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郑天挺清史讲义》中的专题研究

1937年11月，郑天挺等最后一批北大教授离开北平赴天津，图为天津下船时留影。从左至右：沈兼士、张庭济、郑天挺、魏建功、罗常培、罗庸和陈雪屏

这是断代性清史的主体部分，由“清初圈地、薙头、投充、逃人问题”、“康熙及雍正治国”、“康雍乾西北西南用兵”、“乾嘉道农民起义”、“社会矛盾与保甲组织”五个专题构成。

“清初圈地、薙头、投充、逃人问题”专题25条。郑先生有“清初之五严政”条，列出《东华录》顺治三年(1646)十月记载，当时社会上对于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事不满，而清廷禁止官员就此奏请改革。郑先生的教学大纲特设专门部分论述这些清初的弊政，这类卡片形成于两个时期：一是1939年6月22日作“薙头”条，1940年3、4月间连作“逃人”、“投充”、“逃人法”三个条目；二是1950年5月利用北大藏顺治题本(隐匿类)作了九个条目讨论逃人问题：“清初人口买卖之价格”、“逃人窝藏连坐”、“逃人二次再逃”、“逃妇产后鞭责”、“逃人之妻一并归给本主”、“逃档逃牌”、“满洲雇工”、“窝藏逃人罚则”、“逃人逃匿三次”,这些档案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一些逃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是认识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其学术价值已经超越逃人问题。此外1953年6月8日作“清代圈地”,1955年4月14、18日作“康熙初的圈换土地”,探讨圈地问题。

“康熙及雍正治国”专题70条，因涉及两朝，内容丰富。康熙朝储位问题是政治大事，早在1940年5月郑先生所作“康熙诸子”、“太子允礽之立与废”条目中，就处理了这一问题。前一条归纳了与世宗接近之兄弟：怡亲王允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世宗朝获罪之兄弟：诚郡王允祉、阿其那允祺、塞思黑允糖、辅国公允械、恂勤郡王允褪；世宗朝禄终之兄弟：恒北王允祺、淳亲王允祐、愉恪郡王允褐、简靖贝勒允祎。二十一子以下均幼。在后一条中。郑先生指出：“或以为《圣祖实录》为世宗所改，以《朝鲜实录》证之实不然，盖世宗与太子之废实无所干预。”有助于认识《清圣祖实录》之简与所记载储位之争问题。郑先生对于清初历法之争比较重视，1947年作有“清代历法之争”、“明代历法”条目，1951年7月30日又有“清初历书”之条。关心持久多有卡片的是康熙治河问题，1947年11月所作条目：“清代黄河之大改道”、“靳辅治河八疏”、“陈潢治河策”、“清代以前之治河”、“康熙南巡与视河”等，南巡与视河相关，1955年4月作了为实习所用的“康乾南巡”卡片，1956年5、6月作的条目有：“运河”、“河工夫役工资”、“明清运河改道”、“运河的中河”。此外，1962年9月所作的卡片，反映出郑先生对于康熙朝的关注：“康熙时旗人与县民争煤窑”、“康熙帝重实证”、“康熙的随时询问改正”、“康熙的留心闻见”、“康熙的治河”,这些条目反映康熙帝的治国与社会状况。

郑先生从整体上把握康熙时代，卡片中有“康熙的时代所处”、“康熙在政治上的措施”、“康熙的完成统一”、“平三藩”、“平郑氏”等概括性文字，“康熙的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条目是为专题讲座准备的大纲，郑先生对康熙帝评价很高，强调其在历史上其他帝王没作过的五点重大业绩：

1.完成统一

2.保证国境的安全

3.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4.治河通漕

5.维护人民习俗

关于治理黄河，除了上述明确记载时间的条目外，未记时间的还有：“崔维雅治河策”、“清代治河的特点”、“康熙论靳辅”、“康熙时治河”。郑先生的考察细致，如王先谦《东华录》载康熙十七年七月乙卯工部议复河道总督靳辅奏疏，同意靳辅“加筑戗堤”的建议，对于“戗堤”，郑先生称：

河工、海塘均有戗堤，初不得其解。字书只言戗古创字，又器物饰金称为戗金，读锵去声，qiàng。据此戗堤是加固堤身的护堤。

戗堤，在堤内加厚也，1963.8.29《天津日报》言：“戗堤又称后戗，紧贴在大堤坡脚后面，象靠山似的支持着堤身。”今制，每低一米做坡宽四米，余63.8.27在堤上亲见。

郑先生为了弄清楚“戗堤”,查了字书，借鉴了报纸上的文章，还亲自在堤上考察。

关于运河，“河工夫役工资”条依据清人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七二引《山东全河备考》,列出不同地区夫役月工资：东平州坝夫月合八钱四分六厘九毫，曹州黄河徭夫月合一两，宁阳县泉夫月合七钱九分五厘六丝。并指出曹州最多，宁阳最少。又卷一七三引会典“雇夫每日给工食银四分”,并引淮扬道档案下注引“荟叢云：……但雇夫每日给工食银四分，载在会典，当此农人务闲之候，获四分现给之银，以糊其八口，无不欣然子来恐后者。第恐官役扣克，有名无实，仍为穷民之苦累”。郑先生作案语：“所引淮扬道档案即著者官淮扬道时所存之档案，时为康熙六十一年四月。‘荟叢’云云，即著者委托撰述本书之人或审定本书之人的案语。每日四分工食，则每月为一两二钱，转较常设工役为高。”如此考察河工夫役工资，对于了解治河、认识当时的社会经济十分必要。

郑先生总结了“康熙治河的特点”,他先比较明清之不同，指出明潘季驯“束水归漕”,而清靳辅“属浚于筑”,即筑堤刷沙，而康熙帝坚筑堤防、深浚河身、河湾浚直、急流刷沙，后来总结成“筑高培厚”、“裁湾取直”,参考《康熙圣训》总结康熙治河成功的原因：

1.不征调民工

2.河工费用作正开支(卷三三，页6上)不惜费(三四，1下)

奖励廉勤(三五，3上)钱粮实用于河工(三四，2上)

3.用人专(三四，1下)

4.多研究 以永定河作试验(三三，6下)作木模型研究(三三，6下)亲自视察 问群臣 问淮扬人(三三，6下)问土民

最后，指出康熙的局限性：“康熙治河是有成绩的，但他远不知防止水土流失，也不懂修建水库。”笔者对于康熙帝“治河通漕”也有所探讨，感到郑先生的相关研究是很深入的。

此外，郑先生对于康熙朝的党争问题也有关注，作有“党争”、“康熙时党争”、“康熙时的门户之争”等条目。

对于雍正的研究郑先生也是先行者，“清世宗之生平”条列出了9件大事：

一、夺嫡与嗣统

二、并地丁，停编审——丁随地起 雍正元年

三、定火耗，加养廉 二年 提解火耗，耗羡归公

四、改八旗制

五、骨肉之祸

六、青海喀木之善后

七、再定西藏

八、雍正之死

九、雍正与文化 禅学，书院(十一年),尊孔

可以说这是研究雍正皇帝的大纲。郑先生认为其中的第二、三条是清代的创制，作“雍正特定之制”条目论述。“雍正之初政”条指出：“圣祖在位六十一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深悉其弊，综核名实一清积弊，亦未尝立予惩治，自能洞见外省情伪，此政治一大刷新。”肯定了雍正帝的政治改革。清初世祖、圣祖二帝都极力赞扬明太祖，欲为清朝争取民心，世宗时统治稳定，则不太在乎明太祖，郑先生敏锐注意到此点，1951年6月15日作有“清世宗批评明太祖”条目。对于清朝的政治弊病也有考察，1951年8月1日所作“清代文字狱”条目，罗列了康熙、雍正时的文字狱案件。

“康雍乾西北西南用兵”专题计50条。康雍乾西北用兵主要是解决准噶尔蒙古问题，清与准噶尔的乌兰布通之战，清朝官方史书说是清军大败噶尔丹，今之学者颇为怀疑。郑天挺先生早在1949年10月27日所作卡片“清初征噶尔丹之当时记载”中已经质疑，郑先生引清昆山人柴桑《京师偶记》:“厄鲁特噶尔丹违背誓约，与喀尔喀构怨，数为边患。闻部下有南人教之侵扰。乌澜布通之役，诱之深入，距京师七百里，已成擒矣，卒使之得志而去。”指出：“此条所记战事固未大胜，与官书大异。”真是敏锐至极。同时他还考证出，该书“当成于康熙中”,又记中有“于公罢相，仓皇出都，以节中所收蜡烛赠一亲故，鬻之得八百金”一条，郑先生考证：“清代大学士惟乾隆时于敏中以贪婪著,但敏中死于位，未尝罢。此或指余国柱，国柱好货，以康熙二十七年正月革职。然则‘于’乃‘余’之讹”。同年6月所作“札萨克”条对于清代札萨克制度条分缕析，系统呈现。

1950年代，郑先生持续考察蒙古问题。1954年5月27日所作“乾隆时对准噶尔部之统治”条，摘录魏源《圣武记》资料后，作案语总结：

据以上所述，准噶尔平后，清廷政策有三：

一、设州县如迪化

二、割其土地并入喀尔喀 如乌梁海

三、迁移其民如科布多

关注清朝在准噶尔部原控制区采取的统治方式。

清朝控制西藏问题也是郑先生关注的。卡片中有关的条目有：“第巴”、“抚绥西藏”、“再定西藏”、“乾隆平定西藏”等。1951年7月23日所作“康熙擒假达赖之故”条深刻指出：“蒋氏《东华录》所述，康熙当时实与策妄争蒙古、西域、西藏之领导权，诸地皆奉喇麻教，能得达赖者即能得各地之领导权，故不惜以全力争之。”1953年所作“清与西藏”概括了二者的关系。

清朝控制青海地区的条目则有：“平定青海喀木”、“青海之善后”、“平定青海参考”、“青海改旗与土司”等，1953年6月16日所作“清与青海”条梳理了二者关系的编年。

清朝对南疆的用兵，“新疆南八城”、“伊犁新疆河北九城”、“回疆十一城”、“乾隆回部用兵”、“乾隆新疆驻兵”、“清初回城之管辖”等条是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是1954年辑录的。

乾隆皇帝用兵号称十全武功，有关战事的条目也有。如“乾嘉征苗”、“缅甸”、“安南”、“乾隆平定廓尔喀”、“廓尔喀善后”、“乾隆十全武功”、“大小金川”等条目，都是这方面的。

郑先生对清朝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1951年7月25日的卡片“清代改土归流之先后”摘录《清史稿·土司传一》湖广、云南、贵州、广西的事例后，郑先生作了案语：

一、改土归流在明代弘治、嘉靖已行之，康熙时亦曾实行，但看条件成熟与否。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者或在土官之下加设流官佐之。或流官下以土官佐之。

二、雍正时之改土归流，是条件未成熟而以武力强制改流的。

三、改土归流不但夺土官之统治权、土地权，而且侵蚀其财产甚至没收其财产，所以满清官吏借口种种原因压迫土官改流。目的在侵吞财产。

四、改流之土官有的还要强迫使他迁往他省居住。

五、我们研究改土归流更重要的是在归流后对这个少数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是不是提高了、发展了来看，要注意整个的问题，而不应只强调军事一面。

如上所述，不仅梳理了明清改土归流的脉络，还提出雍正改土归流“是条件未成熟而以武力强制改流的”,“目的在侵吞财产”,同时辩证地认为“研究改土归流更重要的是在归流后对这个少数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是不是提高了、发展了来看”。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跃然纸上。

郑先生在清代民族政策的研究上，颇多新见解，如1951年8月1日所作“满清统治少数民族的政策”卡片：

满清统治(新参加的)少数民族的政策待澄待正

一、满清境内少数民族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民族特有的奴隶制，有的统治别族，有的被别族统治，这样对全国总统治者是不利的，所以要求清朝境内的各族平等地统属于清廷，不允许某一民族被统属于另一民族。就是说在中国境内各民族全要由满清直接统治。因此有野心统治别民族或征服别民族者，满清一定要打倒它，不恤用兵。——如打准噶尔。

二、同样理由，也不允许在满清统治下的民族再去统属别的民族，这样还是有的民族不能直接由满清统治，而有“二统治者”掺在中间。——如青海改旗时喀尔喀部另编，不编在内。

三、所有民族全分别制定办法，组织起来，统属起来，而由满清直接管理他们的最高首长，但是同时各阶层的贵族或首长满清也同他们有联系。就是说在统制时或公事时由最高首长传达，在分布恩惠时或私事时由满清直接与各阶层贵族交往。因此好事全是满清直接，坏事可以推在各民族的最高首长与满清官吏身上。——如喀尔喀部王公联姻赏赐不经过库伦办事大臣与盟长，而一切统治制度要经过等等。

四、少数民族贵族的名义与地位仍要维持，权力加以限制。

五、满清对少数民族统治政策是发展的，是结合实际而变化的。——如驻藏办事大臣之权力。

概括起来，要点是“清朝境内的各族平等地统属于清廷，不允许某一民族被统属于另一民族”。但是也有间接统治的民族，“所有民族全分别制定办法，组织起来，统属起来，而由满清直接管理他们的最高首长，但是同时各阶层的贵族或首长满清也同他们有联系”。这些看法，很有特色。

“乾嘉道农民起义”专题计23条。社会动乱、农民起义是郑先生研究的领域之一，1949年进入共和国后尤其明显。郑先生关注康熙末年的朱一贵起事、乾隆时期的林爽文起事，也关注海上的蔡牵活动，对于川楚陕白莲教起事，所作条目较多，如“清代白莲教的初起”、“三省教军”、“三省教军之进军”、“三省教军起义时的白莲教领袖”、“川陕楚教军”等条目即是。不过对于民众起事的评价前后经历较大变化。以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起事为例，从前称之为贬义的“教匪”,如有“嘉庆教匪”条，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札记分析“近因：一、有旨大索白莲教余党，县吏奉行不善，株连罗织教千人；二、时川湖粤贵方以苗事困；三、无赖之徒亦以严禁私盐私铸失业，仇官思乱”。颇为准确。后来改称为中性的“教军”或褒义的“教军起义”,摘录的条目有“三省教军”、“三省教军之进军”、“川陕楚教军”、“三省教军起义时的白莲教领袖”、“三省教军起义”等，作于1951年的“三省教军”条很有概括性，列举了起义先后、兵起原因、教军情况、清军情况、民间情况、清军政策、军事结束、清军胜利原因多方面的情形，“兵起原因”较之前述有所补充：

内乱之原，无不出于吏虐。

乾隆时总督多用旗人，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乱机已遍伏。

王三槐被勒保绐(约降而俘之),俘至京，廷讯时供“官逼民反”。(三年，1798)人民皆颂刘清为刘青天，信之不疑，且爱戴之，以如此信任官府之人民而起兵，可知官逼民反之非藉口。

苗事方亟，民不堪命。

这一论述更加全面。还有新史料的发现，1953年摘录的“三省教军起义”条记载：“朝鲜柳得恭《滦阳录》,又《燕台再游录》,均见《辽海丛书》,间记教军事。教军建国号‘代汉’,见《燕台再游录》二页。”注意到朝鲜史料的相关记载。

此外，还摘录了“畿辅教案”、“乾嘉之际西南少数民族起义”、“乾隆甘肃回民起义”等条目。道光初年发生于新疆的张格尔起事，评价发生过较大变化。1951年9月2日所作“张格尔起义”条，认为起义的原因是“满清政府回疆之贪暴荒淫”。列举了多种现象，如：参赞大臣三年一任以为利薮，专工搜括。各城官吏养廉不敷办公，陋规甚多，公开地贪污。回官大小伯克之任命，全由贿赂而成，因之对回民谋求无厌，以取偿。

“社会矛盾与保甲组织”专题计有52条。清代社会矛盾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制约阶级关系，在人口激增的背景下被激化，郑先生在这些问题上均有探讨。地主的土地占有究竟是多少，史料比较缺乏，传统文献上有说财主“良田万顷”的，郑先生采取从了解现代一个县所有土地数量进行推测的办法。1956年所作“各县耕地数目”条，根据《人民日报》1952年12月9日报道，广东潮汕平原上的澄海、潮安、潮阳、揭阳和普宁五个县共有一百八十九万亩耕地，玛纳斯河流域垦区被开垦和种植的土地已经扩大到一百四十多万亩。郑先生加以换算：一百八十九万亩合一万八千九百顷，五县平均不过3780顷。一百四十多万亩，合一万四千多顷。“可知一县的耕地并不太多，因此过去所谓‘良田万顷’等等说法，只是文学的描述，不是历史的记录。”“吴桥人口土田问题”条根据1959年5月26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郊区最南边的一个县分，南部和山东德州紧紧接连。全县共有十七个‘人民’公社，人口七十九万多，耕地二百○二万余亩”。郑先生认为：“今天全县只有七十九万多人，耕地二万○二百顷，平均每人二亩五分五厘地，过去历史上太夸大。”郑先生还具体考察历史文献中的土地占有情况，卡片中有如下条目：“地主田地的增加”、“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清初土地的集中”、“乾隆时的土地集中”。清初官府打击绅衿，江南地区尤其突出，郑先生考察清初绅衿情况，“绅衿差徭”、“清初绅衿免徭役”、“清初的官僚地主”、“清初江南奏销案”、“清初苏松人家”、“派修城工”诸条就是这方面的。相关的还有“明清地主的在乡与在城”。郑先生也对农民的耕种情况关心，作了这些条目的卡片：“亩产量与工作量”、“农民过去耕种数量”。明清之际奴变、抗租等主佃、主仆斗争激烈，郑先生的相关卡片还有“明末清初的抗租”、“地主与佃户之矛盾欠租”、“清代奴仆的地位”、“清代佃户之地位”、“清代人口中之良贱”、“清初禁买佃作仆”、“清初江苏奴仆求解放”、“顾亭林家世仆”、“废除世仆伴”。清初社会矛盾是多方面的，人民比较困苦，相关的卡片揭示了这些情况：“满清初期屠杀政策的后果”、“明清之际农民苦况”、“清初之苛役——捉船”、“雨中贫富之对比”、“清代赈灾与官吏”、“清初之兵扰”。

粮价增长过快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骚乱。郑先生关注粮价，所作卡片有“康熙时福建粮食不足”、“康熙时贵州米价”、“雍正时米价”、“各地粮价高下不一”等，所论多是康雍时期的。清中叶人多地少，激化社会矛盾，郑先生就此所作考察的卡片有“据《清实录》抄顺康人口田地数字”、“清初人口田地”、“清代的人口论”,土地集中情况则有“康熙时官僚置田产”、“乾隆时的土地集中”等。

钱庄、高利贷的问题上，“乾嘉时商人的投机”条指出：“乾隆末商人已运用资本作投机倒把生意，与其前已不相同。此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也。当时术语有与今尚同者，如‘行情’‘成交’之类。”郑先生关注清代高利贷问题，摘录多种资料考察，特别是利用小说资料，令人称道。“清代高利贷”作于1950年，他说：“小说《济公传》约为清代人所作，(详待考)其中有高利贷记载两条，可作清代的典型例子，《济公传》为最通俗的小说，其所反映的社会情况，与余所知者相较均不虚，则所述高利贷亦当系实际情况，非虚构者也。”该小说第二十七回述济公与凤鸣居酒馆店伙王禄谈话，王禄好赌，负债累累，“和尚说：你有钱么?王禄说：有。我告诉你说罢；我刚借了二十吊印子钱，坐地八扣，给九六钱。十吊给八吊，二十吊实给十六吊。一天打二吊四满钱，打一百天，合满钱二十四吊。连底子我得出十吊钱利钱。没法子，不能不借”。郑先生对此分析说：

案，此中所述均为清代中叶后之北京情况，“印子钱”为北京高利贷之一，总借而分期还，由贷主用小折注明，期数钱数，每还一次盖一印，还清而印满，故曰“印子钱”。“满钱”为北京通用制钱时一种钱法，凡十足付给者曰“满钱”(每百实付百文，每千实付千文),照百分之九十八付给者曰“九八钱”(每百实付九十八文，每千实付九百八十文),照百分之九十六付给者曰“九六钱”(每百实付九十六文，每千实付九百六十文),最低有至“九二钱”者。“坐地八扣”谓有回扣二成，实交八成。此云“坐地八扣，给九六钱”,则名义上曰二十吊，实得仅十五吊三百六十文(10×80%×96%)。实借十五吊三百六十文，一百天还二十四吊清结，利息之高可惊。

北京谓钱一千曰一吊。“底子”谓中间人之佣费。

使我们了解了清代中叶后北京高利贷之一“印子钱”的详细情况。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光绪七年四月十七日(1881.5.14)出版的《益闻录》第一百号刊载《苏绅公呈》,内容反映了当时的主佃关系，郑先生以“苏州地主收租办法及其内部矛盾”为题，随文做了诸多札记，注意到“‘司事’为地主之帐房，‘催甲’为地方上催租之衙役，‘经造’为乡村中专管田务之公差”,“地主一贯的收租办法”,“城乡地主不同”,“官绅矛盾”,“蠲免钱粮定例”,“城乡地主矛盾”,“绅士地主仗势抑勒”,“业佃成仇”,“地主敲扑佃户”,“不问荒年熟年一律追比”,“有意解为荒田熟田”,“田多农少。地主害怕退田。佃户用退田作斗争”,“地主强迫佃户子侄还租”。又据该报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四日(1881.5.21)刊载《续录苏绅公呈》,强调：“催甲隶属官衙，此官业矛盾”,“经造额外勒索小租”,“地主与经造之矛盾。地主与县官之矛盾”,“城乡地主同样苛虐”,“各县严刑追比钱粮”。此条作于1961年2月5日，是运用阶级分析所作的分析。郑先生还根据《益闻录》清光绪六年九月二十日(1880.10.23)出版的72号上的《贫富互仇》,作“湖北的转庄”条，揭露“转庄”是一种额外剥削。

满汉关系、满洲内部关系是认识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郑先生对于清代旗人问题颇为留意。还作有条目：“顺康间八旗已有贫民”、“汉人称满人为达子”、“清戒旗人妄为诗歌”等。清朝统治具有满族特色，满族君臣关系反映在称谓上。“满官应称臣不称奴才”条作于1950年，郑先生引用《清代文字狱档》事例：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浙江巡抚觉罗永德查办齐召南资产奏折，自称奴才，四月初二日奉上谕：“再该抚嗣后除请安、谢恩各折外，其办理地方公务奏折，俱应书写臣字，以符体制。”其后永德数折均自称臣，不用奴才字样。郑先生认为：“可见满官自称奴才，并非清代体制，但出于臣僚献谀而已。至清末汉人武官亦自称奴才，尤缪。”又举数例证明：“乾隆初，两官称臣与称奴才者均有。”

郑先生也留意清代基层社会制度。有乡社、里社的卡片“明清乡社组织土著曰社”、“清初的里社”,更多的是保甲的摘录：“清保甲之累”、“清代保甲任务”、“保甲的沿革”、“清代保甲组织”、“清代保甲的目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