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上一本晚清流放日记重走河西，看百年古道的尘埃与众生

从兰州至敦煌，自河海到昆仑，百余年的沧桑变幻，皆沉淀于河西走廊漫长的古道之上。循着晚清流放官员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的足迹，胡成重走此道。在一路的行走与探寻中，他重新打捞起这片土地最真实、最鲜活的生命纹理。

文津奖提名作者、“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得主胡成最新力作

六月戈壁的正午，35摄氏度的热浪裹挟着泥土黏在鞋底，车轮深陷于无人戈壁的烂泥之中。没有信号，没有旁人，只有一只羚羊远远地与胡成对视着——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与历史重叠了。又或者说，历史从未远去，而是以某种方式，折叠在了我们脚下。

这片横亘千里的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抵玉门关，祁连山融水汇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依次滋养着武威、张掖、酒泉与敦煌等地，自古便是中原连通西域的必经之路。作为文津奖提名作者与“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得主，胡成继《陇关道》《萧关道》后再度西行，完成了“关陇行记”的终章。循着晚清流放官员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中的万里旧途，他自驾重走这条沧桑古道，一路对照前人坐标，考据历史文献，跳出汉唐功业与王侯将相的宏大叙事，将目光投向戈壁烽燧之间那些被历史尘埃湮没的平凡众生。在这场穿越古今的行旅中，胡成以古雅的笔调、白描的笔法，记录古道边各色人物的日常与生息，于平实叙事与风物速写之间，寄寓沉郁而深厚的情怀。

兰州，内城北垣，20世纪20年代初

迟到者的向下探索

胡成本是安徽淮河边上的南方人，中文系毕业后自学转行成为程序员。辞职后，他曾做过自由摄影师，痴迷于布列松式的“决定性瞬间”。长久客居西安的他笑称自己是“精神陕西人”——潮湿拥挤、人群密不透风的南方总让他感到窒息，城市高楼与地铁人流带来巨大的压迫感。唯有西北无边的旷野，能让他舒展呼吸。

早年因痴迷篆刻，为了寻访唐代旷野石刻，他开始频繁往返陕西。而后，他顺着古官道开启了地理书写：先沿渭河古道写下《陇关道》，再循泾河古道完成《萧关道》。于是，向西延伸的河西走廊，便成了他书写版图上无可回避的续篇。

在胡成看来，在当代的旅行文学中，探索空间的广度早已失去先机。斯坦因、伯希和那种在无人涉足的古迹中获得全新发现的时代已然不复存在，“现代人无论去往何处，都是迟到者。”于是他决定向下探索，“我要探索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所有曾经的耕作、迁徙，所有曾经的战争、死亡。”他说道。

之所以选择裴景福作为参照，其背后藏着一段关于河西走廊归属的漫长历史：中原对河西的掌控从未连贯，南宋、明中叶以后时期两度失去此地。直到清代收复新疆，河西才从边防要塞重新变为内地通途。因此，唯有清代才留存下完整的西行私人游记，裴景福的记录也由此成为对照古今的绝佳文本。

乌鞘岭隧道

晚清时期，裴景福被流放新疆。1905年，他从广州一路向西，沿途所见的街巷小摊、崎岖驿路，以及形形色色赶路的普通人，全都被细致地写进书里。同为记录河西古道的行记，它与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后者出身官宦，一路车马仪仗、官吏迎送，文字间填满了刻板的地理考据。而裴景福本是浸淫于古玩字画的收藏家，天性疏朗松弛，哪怕身处流放的苦途，他也愿意停下脚步，尝一口路边吃食，与驿站掌柜、赶路脚夫闲谈几句。正是这样的心境，让他得以记录下河西最鲜活的市井肌理，写下了正史典籍不屑留存、也无从捕捉的民间百态，留下一份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百年戈壁生活快照。

戈壁滩上的时空折叠

兰州一个典型的午后，胡成从民宿出发，骑着共享电单车穿过华林坪，沿黄河南岸向东，驶过裴景福与刘华封曾同观的黄河铁桥，直达甘肃省图书馆查阅史地古籍，夜晚则伏案写作。他的日常伙食极为简单，常在市集采购一些本地食材，用后备厢自备的电压力锅炖一锅牛腩。

这并非胡成第一次完整穿行河西走廊。早在几十年前，他便只身前往彼时仍是土坯矮房小城的敦煌。当年莫高窟管控相对宽松，游客稀少，他自带冷光头灯与高倍望远镜，独自钻进幽暗洞窟细看藻井上的供养人题记。灯光打在千年彩绘上，墨色仿佛尚未干透，恍惚间只觉古代画工才刚刚出门小憩。这种时空交错的震撼，是他与河西最早建立的精神联结。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再去莫高窟。

此行胡成最大的执念之一，是寻找陶保廉与裴景福在书中反复提及的地标——中沙墩。光绪十七年，陶保廉途经此地，牛车关键构件“辐”断裂，寸步难行，只能徒步奔赴深沟驿打尖。多年后裴景福行经于此，还特意在书中调侃这段往事，写下“十里余上沙阜，形如岗峦，陶公子脱辐处也”。

中沙墩（地埂泊）

现代的国道与民国兰新公路，大多沿用清代的驿道。唯独临泽高台通往酒泉的一段古道，因地层属于远古海洋，遗留了大量盐碱，每逢降雨路面便会翻浆。早在民国修建公路时，这段路就被彻底废弃，整片区域被划入荒漠保护区，几乎无人踏足。

胡成依靠卫星地图独自驶入这片戈壁。高温、无信号、松软的盐碱泥层层叠加，最终导致车辆深陷洼地。自救的过程漫长而煎熬，他掏空后备厢里所有的帆布袋垫在车轮下，一寸一寸地倒车脱困。那一刻，他突然深切体会到了古人行路时那种孤立无援的绝境。“旅行20多年，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气息。”胡成回忆道，语气中似乎依旧带着身临其境的余悸。

当晚，他原路折返高台县。在雨夜中重读电子版《河海昆仑录》时，他才在字迹模糊的夹批里发现了关键的注解：中沙墩又名地耕坡。方才陷车之处，正是两位晚清旅人笔下的同一地点。咫尺之地跨越百年，陶保廉、裴景福、胡成三人，先后踏足了同一片泥泞。

“我一直坚信，时空是折叠的。”他的语气无比笃定，“我甚至觉得那头鹿就是裴景福。在古道上行走是最容易感觉到通灵的时刻——因为我们走在了同样的地方，你能看到古人看到的东西、听到古人听到的声音，仿佛和古人并肩同行。历史从来没有真正的过去。”

大国小民无常的悲喜

然而，撇开与历史重叠的瞬间，抑或是一路上壮丽的景色，胡成最想书写的，仍旧是“人”。“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彼此擦肩而过的人。”他无比真挚地说道。“从时空的维度来看，我们和其他一切东西——那些风景、文物、景观，我们的联系是很微弱的。100年后，我们不在了，它们仍旧在那，但只有‘我们’，才是联系最紧密、休戚与共的。我看见了你、你看见了我，我们只有这一生，才能彼此看见。”

他曾无数次翻阅《河海昆仑录》。裴景福在书中写下过因染天花而死的仆人来和，也记录了同从广州流放至兰州的清朝武官陈桂林，以及随行伺候他的婢女。那个女孩年仅虚岁十一，一路负重劳作，最终因染重病，不慎摔伤，猝死于途中，被草草掩埋在乱葬岗。她没有姓名，没有完整的生平，“她连一个代号都没有，只能被称作陈桂林的女仆。”第无数次谈及她的故事，胡成的心底仍旧会泛起震颤。

在古人的书里，这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死去了。但当胡成跨越百年，再次来到他们曾经踏足的土地，重走他们走过的路时，这些短暂的一生、幽微的情感与凄凉的境遇，在他的笔下被更具象地铺陈开来。

乌鞘岭

“裴景福在行记里遇到了多少风景、发生了多少事情，都没有这个十二岁女孩的死去，让我动容。就像我一路走过黑水国、嘉峪关、祁连山……但和李建国的偶遇，才让我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的值得我牵挂。”他说道。

峡口村的李建国属兔，虚岁六十三岁，是家里的长子。从祖父那一辈起，他们家就定居在峡口堡。他双目失明，和年迈的老母亲挤在两间三十七平米的陋室里，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李建国是为数不多仍旧留在峡口村的人，靠种地、放牲口为生。每个月领着六百元的补助金，其中一半还要拿来给多病的老母亲买药。他自嘲“没什么本事”、“白活了”、“只要冻不死就行”。

黑河

胡成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只能试图将他写下来——记录在这苍茫的大西北里，一个大国小民无常的悲喜。不仅仅是李建国。永昌深夜夜市里主动递烟的制服警察、沿路争论肉质的牧区商贩……正是这些擦肩而过的人，共同拼凑出了河西走廊最鲜活的人间肌理。古往今来，笔墨书写河西，总绕不开雄关烽烟、洞窟丹青与万里行商。而胡成不写金戈铁马，不写盛世壁画，只是带着一本百年前的古人游记，穿行在集市、古驿与热腾腾的人世间，为每一个平凡却鲜活的生命，留下轻盈、温柔却又无比郑重的一笔。

Interview

Q: 在丝路沿线，哪个瞬间让你印象深刻？

胡成：人，还是人。其实不论是丝路，还是其他旅程，印象深刻的永远是那些特别的人。正如我在《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那本书中写到的那样：“旅途最可珍惜的永远是这些那些偶遇的人们，可以重逢或者永不再见的人们。风景永远在那里，只有我们才是彼此一瞬而过”。我更关注那些具体而微的生命，譬如陈桂林的女仆、来和、李老汉……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时间花在和他们聊天上，我愿意尽可能地复原一个人一生的故事。

Q：能否为我们分享一段值得反复走的路途？

胡成：对我个人而言，我未来必定会重走的是一段废弃的戈壁驿路，但是如果推荐他人，我觉得最值得反复行走的是山丹县至张掖一段国道，沿途与无数边墙并行，仿佛与波澜壮阔的历史同走。

Q：在旅途中，有什么记忆深刻的美食？

胡成：兰州的手抓、武胜驿的手抓，大口饕餮肥羊，真正人生快事。还有天祝、肃南牧区随处可见牦牛肉，它生长周期长、脂肪更少，口感虽然相对柴一点，但是也很香。旅途中我在后备厢放了一口电压力锅，每天去市场买牛肉，常常炖牛腩，这样一餐后就开始旅行、写作。

Q：你会选择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胡车：因为我的旅程漫长，所以选择住宿的主导因素是价格，一般多为简易民宿或廉价快捷酒店。若是二者价值相同，那么优选民宿，相对更加自由，并且方便自已烹饪。就像这次河西之旅，停留在武威的时间最长，因为它有一家新开的民宿，非常便宜，又很舒服、安静。

Q：最喜欢的除景点之外的角落在哪里？

胡成：乌鞘岭的山野。秋季，随意翻上一道山岭，或者索性躺在山坡，山风弥漫，枯草摇曳，路过天顶的云，以及偶尔盘旋又远去的鹰，如在另一个时空，如在另一个世界。

撰文：陈幼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