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一纸限铜令后，大清如何自己“搞钱”？

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奏折里，给皇帝算了一笔不同寻常的账。

这一年，云南铜厂大旺。除去本省铸钱所需，还能多出200万余斤铜。但本省消化有限，销售积铜困难；可千里之外的京师钱局却屡因铜料难办，铸钱难以为继。

一边有铜卖不出去，一边无铜可供铸钱。这令人费解的矛盾从何而来？

答案，还要从日本幕府十余年前出台的一纸限铜新令说起。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帝钱”，是清代民间主要流通的铜钱。（图片来源：甘肃平凉市博物馆）

（一）“洋铜”越来越少，钱从哪儿来？

清代实行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大额交易和财政收支多用白银，百姓日常交易则广泛使用外圆内方的铜钱。

小小一枚制钱，看似不起眼，却是日常经济运转不可缺少的一环。一旦铜料供应不足，各钱局便难以开工，市场也容易出现制钱短缺、钱贵银贱等问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海后，清朝商船大量赴日本长崎贸易，“洋铜”逐渐成为京师两局（宝泉局、宝源局）及部分省局铸钱的重要铜源。

▲到达日本后的唐船（中国船）正在卸货。中国船多装载生丝、丝绸、药品、砂糖等物品，在长崎换取铜、银等金属再返回中国。（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绘画 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1697年，日本输华铜料达到747万余斤的高峰。但日本铜产量有限，日本幕府又担忧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大量外流，于是开始收紧对外贸易。17世纪末，输华的铜料大幅回落。

1715年，日本江户幕府颁布《海舶互市新令》（又称《正德新令》），推行“信牌”制度，将每年入港的中国商船限制为30艘，铜出口额限定为300万斤。这使本已缺铜的清廷雪上加霜。

▲清代《长崎唐船贸易绘卷》（局部），中日商人在长崎港进行贸易。（资料图）

此后，负责为京局办铜的商人接连亏欠，清廷只得将任务分摊给沿海多省，又一度收买旧铜、废铜，以填补京局所需。

铜料不足与办运困难叠加，部分地区出现钱贵银贱。铜料升值，又诱发民间毁钱造器、私铸劣钱等乱象，进一步扰乱钱制。

清廷不断重申铜禁、调整制钱重量，但都只能缓解一时之急。要维持铸币，朝廷就必须找到更加稳定的铜源。

（二）滇铜，如何被盘活？

云南东川、会泽一带，自古便是闻名天下的铜矿产区，素有“天南铜都”“钱王之乡”的美誉。

东汉时期，带有“堂琅造”（堂琅，今云南昭通市巧家县、曲靖市会泽县和昆明市东川区一带）等铭文的铜洗曾流传各地，足见这里悠久的冶铜传统。

▲东汉堂琅铜洗。（图片来源：曲靖市博物馆）

但深山有铜，不等于铜料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出。

清初云南经历战乱，部分矿厂荒废；加之山区交通不便、土司分治管理分散、工本和劳动力不足，铜业长期难成规模。　

平定三藩之乱后，云南铜矿逐渐恢复。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云贵总督贝和诺一次奏报云南18家铜厂，并设官铜店收购铜料，外省商人也开始进入云南买铜。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雍正四年（1726年）。

这一年，在改土归流政策影响下，清廷将原属四川的东川府划归云南，使东川所属铜矿能够与云南其他矿厂统一管理，减少跨省协调的障碍。

与此同时，云南进一步推行“放本收铜”：官府拨给商民开矿、冶炼所需工本，再按规定收购铜料。铜厂大多仍由商民承办，官府则管理铜料流向。

▲云南昆明市东川区舍块乡茂麓村炼铜炉是云南省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大型冶铜遗址。（图片来源：掌上曲靖）

在行政区划重整和矿区秩序恢复的情况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开始统筹滇铜开采。到任后，他踏勘矿场，摸清矿藏储量、开采条件与外运路径，“厂务渐有头绪”。

重整旗鼓的滇铜，很快迎来了产量高峰。雍正五年（1727年），鄂尔泰奏报称该年的铜矿增盛，“数十年所未有”，除去本省所用，还能余下200万余斤。

然而云南本地消化有限，且官府收铜的本钱不足，大批铜料一时积压难销；与此同时，京师钱局及湖广、江南等地却依然苦于缺铜。

鄂尔泰敏锐地看到了破局关键。他奏请朝廷动用盐税余款收购余铜，将铜转运至江南等省售卖，获得批准。随后朝廷拨银六万两，收铜200万余斤，分运汉口、镇江，供各省采买。

这一方案令雍正十分欣喜，他还专门让人给鄂尔泰带话：不光铜料可以运往湖广、江南，云南铸的钱也可以多运出些。

这封奏折，把云南积压的铜料与内地缺铜的钱局连接起来。各省加快采买滇铜，云南铜料逐渐进入全国铸币体系。

▲《滇南矿厂图略》（书影），由清代云南巡抚吴其濬编纂，成书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是我国首部系统记录矿业工具与管理的专著。（图片来源：识典古籍）

到乾隆初年，滇铜逐渐成为京师钱局及多数省局的主要铜源，京运铜料耗额也定为每年633万余斤。洋铜，至此退居补充地位。

可是，从西南矿井到北京钱局，相隔万里，运输甚至比采矿更为艰难。数百万斤铜料，究竟怎样一程一程走出乌蒙群山呢？

（三）谁把滇铜送进了北京城？

滇铜京运并不是一条固定的道路，而是由多条厂运、递运和长途水陆运输共同构成的庞大网络。

铜料从东川府汤丹等矿厂运出，先由人背马驮，翻越乌蒙山区，再进入四川，转入长江水运。抵达汉口后继续北上，最终运抵通州，送入京城钱局。

▲运送铜料的帆船起航。（图片来源：AI制图）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白雾村，滇铜京运路线示意图。（图片来源：云南网）

整条运道环环相扣：矿工深入矿洞开采，炉户（炼铜作坊主）和砂丁（采矿工人）选矿冶炼，脚户、马帮驮队转运出山，船工承担沿途水运。任何一环阻滞，都可能影响京师铸钱。

滇东北山高谷深、驿道艰险，山间的短途转运全靠马帮。

雍正元年（1723年），云贵总督高其倬、云南巡抚杨名时的奏折里，留下了一群运铜脚户的身影。

奏折记载，脚户“多系彝倮”，他们自己赶着牛马运铜，“多就山谷有草之处住宿牧放，不住店房，图省草料”。

史书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但正是这样一个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把沉重的铜料一程又一程驮出深山。

▲昔日的铜运古道。（图片来源：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当地白族、苗族、回族、傈僳族等各族百姓，凭借对山地河谷地形熟悉的优势，参与矿场的物资补给、燃料开采、牲畜养护、短途转运等工作，深度嵌入滇铜产业链。

铜矿的兴旺，也吸引江西、湖南、陕西、广东等地的矿工、工匠和商帮，他们不远千里奔赴滇东北，与当地各族群众混居共事。一时间商旅云集，车马往来不绝，各类货物也沿驿道流通而来。

清代昭通地方文献生动记录了当年的热闹景象：“滇铜蜀盐，车马交骈。秦楚赣粤，工贾群进。苏松梭布，填塞路径。百货云集，任人贩运。”

《东川府志》亦记载，雍正年间矿场大规模开工，各地炉户和砂丁云集山区。不少外来务工者与当地村寨民众通婚结亲，落地生根。

▲云南山区繁荣街景。（图片来源：AI制图）

当然，这条铜路并不只有热闹繁华。矿工要时刻面对矿洞坍塌、积水和烟毒的风险，脚户需要在山路险阻的途中跋涉，船工则要经受江河风浪的考验。

所谓“南铜北运”，正是由无数普通人的劳作、风险与生计共同铺就而成的。

这场延续百余年的滇铜京运，将云南边疆深度嵌入全国经济格局。西南铜料经由无数双手，化作流通天下的制钱；而各地的商品和人口，也沿着这条铜路不断进入西南。

它记录的，远不止是清代铜料来源的一次转变，更是一段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们，在生产、运输、贸易与日常生活中持续交往、彼此交融的历史。

▲2025年4月，1000余名徒步爱好者重走铜运古道。（图片来源：新华网）

这条跨越千里的铜运大动脉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只存在于宏大的叙述之中，也沉淀在一条条道路、一次次交易和一代代人的日常生活里。

【作者简介：马少卿，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云耀、姚凯铭，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为2026年度甘肃省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甘肃省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跨越血缘与信仰边界”（2026-YJXM-66）和西北民族大学校级创新团队项目研究成果。】

（*本文封面由AI工具辅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