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姜太公垂钓引发的 对周文化的几点思考
文/岳崇
2010年3月的一天,我到宝鸡市陈仓区检查工作。下午五点多检查结束了,区上同志邀请我到钓鱼台去看看,说这里离钓鱼台不远。我说大概15年前去过。他们说现在与以前不一样了,好看多了。盛情之下我便从命了。不似游览,因为没有悠闲情调;不似参观,因为不可能认真细致;而更像是赶集,急急火火地走了一遍——因为天毕竟快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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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十五年前,给三原李靖故里写的一幅碑刻作品
走马观“台”完后,天已麻麻黑了,陈仓区和钓鱼台管委会的同志邀请休息喝茶,我自然是谢绝。他们又提出让给题词,我自然又是谢辞。众人围着好一番盛情——盛情难却了,我只有应允了。
接待室里宣纸已经准备好了,笔墨也已准备好了。我走到书案前,看着纸问:“写什么?”大家都静默不语。我稍作沉思,拿起笔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太公钓鱼千秋精神”;下联是“文王访贤万世文明”。写完应大家的要求,我把对联的意思作了解释说明。
回到西安后,方便时把傍晚游钓鱼台这件事写成了文章。
客观地说,说起钓鱼台,人们一般会说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了解这段历史的都会说,姜太公曾在商朝做过一段小官,因纣王无道,弃官隐居。晚年听说周文王姬昌是一位贤明君主,遂移隐于此,用直钩不挂鱼饵而垂钓。姜太公的奇特钓鱼方式传到周文王那里,文王意识到这一垂钓老人必是贤能之士,便亲自前来寻访拜请。之后,姜太公先后辅佐文王、武王成就了大业。因此,人们便把这里称为姜太公钓鱼台。随着时间推移,当讲到钓鱼台名称的来历或历史故事时,无论是事实还是传说,可能由于奇特性,人们习惯谈及太公钓鱼的故事,甚至延伸其文功武略,而逐渐淡忘了文王访贤的事实,好一点儿也是一句带过。对这一现象,能理解,但我以为有失偏颇。
大家知道,没有伯乐,就没有千里马——因为千里马是伯乐发现的。从故事角度说,钓鱼台双雄演绎历史故事的主角是姜太公,而周文王的镜头不多,但是他应该是、实际也是起关键和决定作用的。可以说,没有周文王,就没有姜太公;没有姜太公,就不会有钓鱼台。钓鱼台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它上演的不是独角戏,而是双雄会合演绎的一台影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戏。因此,我们讲钓鱼台名称的由来或历史故事时,既要讲姜太公,又要讲周文王。姜太公是雄才,周文王是大略;姜太公才智过人,周文王谋略宏大。再细说,姜太公利用特殊方法“钓鱼”所体现的正直精神和愤世嫉俗及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兴邦立国的那么一种才智,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基础。诚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这里我想提出假设,如果没有周文王访贤邀请姜太公,如果没有周朝的建立、中国的历史如何发展、中华民族的文明如何发展、中国现在是什么状况?那么,姜子牙就可能永远只是一个默默垂钓者,永远不会有姜太公的尊称而名垂青史。众所周知,孔子所“复”的“礼”就是周礼。因此,中华文明的根基与核心就有周文王仁治的思想和周礼这一重要成分。可以说,周文王访贤是影响中华民族万世文明的伟大壮举。
因此,由姜太公垂钓与文王访贤这一紧密关联的历史事件,引发我对周文化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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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姜太公垂钓是“隐而求仕”,“求仕”成功即可在周部族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客观上是帮助强化周部族文化。姜太公祖籍是今天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也就是当时的齐部族。他的先祖曾担任四岳之官而辅佐夏禹治水有功。可见姜太公祖上是大户人家且有功于历史。他出生以后家境败落了。但他很勤快,从事过卖肉、开酒店等事情,也在“隐匿”“辽东”之前做过几个小官。而且姜太公都始终爱学习,特别是爱学习天文、地理和军事谋略等,期望有朝一日能施展才华而为历史贡献才智。汉代刘向《列仙传》说:“避纣之乱,隐于辽东四十年。适西周,匿于南山,钓于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姜太公为了躲避商纣王的淫乱,在辽东隐匿了四十年。后来来到终南山,在溪水边垂钓。表面看,他只是换了个钓鱼的地方,其实是他听说西周西伯侯姬昌贤能必成大事,才千里迢迢来到西伯侯封地——离西周的都城不远处的溪水边垂钓。显然垂钓不是钓鱼。正常钓鱼,应该是为了丰富生活、或者出于爱好、或者修心养性。而姜太公“不饵而钓”,是钓翁之意不在鱼,而是在“钓”西伯侯周文王。也就是说,姜太公“隐而垂钓”是手段,“钓”来周文王“求仕”是目的。“求仕”目的达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就能得以展示,周部族文化也就自然得到强化。
这里插叙并澄清一个说法。有人说姜太公是隐士。我以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因为隐士必然是出世者,而且要隐居。《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隐士”是“隐居的人”;“隐居”是“由于对统治者不满或有出世思想而住在偏僻地方,不出来做官。”还有“隐士”的行为态度是“出世”,不是“入世”。《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出世”是“超脱人世,摆脱世事的束缚。”“入世”则是“投身到社会里”。说得直白一点,姜子牙如果纯粹为了钓鱼,哪儿不能钓,非得从“辽东”不远千里跑到“西周”的终南山来钓鱼,而且是垂钓。这清楚表明他是以“出世”隐居之行为达到“入世”做官之目的。显然,姜太公不是隐士。
思考二:姜太公垂钓被周文王访贤之后,周部族文化的内容就开始丰富了,其生命力就更强大了。无论从家世,还是个人的经历、爱好与思维看,姜太公是一位高素质、大智慧者,是齐部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他溪水垂钓被周文王访贤之后,无疑把齐部族文化带到了周部族——他的生活习惯、做人处事理念,辅佐周文王、特别是辅佐周武王灭商、治国的智慧,无疑对以周文王、周武王的理念、智慧为核心的周部族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姜太公垂钓被周文王访贤之后,周部族文化的内容就丰富了、更趋先进了,其生命力就更加强大了。
思考三:周文化是兼收并蓄商文化和齐部族文化及其他华夏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全新的文化。实事求是地说,在武王克商之前的周部族文化只能叫周部族文化,因为在殷商时期,也就是在华夏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周是一个部族。武王克商之后,周部族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之天下共主,一种顺应历史发展的站位高的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周文化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思考四:周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是中华文明两千多年来演变发展的思想和政治的基石。孔子说:“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见《论语.学而》)。”意思是“过去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很恰当。”孔子是很突出的尊奉“先王之道”者。“先王之道”的“先王”指的是尧、舜、禹和商汤及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诸“先王”。 “先王之道”即“王道”。“王道”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所指的君王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理念、原则和政策。那么,“先王之道”就是孔子以前圣明君王以“仁”“礼”治理天下的理念、原则和政策。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所复的“礼”是周礼。无论是“仁”,还是“礼”,孔子的思想无疑主要是以周公旦按照“先王之道”制定的礼乐为基础而形成的。所以,“先王之道”主要指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尤其是周公旦治理天下的理念、原则和政策。可见,孔子的思想与“先王之道”一脉相承,其思想体系实质就是对“先王之道”的总结与阐发。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仁”“礼”就是在周公制礼乐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据此可以说,周公所制的礼乐是儒家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那么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周礼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自然周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发展的重要基础。
思考五:对孔子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周文化。《礼记》记载孔子自己说“丘也,殷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礼记》里说孔子说,他是殷商的后代。又据《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索引》记载,孔子生长于鲁部族。可见,殷商文化和鲁部族文化对孔子都有影响,但对孔子的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周文化。为什么?虽然孔子一生崇拜很多人,而最崇拜的当属周公。孔子一生倡导的礼乐制度,主要是对周公治国、安民思想、理念的继承和发展。《论语.述而》记载:“久矣,吾不梦见周公!”什么意思呢?孔子以前睡觉多次梦见周公。这足以表明孔子年轻时对周公所制定的礼乐的学习之潜心、理解之深刻、影响之大。周公是周文化的重要代表,无疑周文化对孔子的影响最大。
思考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由周文化一脉相承而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深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深得人们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世人皆知,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既然中华文化没有中断,那么毋庸置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自然植根中国大地,并且是由周文化一脉相承而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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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岳崇,字醉石,号终南山翁,陕西长安人。自幼酷爱书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陕西中华文化学院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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