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萌玮 | 在经史义理中体悟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象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经史典籍浩繁，思想传统深厚。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文字载道、以经典传承，将对于天地运行、社会秩序、人生价值的思考凝结于经史义理之中，表达着对天地、社会、人生的思考与感悟。《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传统哲学正是在观天地、察人文的过程中逐渐展开。先民仰观天象，俯察万物，在自然变化中体悟运行之理，又将这种对于天地之道的认识延伸至社会生活，形成关于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国家治理和天下秩序的思想体系。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汉唐经学的发展，再到宋明理学的义理阐发，中国思想传统始终在回应时代、涵养生命的过程中不断丰富。

　　中华传统哲学植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在观察天地运行、体悟人生意义、思考社会秩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品格。它重视天人关系，在天地变化中探寻万物运行之理；关注人伦日用，在社会生活中体察立身处世之道；强调个人修养，也寄托着对于天下治理和文明延续的深切关怀。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形成了丰富的义理体系，并在经史相承中不断发展，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象。

民本传统：天下情怀中的仁厚精神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治理与百姓生活始终密切相关。早在先秦时期，古人便思考天下秩序如何安定、百姓生活如何安顿的问题。《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民众置于国家根基的位置，这是对民本思想的质朴表达。在古人的理解中，天下之治首先在于百姓安居，邦国之宁也离不开民生稳固。围绕这一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逐渐形成了重民、恤民、安民的价值追求。《尚书》提出“敬天保民”，将天地之道与人事治理联系起来。古人认为，天地运行有其规律，天下治理也有其准则。为政者既要体察天道之理，也要关怀百姓之情。“保民”二字，包含安定社会、养护民生的深厚意蕴。天道与民情相通，治道与民心相连，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孟子继承并丰富这一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的政治理想中，君主之位承载的是安民之责，而非个人权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家庭伦理中的亲爱之情推及社会关系，使仁政具有了更为深厚的人文内涵。政治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使得治理天下也包含着安顿人心、涵养社会的意义。

　　这种对民生的关怀，深深融入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世界。历代士人常将个人志业与天下责任联系起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的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追求。在这一传统中，个人修养与社会担当相互贯通，士人理想不仅注重完善自身，也重视主动承担时代责任。民本传统经过长期积淀，形成中华政治文明中独特的仁厚精神。它关注百姓生活，重视治理之德，也强调人与社会之间的责任联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天下情怀，在对民生的关切和对秩序的追求中不断延续并发展。

修齐治平：士人精神中的责任担当

　　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学问与人格的共同培育，读书求学既关乎知识积累，也关乎生命境界的提升。古人所追求的学问，并不止于通晓文辞、掌握典籍，更在于通过修身立德，涵养自身，进而承担家庭、社会乃至天下的责任。《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明明德”强调发扬自身德性，“亲民”强调将个人修养推及社会，“止于至善”则寄托着对完善人格和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这一思想揭示了做学问的根本宗旨，强调士人的普遍追求。《大学》进一步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人生路径。《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求学之道由博学开始，经过思考辨析，最终落实于实践践履。古人也重视知行结合，强调人在求知过程中不断涵养自身，在实践过程中深化认识。学问纳入整体生命的思考中，方能成为修身立世之道。

　　这种重学尚行的精神，在后世士人传统中不断延续。宋代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将个人学问与天下责任联系起来，表达了士人对于文化传承和社会担当的深切关怀。明清之际，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强调治学应关注现实、回应世务，使传统学术中重实践、重担当的精神进一步凸显。从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到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始终将学问置于广阔的社会天地之中。读书不仅为了完善自身，也为了回应时代、服务社会；求学不仅在于积累知识，也在于涵养德性、成就人格。这种将个人修养与天下责任相结合的精神，构成中华文化中深厚的士人传统。

知行相资：生命涵养中的实践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思考，始终与生命实践紧密相连。古人不仅关注如何认识外在世界，也思考如何在天地之间安顿自身、涵养德性。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求知、不断实践、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形成了重视生命体验、强调人格养成的思想传统。《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寄托着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深刻理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实践品格的朴素追求。天道运行不息，君子由此体悟进取之志；大地承载万物，君子由此涵养宽厚之德。“自强不息”强调生命的主动进取，“厚德载物”强调人格的包容担当。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中国文化对君子人格的重要期待。人在天地之间，既需要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也需要具备包容万物的胸怀。

　　这一重视实践的思想，在后世哲学发展中不断丰富。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认识与行动之间的统一。真正的“知”并非停留于观念层面的理解，而是能够落实于行动之中的自觉；真正的“行”也不是盲目的实践，而是建立在明理基础上的践行。从《周易》的自强厚德，到孔子的学思践履，再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关注人的精神成长。它所追求的，不只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德性的涵养和人格的完善。这种将求知、修身与践行融为一体的思想传统，展现了中华哲学独特的生命智慧。

和而不同：文明交流中的会通智慧

　　中华文明在漫长发展过程中，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进行交流，在吸收、融汇和创新中不断丰富自身。面对差异与多样，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通智慧。“和而不同”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理念，体现了对多元关系的深刻理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中所说的“和”，并非消除差别、追求一致，而是在承认不同的基础上相互协调与共同发展。“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因素之间相互调和，能够孕育新的生命与创造；拘泥于单一与相同，则无法保持发展的活力。这强调了中华文明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解，也塑造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品格。

　　中华文明发展始终伴随交流互鉴。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各抒己见，在思想碰撞中形成丰富的文化传统；汉唐时期，随着文明交流不断扩大，域外文化因素进入中华文化体系，并在融合中获得新的生命；儒释道思想长期互动，也推动中国哲学不断拓展自身思想空间。中华文明的延续，正是在守护自身根脉的同时，不断吸收有益成分。“和而不同”是处理文明关系的智慧。它尊重差异，也追求沟通；珍视传统，也善于吸收新的思想资源。这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在历史变迁中保持开放姿态，在交流融合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

　　中华传统哲学植根于经史相承的文化传统之中，以对天地人生的深刻体悟贯通个人修养、社会秩序与文明传承，以民本情怀安顿天下，以修齐治平涵养士人精神，以知行相资追求生命完善，以和而不同彰显会通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重德修身、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精神气象。这些思想经过数千年传承与阐释，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实践之中，成为理解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思想根脉，为涵养人格境界、塑造社会秩序、推动文明交流提供了深厚的义理滋养。

作者：凡萌玮，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