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三十三岁，副市长竞选失利，散会时所有人像避瘟神一样绕着我走。我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门口，盯着自己颤抖的双手，听见省委书记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小周，你留下，我对你另有安排。”
第一章
会议室的门在我身后缓缓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头顶的白炽灯嗡嗡作响，照得大理石地面泛着冷光。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皮鞋尖，那里沾着一小块泥巴，是早上路过工地时溅上的。三小时前，我还觉得这块泥巴会给我带来好运——接地气，亲民，一个年轻干部应有的模样。
现在我只觉得它刺眼。
“周副市长。”秘书小刘快步走过来，脸上挂着尴尬的笑，“车已经在楼下等了，您看……”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我打断他，声音比预想的要平静。
小刘愣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点头转身离开。他的脚步很快，像是逃离什么瘟疫。
我理解他。在这个圈子里，风向变得比翻书还快。半小时前我还是最有希望的副市长候选人，三十三岁的正处级，全省最年轻的副市长之一。而现在，我只是个落选者，一个被刷下来的失败者。
投票结果出来的时候，我甚至没反应过来。十七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六票弃权。当主持人念出这个数字时，会议室里安静得像坟墓。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有同情，有幸灾乐祸，更多的是审视——他们在重新评估我的价值。
散会后，没有人来跟我说话。平时称兄道弟的同僚们，此刻都低着头匆匆走过，仿佛多看我一眼就会被传染上霉运。分管工业的张副市长从我身边经过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径直走向门口，跟新当选的副市长热烈握手。
那个位置，本该是我的。
我靠在会议室外墙上，摸出烟盒，发现已经空了。我把烟盒捏扁，扔进垃圾桶，正准备下楼，身后传来脚步声。
“小周。”
这个声音很熟悉，带着岁月的沙哑和不容置疑的威严。我转过身，看见省委书记刘长河站在会议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刘书记今年五十八岁，头发花白，但腰板挺得笔直。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六年，是省里有名的铁腕人物。平时我跟他没什么交集，最多就是在会议上汇报工作时有过几次简短交流。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说完，转身就走。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长长的走廊，心里七上八下。这个时候找我谈话，无非两种可能：要么是安抚，给个闲职让我慢慢熬；要么就是彻底放弃，找个理由把我调到边缘部门。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刘书记背着手站着，眼睛盯着楼层指示灯，一言不发。我站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樟脑丸的味道。
到了六楼，刘书记推开办公室的门，示意我在沙发上坐下。他自己走到办公桌后面，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没有马上打开。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他问。
“不知道。”我如实回答。
刘书记看着我，眼神锐利得像鹰隼：“你觉得这次选举公平吗？”
这个问题太突然，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说公平，那是违心话；说不公平，又像是在抱怨。
“组织上的决定，肯定有组织的考虑。”我斟酌着措辞。
刘书记哼了一声，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你这套官腔留着对别人说吧。我问你，你就老实回答。”
我深吸一口气：“不公平。”
“哪里不公平？”
“我三年的政绩摆在那里，工业园区GDP增长百分之四十，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超过五十亿，这些数据都是实打实的。可最后投票的时候，有些人连我的报告都没看完就投了反对票。”我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发颤，“我知道有人背后做工作，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够了。”刘书记打断我，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你知道这些，为什么不早说？”
“说了有用吗？”我苦笑，“我一个副厅级，能跟谁斗？”
刘书记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你小子，倒是有点骨气。”
他从桌上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打开看看。”
我接过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那是一份红头文件，抬头写着“关于选派干部赴西南地区挂职锻炼的通知”。我快速扫了一眼内容，瞳孔猛地收缩。
挂职地点是西南某省的偏远山区县，职务是县委副书记，挂职期限三年。
“这……”我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刘书记。
“你不是觉得自己委屈吗？我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刘书记站起来，走到窗前，“那个地方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老百姓日子过得苦。去了那里，你要是能干出名堂，五年后回来，别说副市长，就是市长也未必不能争一争。”
我握着那份文件，手心全是汗。去偏远山区挂职，听起来像是流放，但仔细一想，这确实是个机会。留在原地，我已经被打上了“失败者”的标签，想要翻身难上加难。而去一个新地方，一切从头开始，反而有更多可能性。
“可是……我家里……”我犹豫着开口。
“我知道你老婆在市医院工作，孩子刚上小学。”刘书记转过身，“这件事你可以跟家里人商量，但我建议你不要拖太久。三天之内给我答复。”
我站起来，向他鞠了一躬：“谢谢刘书记。”
“别急着谢我。”刘书记摆摆手，“去了那边，没人能帮你，全靠你自己。要是干不出成绩，别回来见我。”
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亮起来，把街道照得通明。我站在路边，掏出手机，看见十几个未接来电，都是老婆方敏打的。
我拨回去，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怎么样了？”方敏的声音很急切。
“回家再说吧。”我说。
挂了电话，我没有打车，而是沿着马路慢慢走。夜风吹在脸上，带着初秋的凉意。我想起三年前刚当上副市长时的意气风发，想起那些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想起那些深夜加班写材料的日子。所有的努力，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但刘书记的话又给了我新的希望。也许，这次失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
回到家，方敏正在客厅等我。她穿着睡衣，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脸上的表情既担忧又期待。
“怎么样？”她问。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包括选举结果和刘书记的安排。
方敏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她坐在沙发上，手指绞在一起，指节泛白。
“要去多久？”她终于开口。
“三年。”
“三年……”她重复着这个词，眼眶红了，“孩子才七岁，我一个人怎么带？”
“我知道很难，但这真的是个机会。”我坐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刘书记说得对，留下来只会被人踩死。去了那边，干出成绩，回来才有翻身的机会。”
“万一干不出来呢？”方敏抬起头看着我，“万一那边条件太差，你身体吃不消怎么办？万一……”
“没有那么多万一。”我打断她，“我答应你，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而且那边也不是完全不通音讯，我可以经常打电话回来，休假也能回来看你们。”
方敏咬着嘴唇，眼泪终于掉下来：“你就是太拼了，什么事都不顾。”
我搂住她的肩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这些年，为了仕途，我确实亏欠家人太多。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在外地开会；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在加班写材料；就连结婚纪念日，我也常常因为工作缺席。
“对不起。”我说，“等这三年过去，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和孩子。”
方敏没有说话，只是靠在我肩上哭。
第二天一早，我去单位办理交接手续。办公室里已经有人在收拾东西，准备腾出来给新来的副市长。我站在门口，看着那间我待了三年的办公室，心里五味杂陈。
办公桌上还有我没来得及收走的文件，抽屉里放着几本工作笔记，墙上挂着一幅字——“为人民服务”，是我上任那天请书法家写的。
我走过去，把那幅字取下来，卷好放进包里。然后开始收拾其他东西。
敲门声响了。
“请进。”我头也没回。
进来的是办公室主任老马，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机关，平时对我还算客气。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带着公式化的笑容。
“周副市长，这是您需要签字的交接清单。”他把文件放在桌上。
我拿过来看了看，上面列着各种办公用品和设备，大到电脑打印机，小到订书机回形针，事无巨细。我签上名字，把文件递给他。
“老马，这几年辛苦你了。”我说。
“应该的应该的。”老马连连摆手，“周副市长您这是要去哪儿高就啊？”
“还不知道，等组织安排。”我没有多说。
老马识趣地没有再问，拿着文件出去了。
我继续收拾东西，把书一本本装进纸箱。这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请问是周明远同志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
“是我。”
“我是西南省委组织部的小王，通知您下周一报到，具体事宜稍后会发到您的邮箱。”
“好的，谢谢。”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在这里奋斗了十几年，如今却要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着处理各种琐事。方敏虽然嘴上不说，但我能看出她的不舍。每天晚上，她都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好像要把未来三年的饭都提前做了。
临走前一天晚上，儿子浩浩抱着我的腿不肯撒手：“爸爸，你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我蹲下身，摸摸他的头：“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但是会经常给你打电话，放假了就回来看你。”
“那你一定要说话算话。”浩浩伸出小拇指，“拉钩。”
“拉钩。”我跟他拉了钩，鼻子有点酸。
第二天清晨，方敏送我到火车站。站台上人来人往，广播里不断播报着列车信息。
“到了那边记得打电话。”方敏帮我整理着衣领，“按时吃饭，别熬夜，少抽烟。”
“知道了。”我握住她的手，“你也照顾好自己，有事给我打电话。”
火车鸣笛了，我提着行李上车。找到座位后，我透过车窗看见方敏还站在站台上，朝我挥手。火车缓缓启动，她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视线里。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耳边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是在敲打我的心。
这一去，是福是祸，谁也说不准。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只能咬牙走下去。
火车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逐渐从繁华的城市变成连绵的山峦。越往西走，山越多越高，隧道一个接一个，手机信号断断续续。
傍晚时分，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我下了车，站台上只有寥寥几个人。这里的气温比省城低了好几度，我裹紧外套，四处张望。
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年轻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走过去，跟他握了手。
“周书记您好，我是县委办公室的小吴，专门来接您的。”年轻人很热情，接过我的行李，“车在外面等着。”
跟着他走出车站，我看见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停在路边。车身满是泥土，挡风玻璃上还有一道裂纹。
“路不好走，委屈您了。”小吴不好意思地说。
“没事。”我上了车，吉普车发动起来，颠簸着驶向县城。
山路弯弯曲曲，一边是陡峭的山壁，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天色渐渐暗下来，车灯照亮前方的路，只能看到十几米远。
“还有多远？”我问。
“大概还要两个多小时。”小吴说，“这段路是最难走的，等上了国道就好多了。”
我点点头，不再说话。窗外黑漆漆一片，偶尔能看到远处山腰上有几点灯火，像是天上的星星。
两个小时后，车子终于驶入县城。说是县城，其实也就跟东部发达地区的乡镇差不多。街道狭窄，路灯昏暗，两边的建筑大多是三四层的楼房，外墙斑驳，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车子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小吴帮我把行李搬下来：“周书记，这是给您安排的宿舍，条件简陋，您先将就一下。”
我走进楼里，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房间在一楼，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有个简易衣柜。卫生间很小，只有一个蹲坑和一个洗手池。
“热水器坏了，明天我让人来修。”小吴说，“今晚您先用暖壶里的热水将就一下。”
“辛苦了，你先回去吧。”我说。
小吴走后，我关上门，坐在床上发呆。房间很安静，能听到外面虫子的叫声。我掏出手机，想给方敏打个电话，却发现一格信号都没有。
我叹了口气，躺倒在床上。床板很硬，枕头有一股霉味。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
这就是我接下来三年要生活的地方。从一个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到这个偏远山区的县委副书记，落差不可谓不大。
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在这里干不出名堂，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黑暗中，我攥紧了拳头。
无论如何，都要撑下去。
第二章
第二天一早，我被公鸡的打鸣声吵醒。睁开眼睛，看着陌生的天花板，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在哪儿。
洗漱完毕，换上带来的白衬衫和西裤，我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仪容。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很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精神还算不错。
敲门声响起，是小吴。他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包子一杯豆浆：“周书记，早饭。”
“谢谢。”我接过来，发现包子还是热的。
“九点在县委有个见面会，到时候我来接您。”小吴说完就走了。
我吃完早饭，又检查了一遍要带的材料。这次挂职，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县委书记抓扶贫工作。临行前刘书记特意交代过，这个县的贫困程度在全省排名前三，脱贫任务非常艰巨。
九点整，我准时出现在县委会议室。会议室不大，一张椭圆形桌子周围坐着十几个人。县委书记姓孙，五十出头，头发稀疏，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跑基层的干部。
“这位就是从省里来的周明远同志。”孙书记向大家介绍我，“大家欢迎。”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审视和打量，还有一些隐隐的不信任。这很正常，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个被贬下来的干部，来这里不过是镀镀金，过两年就走了。
“各位领导好，我叫周明远，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我站起身，微微鞠躬。
简短的见面会后，孙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也很简陋，一张老式的办公桌，一把藤椅，墙上挂着一张全县地图。
“小周，坐。”孙书记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自己先坐下来，“情况你都了解了吧？”
“大致了解了一些。”
“那我就直说了。”孙书记点了根烟，“咱们县的情况你也看到了，穷，是真穷。全县十五个乡镇，有十一个是贫困乡，贫困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去年人均收入不到三千块，在全省排倒数第二。”
他弹了弹烟灰：“你来之前，市里打过招呼，说你是个能干事的。我也不跟你客套，来了就得干活。扶贫办那边缺人手，你去负责吧。”
“没问题。”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孙书记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能解决的尽量解决。”
从孙书记办公室出来，我直接去了扶贫办。扶贫办设在县政府大院的一栋旧楼里，总共五个人，主任姓赵，四十多岁，看起来很精明。
“周书记，您来了。”赵主任迎上来，“我带您看看咱们的工作环境。”
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一间大屋子，隔成几个格子间。桌上堆满了文件，角落里摞着一箱箱扶贫物资。
“条件简陋，您别见笑。”赵主任说。
“没关系。”我走到墙边，看着上面贴着的扶贫攻坚作战图。图上用红蓝两色标注着各个乡镇的脱贫进度，大部分都是红色，代表尚未达标。
“这些红色标记的乡镇，主要困难是什么？”我问。
赵主任走过来，指着地图上最偏远的几个地方：“主要是交通问题。这几个乡镇都在大山深处，路不通，农产品运不出来，外面的东西也进不去。还有就是缺水，有些村子连吃水都困难。”
“有没有想过修路？”
“想过，但没钱啊。”赵主任苦笑，“县财政本来就紧张，每年能拿出来修路的钱有限。而且那些地方地形复杂，修路成本高，一公里就要几十万。”
我沉思了一会儿：“能不能争取上级拨款？”
“申请过很多次了，但僧多粥少，批下来的钱根本不够用。”
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连绵起伏的大山。那些山像一道道屏障，把这个县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要想打破这种隔绝，就必须先修路。
“这样，”我转过身，“你把那几个乡镇的具体情况整理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我，包括人口、耕地面积、主要产业、基础设施现状等等，越详细越好。”
“好的，我这就去办。”赵主任应道。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几乎每天都在下乡。早上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天黑才回来。山路崎岖难行，有时候车子开不进去，就只能步行。一天下来，脚上磨出水泡，腿肚子酸痛得抬不起来。
但我坚持下来了。我必须尽快熟悉这里的情况，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跑了一个星期，我对全县的贫困状况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里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是思想上的贫困。很多村民一辈子没出过大山，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们习惯了贫穷，甚至认为贫穷是天命，认命了。
改变这种状况，比修路更难。
这天，我来到最偏远的青石村。这个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坳里，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外界。全村两百多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房屋大多是土坯房，破败不堪。
村支书姓杨，六十多岁，驼着背，满脸皱纹。他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边走边叹气。
“周书记，您也看到了，我们这儿真是太穷了。”杨支书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地种不了多少粮食，山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
“村里有什么特产吗？”我问。
“特产？”杨支书想了想，“山上有野生的菌子，还有核桃，但是路不好，运不出去，卖不上价。”
“菌子？什么样的菌子？”
“就是那种松茸，山里到处都是，以前还有人收，后来嫌路远，就不来了。”
我心里一动。松茸可是好东西，在城里能卖到几百块钱一斤。如果能打通销路，这倒是一条致富的路子。
“带我去看看。”我说。
杨支书带我爬上后山。果然，树林里到处都能看到松茸，密密麻麻的，有些已经长老了，烂在地上。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没人管呢？”我蹲下身，摘下一朵松茸，放在鼻尖闻了闻，有一股浓郁的香气。
“没人要啊。”杨支书摇头，“前几年有个老板来过，说要收，结果路太难走，车进不来，最后不了了之。”
我站起来，望着这片山林，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回到县城后，我连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发展林下经济的方案。具体来说，就是以青石村为试点，成立合作社，组织村民采集野生菌类，由县里统一收购、加工、销售。同时，修建一条简易公路，打通与外界的联系。
报告交上去后，孙书记看了很感兴趣，让我尽快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我又跑了几个部门，协调资金和技术支持。一个月后，方案终于定了下来。县里拨了五十万启动资金，省农科院派了两个专家来指导，青石村的公路也开始动工了。
开工那天，我去了现场。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男人们扛着锄头铁锹，女人们背着茶水和干粮，孩子们在路边嬉戏打闹。杨支书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土喇叭喊着号子。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一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
然而，好事多磨。公路修到一半的时候，出了意外。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文件，赵主任急匆匆跑进来：“周书记，不好了，青石村那边出事了！”
“什么事？”我放下文件。
“塌方！昨晚下大雨，山体滑坡，把刚修好的那段路冲垮了，还埋了三个工人！”
我脑子嗡的一声，站起来就往外面跑。
赶到现场的时候，天还在下雨。山路上到处都是碎石和泥土，一台挖掘机歪倒在路边，工人们围成一圈，正在用手刨着土石。
“人呢？救出来没有？”我冲过去问。
“救出来两个，还有一个埋在下面！”有人喊道。
我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开始挖。雨水混着泥土，糊了我一身，但我顾不上这些，只知道拼命地挖。
半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工人。他已经没有了呼吸，身体冰凉。
我跪在泥水里，看着那张年轻的脸，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他才二十五岁，刚结婚，老婆还怀着孕。
雨还在下，打在脸上生疼。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县城的，只记得浑身湿透，一直在发抖。
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那份修路方案。台灯的光昏黄暗淡，映着我的影子。
门被推开了，孙书记走了进来。他端着一碗姜汤，放在我面前：“喝了吧，别感冒了。”
我端起碗，一口一口喝着，姜汤的辣味刺激着喉咙，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不是你的错。”孙书记说，“修路哪有不死人的。”
“可是……”我放下碗，“如果不是我非要修这条路，他就不会死。”
“如果你不修这条路，会有更多的人穷死饿死。”孙书记看着我，“小周，干工作不能怕担责任。出了事，我们一起扛。”
我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去了死者家里。他家住在山脚下，三间土坯房，屋顶漏雨，地上摆着盆盆罐罐接着水。他妻子挺着大肚子，坐在床边哭，旁边站着一个老太太，是他的母亲。
我跪下来，给老太太磕了三个头：“大娘，是我对不住您。”
老太太扶起我，老泪纵横：“孩子，不怪你，这都是命啊。”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我攒的两万块钱：“大娘，这点钱您先拿着，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老太太不肯收，我硬塞到她手里，转身走了。
走出那间屋子，我抬头看着阴沉沉的天，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条路，必须修下去。不是为了政绩，是为了那些还困在大山里的人们。
三个月后，青石村的公路终于通了。通车那天，整个村子像过年一样热闹。老人们拄着拐杖走上公路，摸着平整的路面，激动得热泪盈眶。
杨支书拉着我的手，声音哽咽：“周书记，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修了一条活路。”
我看着那条蜿蜒在山间的公路，心里百感交集。这条路，是用汗水、泪水，甚至是鲜血铺出来的。
但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座山要翻越。
那天晚上，我站在宿舍的窗前，望着远处的群山。月光洒在山脊上，像一层银色的霜。
手机响了，是方敏打来的。我接起来，听见她的声音：“你还好吗？”
“还好。”我说。
“我听新闻上说你们那边下雨，山体滑坡了，你没事吧？”
“没事，我好着呢。”
“那就好。”方敏顿了顿，“浩浩想你了，天天念叨着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想他。”我说，“告诉他，爸爸忙完这段时间就回去看他。”
“你总是这么说。”方敏叹了口气，“算了，你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们担心。”
“嗯，你也是。”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久久无法入睡。
第三章
转眼间，我到这个县已经半年了。
半年来，我走遍了全县十五个乡镇，对每个村的情况都了如指掌。青石村的公路通车后，松茸的销量很好，村民的收入明显增加。其他村子看到了甜头，纷纷来找我，希望也能修路、发展特色产业。
但县里的财力有限，不可能同时铺开那么多项目。我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分批分期推进。
这天，我正在办公室看材料，赵主任敲门进来：“周书记，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省里批了一笔扶贫专项资金，三百万！”
我精神一振：“真的？”
“千真万确。”赵主任把文件递给我，“我刚从财政局拿到的。”
我接过文件，仔细看了一遍。确实是省里拨下来的扶贫款，专款专用，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
“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我说，“正好可以用来修几条路。”
“我也是这么想的。”赵主任说，“不过，钱怎么分，还得您来定夺。”
我想了想：“先召集各乡镇负责人开个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两天后，会议在县委礼堂召开。十五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都来了，把礼堂坐得满满当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期盼的脸，清了清嗓子。
“今天叫大家来，主要是商量一件事。”我说，“省里拨了三百万扶贫款，这笔钱怎么用，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话音刚落，下面就炸开了锅。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发言，都说自己乡镇最困难，最需要这笔钱。
我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一个一个说。”
首先是北沟镇的张书记，他站起来，嗓门很大：“周书记，我们北沟镇的情况您也知道，全镇八个村，七个是贫困村，老百姓连吃水都困难。这笔钱要是给了我们，保证用在刀刃上。”
“你们北沟镇困难，我们南岭镇也不容易。”南岭镇的李镇长抢着说，“我们那儿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农产品运不出去，全烂在地里了。”
“我们更需要……”
“给我们……”
会场再次陷入混乱。我皱着眉头，敲了敲桌子：“都别吵了。”
大家安静下来，看着我。
“我知道大家都想要这笔钱，但钱只有这么多，不可能每个乡镇都分到。”我说，“我的意思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先选两到三个最困难的乡镇，把钱投进去，做出样板来。等见了成效，再向上级申请更多的资金。”
下面一阵窃窃私语。
“周书记说得对。”北沟镇的张书记第一个表态，“我同意集中使用资金。”
“我也同意。”南岭镇的李镇长也说。
其他人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只能点头同意。
经过讨论，最后确定北沟镇、南岭镇和青石村所在的龙泉镇作为首批重点扶持对象。三百万资金，每个乡镇一百万，用于修建道路、改造饮水工程和发展特色产业。
方案定下来后，各项工作迅速展开。我每天奔波在三个乡镇之间，监督工程进度，协调解决问题。忙得脚不沾地，但看着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心里很有成就感。
这天，我正在北沟镇查看饮水工程，手机响了。是方敏打来的。
“怎么了？”我接起电话。
“浩浩发烧了，烧到三十九度。”方敏的声音很着急，“我现在在医院，医生说可能要住院。”
我心里一紧：“严重吗？”
“还不确定，要做检查。”
“我马上回去。”我说。
“不用不用，你忙你的。”方敏说，“我在这儿守着就行了，你别耽误工作。”
“工作再重要也没有孩子重要。”我说，“我这就请假回去。”
挂了电话，我找到北沟镇的张书记，跟他说了情况。张书记很理解，让我赶紧回去。
我连夜赶回省城。火车上，我坐立不安，不停地看手机，希望能收到方敏的消息。
凌晨两点，火车到达省城。我打了个车直奔市医院。病房里，浩浩躺在病床上，手上打着点滴，小脸烧得通红。方敏趴在床边睡着了，头发凌乱，脸色憔悴。
我轻轻走过去，摸了摸浩浩的额头，还是很烫。
方敏醒了，看见我，愣了一下：“你怎么回来了？”
“我不放心。”我坐在床边，“医生怎么说？”
“急性肺炎，要住院观察几天。”方敏揉了揉眼睛，“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买点东西。”
“不用，我不饿。”我拉住她，“你休息一会儿，我来守着。”
方敏摇摇头：“我睡不着。”
我们俩就这样守在床边，谁也没有说话。窗外天渐渐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金色的线。
浩浩醒来，看见我，眼睛一亮：“爸爸！”
“哎。”我握住他的手，“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浩浩咧嘴笑了笑，“爸爸你怎么回来了？”
“爸爸回来看你啊。”
“那你还走吗？”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说。
方敏替我解了围：“爸爸还要工作，等忙完了就回来陪你。”
浩浩撅起嘴，不太高兴，但也没有再说什么。
我在医院待了两天，直到浩浩退烧出院。临走那天，浩浩抱着我不肯撒手：“爸爸，你什么时候再回来？”
“很快。”我蹲下身，看着他的眼睛，“等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来看你。”
“拉钩。”
“拉钩。”
方敏送我到车站，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临上车前，她才开口：“你在那边，要注意身体。”
“我知道。”我说，“你也是，别太累了。”
火车开了，我透过车窗看见方敏站在那里，一直朝我挥手。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愧疚。这些年，我欠她们娘俩太多了。
回到县里，已经是晚上了。我没有回宿舍，直接去了办公室。桌上堆着一摞文件，都是这几天积压下来的。
我坐下来，开始处理文件。夜深了，办公室里只有台灯的光和键盘的敲击声。
门被推开了，是孙书记。他端着一碗面条走进来：“听说你回来了，还没吃饭吧？”
“谢谢孙书记。”我接过面条，大口吃起来。
“家里的事处理好了？”孙书记坐在对面。
“嗯，孩子出院了。”
“那就好。”孙书记顿了顿，“小周，我知道你家里有困难，但这边的工作也不能放松。最近省里要来检查，你得盯紧点。”
“我知道。”我放下碗，“您放心，我不会耽误工作的。”
孙书记点点头，起身走了。
我继续看文件，直到凌晨一点才回宿舍。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方敏和浩浩的影子。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下乡。北沟镇的饮水工程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我得去看看工程质量。
车子在盘山公路上行驶，路两边是陡峭的山崖。司机是老张，开了二十多年车，技术很好。但即便如此，每次走这条路我都提心吊胆。
“周书记，前面那段路不太好走，您坐稳了。”老张提醒道。
话音刚落，车子突然剧烈晃动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自己被压在变形的车厢里，浑身剧痛。耳边传来老张焦急的声音：“周书记！周书记！您醒醒！”
“老张……”我艰难地开口，“你没事吧？”
“我没事，您受伤了！”老张的声音带着哭腔，“您别动，我这就叫人。”
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从额头上流下来，模糊了视线。意识渐渐模糊，耳边只剩下风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呼喊声。
等我再次醒来，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头顶是惨白的天花板，鼻子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我试着动了动手臂，钻心的疼痛传来。
“别动。”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转过头，看见方敏坐在床边，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了。
“你怎么来了？”我沙哑地问。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来吗？”方敏握住我的手，声音哽咽，“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没事，命大。”我挤出一个笑容。
“还说没事，肋骨断了三根，脑震荡，腿上缝了十几针。”方敏说着，眼泪又掉下来，“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和浩浩怎么办？”
我握紧她的手：“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孙书记和其他几位县领导也来了，站在病房外，看见我醒了，都松了口气。
“小周，你好好养伤，工作的事先放一放。”孙书记说。
“不行，省里的检查马上就要来了，我不能躺在这里。”我说着就要坐起来，被方敏按住了。
“你不要命了！”方敏急了。
“小周，听嫂子的。”孙书记也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养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我只好躺下，心里却急得像火烧。
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我实在待不住了，不顾医生的劝阻，提前出院。方敏拗不过我，只好陪我一起回了县里。
回到县里，我才知道，省里的检查组已经来过了，对我们的工作评价很高，尤其是青石村的公路和北沟镇的饮水工程，被列为典型示范项目。
“这次检查能过关，多亏了你前期打下的基础。”孙书记说，“省里说了，明年还要追加一笔扶贫资金，专门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白忙活。
方敏在县里待了一个星期，每天给我做饭洗衣，照顾我的起居。我劝她早点回去上班，她不肯，说等我的伤好利索了再走。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夜空很清澈，满天繁星，银河横贯天际。方敏靠在我肩上，轻声说：“你知道吗，我以前总觉得你太忙，不顾家。但这次来了，看到你做的事情，我理解了。”
“理解什么？”
“理解你为什么那么拼命。”她抬起头看着我，“你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在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握住她的手：“谢谢你理解我。”
“但是，”她话锋一转，“你也要答应我，以后不许再这么拼命了。工作是干不完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好，我答应你。”
方敏走了之后，我更加投入地工作。北沟镇的饮水工程完工后，解决了三千多人的饮水问题。南岭镇的公路也修通了，山里的农产品终于能运出来了。龙泉镇以青石村为龙头，成立了松茸合作社，产品远销省城，供不应求。
年底统计，全县贫困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人均收入增加了五百元。虽然这个数字在发达地区不值一提，但在这里，却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年终总结会上，孙书记当着全县干部的面表扬了我：“周明远同志来咱们县半年多，干了很多实事，大家有目共睹。我希望大家都能向他学习，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事。”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站起来，向大家鞠躬致谢。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晚上，我一个人走在县城的街道上。路灯昏黄，街上行人稀少。冬天的风吹在脸上，有些冷，但心里却很暖和。
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周，是我，刘长河。”
“刘书记！”我吃了一惊，“您怎么……”
“听说你在那边干得不错。”刘书记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没给我丢脸。”
“谢谢刘书记关心，我做得还不够好。”
“不用谦虚，你的成绩我都看在眼里。”刘书记顿了顿，“好好干，再过两年，我调你回来。”
挂了电话，我站在原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刘书记的话，像是一剂强心针，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然而，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时，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酝酿。
第四章
春节前夕，我回了趟省城。
火车上挤满了返乡的人，车厢里弥漫着方便面和火腿肠的味道。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想着回家后的安排。
方敏早就打电话来说，家里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我回去过年。浩浩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三，嚷着要我奖励他一个新书包。
想到这些，我嘴角忍不住浮起一丝笑意。
火车到站时，天已经黑了。我提着行李走出站台，一眼就看见方敏站在出口处，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回来了。”她接过我的行李，上下打量着我，“瘦了，也黑了。”
“风吹日晒的，能不黑吗。”我笑着说，“走吧，回家。”
回到家，浩浩已经睡了。方敏把饭菜热了热，我们俩坐在餐桌前，边吃边聊。
“年后还走吗？”方敏问。
“当然要走，那边的工作还没做完。”我说。
“就不能多待几天？”
“我也想，但那边离不开人。”
方敏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我跟单位申请调动，去你们县医院工作？”
我愣住了：“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调到你们那边去。”方敏认真地看着我，“这样咱们一家人就能在一起了。”
“不行。”我断然拒绝，“那边的条件太差了，你受不了的。”
“你能受得了，我怎么就受不了？”方敏有些激动，“浩浩也需要爸爸，你不能只顾着工作，不管我们娘俩。”
“我不是不管你们，我是……”
“是什么？”方敏打断我，“每次都说等忙完这一阵，可你什么时候能忙完？”
我无言以对。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吵架。方敏哭了很久，说我自私，只想着自己的前途，不考虑家人的感受。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我知道，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第二天一早，方敏的眼睛还是肿的。她没有再提调动的事，但态度明显冷淡了许多。
春节期间，家里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在偏远山区挂职，有人佩服，有人不理解，也有人冷嘲热讽。
“明远啊，你说你好好的副市长不当，跑去那种穷地方干什么？”表叔喝着酒，拍着我的肩膀说，“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没有，是我自愿去的。”我解释。
“自愿？”表叔不信，“谁会自愿去那种地方受苦？”
“行了，少说两句。”表婶拉了拉他的衣袖。
我笑了笑，没有再多说。
年夜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电视里放着春晚，气氛热闹。浩浩穿着新衣服，跑来跑去，开心得不得了。
方敏坐在我旁边，给我夹菜：“多吃点，看你瘦的。”
“嗯。”我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味道很好，但心里却有些苦涩。
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窗外烟花绽放，照亮了整个夜空。浩浩趴在窗台上，兴奋地大喊：“爸爸快看，好漂亮！”
我走过去，搂着他的肩膀，看着那些绚丽的烟花，心里默默许下一个愿望。
春节过后，我回到了县里。
刚下车，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街上的人比往常少了很多，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带着忧虑的表情。
我直接去了县委，找到孙书记。孙书记的脸色也很难看，眉头紧锁，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出什么事了？”我问。
孙书记把一份文件递给我：“你看看。”
我接过文件，扫了一眼，脸色顿时变了。这是一份省纪委的文件，内容是举报县扶贫办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
“这怎么可能？”我脱口而出，“扶贫资金的使用，每一笔都有据可查，怎么会出这种事？”
“问题就出在这里。”孙书记掐灭烟头，“有人举报，说我们虚报冒领，套取国家扶贫资金。”
“谁举报的？”
“匿名信。”孙书记说，“省纪委已经立案调查了，这两天就会派人下来。”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半年来，我经手的每一笔扶贫资金都有详细的账目记录，每一分钱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如果有人举报，那只能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搞鬼。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说。
“不排除这种可能。”孙书记看着我，“小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次调查可能会波及到你。”
“我行得正坐得直，不怕调查。”我说。
“我知道你清白，但有些事情不是清白就能说清楚的。”孙书记叹了口气，“官场上的事，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沉默了。
果然，两天后，省纪委的调查组来了。带队的是一个姓王的处长，四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但眼神很犀利。
调查组进驻县委，开始查阅账目，找相关人员谈话。我是重点调查对象之一，被叫去谈了三次话。
每一次，王处长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周明远同志，请你如实回答，在扶贫资金的使用过程中，你有没有违规操作？”
“没有。”我每次都回答得很坚定。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账目的问题？”
“什么问题？”
王处长拿出一份账目复印件，指着上面的一个数字：“这笔五十万的支出，用途写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但没有具体的明细。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看了看，说：“这是北沟镇饮水工程的第二笔拨款，当时工程进度很快，需要紧急采购材料，所以就先拨了款，后续补的手续。”
“手续呢？”
“应该在财务科存档。”
王处长让人去查，果然找到了相关手续。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追问其他问题。
调查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我吃不好睡不好，整个人瘦了一圈。方敏打电话来，我也不敢告诉她实情，只说工作忙。
调查结束后，王处长找我谈话，态度比之前缓和了不少：“周明远同志，经过调查，目前没有发现你有违纪违法的问题。但有些账目管理不规范的地方，你要注意整改。”
“一定。”我松了口气。
“不过，”王处长话锋一转，“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你的前任，也就是上一任扶贫办主任，已经被双规了。”
我吃了一惊：“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你来之前两个月。”王处长说，“他涉嫌贪污扶贫款，数额巨大。我们怀疑，这封举报信跟他有关，目的是转移视线，减轻自己的罪责。”
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怪不得有人举报，原来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谢谢王处长告诉我这些。”我说。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王处长站起来，“希望你能吸取教训，把扶贫工作做得更好。”
送走调查组后，我回到办公室，瘫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场风波虽然过去了，但给我敲响了警钟。
孙书记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瓶酒：“小周，今晚咱哥俩喝一杯，压压惊。”
“好。”我笑道。
那天晚上，我们在孙书记的办公室里喝到半夜。孙书记说了很多话，关于他的经历，关于这个县的历史，关于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小周，你知道吗，我曾经也有机会调到省里去。”孙书记端着酒杯，眼神迷离，“但我没去。”
“为什么？”
“因为我舍不得。”他看着窗外，“这个地方虽然穷，但这里有我牵挂的人。我在这里干了二十年，看着它一点一点变好，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有些触动。
“你是个有本事的人，迟早要飞走的。”孙书记转过头看着我，“但我希望，在你飞走之前，能给这个地方留下点什么。”
“我会的。”我说。
那场酒后，我跟孙书记的关系近了很多。他不再把我当成一个临时来镀金的干部，而是真正的战友和伙伴。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着手实施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打造全县的产业链。
经过半年的调研，我发现这个县虽然穷，但资源并不匮乏。山上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地下有优质的矿产资源，气候适合种植中药材和高山蔬菜。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的整合。
我找到省农科院的专家，请他们来做技术指导。又联系了几家企业，洽谈合作事宜。同时，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合作社模式，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规模效应。
这个过程很艰难。农民们习惯了单打独斗，不相信合作社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企业们也持观望态度，担心投资回报率太低。
我挨家挨户去做工作，磨破了嘴皮子。有一次，在一个村子里开会，村民们吵成一团，有人甚至骂我是骗子，要把我赶出去。
我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跟他们解释。最后，村里的老党员站出来，帮我说话：“周书记是真心为我们好，大家不要不识好歹。”
这才勉强通过了。
合作社成立那天，我亲自去剪彩。鞭炮声中，我看见了村民们脸上的笑容，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一年后，全县的合作社发展到二十多家，覆盖了百分之八十的贫困村。高山蔬菜和中药材成了品牌产品，远销省内外。矿山的开采也走上了正轨，为县财政增加了可观的收入。
年底统计，全县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人均收入突破五千元。这个数字虽然不算高，但对于这个曾经全省垫底的贫困县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省里专门发了通报，表扬了我们县的做法，要求其他地方学习借鉴。一时间，我这个“挂职副书记”成了名人，各种采访和邀请纷至沓来。
但我没有被这些光环冲昏头脑。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前面的路还很长。
这天，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接到了刘书记的电话。
“小周，恭喜你啊。”刘书记的声音很爽朗，“干得不错，没让我失望。”
“谢谢刘书记鼓励。”我说。
“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刘书记顿了顿，“省里准备提拔一批优秀挂职干部，你的名字也在名单上。”
我心里一跳：“真的？”
“真的。”刘书记说，“不过，具体怎么安排，还要等组织研究。你先安心工作，别想太多。”
挂了电话，我激动得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如果这次能提拔，那我之前的付出就没有白费。
然而，就在我满怀期待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龙泉镇检查工作，突然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说让我立刻回去，有紧急事情。
我赶回县委，发现气氛很凝重。孙书记坐在办公室里，脸色铁青，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怎么了？”我问。
孙书记把一张报纸扔在桌上：“你自己看。”
我拿起报纸，是一份省里的内部刊物。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写着：《扶贫资金去哪了？——某县扶贫项目调查》。
我快速浏览了一遍内容，脸色越来越难看。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字里行间都在暗示，我们县的扶贫项目存在严重问题，资金使用不规范，甚至有被挪用的嫌疑。
“这是谁写的？”我怒道。
“一个记者。”孙书记说，“据说他暗访了大半年，收集了很多所谓的‘证据’。”
“这是污蔑！”我拍案而起，“我们每一笔资金都有据可查，根本不存在挪用的问题！”
“我知道。”孙书记揉了揉太阳穴，“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篇文章已经引起了上面的注意。省里要求我们立即自查，并上报情况。”
“那就让他们查。”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斜。”
“没那么简单。”孙书记看着我，“这个记者背后有人指使，目的就是要搞臭我们。”
我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会不会是之前那个被双规的扶贫办主任的同伙？”
“很有可能。”孙书记点点头，“他们不甘心失败，想借舆论的力量把我们拉下水。”
“那我们怎么办？”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孙书记站起来，“你去准备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把每一个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都列清楚。我去省里找领导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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