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华：基层减负，重在县乡定责，把责任“截流”在县级

“这些年调研的最大感受是，基层在变，基层干部的状态在变，基层治理的逻辑也在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2007年开始从事农村调研，到现在快20年了，跑了全国近20个省份，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500天。

杨华长期关注基层治理，他所著的《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成为畅销书，近期推出30万册纪念版。杨华围绕基层减负、县域治理等话题，接受“政事儿”专访，带来调研一线的观察与思考。

杨华认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出台两周年，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他认为，减负的深层逻辑是“责任截流”。这一轮减负改革，恰恰是在县乡之间做了一件事：定责。把县级无法再随意甩出去的“负外部性”截流在县级层面。清单制度明确了“两个不得、一个必须”的考核指标制定规则，凡列入“配合履职清单”和“上级部门收回清单”的事项，一律不得作为对乡镇的考核评价内容。这就是在制度上把责任“截流”在县级。

杨华（受访者供图）

减负改革：深层逻辑与成效观察

政事儿：基层减负是你长期关注的主题。今年8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出台两周年。据你观察，文件出台以来，成效如何？具体解决了哪些问题？

杨华：《若干规定》出台两年来，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减负的深层逻辑是“责任截流”。我在调研中发现，县乡负担过重的根子在于结构性矛盾，权力和资源向上集中，责任和任务却层层向下压。每一层级都倾向于把治理成本、执行风险转嫁给下级，直到抵达最基层的乡镇和村。我把这个叫作“责任外部化”。减负改革的深层逻辑，就是在县乡之间“定责”，让县级无法再把负外部性甩出去，通过刚性制度强制县级承担本级应负的风险与成本。

从具体成效来看，几个方面的变化很明显：

第一，“督检考”大幅瘦身。过去一些乡镇被各种排名、拉练、督查折腾得够呛。现在各地严格执行“督检考”年度计划和备案管理。湖南某市2025年县级层面“督检考”计划和备案事项244项，同比减少35.62%。该市某县一个行政村将村检查考核减少68%、报表精简72%。该省另一地级市计划事项由2019年的172项连续压减至2026年的15项，精简率达91%。南方某省乡镇街道月均报表填报量从96张降至26张。

第二，履职事项清单制度落地生根。今年中办、国办专门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北方某市运用“三张清单”，全市84个乡镇（街道）对应上级职能部门共收回不合理下放事项3864项（次）。考核指标均压减至50条以下，平均压减率59%。

第三，督查方式从“督”转向“导”。过去督查是“全覆盖排查、无差别通报”，乡镇一天到晚应付检查。现在湖南某市推行“无扰督查”，以“四不两直”方式暗访比例不低于90%，督查中不召开会议、不听取汇报、不要求提供材料。督查干部不仅点出问题，还帮着找出路。比如该市县一乡镇秸秆禁烧问题，督查干部主动对接养牛场、协调农机公司改装收割机，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上了新台阶。从“只督不导”到“督帮结合”，这个转变很关键。

第四，村干部从坐班回归服务。过去要求村干部坐班打卡，村里本来事情不多，结果村干部在办公室“瞎忙空转”。现在不要求坐班了，村干部轮流值班就行，有更多时间走村入户、跟群众打交道。新宁县笑岩村党支部书记伍长春说：“迎检填表的琐事少了，我们终于能沉下心扎根田间，全力发展特色产业、服务乡亲。”

政事儿：你提出基层形式主义与“过程管理”异化密切相关，从结果考核到过程留痕的转变催生了大量无效内耗。这两年，这种情况有变化吗？

杨华：有变化，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过去“过程管理”走到极端，就是什么事都要留痕、什么工作都要拍照、什么进度都要排名。乡镇干部1/3的精力在做工作，2/3的精力在做留痕需要的文字、视频等佐证材料，以及应对各个层级、各个部门的排名、检查。现在这种情况总体上有所遏制。考核事项大幅减少，许多工作不准排名、拉练。湖南某市级考核指标从1940个精简至139个，精简率92.8%。干部从“被盯着干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了。

但减负之后，形式主义有没有反弹的风险？有。中央层面今年已分3批公开通报10起典型问题。这说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惯性还在，需要持续纠治。

政事儿：调研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过度留痕”案例？

杨华：华中某省一个社区网格员，摸排和帮扶困境儿童是她的分内之职，但应付各类政务APP的打卡、填报、拍照占用了她大量时间。许多政务APP功能异化，形成“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加重了基层负担。好在现在各地都在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某市全面清理冗余工作群，关停政务App、小程序82个。该市一个村解散23个冗余工作群、停用5个打卡App。基层干部的“指尖”负担确实轻了不少。

政事儿：你用“形式主义应对官僚主义”来概括基层与上级之间的博弈。这种传导链条是怎样运行的？

杨华：这个传导链条，不是某个环节出了故障，而是一套被结构性的压力“催”出来的系统动作。我可以把它拆成三个环，每一环都是在各自处境下不得不做的“理性选择”。

第一环是“主观主义”的政策制造。许多任务从源头就带着“想当然”的味道，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定指标，不考虑基层财政能不能承受、群众接不接受。这背后，是“政治话语机械落实”的惯性，上级文件要层层响应，哪怕不接地气也得原样转发；是“指标体系的霸权”，谁手里的量化数字多、通报排名多，谁就有话语权；是“组织扩张的刚性”，每个部门都想通过“领导小组”把自家工作塞进考核篮子。一句话，政策制定者拍脑袋、下级部门忙转发，任务下来时已经长满了“硬骨头”。

第二环是“官僚主义责任外部化”的接力赛。“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说的就是这个过程。中间层级学会了一招，把压力“批发”给下级，最终到乡镇。通过“督考异化”制造高频次、短周期的排名通报；通过“痕迹主义制度化”，让台账代替实效；通过“过程监控极端化”，把基层干部锁在GPS打卡和系统留痕里。乡镇为了少背锅，又把这套逻辑往下传，谁离群众最近，谁就是最后的“风险容器”。于是，省级把成本甩给市级，市级压给县级，县级灌给乡镇，乡镇再倒给村里。每一级都在“卸责”，没人真正接住问题。

第三环是基层的“形式主义求生术”。乡镇和村里不是不想好好干，是实在没资源、没时间、没话语权。面对层层加码、节节提速的任务，只能走“捷径”，台账做漂亮、照片拍齐整、数据报好看，至于问题有没有真解决，那是第二位的。基层形式主义从来不是自己长出来的，而是被“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喂大的。村里人看得明白：“你们下来，就是拍几张照片，发到群里就完事了。”

这场博弈有没有赢家？一个都没有。上级消耗的是老百姓对政策的信任，中间层级消耗的是行政体系的运行效能，基层消耗的是干部的眼里的光和心里的劲。最后留下的，是“干部越来越忙、群众越来越不满”的治理困局。那根考核的指挥棒，应该是一根有节律的鞭子，该敲的时候敲，该轻的时候轻，给基层留一口气，也给自己留一分清醒。

政事儿：减负政策从中央到基层的传导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倾向？

杨华：调研发现，县级到乡镇这一环容易“走样”。县级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它要往下传导；但下面的实际情况，它又未必充分体谅。加上县级自身也面临考核压力，就很容易把压力“批发”给乡镇。好在这一轮减负改革，包括《若干规定》和履职事项清单制度，恰恰是在县乡之间做了一件事：定责。把县级无法再随意甩出去的“负外部性”截流在县级层面。清单制度明确了“两个不得、一个必须”的考核指标制定规则，凡列入“配合履职清单”和“上级部门收回清单”的事项，一律不得作为对乡镇的考核评价内容。这就是在制度上把责任“截流”在县级。

另外一种倾向是，减负成了当前最大的政治之一，到了基层各部门、各单位，出现了一种“谨慎过了头”的心态：许多本该做的事、该采取的政策措施，因为怕增加基层负担，就不敢做、不敢用。该开的会不开、该下的文件不下、该督查的工作不督，一些重要的事情被束之高阁，久拖不决，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减负不是不干活，不是该做的事也不做。把“不该基层干的”减掉，和把“该干的”干好，是一体两面。如果因为怕踩线而不敢动，那减负就从“解放基层”变成了“悬空治理”。这个度怎么把握，考验的是各级干部的政治判断力和对基层实际的理解能力。

政事儿：这次减负之所以能够见到成效，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杨华：首先是中央下了决心。减负已经成了当前最大的政治之一。这个信号非常明确，凡是与减负相违背的都不能做，凡是出台一个政策或措施，都要先研判会不会增加基层负担。这个“硬约束”一出来，各级各部门就得真正动起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减负文件发了一茬又一茬，基层负担不减反增”。

其次是有系统的、可操作的具体政策。减负不是喊口号，而是一整套制度设计在支撑。治理重心下沉、规范监督检查考核、规范会议文件、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制定县乡履职事项清单，这些措施既是系统的，也是具体的，下面知道怎么干、知道边界在哪里。有了清单，基层就有据可依，面对不合理的任务摊派时能说“不”。

再次是形成了全方位的减负合力。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都制定了自己的减负措施，回应中央的政治要求，形成全国性的减负大潮。不是中央发一个文件就完了，而是从上到下、从条到块都在动。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增加基层负担的话纪委要介入，这就不是“提倡一下”的问题了，而是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还有举报渠道，基层干部有了说“不”的出口。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措施不是孤立的、偶然性的、一事一议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比如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让乡镇从“什么都重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反过来又让履职事项清单得以真正运行。只有领导小组少了，清单才能真正管用。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减负才从“文件上的规定”变成了“可感知的变化”。

所以这次减负能落地，不是哪一招特别高明，而是中央有决心、政策有系统、部门有联动、措施有配套，几个条件凑到一起，才有了基层干部感受到的那份“轻松”。

政事儿：减负成果不反弹，关键在哪里？

杨华：减负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两年来，方向是对的，成效是实的。西部某省修订后的清单将评估事项由原来的13项增加至35项；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也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纠治统计造假，纠治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和创建示范活动，纠治基层隐形负担，纠治“文山会海”，纠治督查检查考核、调研考察、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

要让减负成果不反弹，关键是要把制度成果固化下来，形成长效机制。让基层干部真正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为群众办实事上，这才是减负的最终目的。

区域差异与结构性困境

政事儿：不同地区在形式主义表现和负担类型上有明显差异吗？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负担，结构性差异在哪里？

杨华：差异很明显。发达地区的问题是“资源型负担”，资源越多，要管的事越多、要创建的项目越多、要应付的检查越多。财政充裕，基层可以用“花钱”的方式解决很多问题——买服务、聘第三方、搞外包。这看起来是好事，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资源替代了群众工作，干部越来越习惯于用“给”的方式替代“商量”的方式，群众工作能力反而退化了。

欠发达地区的问题是“任务型负担”，任务一样多，但资源更少，只能硬扛。没有钱“买服务”，基层干部只能用“磨嘴皮子”的方式做工作。这看起来很辛苦，但反而保持了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一位“老乡镇”说得好：“我们年轻时，没有钱、没有项目，全靠一张嘴、两条腿。现在一些年轻干部手里有钱了，反而不愿意下村了。”

所以，减负不能“一刀切”。发达地区要防止“资源替代群众工作”，欠发达地区要防止“任务压垮基层干部”。

政事儿：基层治理，如何在从严监督与容错激励之间找到平衡点？

杨华：这是个关键问题。过去的问题是问责太泛化、太随意。乡镇干部“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为了不被问责，宁愿不做事。现在这种情况有所好转。

平衡点在哪里？我觉得在“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个原则讲得很好，关键是要落地。

中部某地级市的做法值得借鉴。督查从“只督不导”转向“督帮结合”，既点出问题又帮着找出路。这种“督帮结合”的思路，同样适用于容错机制，不是简单地说“可以容错”，而是要告诉干部“什么情况可以容、怎么走程序、谁来认定”。

舆情压力与基层行为逻辑

政事儿：近年来基层干部频繁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短视频的放大效应让基层一举一动都可能引发全网关注。舆情压力正在如何重塑基层干部的行为逻辑？

杨华：舆情压力对基层干部的行为逻辑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不出事”成为首要目标。在舆情面前，事情本身的对错往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拍下来”“不要被传上网”。一位副镇长坦言：“与群众产生矛盾，一定要忍气吞声，不要在公开场合跟群众闹矛盾，尤其避免被手机拍到。”这种心态使基层干部越来越不敢触碰矛盾。

第二，“照章办事”成为安全策略。为了不被舆情抓住把柄，基层干部宁愿机械执行政策，也不愿意灵活变通。因为变通意味着风险，照章办事最安全。

第三，“留痕”成为自保手段。舆情来了，首先要证明自己“做了该做的事”。于是拍照、录像、签字、台账，成了干部自证清白的“护身符”。

这种变化的代价是，基层治理的灵活性在下降，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在拉大，群众工作的温度在降低。

县域治理的结构转型

政事儿：你提出，县域治理已从“单中心工作”转向“多中心、全中心工作”格局。这一变革如何重塑乡镇和村庄的日常运转？

杨华：过去是“单中心工作”，一年到头就是抓几件大事，包括招商引资、计划生育、信访维稳。乡镇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忙完一件可以歇一歇，工作有张有弛。现在变成了“多中心工作”。党建要抓、扶贫要抓、环保要抓、安全要抓、人居整治要抓、文明创建要抓……几乎每个部门都有一项或多项工作成了中心工作。乡镇面对的不再是两三件大事，而是十几件、几十件“都重要”的事。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以前我们是打完一仗休息一下，再打下一仗。现在是一仗还没打完，下一仗就来了，再下一仗也在路上了。”

政事儿：一些地方，上级部门事务大量下沉乡镇，但资源与权力并未同步下放。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杨华：根源在于“责任外部化”的惯性。每一层级都倾向于把治理成本、执行风险转嫁给下级。具体来说就是，上级部门通过“属地管理”把责任压给乡镇，但执法权、审批权、资源配置权还攥在自己手里。乡镇“看得见管不着”，部门“管得着看不见”。出了事，板子打在乡镇身上，因为“属地管理”。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定责”。今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就是要把“三张清单”列清楚。某市的做法是：明确“两个不得、一个必须”，列入“配合履职清单”和“上级部门收回清单”的事项，一律不得作为对乡镇的考核评价内容。

同步明确“清单之外不派事、边界之外不压责”的硬性原则。某镇镇长唐清说得好：“过去鱼塘尾水水质监测、排放等监管事项都放在乡镇基层，但我们缺乏专业的技术和人才支撑，容易导致监管不到位。”如今相关工作由基本履职事项改为配合履职或上级部门收回。这就是清单制度在发挥作用。

未来的基层治理

政事儿：基层治理的终极目标是服务群众。未来五到十年，你认为县乡治理最需要突破的问题是什么？

杨华：县乡治理最需要突破的“卡脖子”问题，我觉得是三个。

第一个，城镇化带来的家庭和社会问题。这些年农民进城的速度很快，但进城不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搬进去，而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年轻人在城里打工、买房，小孩在城里读书，中年人两头跑，既要在城里帮子女分担压力，又要回村照顾老人。家庭被拉得很散，长期分离带来的是婚姻矛盾增多、家庭压力增大，离婚率在一些农村地区明显上升。同时，农民进了城，矛盾也“进城”了。过去农村的矛盾主要是地界、邻里、婆媳，现在县城里越来越多的矛盾集中在物业领域，停车、噪音、公共空间使用这些事。这些问题乡镇干部过去不熟悉，甚至没见过，但现在必须去面对、去解决。群众在哪里，治理就要跟到哪里；群众的问题升级了，治理能力也得跟着升级。

第二个，农村养老问题。年轻农民大量进城，中年人被裹挟进城镇化的节奏里，承担着子代进城生活的压力。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在城镇化浪潮中被挤压、被边缘化。很多农村老人，不是子女不孝，而是子女实在顾不过来。留守老人不只是生活照料的问题，还有精神孤独、医疗可及性差等问题。过去传统农村养老依赖家庭代际支持，现在家庭结构变了，这个支撑体系正在松动。基层治理怎么回应这个庞大的、沉默的需求，是一个很急迫的课题。

第三个，空心村怎么治理。很多村子常住人口越来越少，留下的多是老人。村子空心化之后，集体事务没人关心，公共事务没人牵头，村干部想做点事也找不到抓手。空心村不是“没人了就不用管了”，而是治理方式要变，关键是找到在村农民的共同利益。可能是一条路、一口塘、一片山林，也可能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养老问题或人居环境。找到了共同利益，就能把在村的农民组织动员起来，让他们自己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老百姓被组织起来了，主人翁意识就回来了，就有了主体性。这需要基层干部有很强的群众工作能力，能走近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

说到底，这三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群众在哪里、群众的需求是什么、群众怎么组织起来。城镇化改变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但基层治理不能只盯着“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还得盯着“群众真正需要什么”。这比填表、迎检难得多，但这也是基层治理该做的事。

政事儿：你眼中理想的基层治理生态应该呈现怎样的面貌？

杨华：理想的基层治理生态，我想应该是“三个回归”。

第一个，是回归服务。基层干部主要精力不应该耗在检查、填表、做材料上。这几年跑基层，听乡镇干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在干工作，是在‘做材料’。”这句话背后是很深的无奈。理想的状态是，基层干部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服务群众、解决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应付考核而折腾自己、折腾群众。

第二个，是回归群众。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干部要沉下去”，但“沉下去”不只是人到村里、打卡拍照，更重要的是心要沉下去，跟群众拉家常、交朋友，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而且，回归群众不只是“下去看看”，还包括把群众组织动员起来。群众分散的时候是没有力量的，只有被组织起来，他们才会有觉悟、有认识、有统一的行动能力。很多基层的事情，政府直接去做成本高、效果差，但如果能把群众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成本低、效果好，群众还有获得感。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不是看台账有多厚，而是看你跟群众熟不熟、群众信不信任你。

第三个，是回归治理。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这个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层治理实际上是被“管理主义”主导的，是单向度的、命令式的、刚性的，上面只管下达指标、限期完成，下面只管执行，没有反馈、没有协商、没有调整的空间。管理主义追求的是“可控”，但基层的事情恰恰是没法完全“控”住的。回归治理，就是从管理主义回到治理主义。治理是双向的、协商的、有弹性的。政策在执行中应该允许反馈、允许修正、允许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考核的指挥棒应该指向治理实效，而不是材料厚度。干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这三个回归，说到底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基层干部不是上级的“腿”，而是群众的“门”。他们应该面向群众，而不是只面向上面。理想的状态，是基层干部有足够的时间下村入户、跟群众在一起，有足够的自主空间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做事，有足够的底气对不合理的任务说“不”。那时候，基层治理才真正有了温度，也才真正有了根基。

政事儿：多年扎根基层调研，你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杨华：这些年在基层跑，有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回望这几十年，虽然每个时代面对的治理难题和重点都不一样，但基层治理一直都在积累，治理经验和治理能力在循环上升中不断进步。每一阶段的困扰和探索，都在为下一阶段的制度建设打下基础。从这个角度说，基层治理从来不是原地打转，它一直在往前走。

这两年减负带来的变化让我特别有感触。在一些地方，检查考核减少了百分之六七十，报表精简了七成以上，村干部的工作重心慢慢回到了清垃圾、修山塘、建书屋这些实实在在的民生事情上。还有的村干部卸下了迎检包袱，带着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做研学基地，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路子来。这些事情听着不大，但每一件都是基层治理回到正轨的标志。

有基层干部跟我说：“现在有了清单，考核指标少了，而且清晰明了，主要根据平时工作实效打分，我们专心服务群众就行。”这种变化不只是工作量的减少，更是工作方式，从“围着考核转”回到“围着群众转”。

说到底，基层干部是有情怀的。他们不是不想干事，而是被各种形式主义的事务缠住了手脚。只要给他们松绑，给他们时间，给他们空间，他们就会回到群众中去，回到治理的本源中去。减负之后，有乡镇干部跟我说，终于有时间去村里转转了，去群众家里坐坐了，拉拉家常、了解需求。这才是基层干部应该做的事情。

《县乡中国》与基层反响

政事儿：《县乡中国》2022年出版以来，加印了数十次，近期推出了30万册纪念版。你如何看这本学术著作的“出圈”？它切合了哪些时代主题？

杨华：这本书的“运气”确实不错，赶上了几个大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基层”这个词这些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从中央部委到县乡村的领导干部，都很关心基层干部和基层工作情况。基层很重要，它是政权大厦的基础，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这本书恰好写的就是基层，写的是县乡治理的运行逻辑、基层干部的处境与心声，无意中切中了这个要害。

第二个背景，是中央这些年一直在强调给基层减负。反对和治理基层形式主义成了过去几年的总基调，而《县乡中国》恰恰踩住了这个总基调。书中不仅大量描述了基层形式主义的状况，还尝试从治理结构的深层逻辑出发，对其生成机理作出解释，并给出了一些方向性的政策思考。我在书中写了一个判断：乡镇是基层形式主义的重灾区，而形式主义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层应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策略性回应。这个判断来自我十多年来每年至少三个月在基层的调研。

这本书能“出圈”，可能还因为它的写法比较特别，书中没有引用任何学术著作和论文，讲的都是大量人们耳熟能详又耐人寻味的真实案例。有学者说这是一本“从中国大地中生长出来的作品”；有读者评价这本书“是真的‘真’”。它没有用学术语言去隔开读者，而是把县乡政治的运行逻辑用大白话讲了出来。

政事儿：基层干部的真实反馈是什么？

杨华：我经常在县级部门和乡镇街道访谈时，碰到读过这本书的基层领导干部，他们特意拿着书让我签名。有的听说我来了，特意从其他乡镇赶过来见面，甚至抽出时间访谈。说实话，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既温暖又忐忑，温暖的是大家这么给面子，忐忑的是怕自己的书写得不够好，辜负了大家的期待。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读者觉得有些内容“比较浅显和表面”，也有人认为“书中能赞同的不超过50%”。这些批评我照单全收，学术作品本来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有不同意见说明大家认真读了、认真想了，这本身就是好事。

这些反馈让我很惭愧。我只是做了社会学研究者该做的事情，到田野里去，到基层去，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记录下来。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大概就是把那些在基层默默工作的干部们的真实处境和想法，通过访谈变成了铅字。

“政事儿”（xjbzse）撰稿/何强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