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如果到道理是衡量正确性的标尺，那么有些说法所代表的，正是那些“无尺之徒”看法。
比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画鬼容易，画牛难。
初听此说，印象中还是在年纪尚浅之时，那是行路时撞见的一场争论，具体的情况早已在岁月的冲刷下模糊不清，我只是隐约记得，在那场没头没尾的讨论过后，有人抛出了这句话作为非必要的总结，又或是说起这话的人，以“旁观者清”的姿态，试图引出某种未竟的真谛。
那真谛引没引出来，我确实是没印象了，我只是觉得这话本身属实可笑至极，在那少年心气尚未“脱敏”的年纪，我单纯的觉得画鬼才是最难的，毕竟没人见过这玩意，连想要临摹的机会都没有，而画牛呢，随便就可以找到“标准范本”，毕竟牛有定式，人人得见，只需要按部就班的描摹即可。
时至后来，那份天真让我意识到人的改变，未必是线性的成长，也不排除需要经历某种跃动的，以经历和“吃过多大亏”为助力的推动，因为那份多少有些自负的天真，源于未曾踏入俗世的深浅，未曾被那些可笑又可悲的现实撞击过的痛处，
彼时的我，不过是将想象中的“难”理解为唯一的难，
将受限于认知的“易”视作毋庸置疑的存在。
如今在咀嚼这句说法，方觉其中深意，更是如鲠在喉。
那画鬼之所以容易，恰恰是因为无人见过其“真身”，既然没有真实的写照，自然也就没有证伪的可能，所以怎么画都是对的，
那所谓好坏的标准，不可能取决于形似的定位，而是取决于“谁觉得”，比如谁在赞美，以及赞美的声量是否足以覆盖一切，那时一种脱离了客观存在的自由量裁，更是一种无需负责的评判狂欢。
而画牛的难，难在它画的不能只是作者心中的牛，而是每个人心中的牛，它画的是一种共识，一套基于集体认同的严苛公式。
作者要在一纸之上，承载着无数双眼睛的审视与期待，如此想来，这哪里是在画牛？这更像是一种临摹的状态，关于谁该做什么，谁做了什么，这种做法是否正确，甚至还会上升为价值观与认知观的“共鸣”，
画牛画到最后，画的不是样子，
而是意识。
所以，画鬼这件事，在于调节众生喧哗，更在定义的权柄，毕竟人人都未见过鬼，可人人都想宣称自己才是对的，
而画牛的本质，则在于对共识脆弱的体现，有人只见牛头，有人只看牛尾，还有人只是死死地盯着中间那块肉，馋的垂涎欲滴，这些存在根本不在乎牛的全貌究竟如何，
一张白纸，几笔墨迹，如何将万千纷杂的念头踏踏实实，原原本本的安放其上呢？
无论难易，仅是论起画的困局，
那么便是“画地为牢”的困局。
话分两半说，事分两半做。
无论鬼还是牛，终究要画出来的，既然这是落于纸笔的问题，便必然要经由人的眼目去评判像与不像。
我们经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的说法固然美好，但却也不能否认总会有人因为近视，散光，干眼症或是飞蚊症等等问题，而在着必须看的清清楚楚的问题上，看了些许模糊。
是的，“不同”本身，
更是一种真正纯粹的共识。
倘若所有问题都能达成整齐划一的认可，所有人都能毫无迟疑地在所有事情上都选择举手或沉默，那这番机械化的举动，究竟是真正的共识，
还是一场精心排演的好戏呢。
或许，正是那些无法被完全抹平的差异，那些带着痛感与局限的观看，
才让“画鬼”这件琐事，有了表达求同弃异的机会。
才让“画牛”这件难事，有了值得反复描摹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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