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女子为男闺蜜出气送丈夫入狱，探监八年丈夫次次拒见她

重庆女子为男闺蜜出气送丈夫入狱，探监八年丈夫次次拒见她

鞋柜最上层那双红色高跟鞋，鞋底已经磨得发白，鞋面上的灰我擦了又擦。每次去监狱看他之前，我都会擦一遍，虽然我知道他根本不会出来见我。八年了，看守所的门我走了无数遍，铁门转轴的声响我闭着眼都能分辨出是哪一扇，就连墙根那丛永远蔫头耷脑的野草，我都知道它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可他还是不肯见我。

我是重庆人，嫁给陈建国那年我二十三，他二十五。我们在杨家坪开了家小面馆，他掌勺我收银，日子过得紧巴巴却也有滋有味。建国话不多，闷葫芦一个，但对我好得没话说。冬天我手脚冰凉，他就把我的脚捂在他肚皮上，那层软乎乎的肉暖得我脚趾头都舒展开来。夏天热得人冒油，他总是让我在风扇底下待着，自己守着灶台满头大汗地煮面，后背的汗衫湿了干干了湿，结出一层白色的盐花。

我们俩都没什么大本事，但建国的手艺是真不赖。他调的佐料香得能把整条街的猫都引来，牛肉炖得烂而不散，豌豆泥绵得入口即化。生意慢慢好起来，我们也攒了点钱，准备再干两年就按揭套小房子。

张明是我高中同学，那会儿就坐我后头，上课老拿笔戳我后背借橡皮。其实他根本不缺橡皮，就是闲得慌。后来他去广东闯荡了好些年，回来的时候一身名牌，脖子上挂根金链子，说话三句里夹两句粤语，说是搞工程发了财。那段时间他常来我们面馆吃面，一来二去就跟建国也熟了。建国这个人实诚，人家对他笑一笑他就掏心掏肺，张明喊他“姐夫”喊得甜，他就真把人家当自家兄弟。

事情是从一笔钱开始的。张明有天晚上单独来找我，说他工地上的材料款被上头压着没拨下来，工人们等着发工资回家过年，急得他嘴角起泡。他想找建国借五万块钱周转一个月，但又不好意思当面开这个口，怕建国多心，所以就只跟我说，让我帮着吹吹枕边风。

我当时犹豫了一下。五万块不是小数目，那是我跟建国起早贪黑一碗面一碗面煮出来的血汗钱。可张明是我多少年的朋友，他红着眼圈跟我诉苦的样子让我心里发酸。我说行，回去跟建国商量商量。建国听了没怎么犹豫就点了头，他说张明这人看着仗义，既然开了口肯定是真遇上难处了，能帮就帮一把。钱是建国亲自去银行取的，厚厚一沓递到张明手上，张明握着建国的手千恩万谢，说一个月后连本带利还回来。

一个月过去了没动静，两个月过去了电话打不通。我去张明租的房子找人，房东说他早就退租走了。我这才慌了神，满世界打听，最后从一个老同学嘴里知道，张明在外面欠了一屁股赌债，广东那边就是混不下去了才跑回来的，什么工程什么材料款全是编的。

那天晚上建国坐在床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屁股，他闷了半天才说了句话：“钱没了可以再挣，就是心里头难受，拿真心对人，人家拿刀子捅你。”我趴在枕头上哭了一场，既恨张明骗我们，又觉得对不住建国。建国反过来安慰我，说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擦亮眼睛就是了。

如果事情到这儿就完了，日子咬咬牙还能过下去。可张明这个畜生，他不光骗了我们的钱，还在外头到处讲闲话，说我跟他有过一段旧情，说那笔钱是建国补偿他的“精神损失费”。这话七拐八拐传到建国耳朵里，他整个人都木了，看我的眼神像蒙了一层灰。

我跟建国解释过无数遍，我跟张明就是普通同学，清清白白什么也没有。建国嘴上说信我，可半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亮的时候我摸到他枕巾湿了一大片。那种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他没打我骂我，可他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我们俩像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睡在一张床上却各怀心事。

就在这个时候，张明又出现了。有天傍晚他喝了酒晃到我们面馆门口，歪着嘴笑，说姐夫借点钱花花。建国握着炒勺的手青筋暴起，让他滚。张明不走，斜靠在门框上，拿眼睛瞟我，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什么“老情人借点钱都不肯，当年在教室后头你可不是这样的”。

建国那根绷了太久的弦“啪”地断了。他拎着炒勺冲出去，张明转身就跑，建国在后面追，追到巷子口摁住他就是一顿揍。张明起初还还手，后来就抱着脑袋蜷在地上喊救命。我跑过去拉建国，被他胳膊肘甩了一下摔在地上，膝盖磕在路沿石上到现在还留着疤。等我把建国拉开，张明已经鼻青脸肿地躺在那儿不动弹了。

后来就是派出所、医院、法院。张明伤得其实没那么重，断了根肋骨加上些皮外伤，但他咬着不松口，非说是建国蓄意谋杀他。他有个亲戚在司法系统里当了个小头头，从中使了劲。建国被判了三年，故意伤害罪。法官宣判那天我坐在旁听席上，建国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里头有恨有悔有心疼，复杂得我一颗心被揉碎了又捏拢。

建国进去之后我才发现我怀了孕。可能是那阵子情绪起伏太大，孩子两个月的时候没保住。我一个人在医院清宫，冰凉的器械伸进身体里的时候，我咬着嘴唇没哭，心里想的是建国要是在身边该多好，他手那么暖，一定会握着我的手说“婆娘不怕”。

头一年我去探监，次次都被挡回来。管教出来跟我说，陈建国说了不见，让你好好过日子。我托人给他带东西，带他爱吃的灯影牛肉、怪味胡豆，带冬天穿的保暖内衣，全被退了回来。只有一回，他托管教带出来一句话：“面馆的佐料配方写在灶台左边第三块瓷砖背面，用铅笔写的，别忘了擦掉。”

我回到面馆，揭开那块瓷砖，果然看见密密麻麻的小字。花椒多少、辣椒多少、香料怎么配，全是他一笔一划写的。我蹲在灶台跟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清楚得很，他这是把吃饭的本事留给我，打算跟我彻底断了。

三年期满，我去接他出狱。管教说他提前一个星期就办了手续，自己走了。我满世界找，他电话换了，租的房子退了，重庆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个人要藏起来真找不着。后来还是他一个工友看不下去告诉我，建国去了贵州一个煤矿上干活，临走前跟他喝酒的时候说：“我对不起她，我也恨她，可我还是放不下她。离远点对两个人都好。”

我在家躺了三天，三天没吃没喝，盯着天花板想这三年的事。想建国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揉面，想他把我冻红的脚塞进怀里，想他听到张明那些混账话时发白的脸。我忽然就想明白了，他不见我，是因为他还爱着我。他心里那根刺还没拔出来，他恨的是我当初不该替张明开口借钱，更恨的是他自己居然答应了。他过不了自己那道坎。

第四天我爬起来洗了把脸，把面馆盘了出去，揣着那几万块钱去了贵州。煤矿在六盘水一个山沟沟里，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山路颠得我胆汁都快吐出来。到了地方人家告诉我，陈建国两个月前就走了，说是去了云南修高速。

云南、四川、湖南，我追着他跑了四年。每到一个地方都扑空，他就像跟我躲猫猫，我前脚到他后脚走。有时候工地上的人会告诉我，他前两天还在这儿，晒得黑瘦，话还是那么少，下班了别人去打牌喝酒，他就一个人蹲在工棚门口望天。我听到这些心里又酸又暖，酸的是他一个人在外头吃苦，暖的是我知道他抬头望天的时候，想的肯定是我。

第八年的时候我回了重庆，去监狱办了个手续——当初他判了三年，按理说早该销案了，可我一直没去领他的私人物品。管事的换了好几茬，最后翻出来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头是一串钥匙和一本软皮笔记本。

笔记本是国产品牌那种老式的工作手册，封皮磨得起了毛。我翻开第一页就哭了，上面写的是日期和他每天想跟我说的话。从进去第一天开始，一直写到出狱前一天。头几页全是恨，“今天又梦见你跟张明在教室后头笑，醒来枕头湿了，婆娘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翻过十几页语气慢慢变了，“昨天隔壁床的老周老婆来看他，带了自家腌的萝卜干，我闻着那个味儿想起你泡的酸萝卜，脆生生的，你总说我吃得太快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再到后来，“我想通了，你不是那种人，是我自己当时被猪油蒙了心，人家说啥我信啥。可我出不去，我连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都做不到。”

最后那页只有一句话：“婆娘，我走了。佐料配方在灶台左边第三块瓷砖背面，你拿去用。别找我，我不配。”

我抱着那本笔记本坐在监狱门口的石阶上，从下午哭到天黑。保安过来问我走不走，我说再坐会儿。其实我在想，这些年我追着他跑，到底是图什么。图他原谅我？可他早就原谅我了，那本笔记本里写得明明白白。图他回来跟我过日子？可他把自己放逐在外头，是因为他觉得他不配。我们俩就像两列错开的火车，明明朝着同一个方向，中间却隔着一道永远并不过去的轨。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那本笔记本我揣进包里，那串钥匙我没要，那是我们出租屋的钥匙，后来房子拆了，钥匙留着也是废铁。

我做了个决定，不追了。我回杨家坪那条街上重新盘了个小门面，还卖面，招牌没换，就叫“陈记面馆”。佐料用的还是他写的那个配方，只不过我在里头多加了一勺糖，他以前总嫌我手重，说辣椒放多了盖住了肉香。头几个月生意清淡，老顾客认出了我，问我建国呢，我说去外地打工了。后来慢慢好起来，我又雇了两个帮工，日子总算又过顺了。

每个月二十五号，我还是去一趟监狱。对，他早就不在那儿了，可我还是去。说不清为什么，可能就是习惯了。门口的保安都认得我了，有时候会递我一杯水说“大姐又来了”，我笑笑，把那杯水喝了，然后转身走人。

今年三月，有天下午我正在店里忙活，门口进来个男人，黑瘦黑瘦的，背有点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他站在那儿不动，我低着头在算账也没注意，过了半晌听见他哑着嗓子说：“老板娘，来碗面，多放点豌豆。”

我手一抖，圆珠笔掉在地上。

抬头看见陈建国站在柜台前头，八年不见，他老了好多，眼角全是褶子，头发也白了一半。可他看我的眼神跟当年从法庭上回头看我那一眼一模一样，满是又复杂又滚烫的东西。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他忽然笑了一下，露出发黄的牙：“我在云南听老乡说杨家坪开了家陈记面馆，用的配方跟我写的一模一样，就是多了一勺糖。我想了想，能往我配方里加糖的，这世上就一个人。”

我趴在柜台上哭得直抽抽，周围吃饭的客人都看过来。他绕进柜台里，像很多年前那样，笨手笨脚地拍我后背，手掌又粗又糙，刮得我衣服沙沙响。他说别哭了别哭了，婆娘我回来了，不走了。

后来他告诉我，其实前两年他偷偷回过重庆，躲在对街看过我开店。看我忙里忙外跟客人说笑，看我用他配方煮出来的面被人夸，他蹲在马路牙子上抽了半包烟，站起来想过来，腿又迈不动。他说他还是怕，怕我还在怨他，怕这些年他不在我身边，我已经有了别的人。

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又敢来了。他低着头搓手，半天才说：“我在云南那边工地上摔了一跤，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在医院躺了两个月。躺那儿动不了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不是打了张明蹲了监狱，也不是跑了这些年没回来，是当年你来看我我死撑着不见。我他妈就是个怂包，婆娘都不怕丢脸来追我，我端什么架子。”

我抬手给了他一巴掌，不重，就拍在他胳膊上。他咧嘴笑，跟从前一样。

那天晚上面馆打烊之后，我们俩坐在空荡荡的店里，他煮了两碗面，我调了两碗佐料。他尝了一口说：“糖放多了。”我说：“我喜欢，你管得着吗。”他不说话了，埋头吃面，吃着吃着碗里掉进去几滴水，他拿袖子飞快地一抹，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我坐到他对面，把我们俩的面碗换了个个儿。他那碗甜一些，我这碗辣一些。他愣愣地看着我，我说：“吃吧，往后你的日子归我管，甜的还是辣的我说了算。”

他嗯了一声，低头猛扒，眼泪鼻涕一块儿流。

窗外是重庆永远雾蒙蒙的天，街灯亮了，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挨得很近很近。

有些弯路走了八年，可好在终点还在原地。我不晓得以后还会不会再吵架再闹别扭，过日子嘛，柴米油盐里总归有磕碰。但我知道，下一次不管谁对谁错，我们俩都不会再把对方推出去了。那个代价太大，大到我花了八年才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爱一个人不是要替他做主，也不是出了问题就撒腿跑，是老老实实坐下来，把面吃完，把话说开，把心里的结一个一个解开。

至于张明，听说后来赌债越欠越多，人跑得没影了。有人看见他在贵州一个小县城捡破烂，头发白得跟个老头子似的。我不恨他了，真不恨。要不是他那档子事，我跟建国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俩中间那根看不见的绳子其实比什么都结实，扯了八年都没断。

明天二十五号，我还去监狱门口。不过这回不是去等一个不肯见我的人，是我跟建国说好了，每个月那天一块儿去吃顿火锅。他说他这八年在外头什么都馋，最馋的还是重庆的牛油锅底。我说行，我请客。

他问我为什么非挑二十五号，我说你管呢。

其实是因为，当年每个二十五号我去探监的时候，都跟自己说，也许下次他就肯见我了。现在不用了，他就在我身边，想见的时候随时都能见。可那个日子我舍不得改，那是我们俩一块儿熬过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