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6年5月，沈阳附近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里，白崇禧与杜聿明讨论四平战场的推进方案。此时的四平，并不是一座普通城市，它卡在南满与北满之间，铁路、公路都从这里交汇，谁控制四平，谁就有机会影响东北战局的节奏。
四平攻防从4月中旬持续到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在林彪指挥下依托城市工事顽强防守，国民党军则凭借较强的装备和空运、铁路运输条件发动进攻。5月18日，国民党军攻占四平，林彪部队向北撤退。这是一场重要的战术胜利，却不能简单说成“彻底击败林彪”。
白崇禧是在战事后段抵达东北的。5月17日，他先到沈阳，随后赶赴前线了解情况。白崇禧长期研究军事，善于捕捉战场上的薄弱环节。他提出集中兵力、分路推进、切断退路的办法，对国民党军迅速突破四平防线起到了一定作用。
有意思的是，白崇禧并没有把四平的胜利看作终点。他认为东北局势尚未稳定，国民党军若想站住脚，不能只靠几个城市和几支中央军，还要整顿地方武装、建立基层政权。因此，他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自己留在东北继续督战。
据当时的说法，白崇禧曾向蒋介石表达过类似意思：“东北不能只打下来，还要真正控制住。”蒋介石没有正面答应，只是让他回南京担任国防部长。这个安排表面上是升迁，实际上却把白崇禧从一线兵权旁边调开了。
原因并不复杂。蒋介石最忌惮的，从来不是某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将领借战功形成独立的军事和政治中心。白崇禧背后的桂系，正是蒋介石长期防范的对象。1929年的蒋桂战争，蒋介石曾经设法瓦解桂系军队；后来李宗仁、白崇禧又凭借广西的地方基础重新崛起，双方的矛盾并未真正消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桂系获得了重新扩张的机会。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中声望大增，白崇禧也在军政系统中拥有很强的影响力。抗战结束时，桂系已经不是一个局限于广西的地方集团，而是国民党内部足以牵动全局的力量。
蒋介石当然清楚，东北的分量远胜广西。那里有完整的铁路体系、重工业基础和大批城市，还是国民党军队战后争夺全国主导权的重要筹码。倘若白崇禧以“督战”名义长期留在东北，又掌握大批部队和地方行政资源，东北就可能成为桂系新的实力支点。
这才是蒋介石不愿卖这个人情的根本所在。四平的战功可以奖赏，东北的实际兵权却不能交给白崇禧。国防部长这个职位听起来显赫，但当时军队的核心调动权仍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白崇禧进入南京，反而更容易被置于中央权力的监督之下。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白崇禧并不是东北战场唯一的选择。杜聿明长期负责东北军事，对部队部署、交通路线和地方情况较为熟悉。四平失守后，林彪部队退向松花江以北，国民党军一度继续向南满、北满方向推进。蒋介石认为，凭借现有兵力和美国援助的装备，杜聿明足以承担后续任务。
但战场从来不会只按照地图上的箭头发展。国民党军连续推进后，部队分散在长春、沈阳、锦州、南满等多个地区，交通线不断拉长，地方控制却没有同步加强。杜聿明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曾试图暂停攻势，整顿部队，补充兵员，建立地方保安体系。
遗憾的是，国民党军的整编并没有真正落到基层。几个主力军占据城市，地方部队和保安团队却各自为战；东北民主联军则利用这段时间补充兵力，发展地方组织，修建兵工设施，并通过剿匪和农村动员扩大活动范围。表面上是国民党军在休整，实际上双方都在积蓄力量。
到了1946年冬季，东北战局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国民党军虽然拥有城市和交通线，却很难把控制范围延伸到广大农村；东北民主联军则逐渐恢复元气，开始寻找分割、袭击和各个击破的机会。四平的胜利，并没有转化为彻底解决东北问题的条件。
白崇禧若留在东北，能否改变结局，历史无法证明。但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担心的并不仅是白崇禧能不能打仗，而是他打胜之后会拥有多大的政治资本。对蒋介石来说，东北不能成为第二个广西；对桂系来说，国防部长的头衔也代替不了真正的部队指挥权。于是，白崇禧离开东北，杜聿明继续主持战局，这个安排从一开始就带着权力防范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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