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及苏联跨越失败的教训

文/秦庆武

前些天我发了一篇文章“马克思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与评价”。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

有几个朋友给微信留言说，能不能说说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个理论实践怎么样？说实在的，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一直在关注。因为整个20世纪许多国家都在实践这一理论。

实际上从100多年前苏联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马克思的这一个理论或者设想，已经实践了100多年。尽管苏联回到了私有化，可以说是跨越失败了，但中国仍然在跨越过程中，并且也有不少经验教训。

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理论。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他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探索的巅峰之作。这一理论标志着他从早期基于“世界历史”视角的宏观审视，转向了对东方社会特殊性和内生发展动力的微观剖析。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深入理解这一理论：

一， “卡夫丁峡谷”的历史隐喻

“卡夫丁峡谷”源于古罗马历史事件。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萨姆尼特战争中被击败，被迫从用长矛交叉搭成的“轭门”下穿过，这被视为极大的屈辱。

马克思借用这个典故，将其比喻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残酷剥削、阶级压迫、原始积累以及社会大动荡的阶段。

他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是否必须经历这种痛苦的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二. 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契机

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俄国革命民粹派思想家（如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多次致信马克思，询问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

当时的俄国正处于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传统的农村公社（米尔）面临解体的危机。

马克思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制度和历史的研究，并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1881年）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设想。

三. 跨越的理论基础：俄国 农村公社的二重性

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已经解体的原始公社，它具有独特的“二重性”：

集体主义因素： 土地归公社所有，定期分配给农户使用，这保留了公有制的基因，可以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起点。

私有制因素： 房屋、园地及农产品归农户私有，这又孕育着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可能。

马克思指出，公社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它有两种可能的命运：要么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走向资本主义；要么在特定条件下，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因素，直接过渡到高级社会形态。

四， 跨越的必要条件：内外结合

马克思强调，“跨越”并非无条件的空想，而是需要极其严格的内外部历史条件：

外部条件（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 俄国不是孤立的，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存在。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这意味着，跨越的是资本主义的“苦难”和“制度”，但必须吸收其先进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内部条件（俄国革命的爆发）： 马克思明确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阻止国家力量对公社的破坏，并为公社提供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公社才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五. 理论的深远意义

这一理论打破了“单线论”的历史宿命。马克思早年曾认为所有国家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到达共产主义社会。

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表明，他晚年反对将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承认不同民族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可以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一理论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先导， 深刻启发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列宁的“一国数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避免资本主义的初期的苦难历程，利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总而言之，“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展现了马克思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应该说， 他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没有将其教条化，而是根据东方社会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为落后国家跨越某些发展阶段走向现代文明的，充满希望与辩证法的新路径。

六，苏联的跨越实践留下的教训

历史往往有很多的不可预测性。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所设想的跨越理论究竟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又怎么样呢？

我认为，从20世纪的实践来看，这个跨越虽然是实现了，但是后果并不是很好。

首先在列宁的“一国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指导下，俄国进行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且靠剝夺农民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俄国（苏联）的跨越最终未能成功，而中国则还在实践中。

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最初是针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后，苏联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初步实现了制度上的跨越，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把大部分东欧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两大社会阵营。然而，苏联最终未能完成这一跨越，并在20世纪末解体。其失败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 脱离国情，教条化马克思主义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仅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原则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原则适用的条件，也没有看清现实中的苏联社会与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存在时空错位。这种脱离国情的做法导致其无法在理论和实践中真正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2. 体制封闭僵化，排斥外部文明成果

苏联长期关起门来搞创新，排斥对外开放，未能与世界经济接轨。同时，未能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未能有效汲取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如市场机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失去竞争力和吸引力。

3. 生产关系超前，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

在生产力远落后于生产关系的情况下，苏联采取了单一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根据本国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的层次性建立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如多种所有制并存）。这种超前的生产关系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4. 丧失群众信任，背离人民利益

苏共长期不重视自身建设，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严重。到苏联解体前，绝大多数民众认为苏共只代表官僚和干部，不再代表工人和全体人民。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最终失去了执政基础。

苏联后期的改革逐步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根本原则，重新走回了西方国家的私有化老路，最终导致亡党亡国。

七，中国的跨越实践与探索

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并开创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当然，在跨越的探索中，中国也走了不少弯路。具体来说，在毛泽东时代，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总是按自己的理想，比如说大力发展人民公社，赶英超美，想用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往往容易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而且总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这样往往走向反面。

中国的主要经验是：

1，立足国情，建立与生产力相匹配的生产关系

中国深刻吸取了苏联的教训，认识到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不能采取单一的公有制。党的十三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尊重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

2. 辨证吸纳，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解除了思想上的“紧箍咒”，成功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打破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了科学与劳动的直接结合。

特别是本世纪初，中国成功加入WTO，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既利用了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又努力制约其负面效应。

3. 制度“反推”，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中国成功开创了先进制度“反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中国以“时空压缩”的追赶方式，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大幅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4.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价值体系，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

这不仅摆脱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链”（如两极分化、对外掠夺等），更表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参照。

总结而言，俄国的失败在于教条主义、体制僵化以及最终放弃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而中国的经验则在于坚持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自我革命，走出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当然，中国的“跨越”仍在进行之中，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落后于很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说在科技发展水平、法制制度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等方面，仍有需继续解决的一系列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