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2019年，贵州长顺有一名女性查出HIV阳性，当时没看到她接受正规治疗，也没人知道她有没有告诉伴侣，之后她就一直没被纳入有效的随访管理。
到了2024年底，她开始在出租屋里进行性交易，持续一年多，大约做了五十次，每次。
很多人看到判得轻就觉得冤，说没有传染别人凭什么判刑，其实这个罪名不看结果只看行为，只要知道自己有病还做高危的事就构成犯罪，要是后来真有人被感染，案子还能重新翻出来按更重的罪追究责任，可惜现在没人去查这条线。
问题在于疾控部门只能依赖病人自己配合，不配合也没办法处理，公安部门负责查处卖淫活动，但不会专门监控艾滋病感染者，法院作出判决后也不公布具体细节，导致公众难以理解判案理由，时间一长就形成了案子办结却没能起到警示作用的情况。
国外有些地方做法不同，像新加坡要求艾滋病感染者定期报告性行为情况，否则可能被驱逐出境，泰国则对某些行业人员实施强制检测和干预措施，我国2026年推出的公共卫生方案提到要加强高危人群干预工作，但卫健部门、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的数据仍然没有打通，各部门都在各自开展工作。
技术上跟不上，健康码、支付记录和旅馆登记这些本该用来发现异常情况的数据，现在都用不上，地下交易基本没有实名信息，没人清楚谁跟谁发生了什么，这次能立案，只是因为次数多、证据凑齐了，换到别的情况，很可能就漏掉了。
大家都在说处罚太轻，其实更该问的是，这位感染者确诊五年里怎么还能到处活动，为什么出现五十次高危行为都没人提前阻止，法律条文写得明明白白，可执行起来总像是等事情发生了才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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