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十二年（207年）前后，荆州隆中，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此前，他已经从徐庶口中听过“卧龙”的名声，却未必知道，这位年轻士人身边还有几位同样出众的朋友。
诸葛亮出山后，向刘备提出《隆中对》，从荆州、益州说到天下形势，替刘备搭起了建立蜀汉的战略框架。可有意思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像荀彧辅佐曹操那样，把身边好友成批引入刘备阵营。
这并非诸葛亮不识人才，也不是几位好友能力不足。真正的原因，藏在他们各自的志向、处境，以及刘备当时的实力之中。
诸葛亮在荆州交游甚广，常与徐庶、石韬、孟建、崔钧往来。四人并非同乡，也不是一个家族，却有共同经历：汉末天下动荡，他们避乱荆州，彼此切磋学问，后来又走上了不同道路。
诸葛亮曾评价几位朋友，说他们出仕以后，至少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一级。这个判断说明，他确实认可这些人的才干。但“有才”与“愿意投效刘备”是两回事，能否在某一阵营发挥作用，更要看政治选择。
崔钧，字州平，博陵安平人，史籍中也常称崔州平。他的父亲崔烈曾任司徒、太尉，后来死于李傕、郭汜控制长安时期的政变。崔氏家族遭受变故后，崔钧来到荆州，与诸葛亮、徐庶相识。
崔钧的经历带有明显的士族色彩。他见过东汉朝廷的腐败，也经历了地方割据带来的祸乱。这样的人未必没有政治抱负，却可能更看重家族安危与个人退处。关于他后来具体去了哪里，史料记载很少，不能把他的下落说得过于确定。
石韬，字广元，颍川人，与徐庶关系密切。二人避乱来到荆州后，又与诸葛亮相交，常向司马徽、庞德公等人请益。石韬没有追随刘备，并不等于他没有能力，而是他没有把刘备视为唯一的政治选择。
曹操南下取得荆州后，石韬转入魏国，后来担任郡守、典农校尉等职。诸葛亮北伐期间，听到徐庶和石韬在魏国的消息，曾感叹：“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这句话里既有惋惜，也有对老友处境的判断。
徐庶的情况最特殊。他原本是刘备麾下的重要谋士，还曾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正因为这层关系，刘备才有了三顾茅庐。可长坂坡败退时，徐庶的母亲被曹军控制，他不得不离开刘备，转入曹营。
徐庶并非主动背弃刘备。母亲被俘后，他选择北上，是汉代士人重视孝道的直接体现。曹魏时期，他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但史书对他的具体功业记载并不多。诸葛亮后来替他感到不平，恰恰说明两人私交深厚。
孟建，字公威，汝南人，早年也来到荆州，与诸葛亮等人一起游学。诸葛亮曾劝他不要急着返回中原故乡，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在诸葛亮看来，荆州同样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然而孟建最终还是选择了曹魏。魏国得到荆州后，他进入曹魏体系，曾任凉州刺史，后来做到征东将军。孟建的选择很能说明问题：他不是没有仕进之心，而是更愿意进入当时实力更强、制度更完整的曹魏。
刘备三顾诸葛亮时，势力仍然有限。名义上，他是汉室宗亲；实际上，兵力、地盘、粮饷都无法与曹操相比。一个士人若要保全家族、施展抱负，选择曹操并不奇怪。诸葛亮若强行劝说好友投刘，反而可能让彼此关系陷入尴尬。
这里还要看到诸葛亮与荀彧的差别。荀彧出身颍川名门，在当地士族中拥有很强的号召力。荀攸、郭嘉、陈群、钟繇等人投向曹操，固然有个人判断，也与颍川士人的地域联系密切相关。
诸葛亮虽然同样出身士族，却长期寓居荆州，个人声望尚未转化为一个庞大的政治网络。刘备当时也没有足够的官职、土地和资源，供这些名士各得其所。推荐人才，需要的不只是交情，还需要让对方相信，这条路能够走得通。
因此，诸葛亮没有把四位好友一并带到刘备身边，既有现实限制，也有对朋友选择的尊重。崔钧归处难详，石韬和孟建入魏，徐庶则因母亲被迫离开刘备。四个人的去向不同，却共同说明了汉末士人面对乱世时的处境：同窗可以同游，知己可以相交，真正进入仕途时，却未必站在同一面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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