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锋》吕铮：我想写一部反着的《亮剑》丨专访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公安题材文学比作一片疆域，吕铮无疑是其中最独特的“开拓者”之一。从《三叉戟》到《无所遁形》，再到如今热播的《藏锋》，他笔下的警察，从来不是刻板印象中的“高大全”，而是一群穿着制服的、有着中年危机、职业困惑与理想坚守的“普通人”。这位在警界深耕二十余年的警察，始终保持着一种“业余”的赤诚——他拒绝顺撇、拒绝套路、拒绝迎合流量。对他而言，写作不仅是讲故事，更是一场关于自我的认知。

《藏锋》海报

藏锋是一种精神内核和内敛的力量

在《藏锋》构思之初，吕铮的创作动力源于一种强烈的“求变”心态。2016年，他构思了《火线特警》，那曾是他理想中的硬核警务叙事，并入选了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但时隔几年后，当他重新审视这个名字时，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乏味。“光从正面去写特警，没啥意思。”吕铮在采访中回忆，他开始思考：警察的职责不仅仅是训练、执勤与威风凛凛的抓捕。他希望还原他们作为“人”的特性，包括困惑、茫然与中年危机。于是，一个反差的构思诞生了——“我想写一部反着的《亮剑》。”

不同于军人在战场上的“明知不敌也要亮剑”，吕铮认为警察的智慧在于面对复杂的态势进行有效的处置，“藏而不露”的智慧便是其中之一。面对嫌疑人，警察有时需要学会避其锋芒，一招制敌。“所谓藏锋，即藏住锋芒，而后厚积薄发。那是警察职业精神的内核，也是一种内敛的力量感。”这种逻辑上的转变，使得《藏锋》不再是一部聚焦于简单刑侦破案的“任务剧”。吕铮坦言，他的创作从不承担任何“别人赋予的所谓任务”，他只写自己想写的，只写自己理解的现实主义。他在小说中大胆地将谭彦这个“中年油腻、淡化了初心”的警察，拉回到激情洋溢的从警之路上。

吕铮希望还原警察作为“人”的特性，包括困惑、茫然与中年危机。

剧中，以红叶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谭彦的“职场危机”为切入点，从宣传民警转战特警支队担任政委，一直拿笔杆子的谭彦从宣传岗位投身实战前线，一时间陷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处境。谈到剧本创作中的优势与难点，吕铮表示，秀才觉得兵有理说不清，兵觉得秀才罔顾现实、夸夸其谈，这种“鸡同鸭讲”的张力，本质上是不同逻辑下的必然碰撞。在吕铮看来，这种倒错设置并非为了博取眼球，而是因为警察群体的核心逻辑从来都是忠诚与服务，而当危难来临时，这些不同侧面的人会同仇敌忾，这种反差感反而让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真正的强情节在于人物关系和内心的博弈

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警察作家，吕铮深感一线警察的日常与大众认知之间的温差。“我从不觉得荣誉是什么高大上的词汇。”他直言，对于从业二十多年的他来说，英雄主义不是惊险奇特的枪战，而是无数个平淡无奇的坚守。当他采访那些受重伤的同事时，发现他们甚至无法描述搏斗的细节，因为那是“日常”。这种“日常”中隐藏着巨大的职业素养。吕铮在创作《打击队》和《三叉戟》时，故意避开了那些追求表面感官刺激的血腥暴力桥段。他认为，真正的强情节在于人物关系和内心的博弈，“不动声色中，泰山震动。”他偏要在那种所谓“不被看好”的小案件中，去挖掘保民生的深意。他曾将《三叉戟》的成功归结于“不迎合”。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观众爱看动作大片、爱看血腥暴力，但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写三个老警察的经济犯罪侦破。

吕铮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就是一个业余时间从事创作的业余作者。”但他所说的“业余”，并非指写作水准，而是一种创作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得以在面对审美疲劳时，依然保有敏锐的选择力。他从不愁素材，平时与一线同事的交流、实地采访，以及对案例的细致搜集，使他拥有一个巨大的“公安题材故事库”。他有一套独特的筛选逻辑：做出大纲，搁置一两年，如果直到动笔前还能对这个故事感到“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那才是真正值得写的故事。

如今，他已不满足于现实的边界，开始尝试将科幻与传统警务结合。他将背景设定在2040年，通过“真世界”梦境游戏，让警察穿越回过去搜集碎片的线索。这种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设定，让他不仅玩得“嗨”，更让公安文学的表达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所有的警察故事，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独角戏

吕铮常说，作为一个写作者，看到什么样的故事就能看出什么样的作家。如果一个作品能呈现出丰富的故事、精准的对话、深刻的人物构架，你一定能看出作者是否真正了解行业，是否由心而发。他拒绝成为一个只会写血腥与暴力的流水线工匠。他希望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能留下几本经得起时间沉淀的作品。他时常告诫自己：作家不能急功近利，要像练拳击一样，用脑子打，而不是凭亢奋打。一旦陷入盲目的亢奋，动作就会变形，就会让对手抓到机会。

《三叉戟》海报

在吕铮笔下，警察故事从来不是孤立的岛屿。无论是《三叉戟》《谜探》里的林楠，《名提》里的那海涛，这些角色在吕铮的小说中形成了一个庞大且缜密的“警察宇宙”。“人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我的小说自带一个我自己设置的警察世界。”吕铮表示，这种创作上的“前瞻性”让他开始了对人物之间松散又相对固定的串联。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印证一个铁律：所有的警察故事，归根结底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独角戏。

“警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我们依靠的是强大的组织和群体。”吕铮强调，在他的作品中，比如《无所遁形》，谭彦的形象也曾出现，这种跨作品的串场，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互文，更是对公安队伍协作精神的真实写照。他试图通过这种群像的构建，消解观众对以往同类作品中警察单兵作战的误解，从精英的超凡能力，转向群体协作带来的稳重与万无一失。这种群像构建，是他对“公安精神”的一种更高级的审美表达——在平凡的警种交织中，见证整个系统的严密与力量。对于公众而言，警察工作常常笼罩在神秘感的面纱下，而影视剧创作往往容易将其过度符号化，要么是追车枪战，要么是玄学破案。

“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泡在这里边吧。”吕铮拒绝那种脱离现实的强情节，甚至直言当下许多涉案剧中追求的“视觉奇观”是一种伪命题。“我偏要写小案件、保民生。”这是吕铮的执拗，也是他的“必杀技”。在《打击队》等作品中，他刻意摒弃了飞天遁地的桥段，反而去描写警察如何通过破小案来维护一方平安。这种叙事选择看似“不自带流量”，甚至在初期遭到了质疑，但吕铮却凭此完成了对“流量焦虑”的降维打击。他认为，真正的看点不在于血腥与暴力，而在于警察如何在琐碎的日常中，维持一种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更看重“如何通过内行视角，写出外行也能看懂的人性”

回顾创作历程，吕铮从不将自己限定在“公安作家”这一标签内。他坦言，自己对故事的构建能力，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童年对评书艺术的沉迷。“我从小听田连元老师的评书，那些杨家将的阵法与枪法，激发了我对空间架构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在《梦探》中得到了爆发。他将视角投向2040年，思考当技术完全介入执法，当法治AI化，警察该如何破案。这不仅是对未来的一次前瞻，更是对当下“重塑案情真相”这一议题的深度探讨。他利用“梦境游戏”作为线索的收集载体，实际上是在用高科技的外壳，包装一颗内核依然滚烫的现实主义心。“永远奔着好玩去，永远别把自己限制死。”吕铮认为，所谓的公安题材高审美，不在于形式的堆砌，而在于创作者是否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是否能掏出真心。无论是一线缉毒的特警，还是2040年的未来探员，对他而言，核心的逻辑永远是人性、忠诚与坚守。

谈及创作压力，吕铮坦言，作为一个有本职工作的创作者，每年只能在各种节假日中拼凑出写作时间。这种边缘人的视角，反而让他保持了对文学的敬畏，也让他更加珍惜每一次动笔的机会。“创作的第一属性，就是对自己负责。”他非常坚定地认为，如果一篇散文几千字看不出作者的世界观，但几十万字的作品却骗不了人。如果创作者由心地热爱这个故事，作品自然会呈现出丰富与深度；如果只是为了稿费和噱头，读者一眼就能看穿。吕铮提到了《三叉戟》剧集中关于警察拿枪的细节——两部戏下来，警察甚至没有真正拿枪射击过。这不是刻意区别同类作品的特立独行，而是他刻意保持的真实底色。“别人去做的，我反而不去做。我不去迎合，没准最后反而独树一帜。”

《三叉戟》剧照

在谈到“公安文学的传承”这一宏大议题时，吕铮表示，千万别让“主题先行”毁了作品。“我小学学作文时，最害我的就是‘中心思想’。”他笑道，“你一旦有了这个思维，创作就变成了‘为了论点找论据’，这会造成动作变形。”在吕铮看来，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是在写作过程中保持一种潜意识的推演，而不是用教条去束缚笔下的人物。吕铮说，当他写到《藏锋》中谭彦这个角色时，他不仅是把他写成一个警察，更是在写一个具体的、立体的、有瑕疵的人。当一个人出发了这么远，经历了这么多诱惑，如果忘记了“为什么要干警察”这个最原始的问题，那么这个人就是“油腻”的、是“迷茫”的。

作为“行内作家”，吕铮常被问及这是不是其写作的最大优势，“行内优势确实存在，我可以规避那些一眼假的悬浮情节。但我更看重的是，如何通过内行视角，写出外行也能看懂的人性。”他提到自己写作时常会陷入一种与同事聊天、查阅案例、沉浸在公安题材“矿藏”里的状态。这种深度的“泡在这里面”的创作方式，让他能时刻捕捉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纹理。他不喜欢那种“坐在书房里写警察”的感觉，他需要的是那种在烈日下暴晒，能闻到泥土、汗水气息从而提炼出来的真实质感。“我不愁素材，我愁的是时间。”他打趣道。因为有了真实的职业根基，吕铮的作品里有一种独特的“质感”，这种质感不是靠查资料得来的，而是靠几十年的职业共情磨出来的。当他说起段奕宏、阿如那在《藏锋》戏中的表演时，他谈论的不是演技的华丽，而是那种“熟悉感”——那种办公室里的小心思，那种面对纪律与原则时的两难，那种真实的、属于警察内部的“气息”。

当吕铮说起段奕宏、阿如那在《藏锋》戏中的表演时，他谈论的不是演技的华丽，而是那种“熟悉感”。

在吕铮看来，作家与警察，看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实则有着微妙的共振。“一个作家写的故事，就能看出他的世界观。”他坚信，如果一个作家不了解警察的真实生活，他笔下的博弈永远是悬浮的。他经常用那种带点讽刺意味的口吻指出，许多市面上火爆的犯罪小说，实际上充满了“外行”的视角。那种为了爽感而设置的暴力桥段，在他眼中甚至显得有些“小儿科”。他更倾向于去写警察在“案子之外”的人情练达与职业纠结。

期待通过不断的突破，让公安题材脱离单一的标签

吕铮提到，当《三叉戟》刚成书时，曾有人从善意出发，评价其作品写的人物不是“正面形象”。这并没有让吕铮感到困惑，反而让他更加明确了，那些简单描摹出的所谓“正面形象”并非带着“血肉”的英雄，而是脸谱化的“表面文章”；那些违背生活常理、人物动机常识的刻意拔高，是无用的输出。作为一个从业的“内行”，吕铮希望在创作之初就规避“树立”和“歌颂”等主题先行的塑造，从英雄的内心出发，“以真实感为平台，加之扎实的细节和正确价值观的导向”，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广泛大众接受的“正面形象”。真实感是所有现实主义创作的大门，如果连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和法律逻辑都不懂，何谈人性与博弈？在吕铮看来，荣誉感不该是刻意涂抹的油彩，他排斥那些过度“高大全”的描写；同样，如果“为了真实而真实”，把所有警察都写成落魄的、受压制的“失意者”，这也是一种顺撇和同质化。

吕铮认为，警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职场人，最后才是英雄。

“这又需要新一轮的矫枉过正。”吕铮认为，警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职场人，最后才是英雄。这种去魅后的回归，才是公安文学长盛不衰的源头。他在《藏锋》中塑造的谭彦，正是在这种复杂平衡中诞生的产物——他是一个有欲望、有功利心、会写小说、会听轻音乐的鲜活个体，只有当这样的“立体人”经历了困境与救赎，英雄的含义才变得真实且具有感染力。

展望公安文学的未来，吕铮并没有感到焦虑，反而充满了探索的欲望。他提到的《梦探》不仅是一个科幻尝试，更是他关于“公安文学边界”的一次激进回应。他用“真世界”梦境游戏重塑案件现场，这看起来是在写科幻，但吕铮认为这依然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叙事。“只要它是写人的困境，只要它探讨的是忠诚与背叛，它是科幻还是纪实，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吕铮的创作信条。他认为公安文学不该是封闭的类型，而应该是能够包容各种艺术形式的载体。吕铮总结了自己的创作旅程——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过程。他将自己的每一部小说比作游戏中的一个人物模板，刚开始只能用普通的攻击，随着经验值的增加，他解锁了悬疑、解锁了科幻、解锁了不同的人物视角。“写作是为了快乐。”他非常期待通过不断的突破，能够让公安题材脱离单一的标签。“无论是打击队里的破小案保民生，还是未来世界的梦境探案，本质上，都是在记录这个时代中，那些坚守在岗位上的具体的人。”

吕铮最初感受到“讲故事”的快乐来自其在小学时给同学们绘声绘色地讲《杨家将》。从只能面对几个人讲故事，到通过文字影响千万观众，创作的快乐是他永远的发动机。他不追求做一个所谓的时代宏大叙事者，他只想做一个认真负责的“说书人”，去讲述那些关于忠诚、挣扎、抉择与传承的故事。而在他笔下的谭彦也好，林楠也罢，他们都是在生活中努力跋涉、不负使命的普通人，他们也会有彷徨和失落，但总会迎难而上，为了自己梦想勇敢前行。那一刻，英雄即每一个敢于挺身而出的理想主义者，而英雄的故事也将属于每一个心中有光的普通人。说到最后，吕铮提到，近期他带着儿子去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结尾让他印象深刻，主人公逝去亲人的墓碑上写着：当你帮助一个人时，你就是在帮助所有人。他觉得这句话挺好，随风潜入夜地说出了影片要呈现的严肃主题，远比那些“高大上”的词汇要高级且有效得多。

编辑 吴龙珍

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