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丹事件：舆论的失焦和语言暴力化，兼谈对灵活就业的看法

1.关于张丹丹在“聊一波”的言论，鲜见高质量的学理评论和观点交锋，舆论在不了解这个人长期学术观点情况下，一边倒做大量道德性批判，甚至不乏人身攻击，这种风气不好。

2.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几年大量青年高校毕业生“被动灵活就业”无奈，灵活就业人员保障的不足，也要看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灵活就业的长期存在性和进步性。

3.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必须加快速度解决，一方面应该建立强大的社保第一支柱，建立一个不分城乡职业的国民年金体系；另一方面，必须降低社保费率，减轻大家的缴费负担，才能提高缴纳积极性。

（一）对这波舆情的一些看法

笔者先识张丹丹的文章，再识其人。张丹丹近几年一直关注基层民生问题，她是最早研究青年就业问题的学者之一，三四年前她对青年失业率的很多预警性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她长期关注农民工和零工问题，提倡为农民工增加工资和福利。我们且看她6月25日在达沃斯论坛上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的发言：

中国人的工作时长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平均工作时长40多小时/周，农民工群体能达到50多小时/周，外卖小哥等零工群体工作时长高达60多小时/周，中国的劳动时间过长。我们是可以想办法让中国人在保障收入的情况下减负，我们现在提的一个政策建议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而使得零工群体能在工资不变甚至轻微上涨的情况下，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长，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

再早一些，3月16日，她做客凤凰卫视《问答神州》时，针对超过1.3亿灵活就业者游离于职工社保体系之外，她提出改革现在的社保制度，打破地域分割局面，实现社保跨平台、跨地域自由转移；她主张社保体系要完善，保障劳动者权益，让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获得身份认同与社会兜底。

现在有底层关怀的学者已经不太多，像张丹丹这种既有很专业的素养，又关心社会问题的大学教授已经很稀少，张丹丹也是性情中人，绝非看风使舵、工于心计者，因此，笔者一直对其有几分的敬重。

这次她在“聊一波”节目上的发言，无论从听众情绪感受上，还是从学理上确都有不妥当之处。但是这波舆论，大家并没有围绕“灵活就业”这个真问题展开观点的争论，而是太多的人上来就做道德性评价，上来就骂人，根据自己有限信息构筑的想象去贴标签，说她是“不食肉糜”、“非蠢既坏”，把她当做知识分子“犬儒化”、“集体堕落”的一个样本来分析，甚至连“南北二张”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笔者相信了解她的人是不同意这些判断的，明显是上纲上线。这与政治攻讦式谩骂，先给你扣上个“反革命”、“汉奸”、“x粉”、“公知”的帽子，让你百口难辩无异。

何况她在节目一开始也有对农民工或灵活就业者打抱不平，比如在节目第3分至5分30秒指出当前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增长脱节，居民收入增长逐年下降；接着她又指出：“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就我们的用工成本它能压倒极低，然后你在国际上就有竞争力”。

笔者建议大家认真了解张丹丹的学术观点，以及认真了解灵活就业问题，在同一角度和专业层次上做辩论，乃至批评。先入为主做道德性评价，或者上来就去骂人，这本质是一种戾气，不可能导致产生基于事实的理性讨论。

这波舆情也透视出大众舆论对名人观点的无情消费，陌生人社交模式下，网民（其实也包括海外媒体）往往只是把名人或有影响力人物的观点当做发泄自己情绪的一个出口，或者寄托物，名人观点被工具化。当观点符合他们胃口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人捧得很高，如果不符合，就会无情踩在脚下，而不会看一个人的初衷，或长期的观点倾向。

这一方面提示在当前环境下，专家、名人要出言谨慎，另一方面也显示舆论情绪化、尖锐化、对立化情况下，对专业人士客观独立的分析研究并非友好。

（二）关于如何看待灵活就业

社会对张丹丹发言的反映这么强烈，背后折射的是如何看灵活就业这一个新的就业形态，它到底是掩盖失业问题的遮羞布，还是像张丹丹或一些经济学家说的是一种“福利”？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灵活就业是一些人找不到工作的无奈选择，即“被动型灵活就业”。尤其是那些受了很好教育的年轻人，现在没有那么多好的工作岗位，只好选择这种形式来获得基本生活支出。

另外，灵活就业也在统计口径上成为模糊失业率问题的弹性空间。这是“灵活就业”在在中国当下社会语境中呈现贬义，不被大家待见的原因。

但是我们放在全球就业趋势和中国整体灵活就业情况看，灵活就业某种程度上被“污名化”。

1.全球就业都在灵活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传统的工作和工作场所密切绑定的状态在松弛，全球灵活就业占比普遍在迅速提高。美国去年劳动力人口约1.62亿，灵活就业人员约6400万，占总就业的39%。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22年底发布的数据，雇佣者总人数5977万，灵活就业即“非正社员”的人数2067万，占总就业人数的36%左右。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现在发达国家普遍推出数字游牧民签证（Digital Nomad Visa），也都是为了吸引灵活就业年轻人，前来旅居消费的。

我们要承认现代技术下的就业灵活化本质是一场进步，是人类的自由的一场延伸，有助于弱化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工厂的诞生，创造了工作场所和就业高度绑定的模式，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极大地强化了人身对资本的依附，网络平台技术带来的进步，有助于弱化这种依附。

2. 要看到中国大规模的灵活就业、零工经济，早就是长期存在的，以后也将长期存在。大家另一个约定成俗的认识是，灵活就业是因为最近几年就业形势不好，突然冒出来的。

中国由于人口过多，长期处于高质量就业供给严重不足的状态。比如，2008年我国非农就业人员为4.15亿，但是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职工数分别为1.508亿和1.99亿，这就意味着当年非农就业中至少有2.6亿是“灵活就业”，诸如在餐厅打工、当保姆，在工厂干零工。

我们权且把同时参加了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就业，称为有保障型就业，这种就业不过占当年非农就业的36.1%。也就是说63.9%的非农就业是灵活就业。

到了2024年，我国非农就业上升到5.71亿，城镇养老和医疗参保职工总数分别为3.84亿和3.79亿，以这个口径推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口为2亿左右，实际上比2008年有所减少。有保障型就业占比增加到66.3%，实质上社会总体就业质量在提升。

我们为什么觉得现在灵活就业变多了呢？原因有二，一是受高等教育年轻人就业灵活化，而这部分人传统都是享受有五险一金的就业，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其实占比不大，但是他们的信息提示作用（社会阶层下降或教育价值缩水）远远比传统农民工灵活就业明显。

二是随着城市化，人们对就业质量要求逐渐提高，以前有机会进城打零工就觉得是进步，而现在对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开始对收入是否稳定和是否有社保更加敏感。

我们还应该看到，即使不考虑到技术带来就业形态变化的因素，灵活就业在中国仍将长期大规模存在。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决定了，无法为近8亿劳动力创造完全的有保障型就业，美国和欧盟经济总量是中国的2.5倍，但是就业人口仅为3.7亿，刨去灵活就业人员，估计也就是2.5亿左右。

在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情况下，也只有当经济总量达到美国或欧盟的两三倍，才有可能创造近7-8亿的全职固定就业岗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都是无法做到的，因此灵活就业必将长期存在。

3.要看到灵活就业相较于农业和传统非农就业的进步性。初始阶段的灵活就业，比如保姆、工厂零工，相较于农业体力劳动，客观上是巨大进步。以今天的情况看，农业条件最好的山东省平原地区，农民土地上劳作一年，也赚不到1万元，但是去当清洁工、装卸工，至少可以赚三四万。

同时，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等为代表的，规模约8400万的互联网平台技术催生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他们相比传统的工厂体力劳动、保安、建筑工等依旧是进步。根据2025年《中国统计年鉴》，普通蓝领和低知识密度型服务业工资也就是5000元左右，而高频骑手、网约车司机可以达到8000元，这也是年轻人宁可送外卖，不愿进工厂的原因。

现在公众舆论一提起灵活就业就是苦大仇深的态度，因为参照物变了，大家现在是去对标城镇的有保障型就业，而不是对标自己的过去。对于多数灵活就业人员（除了那些因为找不到就业，而被迫灵活的高校毕业生）而言，无论是从农田到零工的“灵活”，还是从工厂车间到外卖骑手的“灵活”，这其中都有就业质量的进步，收入的实质性提升。

（三）关于如何看待灵活就业的社保

我们要承认灵活就业的进步性，但是又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还要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因为，他们已经转化为城市居民（或者本身就是城市居民），不仅要让他们有饭吃，还要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居有其所。

这次“聊一波”节目，主要是姚景源先生在讲，张丹丹发言机会并不多，在短暂的对话中，她只谈到了前面一点，而没有谈到后一点（尽管她之前大量的研究就是这个领域），这是导致舆情的关键。

对于灵活就业社保，笔者认为第一点在于要建立国民年金制度，就是你无论就业灵活不灵活，只要你是中国公民，都有一份能够保障老年最基本生活的养老金，并且这个国民年金是平等的，不能有城乡职业差别。

这体现了现代国家对国民的义务，即保险的第一支柱。以东邻日本为例，2026年度65岁以上的国民可以获得 70608日元的养老金，大约相当于2980人民币，基本可以满足生活需要。

现在灵活就业社保以及农民养老之所以成为社会非常焦虑的问题，首要因素就是第一支柱长期残缺，如果我国有一个达到基本保障标准的国民保障体系，这个问题会大大缓解。

（图片来源：财新传媒）

养老的第二支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企业年金制度，中国叫城镇职工社保。这个社保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其中企业占大头。人类就业的灵活化，劳动力不再有雇主，这也为第二支柱的运维形成了巨大挑战。

尤其是中国的社保沿袭了相当强的计划经济企业办社会的惯性，第一支柱太薄弱，城镇人口社保偏向第二支柱，如果没有“单位”，社会保障基本无从谈起。

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灵活就业社保这种形式完成第二支柱积累。但是传统计划经济下国家养企业、企业办社会的逻辑，又导致宏观社保费率过高，企业+个人模式要达到34%以上，灵活就业缴纳的三险也要占收入的29%以上。

以北京2025年灵活缴纳标准为例，养老金费率为20%，医保费率为8%，失业保险为1%，按照最低基准7162元算，一个月要交2089元左右，而美国的自雇社保税是12.5%，中国自雇税率是美国的2.3倍，导致个人因社保负担过重，而回避参加社保。

因此，笔者建议国家要重视这个问题，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体系建设，这项改革要着眼于以下几点：

1. 减少投资于物，增加投资于人是基础。我国仍然具有浓厚的“生产建设性财政”惯性，必须减少不必要的基建投资和重复的产业补贴，进一步压缩行政支出，增加居民福利支出。中国社保就业支出在各级政府预算中的占比仅为13%，远低于OECD国家40%左右的水平。“十五五计划”提出“投资于人”不是能最后在落实中被空洞化，增加居民社保水平是最直观体现。

2. 必须降低社保缴费费率。无论是传统的单位—个人承担模式，还是自雇模式，社保费率必须降到18%以下，这样每个人一年可以节省近万元的社保开支，才能增加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

3. 创新征收模式。针对一些企业设法通过劳务零工化规避社保责任，可以把劳务视为企业消费的一种，借鉴商品征收增值税或关税的模式，对于企业的劳务报酬征收社保税，但是税率不能过高，一定要控制在10%以内。

一些企业实行的，给高频零工提供社保补贴的做法，也值得推广，比如美团大约80万高频骑手提供50%的社保补贴。这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既能保障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又能为劳动者提供一种基本保障的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