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每经评论员 杜恒峰
近日，湖南衡阳一桩好心施救反遭索赔的纠纷，引发全网热议。
事发当日，一名老人因身体不适进入当地一家店铺休息，休息过程中突然晕倒。店主见状上前帮扶老人、紧急送医，但老人仍不幸故去。
事后经派出所、司法所多方核查监控、核实病史，官方明确认定：店主无任何法律责任，无需承担赔偿义务。但老人家属执意追责并索赔10万元，店主一家为摆脱纠纷、恢复正常经营，在两次调解后最终以人道主义补偿的名义，补偿1.9万元，且转账特意注明：该款项不代表自身承认过错。
法律层面已经划清是非，可纠纷并没有就此止步。无责却要出钱，这样的结果，既出乎普通公众的朴素认知，也暴露出部分基层调解实践中，法理让步于现实诉求的困境。很多普通人看到这一处理结果，第一反应便是：没做错事，为什么还要赔钱？这份疑惑，也是舆论集中发酵的起点。
调解理应以法律为准绳、以道义为底线，厘清权责对错；调解结果要经得起推敲和检视，要让当事人和公众信服。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调解人员陷入“只求了事、不求公允”的误区，其调解以快速平息纷争、减少工作负担为首要目标，“息事宁人”也就成了最省力的选择。
本案中，民法典明确的“好人条款”早已给出清晰答案——自愿紧急施救、无过错帮扶的行为人，无需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基层调解人员完全可以据此定分止争。
遗憾的是，面对死者家属的“强力维权”，基层调解人员放弃了法律标尺，顺手找到了人道主义这个“箩筐”，以店主赔偿换来死者家属的“无异议”，但这种脱离法理、模糊边界的调解，就是典型的和稀泥。
人道主义补偿有其适用边界：它更多适用于当事人虽无法律责任，但出于亲情、邻里情谊，自愿给予的道义慰问，应当完全出于当事人主观自愿，不能在调解过程中被变相施压、变相劝赔，更不能把人道主义当成无责一方必须掏钱的理由。把自愿的道义馈赠，异化为调解中的默认选项，本质上就是对人道主义概念的滥用。
和稀泥式调解的危害，不仅在于个案的处置不公，更在于会产生极强的“寒蝉效应”——挫伤公众见义勇为意愿，抬高人们的行善成本。善意本是无需代价、不求回报的自发选择，是友善社会最珍贵的底色。
社会的公序良俗，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的选择共同构筑。每一次见义勇为、出手帮扶，都是普通人对公序良俗的践行。倘若行善的代价可以随意转嫁到无过错的行善者身上，相当于向全社会释放消极信号：救人有风险，好心可能要破财。这种隐性警示，会一点点消解公众伸出援手的勇气。
相较于被滥用的人道主义“箩筐”，“好人不该吃亏”才是基层治理、矛盾调解应该坚守的道义与价值底线，这也是根植于大众心底最朴素、最坚定的共识。本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全网普遍质疑与强烈共鸣，知名大V罗永浩公开为店主发声、发起筹款，用实际行动弥补好人的经济损失。
大众之所以这么表达，之所以要筹款，正是因为大家心中有这样一把统一的道义标尺，即善意不应该被辜负。而大众的反应，也是社会自我修正机制的一部分——善意背后有强大的社会支撑力量，可以纠偏不公、保护善意。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撑，善心仍可以被守护。历经无端纠纷与经济损失，这位善良的店主依旧初心未改，坦言未来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依然会主动伸出援手。
这样的善心不应该被辜负。基层调解，是守护良善的第一道防线。调解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更不是花钱买平安。面对类似好心施救的纠纷，基层调解应当敢于亮明法律立场，敢于拒绝无依据的索赔诉求，守住是非边界。唯有让法律真正站在好人这一边，不让无过错行善者被迫埋单，才能打消大众的后顾之忧，鼓励更多人敢于行善、安心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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