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商朝最后一任君主商纣王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最著名的有两个典故:酒池肉林、炮烙之刑:“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就是荒淫无道。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所谓的炮烙,就是在铜柱下烧炭,让有罪的人在铜柱上行走,而于铜柱温度非常高,行走的人受不了,坠入火中被烧死,这是一种酷刑。这就是残暴不仁。
除此之外,《史记》还记载了商纣王相当多的罪行。比如纣王杀死了九侯的女儿,把九侯施以醢刑,就是把人剁成肉酱,鄂侯因此事劝谏纣王,被纣王施以脯刑,就是把受刑人处死,再制作成肉干示众。
比干冒死劝谏纣王,纣王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他的心;箕子装疯企图躲过处罚,被纣王囚禁起来,崇侯虎诋毁西伯侯姬昌,纣王把西伯侯囚禁起来,西伯侯的属臣用美女、珍宝和好马才换取西伯侯的自由。
商纣王还沉迷酒色,宠爱妲己,对她言听计从。
为了满足私欲,商纣王加重赋税,充实自己的钱库和粮仓,收集狗马和新奇玩物,扩建园林楼台,大量捕捉野兽和飞鸟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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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示意图
后世帝王做的那些荒唐事,跟商纣王比起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于是有了武王伐纣,在讨伐纣王之前,武王做了《泰誓》,列举了纣王的罪行:“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总结一下有4条:1、听信妇人之言;2、不用贵戚宗室;3、以淫乐代替雅乐;4、取悦妻妾。
光看这些罪行,跟后世一些昏庸的帝王来比,完全不像罪行嘛。
听信妇人之言算什么罪行?《泰誓》中说听信妇人的话,就是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伦,有这么严重吗?商朝重男轻女的思想没有后来这么严重,妇好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女将军,她是商王武丁的妃子,多次参与并领导对外族作战。武丁听信妇好的话,难道是罪行?
至于不用贵戚宗室,则纯粹是用人问题,商朝是贵族政治,大臣清一色是贵族,平民出身是做不了官的,不用贵族在那个时代确实是革新的大事,但算到罪行上就有点过了。以淫乐代替雅乐,顶多就是行为不当,取悦妻妾完全也算不上罪行。
这就很奇怪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不把酒池肉林、炮烙酷刑作为罪行,却把听信妇人之言的行为当成罪行来讨伐,这是为何?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纣王还没有酒池肉林、炮烙酷刑的罪行,到了战国及秦汉时期,纣王才有了这些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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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泰誓》的内容来自《尚书》,这是周朝初期的作品,出自上古史官之手,相传由孔子整理编制而成,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可信度比后世的部分史书要高。
孔子的弟子编制的《论语》是除《尚书》外最早记录商纣王的书,记载了商纣王迫害微子、箕子与比干的事,导致微子被迫离开,箕子被囚禁,比干力谏而死。至于商纣王其它的罪行,《论语》就没有记载了。
之后就是战国时期的《天问》,诗中有几处与商纣王有关。第一处是商纣王将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制作成肉酱,周文王向天帝申诉,商纣王因此招致上天处罚,商朝灭亡不可挽回。第二处是说商纣王宠信妲己而乱政,这与《尚书》的内容差不多。第三处是质疑周武王伐纣的动机,暗示其违背礼制。
《战国策》中也有两处记载商纣王的事迹,第一处是说商纣王杀害鬼侯(九侯)的女儿,把鬼侯剁成肉酱,鄂侯劝谏被处死制成肉干,这些事也被收录在《史记》之中。第二处是说比干劝谏商纣王被剖心,同样也与《史记》记载一样。
《战国策》的原文是战国时期的史官记载,后来经西汉刘向整编,原始作者是战国时期的史官,经过后人编制而成,司马迁肯定看过《战国策》,《史记》部分内容收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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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接下来就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了,《吕氏春秋》提到了酒池肉圃和炮烙酷刑,这是中国史书上第一次提到,还提到了商纣王杀鬼侯女儿并将鬼侯制成肉酱,砍渡河人的肋骨看骨髓,将梅伯剁成肉酱送给周文王,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杀比干剖心等等。
《韩非子》记载的商纣王恶行与《吕氏春秋》差不多,都有酒池肉圃和炮烙酷刑,还有商纣王通常喝酒的记载,比干、鬼侯、鄂侯的事也都有。
但是,各本书中关于商纣王的事迹又不太一样。
就说比干的死,《论语》只是说比干劝谏而死,怎么死的,没说;《天问》说比干是被淹死的;《吕氏春秋》说比干被杀死,并剖开肚子看心脏。
战国之后提到商纣王恶行的主要就是西汉中期的《史记》和西晋时期的《帝王世纪》,《史记》关于商纣王的恶行基本上来自上面提到的文献,而《帝王世纪》中关于商纣王的恶行描述得更多、更全面、更详细了。
《帝王世纪》从上古三皇一直写到汉魏时期,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写清楚了,史记中都没有的内容,帝王世纪全有了,把伏羲、炎帝、黄帝这些上古帝王的世系也写清楚了,还把上古时期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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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世纪》
西晋离商朝灭亡的时间超过了1200年了,不知道《帝王世纪》的原始资料来自哪里,史记都没有的内容,他是如何写的,始终是个疑问。
举几个例子,《帝王世纪》说黄帝之前最早的是伏羲氏,之后是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 、赫胥氏、尊卢氏、浑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十五世。之后是炎帝神农椒,有八世,再之后才是黄帝有熊氏,从伏羲到黄帝的世系都说清楚了。
《帝王世纪》参考了《史记》,把《史记》没有记载的世系全部记载了,还参考了其它资料,但这个真实性及严谨性肯定不如史记。
回过头来看这些史书,对于商纣王的事迹,时间越往后,记载的事迹越详细,时间越往前,事迹反而越少,越模糊。从战国时期开始,商纣王才有了酒池肉圃和炮烙酷刑的罪名,之前是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周武王伐纣时的檄文没有的原因。这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些事迹是真实存在的吗?现在已经没法弄清楚了,除非有考古发掘出新的证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2件商朝末期的文物,一个是作册般青铜甗,另一个是作册般青铜鼋,这两个文物都有铭文。作册是官职名,是负责掌管简册,传达诰命遥官员,般是这个人的名字,甗是中国古代兼具蒸煮功能与礼器属性的青铜炊器,鼋是一种像龟的爬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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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册般青铜甗
作册般青铜甗的铭文大意是:商王征伐夷方获胜后,赏赐史官“般”贝币,“般”用此贝制作了祭祀父己的青铜器。作册般青铜鼋的铭文大意是:丙申日,商王在洹水(殷墟一带)狩猎,射获一只鼋。商王先射一箭,作册般补射三箭,箭无虚发。商王命随从将鼋赏赐给作册般,并嘱其“铸器铭记,作为宝物”。
铭文的商王一般被认为是商纣王,商纣王与夷方(东夷)的战争一直在进行,《左传》中也有“纣克东夷”的记载,双方战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武王伐纣时,商军主力还在东夷回不来,与周武王交战的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奴隶军队,这也是商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两件青铜器、甲骨文及相关史书都记载了商纣王与东夷的战争,持续时间很长,战争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以当时的国力来说,举国战争也是正常的,一个荒淫无道、残暴不仁的帝王很难与外族长时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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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对商纣王还有这样的评价:“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很明显,商纣王是个有才能的帝王,而且为人聪明,个人武力勇猛,能与野兽搏斗的帝王,历史上就没几个,这么一个帝王,很难与酒池肉林、炮烙酷刑联系在一起。
当然了,商纣王作为亡国之君肯定有他的过错,但自战国时期之后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是否成立,那就是个大大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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