。”

“安卡拉迄今选择了强硬言辞而非地面报复，这反映的是克制而非软弱——这一区别在以色列的相关评论中往往被忽略。”

阿萨夫·奥里昂曾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计划局战略处处长，现为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认为阿萨德倒台对以色列而言是“积极发展”，因为切断了伊朗“抵抗轴心”联盟通往以色列前线的一条关键通道。

“叙利亚出现的真空正日益被有圣战运动背景的逊尼派力量填补，他们得到土耳其的支持，而土耳其对以色列的政策已变得日益敌对，”奥里昂对美媒表示。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近年来形成了一种认知：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可能成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伊朗构成的挑战更为复杂，”奥里昂说，“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拥有庞大军队、可观的经济和国防工业、与西方的深厚联系，以及扩大在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存在与影响力的明确野心。”

埃尔多安并非唯一拥抱沙拉上台执政及其承诺为叙利亚开创未来的世界领导人。特朗普多次称赞土耳其总统帮助为华盛顿与大马士革之间关系重置奠定了基础，叙利亚日益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新伙伴。

特朗普此后已三次会见沙拉，最近一次是在上月的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关系升温带来了安全合作的深化和美国制裁的解除，最近的一个例证是国务院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这是自1979年该名单设立以来的首次。

但特朗普对埃尔多安和沙拉经常表露的赞赏令内塔尼亚胡感到沮丧，后者一直试图将叙利亚描绘为土耳其敌对扩张议程的目标。

鉴于安卡拉在扩大叙利亚存在方面投入巨大，奥里昂表示，“特朗普总统对埃尔多安和沙拉总统的支持确实是以色列的担忧来源。”

这些事态发展出现之际，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对伊朗开战六个月后已出现关系紧张的迹象。特朗普也有批评以色列在叙利亚发动空袭的历史，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内塔尼亚胡试图帮助与叙利亚安全部队和部落民兵交战的德鲁兹民兵时。

以色列最近在叙利亚的袭击也招致美国批评，特别是来自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的批评。他谴责以色列方面“不必要的升级”，并指出尽管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声称相反，但以色列在发动袭击前未发出任何事先警告。

不过，巴拉克近日关于叙利亚的言论也引发争议。他在上周五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以色列“仍然”占领着自1967年夺取的叙利亚戈兰高地，随后在周一承认特朗普2019年决定承认这一争议地区为以色列领土。

尽管如此，泰尔奇仍将巴拉克描述为美土关系中的关键人物，并称这位美国外交官最初关于叙利亚的声明是美国传统上支持以色列立场转变的“明确例证”。

奥里昂认为，如果当前关系轨迹继续发展，则有理由感到担忧。

“问题不在于耶路撒冷与华盛顿之间存在分歧——这并不新鲜——而在于更深层的战略分歧可能正在显现：特朗普政府将埃尔多安和沙拉视为塑造和稳定新地区秩序的潜在伙伴，而以色列则将土耳其和新叙利亚视为需要遏制的风险来源，”他论证道。

这一新地区秩序并不局限于安卡拉与大马士革的结盟。本月，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证明“中东正在团结起来，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意义的方式自卫”。

以色列的反应则更为低调。该消息宣布后不久，内塔尼亚胡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通了电话。两国通过四方I2U2合作机制与阿联酋和美国直接协作。

以色列还加强了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关系，作为内塔尼亚胡所称“六边形联盟”的一部分。这两个国家在东地中海都与土耳其存在争端。希腊外长乔治·耶拉佩特里蒂斯针对土耳其近期在爱琴海北部划定两个“海洋公园”的举动，于周一警告称“任何侵犯我们主权权利的企图都将遭到我们一切可用手段的回击”。

在内塔尼亚胡追求自己“新中东”愿景之际，奥里昂认为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麦加协议”的含义是“可能出现一种与以色列基于《亚伯拉罕协议》、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以及与温和阿拉伯国家伙伴关系网络的愿景相竞争的地区架构”。

即使该条约并非明确针对以色列，也可能同样旨在威慑伊朗的威胁——伊朗曾直接打击沙特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其他伙伴，以提高冲突成本——奥里昂仍认为该联盟“将三个重要的逊尼派大国——包括一个拥核国家——纳入新的安全框架”。

“如果土耳其成功将自己定位在包括沙特、巴基斯坦以及未来可能更多国家的逊尼派集团中心，以色列按照自身利益塑造新兴地区秩序的能力可能会减弱，”他补充道。

他也警告可能出现“自我实现的预言”——鉴于以色列应对该问题的军事手段，“以色列采取行动阻止土耳其和叙利亚成为威胁，但其行动反而可能强化它们将以色列视为共同威胁的认知，并鼓励它们加强合作以对抗以色列。”

如果紧张局势持续，即使有限冲突的后果对美国而言也可能比美以对伊朗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和不稳定影响更为严重。

“当这种前向威慑不仅针对实际攻击以色列的伊朗代理人，还针对有潜力攻击以色列——或限制以色列在他国主权领空和领土上进行军事行动——的美国盟友时，这种做法就是永久性低烈度冲突的配方，很容易升级为更糟糕的局面，”奥岑对美媒表示。

“这也与安卡拉稳定和经济发展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地区国家的意图直接冲突——土耳其企业和军事顾问希望在这些地方建设机构、强化国家结构。”

至于白宫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奥岑指出了调解的可能性，包括巴拉克此前提出的冲突消除沟通渠道。鉴于美国已专注于寻求结束对伊朗战争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解决以色列-土耳其争端还需要在外交上大力关注降级和加强经济合作。

但他指出，美国的政治氛围似乎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美国的情绪是，两党都厌恶直接管理中东——我们希望盟友做得更多，主动改善经济和安全状况，”奥岑说，“强大的盟友是好事；但当我们有两个强大的盟友在地区层面各自组织力量而彼此不对话时，我们可能正在助长对抗性集团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