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任县里当县长去政府吃饭时发现打菜阿姨是我二十年没见的初恋

调任县里当县长，去政府食堂吃饭时发现打菜阿姨是我二十年没见的初恋

我叫周明远，今年四十六岁。接到调令那天，省里的老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明远，安河是个穷县，但越穷的地方越能出成绩。你去了，要沉下心，给老百姓干点实事。我点了点头，收拾好行李，一个人先到了县里。

安河县在皖北，淮河边上。县城不大，两条主干道，三条老街。县政府在城中心，一座五层的老楼，外墙贴着小块的白瓷砖，有些已经剥落了。楼前的旗杆上，国旗被风吹得猎猎响。门口两个保安，穿着洗得发灰的制服，看见我的车进来，敬了个礼。

接待我的是县政府办公室的马主任，五十出头，头发花白，走路很快。他领着我去了办公室，又带我到宿舍。宿舍在政府大院后面，一排平房，有独立的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老马说，周县长，条件简陋，您多担待。我说，挺好，比我在乡镇那会儿强多了。

当天晚上，我熟悉了一下环境。第二天一早，老马陪我去食堂吃早饭。

食堂在大院西侧，一栋两层的旧楼。一楼是大厅，摆着几十张长条桌。窗口后面的热气升起来，混着米粥和包子的香味。我走进去，排着队，跟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拿着餐盘。老马要帮我打，我摆摆手，说我自己来。

队伍慢慢往前挪。轮到我时，打菜窗口后面站着一个女人，戴着白帽子，穿着蓝色围裙，低头舀菜。她的动作很麻利，舀一勺菜，手腕轻轻一抖，不多不少，正好盖在米饭上。

我递过餐盘，说：“来一份土豆丝，一个鸡蛋。”

她应了一声，舀了一勺土豆丝。就在她抬头递盘子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她的手停在半空。

我整个人像被电了一样，僵在原地。那顶白帽子下面，是一张我再熟悉不过的脸。二十年的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皱纹，皮肤有些暗黄，可那双眼睛，我认得。圆圆的眼睛，双眼皮，左边眉尾处有一颗很小的痣。

她是林小梅。

二十年前，我们在皖南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读书。她是中文系，我是政教系。我们在学校后面的小河边认识。那天她在河边读书，不小心把书掉进了水里。我路过，帮她把书捞了上来。书湿了半本，她心疼得直皱眉。我请她去校门口喝了一碗绿豆汤。就这样认识了。

那时候的她，爱笑，爱扎马尾，走路一蹦一跳的。她家里穷，父亲死得早，母亲身体不好。她靠贷款念书，周末去给人家做家教。我知道她的情况后，常常在食堂多打一份菜，偷偷放在她的座位上。她发现了，也不说破，只是每次看见我，眼睛都弯弯的。

我们好了两年。那两年，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我经常从政教系的教学楼跑到中文系，就为了等她下课。她抱着一摞书从教室里出来，看见我，笑得像朵花。我们在学校的梧桐树下散步，在图书馆后门的台阶上背书，在操场边上看夕阳。她说，明远，等毕业了，咱们去一个地方教书。你教政治，我教语文。咱们攒钱买个小房子，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我说，好。

可日子没有给我们安稳的机会。毕业前半年，她母亲病重。她接到电话，连夜回了老家。半个月后她回学校，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她跟我说，明远，我得退学了。家里的债还不上，我妈也不能没人管。我得回去。

我说，我帮你。我跟你一起回去。

她摇头，说，你不能。你父母就你一个儿子，他们指望你出人头地。我不能拖累你。

那天晚上，我们在河边坐了一夜。她靠在我肩上，说，明远，你要好好的。将来当个好官，给老百姓多做点事。我点头，眼泪滴在她的头发上。

第二天，她走了。背着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像她来时一样。我送她到车站。她上车前，回头看了我一眼，笑着挥手，说，别送了。我站在那里，看着车走远，直到车尾的灰尘落下来，迷了我的眼睛。

这一别，就是二十年。

“周……县长。”她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她的声音有些哑，带着我熟悉的皖南口音，可语调里多了几分拘谨和陌生。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我想叫她小梅，可话到嘴边，变成了：“林小梅……你什么时候来的安河？”

她低下头，继续舀菜，说：“有几年了。您先吃饭，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我意识到后面的人都在看我。我端起餐盘，转身离开。走了几步，我回头看。她已经转过头去，招呼下一个打菜的人了。

那顿早饭，我吃不下。粥喝了两口，土豆丝没动。老马坐在我对面，看我脸色不对，小心翼翼地问：“周县长，伙食不合口吗？回头我让食堂改进。”

我摆摆手：“挺好的。我有点累，不太饿。”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坐在椅子上，脑子乱成了一锅粥。二十年前的事，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过。林小梅，她怎么会在这里？她不是应该在老家吗？她母亲怎么样了？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点了一根烟，抽到一半又掐灭了。我现在是县长，她是食堂的临时工。我们之间的差距，像一道鸿沟。可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接下来的两天，我没有去食堂。我让老马帮我打饭。老马以为我不习惯食堂的口味，还特意嘱咐厨师给我加了菜。可我食不知味。我满脑子都是林小梅的样子。她戴着白帽子，穿着蓝围裙，低头舀菜的样子。她瘦了，黑了，可她眉眼之间的那股倔强，还在。

第三天，我还是去了食堂。我挑了个下午快收工的时候。食堂里人少，几个服务员在拖地。我走到打菜窗口，林小梅正在擦台子。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放下抹布，说：“周县长，您来了。菜不多了，要不我给您下碗面？”

我说：“好，下碗面。”

她转身进了厨房。我站在窗口外面，听着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不一会儿，她端出一碗面，上面卧着个荷包蛋，还滴了几滴香油。她说：“食堂没什么好菜了，这面您凑合吃。”

我接过面，在最近的桌子边坐下。面很热，香气扑鼻。我挑起一筷子，尝了一口。是普通的酱油面，可不知道为什么，吃着吃着，鼻子就酸了。

她站在窗口后面，远远地看着我。我没叫她过来。吃完面，我把碗放回窗口，说了声谢谢，走了。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去食堂。我尽量挑人少的时候去。林小梅见我来了，也不多说话，只是打菜的时候，会多给我打半勺我喜欢吃的菜。她知道我喜欢吃土豆丝，知道我不吃香菜。这些细节，二十年了，她还记得。

我心里清楚，这样下去不行。我是县长，她是食堂员工。我们之间的任何接触，都会被人看在眼里。可我又忍不住。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可这种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终于，老马找到我。他支支吾吾地说：“周县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我说：“老马，你跟我还客气什么。说吧。”

老马搓着手，说：“最近大院里有些风言风语，说您跟食堂的林小梅同志……以前认识？说您天天去食堂，就是为了……周县长，我是为您好。您刚来，根基还不稳。这男女方面的事，最是说不清楚。”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林小梅在食堂干了多久了？”

老马说：“有四五年了。她来的时候是个临时工，后来转了合同工。人很本分，勤快，就是命苦。听说她男人前几年出了车祸，没了。她一个人带着个儿子，在县城租房子住。儿子今年高三，学习挺好的，在县一中。”

我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原来她过得这么难。男人没了，儿子读高三。一个女人，靠食堂打菜这点工资，怎么撑得住？

“老马，我跟林小梅，二十年前是同学。”我顿了顿，决定说实话，“后来失去了联系。我来安河，没想到会遇见她。你放心，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不会做出格的事。但我有个请求，你能不能跟食堂打个招呼，给她安排个轻松点的活？她身体不好，老站着打菜，腰会受不了。”

老马松了口气，说：“周县长，您早说啊。这事我马上办。食堂管理员是我外甥女婿，一句话的事。”

我点点头。老马刚要出门，我又叫住他：“还有，别让其他人知道是我说的。就说是食堂正常的人事调整。”

老马笑了：“我懂。周县长，您心里有她，可又得注意影响。这其中的分寸，我明白。”

我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几天后，林小梅被调到了后厨做库房管理。不用再站在窗口打菜了。我去食堂吃饭，没再见到她。我松了口气，可心里又空落落的。

又过了几天，我下乡调研。车经过县一中门口时，正好赶上放学。我看见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涌出来。其中一个高个子男孩，戴着眼镜，低头走路。他的眉眼，隐约有林小梅的影子。我让司机开慢一点。那个男孩走到一个公交站台旁边，停下来，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面包，啃了两口。他的裤腿短了一截，露出的脚踝上，袜子破了个洞。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县里，我让老马查了查林小梅家的情况。老马办事利索，第二天就告诉我，林小梅的儿子叫林昊，在县一中高三三班，成绩年级前五十名。林小梅在县城东关租了一间平房，每个月房租两百块。她的工资，一个月一千八。其中一千二寄给老家的母亲，剩下的六百块，养自己和儿子。

老马说：“周县长，她太难了。食堂那边，我让人给她涨了点工资。可治标不治本。她儿子马上要高考了，大学学费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点头。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帮林小梅，可怎么帮，是个问题。直接给钱，她不会要。而且会让人说闲话。安排工作，已经做了。可那些帮助，对她来说，太少了。

我忽然想起，林小梅当年学的是中文。她写得一手好文章。如果她能去文化馆或者图书馆，会不会好一点？可这些单位进人，要考试，要有编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竞争得过那些年轻人吗？

我想了又想，最后决定，先见见她。以老同学的身份，跟她聊聊。

我让老马传话，说有个关于县志编纂的工作，想听听她的意见。林小梅来了我的办公室。她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蓝外套，手绞在一起，有些紧张。

我站起来，说：“小梅，坐。这里没别人，咱们老同学，别客气。”

她坐下了，但只坐了半个椅子。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低声说：“周县长，您找我，是不是因为食堂的工作……”

“不是。”我打断她，“食堂的工作，跟你没关系。我是想跟你说说县志的事。县里准备重新编纂安河县志，需要一些文字功底好、又熟悉本地情况的人。你是学中文的，又在安河生活了这么些年，我想推荐你进县志办，帮帮忙。但这不是正式编制，工资也不高。你愿意吗？”

林小梅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亮光闪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她说：“周县长，我……我这么多年没摸过书本了，怕做不好。”

我笑了：“你当年可是我们学校中文系的高材生。作文在省里拿过奖，还登过报。这点活，难不倒你。”

她也笑了，但笑得有些苦涩：“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周县长，您别抬举我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打饭的。”

我心里一酸，说：“小梅，打饭也好，写文章也好，都是劳动。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但你有这个能力，不该被埋没。县志办的工作，你考虑考虑。不急，想好了跟我说。”

她点了点头，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她停下来，没回头，说：“明远，谢谢你。”

她叫的是我的名字，不是周县长。

我站在那里，心里翻江倒海。

几天后，林小梅进了县志办。老马给她安排了一张桌子，就在档案室隔壁。她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工作不累，就是整理资料，校对稿子。她做得很认真，那些泛黄的旧文档，在她手里被整理得井井有条。

有时候我去档案室查资料，会路过她的办公室。她低着头写字，侧脸在窗边的光里，像一幅画。有一次她抬头，正好看见我。我们相视一笑，谁也没说话。

我觉得这样挺好。我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我能帮她的，我尽力去帮。但我不会越界，也不会让她难做。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县里很快有了传言。有人说，食堂那个打菜的女人，是周县长的老相好。周县长一来，就把她调到了县志办。还有更难听的，说他们天天见面，不清不楚。

这些话，传到了我耳朵里。我没当回事。可我知道，林小梅不可能听不到。她这样的人，最怕给人添麻烦。

果然，没过多久，林小梅来找我。她站在办公室门口，眼圈红红的。她咬着嘴唇，把一张纸放在我桌上。

是一份辞职信。

“周县长，我想回去了。”她的声音很轻。

我拿起辞职信，看了一遍，然后抬头看她：“小梅，你在县志办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

她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站起来，把门关上了。我说：“是因为那些闲话吗？”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说：“明远，咱们都这个岁数了，不能跟年轻时候比。你现在是县长，你有你的前程。我不能连累你。那些话传得难听，传到市里、省里，对你有影响。我还是回食堂去打菜，或者去外面找个活干。县城就这么大，我走远一点，总能找到事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小梅，你听我说。我周明远做官，靠的是踏踏实实干实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推荐你进县志办，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我没有私心。你呢，你有没有私心？”

林小梅愣住了，眼泪含在眼眶里，傻傻地看着我。

“你有没有利用我跟你的关系，做过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我追问。

她拼命摇头：“没有。我从来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辞职？”我问，“因为别人说闲话？那些闲话，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小梅，你当年跟我说，要我当个好官。我现在正努力当个好官。可好官，不光是修路、建桥、招商引资。好官，也要分清是非，也要保护该保护的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不该被那些人的嘴给逼走。”

林小梅哭得厉害，浑身发抖。我抽出一张纸巾，递给她。她接过去，捂住脸。

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下来，说：“明远，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我……我真的害怕。我怕影响到你，也怕影响到小昊。他在学校，要是听到这些，会怎么想？”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小昊是个懂事的孩子。我见过他，在县一中门口。他长得像你，眼睛也像。”

林小梅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小梅，你儿子是个好苗子。我听老马说，他成绩很好。等他考上了大学，你的日子就好了。你要坚持下去。”我顿了一下，说，“至于那些传言，我会处理的。你放心。”

那天晚上，我把老马叫到办公室，让他查一查，那些话是谁传出来的。老马查了几天，告诉我，是食堂的一个女职工。她跟林小梅以前有过口角，这次看见林小梅被调走了，心里不平衡，就到处乱说。

老马问：“周县长，要不要把她辞了？”

我说：“别辞。把人叫来，我亲自跟她谈谈。”

那女工四十来岁，姓刘。她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吓得腿直哆嗦。我给她倒了杯水，说：“刘大姐，你别紧张。我就是跟你聊聊天。”

她捧着水杯，说：“周县长，我错了。我就是嘴碎，不该乱说话。您别处分我。”

我说：“大姐，我不处分你。但你得知道，你说的那些话，对一个单亲妈妈来说，有多大的影响。林小梅不容易。她男人没了，一个人拉扯儿子。你想想，要是你被人那么说，你心里什么滋味？”

刘大姐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继续说：“咱们都在一个院子里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与其互相拆台，不如互相帮衬。你在食堂干了这么多年，也算老人了。你帮林小梅说句公道话，比什么都强。”

刘大姐红着眼圈说：“周县长，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烂嘴，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第二天，那个刘大姐在食堂里逢人就说，林小梅是被冤枉的，周县长是清白的。虽然这种解释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但总算把那股风压下去了。

林小梅没再提辞职的事。她继续在县志办工作。我们的关系，又回到了那种小心翼翼的平衡。她见了我，微笑着点头，叫我周县长。我也叫她小梅。但仅此而已。

有一次，县一中开家长会。林小梅请了半天假去参加。晚上她发短信给我，说小昊的成绩进步了，进了年级前三十。我回她说，太好了，继续加油。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看着那条短信，心里很平静。这种平静，跟年轻时的热烈不一样。它更沉，更稳，像淮河的水，缓缓地流着。

我知道，我帮她，不只是因为她是林小梅。也因为，她是安河县的百姓。她的儿子，是安河县的未来。我一个县长，如果连一个勤奋努力的妇女都保护不了，那我这个官，就白当了。

可我也清楚，我心里有一个角落，始终放着她。那种感情，不同于当年，也不同于朋友。它像一粒种子，被我埋得很深。我不让它发芽，也不会让它影响我的判断。但我知道，它在那里。

那年冬天，林小梅的母亲去世了。我接到消息时，正在市里开会。我让老马替我送去了花圈，又让他安排了个人帮林小梅料理后事。我开完会赶回县里，天已经黑了。我去了林小梅租住的房子。门口挂着白布，屋里亮着灯。

林小梅一个人坐在屋里，旁边没有人。她看见我，站起来，说：“周县长，您怎么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你。小昊呢？”

她说：“我让他在学校住几天，别耽误学习。这里的事，我一个人能行。”

我看着她。她瘦得厉害，眼睛又红又肿。我心里难受，但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帮她上了炷香。她母亲的照片摆在桌上，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上了香，我坐下来，说：“小梅，你母亲走了，你要节哀。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开口。”

她摇摇头，说：“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我妈走的时候，还念叨你。她说，那个当年送你绿豆汤的小伙子，现在当县长了。她让我别给你添麻烦。”

我鼻子一酸。我说：“不麻烦。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别一个人扛着。小昊快要高考了，你不能垮。”

她点了点头。

我又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林小梅叫住我：“明远。”

我回头。

她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说：“如果当年我没有走，我们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我心里一颤。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无数遍。可我知道，人生没有如果。我说：“小梅，都过去了。你要往前看。你还有小昊。”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我走进夜色里。天上没有月亮。淮河的风吹过来，冷得入骨。我裹了裹大衣，往宿舍走。路上，我想起那年秋天的傍晚，我们坐在学校河边的石头上。她靠在我肩上，说，明远，你要好好的。将来当个好官。

我记着这句话。我没有辜负她。

而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我回头，也不是一句如果。她需要的是，我能站在岸上，看着她把日子过好，把小昊供出去。她需要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县长，能让她在这个县城里，挺起腰板做人。

我能给她的，只有这个。

那年夏天，林昊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学的是水利工程。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林小梅跑到我办公室，笑着，满脸都是泪。她把通知书递给我看，说：“明远，你看，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我看着那张红彤彤的通知书，心里也高兴。我说：“好样的！小昊这孩子，有出息。学费的事，你别担心。县里有助学政策，我帮你申请。以后每个月，我私人资助他一点生活费。”

林小梅愣住了，说：“这不行。你已经帮我这么多了。我不能要你的钱。”

我说：“我不是白给的。等小昊毕业了，让他回来建设家乡。就当是我为安河县投资了。”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姑娘。

林昊去省城上学那天，我让司机送他们母子去了车站。林昊背着新书包，高高的个子，阳光照在他脸上，很是精神。他临走前，跑到我办公室，给我鞠了一躬。

“周叔叔，谢谢您。我妈妈都跟我说了。您是个好人。”他说。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到了学校好好读书。放假回来，来看看你妈妈。”

他点头，转身走了。

林小梅站在楼下，冲我挥了挥手。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可脸上的笑，比阳光还亮。

从那以后，林小梅在县志办一直干到了退休。她写得越来越好，后来还独立完成了一本《安河风物志》。书出版那天，她送了我一本，扉页上写着：“谢谢您，周县长。”

我笑着收下，说：“写得好。以后有人问起安河，就让他们看你这本书。”

她笑了，眼睛弯弯的。

又过了几年，我也调离了安河。走的那天，很多人来送。林小梅站在人群里，没说话，只是冲我点了点头。我也冲她点了点头。

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可我不难过。因为我知道，她过得很好。她儿子在省城成了家，把她接了过去。她不再需要我帮什么了。她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而我，也要去新的地方，继续当我的官，干我的事。

坐在离开的车里，我回头看了一眼县政府的老楼。食堂的烟囱正冒着烟，大院的国旗在风里飘着。我想起那碗酱油面，想起林小梅塞给我的那半勺土豆丝，想起她在月光下问我，如果当年没有走，我们会怎么样。

我没有回答。因为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都好好活着。我当好了我的官，她供出了她的儿子。我们都没辜负那两年的青春。我们把那段没走完的路，走成了两条平行线，各自向前。

偶尔，它们会在记忆里交汇。

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