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5岁守寡，单身汉半夜溜进我家，我给了他600块钱

那个半夜溜进我家的单身汉，我给了他600块钱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当时觉得是天大的事，过几年回头看，也就是个坎儿。可有些事，当时觉得没什么，过后却像根刺，扎在肉里，越想越深。

我四十五岁那年，我家那口子走了。走得不体面，在建筑工地上，脚手架松了一根扣件，人从四楼摔下来，没到医院就没了气。包工头赔了三十八万，算是对一条命的交代。我没闹，闹也没用，人没了，钱多钱少都是个念想。倒是村东头的老光棍赵老四，在我男人头七那天，蹲在我家院墙外头抽了半宿的烟，烟头明灭，跟鬼火似的。

赵老四今年五十二，打我嫁过来那年就单着。村里人说他年轻时相过一个对象，都到谈婚论嫁了，姑娘跟个跑运输的走了。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提过亲。他住在他爹留下的三间土坯房里，院墙塌了半截，用碎砖胡乱垒着，院里长满蒿草，到秋天能漫过膝盖。农忙时，他给村里人帮工，管饭，给点零碎工钱；农闲时，就骑着辆二八大杠，去镇上揽些零活儿，修个下水道、通个马桶、搬个家具，啥都干。没活儿的时候，就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人下棋，一看一下午，也不言语。

村里人都说他懒，说好胳膊好腿的，不去打工，窝在村里混日子。可我知道，他不懒。我家男人活着的时候，常叫他来家喝酒，说是解闷。两个人就着一碟花生米，能喝到半夜。赵老四喝了酒话多，说他在外面也干过，在工地绑钢筋，在码头扛包，后来腰上做了手术，腰上打了四个钢钉，干不了重活了。医生说让他歇着，他说歇着谁给钱。后来回了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我男人走了以后，家里一下空了。儿子在省城读大学，我让他别回来，来回一趟路费够他大半个月生活费。亲戚们劝我，说三十八万在村里不是小数目，够养老了。我知道他们是好意，可这钱拿在手里，总觉得一股子水泥味儿，怎么攥都是凉的。我照常种着那几亩地，院里养着十几只鸡，菜地里的黄瓜豆角，吃不完就晒成干，一坛子一坛子存起来。日子像老座钟，你不去拨，它也走。只是走得慢，慢到能把人熬出浆来。

赵老四就是在这时候，开始“溜”进我家的。

第一次是去年秋天，夜里下着雨，我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像是鸡扑腾的声儿。我披上衣裳起来，用手电筒一照，看见院墙边上蹲着个人，身上裹着个塑料布，淋得跟个落汤鸡似的。我吓一跳，差点喊出来，再仔细一看，是赵老四。

他看见我，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手里攥着半块砖。

“你干啥？”我问他，声音都劈了。

他说：“我听见你院里鸡叫得不正常，怕是有野东西，翻墙进来看看。”

我照了照他手里的砖，砖上还沾着泥。他赶紧扔了，说：“我寻思是个黄鼠狼呢。”

我看着他，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脸瘦得颧骨都支棱出来，身上那件灰不拉几的夹克，袖子磨得都发了白。我心里一下就软了，说：“进来避避雨吧。”

他没动，说：“不用了，你没事儿就行。我走了，你插好门。”说完转身就翻墙出去了，动作快得跟猴儿一样，完全不像个腰上有钢钉的人。

我站在雨里，愣了半天。后来躺回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我忽然想起来，我家鸡圈那几天确实不太对，每天早上去喂食，地上总有几撮鸡毛，像是被什么东西叼过。我跟邻居王婶提过一嘴，她说许是野猫。王婶家在巷子口，嘴碎得很，没两天全村都知道我家招了野猫。可赵老四住村东头，离我这儿有半里地，他咋知道的？

我没敢深想。

打那以后，赵老四就开始“溜”进我家，专挑半夜。

他也不干别的，就在院里转，修修鸡圈的铁丝网，把松了的篱笆桩子用锤子敲实，把墙头碎玻璃碴子用泥糊上，说是防野猫。有时候，他就坐在院里的石凳上抽根烟，烟抽完了就走。我要是听见动静起来，他就说：“听见狗叫，过来看看。”后来干脆连借口都不找了，看见我，就“嗯”一声，继续干他的活儿。

我心里明白，他这是在还债。

我男人活着的时候，对赵老四不薄。赵老四腰做完手术回来，下不了地，我男人天天去给他送饭，热汤热水送了一个多月。赵老四后来能动了，非要还钱，我男人说：“你跟我算这个？你腰上那几个钉子，还不是给咱村修水渠落下的病根。”赵老四就不言语了，眼眶红红的，像只被雨淋了的狗。

村里有些人开始说闲话了。王婶有一天来我家借筛子，眼睛滴溜溜转，说：“他嫂子，我昨儿夜里起来上茅房，看见老四从你这边过去，你可留个心眼，男人没了，可别叫人占了便宜。”我把筛子递给她，说：“王婶，你这话说的，老四那人，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王婶撇撇嘴，说：“那可不，知人知面不知心嘛。不过话说回来，你要真有个想法，也得是个正经人，老四那条件……”我打断她：“筛子你用不用？不用我拿回来了。”她讪讪地走了。

我承认，我心里是害怕的。不是怕赵老四，是怕这种日子没个头。一个寡妇，领着赔偿款，在村里本来就是块靶子。今天赵老四来，明天张老三来，后天李老五来，他们不来，闲话也少不了。我想过把院墙加高，想过养条大狗，想过把地包出去，去省城投奔儿子。可到了也没动。地里的麦子得伺候，鸡圈里的鸡得喂，日子得往下过。我要是走了，这个家就真散了。

赵老四也听说了闲话。有几天他不来了，院里安安静静的，鸡也不叫，狗也不吠。我竟然有点不习惯。有一天夜里，我听见院墙外有脚步声，来来回回，像是走了好几趟，最后也没进来。我推开窗看了一眼，就看见一个黑影，在巷子口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像是给黑夜打信号。

第二天，我在村口碰见他。他骑在车上，一只脚撑着地，看见我，想说话，又没说出来。我问他：“晚上来我家一趟，我有事找你。”他愣了一下，说：“啥事儿？”我说：“你来了就知道。”

那天晚上，赵老四来了。走的大门，穿得整整齐齐，头发还湿乎乎的，像是刚洗过。他站在院子里，不敢进屋，说：“嫂子，有啥事儿你说。”

我让他进屋。他犹豫了一下，跟了进来。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卷着六百块钱，放进他手里。

他愣了，说：“你这是干啥？”

我说：“老四，这钱你拿着。以后，别半夜来了。”

他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

我赶紧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白天来。这钱，是给你这几个月夜里帮我看院子的工钱。你腰上有伤，夜里凉，别这么糟蹋自己。”

赵老四捏着那个塑料袋，手指发白，半晌说：“我不是为了钱。”

我说：“我知道。可这钱，你得拿着。你要是不拿，我心里过不去。”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钱，声音有点哑：“我哥走了，你一个女人在家，我不放心。我这人没用，别的帮不上，只能晚上来转转。我不要钱。”

我把钱往他兜里塞：“你不要钱，那你就别来了。你来了，这钱就是给你的。你来了，这钱就是让你白天来的。”

赵老四抬起头，看着我，眼珠子像两潭深水，黑得看不见底。他说：“嫂子，你是不是也听见那些闲话了？你要是在意，我以后不来就是了。”

我说：“我要是在意，我男人死的时候就该把门焊死了。这村里，从我男人走那天起，闲话就断不了。我还能把全村人的嘴都堵上？老四，你记住，人活着，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你帮我，我心里有数。这钱，跟闲话没关系，是我给你的。”

赵老四没再推辞，把钱塞进兜里，说：“那我以后白天来，帮你干地里的活儿。不要钱，管饭就中。”他笑了一下，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像个孩子。

我也笑了，说：“管饭。馒头管够。”

赵老四走后，我坐在灯下，看着那个已经空了的塑料袋，心里忽然亮堂了。这六百块钱，不是施舍，也不是感激，是我给这段关系定个规矩，也是给自己心里定个规矩。赵老四需要被承认，我需要被尊重。钱是个由头，让两个都被生活磨掉了底气的人，能体面地站在一起。

后来，赵老四真的开始白天来我家了。给我地里的麦子打药、浇地、拔草，帮我修了鸡圈，重垒了院墙豁口，还把门口的土路铺了一层碎石子。我管他饭，也管他酒，但他从不多喝，喝到微醺就起身，说：“嫂子，我回了。”然后推着那辆二八大杠，晃晃悠悠地往东头走。

村里人的舌头根子，嚼着嚼着就没味儿了。王婶有一天来串门，看见赵老四在院里劈柴，说：“老四，你这是把这儿当家了？”赵老四抡着斧头，没回头，说：“婶子，我给嫂子帮工，她给我工钱，天经地义。”王婶讨了个没趣，走了。

我知道，日子不会一直平顺。儿子明年大学毕业，也许留在省城，也许回来。我自己这后半辈子，长着呢。但我不怕了。人这辈子，最难的不是吃苦，是不知道该跟谁一起扛。我男人走了，可这世上，还是有个人，愿意在黑夜里，为我翻一次墙头。

前几日，赵老四来吃饭，我给他下了一锅热腾腾的面条，卧了两个鸡蛋。他吃得呼噜呼噜响，说：“嫂子，这面真有劲儿。”我说：“那肯定的，手擀的。”他低头笑，说：“我哥以前老说，你擀的面条全乡第一。”

我愣了一下，没接话，转过身，用围裙擦了擦眼角。

窗外，杨树叶子哗啦啦响，像是有人在天上拍巴掌。

日子，总还是要过的。只是不知道，这往后的光景，到底是两个人的，还是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影子。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