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少将被俘，却不急反而笑道：老同学，我可是军委的人！

1949年11月底，重庆西郊的俘虏登记处，国民党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团长钱申夫正在核对名单。一名佩戴少将军衔的军官走到桌前，神色平静，没有俘虏常见的慌乱。

他看了钱申夫一眼，轻声说道：“抗大四期，二队，窑洞第三铺。”

钱申夫的笔尖顿住了。

对方又补了一句：“1938年冬天，你还欠我半块肥皂。”

这句话一出口，钱申夫立刻认出了他。眼前这位国民党少将，正是失联十一年的老同学李唯平。只是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本名。

李唯平原名李碧光，1919年前后出生于四川达县。1936年，他还是省立中学里的学生。课堂上，老师周俊烈讲起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十七岁的李碧光听得格外认真。那时的四川，消息闭塞，能够走出盆地、投身抗战，对许多青年而言并不是一句口号。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秘密加入共产党。1938年春，李碧光离开四川，辗转前往延安。途中，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他改用了“李唯平”这个名字。

抗大第四期的生活并不轻松。窑洞简陋，课程密集，除了政治理论和军事训练，还要学习通信、侦察、保密等特殊技能。李唯平常常在别人休息后继续练习，报务、密写、文件处理，一样不敢马虎。

钱申夫和他同住一孔窑洞。两人同桌吃饭，同铺休息，也曾在寒冷的冬夜里轮流烧水。谁能想到，多年后，一个会成为解放军方面的干部，另一个却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在俘虏登记处重逢。

1939年，李唯平从抗大毕业。组织没有把他派往公开战场，而是安排他返回四川，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秘密工作。有人替他惋惜，认为前线冲锋陷阵更能建功立业，他却接受了另一种考验。

在秘密工作中，一份及时送出的情报，可能避免一场伏击；一个身份没有暴露的同志，可能保住一条交通线。这样的工作没有掌声，甚至不能留下真实姓名，稍有差错，付出的就是生命。

回到成都后，李唯平借助旧日同学和师长的关系，逐步进入国民党军政系统。1941年，他进入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学习。这个班与中统系统关系密切，毕业后的去向，多与特务、党务和地方行政有关。

他在考试中并没有表现得过分突出，而是有意留下余地，最终被分配到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担任主任干事。这个位置看似普通，却能接触不少机密材料，尤其是特务机关的人员布置和地方军政动向。

办公桌上的文件，往往比战场上的枪声更危险。李唯平利用整理档案、值夜班等机会，设法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再通过秘密电台转送出去。电台藏在成都青龙街一处院落里，白天是寻常住所，夜晚却承担着与延安联络的任务。

有意思的是，李唯平并非只靠单线传递消息。1942年前后，国民党内部中统、军统争斗加剧，他借助派系矛盾，搜集有关人员活动和军政部署的材料。有些信息一旦送出，影响的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地下组织在一地的安全。

1944年12月，四川地下工作遭遇险情。叛变人员供出了周俊烈的住址。李唯平得到消息后设法示警，但周俊烈未能及时转移，最终在重庆悦来客栈突围时牺牲。

这件事给李唯平留下了极大压力。为了避免特务顺藤摸瓜，他在混乱中改变现场线索，并通过关系将案件引向帮派仇杀。这个做法并不意味着危险消失，只是暂时把政治案件变成了普通刑案，为其他同志争取了时间。

1945年，宜宾交通站遭到破坏，一名曾在抗大教过他的报务人员被捕。李唯平没有贸然组织营救，而是通过狱中关系传递策略，设法让对方以重病、精神衰弱为掩护，争取保外就医。后来，这名同志被转入医院，才从敌特控制下脱身。

1946年10月，李唯平在成都举行婚礼，来宾中有不少军政界人士。对外看，他已经完全融入国民党上层社会；回到书房后，却还要处理密电。妻子和身边亲友很难知道，一个看似忠于国民党的军官，夜里发送的却是另一套情报。

这种生活持续到1949年。解放军向西南推进后，中央社会部要求李唯平设法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等待时机。他通过关系取得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参谋长兼第一〇一军军长等职务，随后奉命防守白马山一线。

战局变化极快。国民党军队内部指挥混乱，部队之间彼此掣肘。李唯平在防御部署上采取了拖延和消极应付的办法，使阵地构筑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解放军突破后，国民党部队很快被分割。

被俘时，他没有隐瞒身份，也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见到钱申夫后，那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只是笑了一下，说道：“老同学，我可是军委的人。”

钱申夫随即将情况上报。由于李唯平掌握国民党军政系统、特务机关以及西南地区地下工作的多方面情况，相关部门很快作出安排。之后，他被护送离开重庆，转赴武汉，再乘专列前往北京。

那段登记处里的重逢，表面上只是两个旧同学认出了彼此，背后却牵连着抗大窑洞、成都电台、重庆险局和西南战场。一个人改名换姓，进入敌方体系，前后十余年，始终在公开身份与真实使命之间周旋。这样的经历，远不是一张少将任命书能够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