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训，如何塑造“不想腐”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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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一点贪污，便为大恶”......这些耳熟能详的反腐倡廉格言，多源自古人的“家训”。 从先秦的敬畏保身，到唐宋的伦理信仰，再到明清的世俗普及，古代家训在两千多年的传承中，将戒贪拒腐的诉求不断内化、深化，为“不想腐”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土壤。 传统中国的家风家训，如何塑造“不想腐”的自觉？一起关注本期人民论坛读史。

绵延不绝：古代家训清廉自守的精神传承

古代家族得以绵延不绝的一大原因是世代官宦，正因如此，戒贪止欲、清白传家便成为古代家训中的重要内容，且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发展。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告诫自己的儿子“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韩诗外传》），就是对权力引发贪欲的防微杜渐。在汉代察举制的社会背景下，“清白”二字实为维系家族世代官宦的关键。名臣杨震暮夜却金，以“四知”拒私谒，且不营产业，唯以“清白吏子孙”之誉为传家厚资。此举将个体廉洁内化为家族传承的道德资本，确立以廉传家的道义标杆。蜀汉名相诸葛亮留下“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千古名训，临终前自陈“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身作则践行自己对廉洁为官的坚守，将内心对欲望的克制与外在生活上的节俭，共同视为防范贪欲的基石。这一时期的家训，将个人修养与家族兴衰初步绑定，为“不想腐”的自觉注入敬畏感。

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崛起，成为中古时期主导政治与文化走向的主要力量。学界研究指出，门阀士族得以获得社会支配性地位，高尚的德行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而且动乱的社会使士大夫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权力和贪欲带来的风险，家训由此走向系统化。北齐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在指导子弟入仕为官方面提出，若为“藩屏之臣”，则当“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

至于宋代，理学兴起，天理与人欲之辨深刻影响家训的内核。名臣家训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南宋真德秀《西山政训》指出：“一点贪污，便为大恶。”真德秀将廉洁作为四事之首，还指出“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将廉洁内化为内心的操守。此时的家训在哲学层面完成对贪欲的深层解剖，使廉洁从保身的经验之谈升华为士大夫的伦理信仰。

明清时期，因惩贪屡屡兴起大狱，廉洁规训逐渐普及化。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深知民间疾苦、一贪即覆的残酷现实，这使家训中的反腐戒律更为凛冽。海瑞、于谦等人以极高的廉洁自律成为道德楷模，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更是将廉洁化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日常俗语，使防微杜渐的廉政理念深入闾巷。此外，明清时期的地方宗族成为地方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目前保存的各种明清族谱中可以看到对清廉为官的训诫，如怀集县怀城镇谭勒村《黄氏族谱》有“清白做人，清廉为官”的条款。

从先秦的敬畏保身，到唐宋的伦理信仰，再到明清的世俗普及，古代家训在两千多年的传承中，将戒贪拒腐的诉求不断内化、深化，为塑造“不想腐”的自觉意识提供深厚的精神土壤。

颜氏家训 清嘉庆经元堂刻四秘全书本。辽宁省图书馆藏

升彼昆仑：廉洁家训从他律到自律的升华

中国古代的惩贪力度不可谓不大，如明洪武十八年（1385）郭桓贪腐案，朱元璋以雷霆手段遏制国家行政体系的过早溃烂。在此等铁腕反腐的威慑下，传统家训对清廉自守的规训，不可避免地掺杂“趋利避害”的外部强制意味。鉴于此，我们必须正视古代家训中潜藏的“他律”底色。汉魏六朝家训，强调戒贪以避败家丧身的风险。西汉刘向《戒子歆书》以风险意识规训其子刘歆，指出受福致骄奢而招祸，要求其敬畏处事。佛教传入后，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观念融入民间家训，将贪腐的代价从现世的身败名裂延伸至来世的恶报轮回。

此外，古代宗法社会的制度设计，构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在家族株连的制度背景下，一人在官场的贪腐，不仅会招致个人伏法，而且会使全族遭受牵连，甚至祖宗陵墓被毁、子孙永无出头之日；反之，清廉者，能泽被宗族，子孙可得恩荫。北宋包拯的家训中就有贪腐者彻底开除族籍、拒绝归葬祖茔的惩戒，在重血脉、重祭祀的古人心中，其威慑力甚至超过死刑。

同时要看到，基于畏惧的“他律”终究有其局限。虽能在表面上维持清廉，却无法根除内心的贪念。正如明代思想家薛瑄所言，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仅依靠畏法律保禄位与尚名节，不过是“不敢腐”与“不能腐”，只有达到“见理明而不妄取”，才能实现“不想腐”。跨越这一鸿沟，需从外在的功利与恐惧中突围，寻找到更深厚的内在精神支撑。

宋明理学的兴起，为古代家训廉洁教化从“他律”走向“自律”提供至关重要的哲学依据。理学家将外在的天理与内在的心性打通，使得道德规范不再是异己的强制力量，而是生命本体的内在需求。

宋明理学主要命题是“存天理，灭人欲”。贪腐，作为最典型的人欲表现，违背道德操守。朱熹强调修身旨在“明理”，明白“义理所当然”，才能自然作出道德选择，精神上摒弃凡尘浊迹，“升彼昆仑”。朱熹在《再赋解嘲》诗中云“彼哉夸夺子，逝矣昆仑丘”，在《空同赋》中写到“超吾升彼昆仑兮，路修远而焉穷”，两首诗都以“昆仑”为喻表达远离世俗纷扰、坚守内心道义的高洁境界。

这种“升彼昆仑”精神境界的提升与哲学观念的变革，使得宋代以后的家训，由罗列禁令转向深层心性建构。王阳明心学将此内化推向极致，主张“致良知”，认为贪念一动良知即知其恶，听从指引便不染一尘；王艮更以“百姓日用即道”，将日常节俭清廉视作大道。在这种心性论的影响下，古代士大夫培养出一种“慎独”的功夫。家训教导子孙在幽暗无人与细枝末节处仍须恪守准则，因外在监督或有缺席，内心良知却时刻审视。

如果说理学的道德内化使廉洁从“他律”变为“自律”，那么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则赋予这种自律以精神的栖息之所，使“不想腐”达到一种心性自由的审美境界。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生，便是这种精神境界的生动写照。苏轼屡遭贬谪，身处江湖之远，面对物质极度的匮乏与险恶的政治环境，从未生出贪赃枉法以改善境遇的念头。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绝非失意文人的自我安慰，而是深植于家风与哲学修养中的精神超越。这种安贫乐道，是一种顺应天道、复归本心的生命大自在，是庄子所谓的“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的逍遥游。

古代家训塑造“不想腐”的深层自觉，使其超越个人的心性修养，落脚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从而赋予其崇高的精神信仰色彩。《礼记·大学》构建“修齐治平”的宏大理想，家训中的清廉自守正是连接“修身”与“治国”的关键枢纽。古代优秀家训往往能突破一家一姓之私利，将廉洁升华为对社稷苍生的大爱。例如，清代陈瑸家书训子“做县令乃为公守财、为民分忧，誓不寄银回家；既以身许国，当尽心竭力，不生退诿心”，这种由家及国的精神信仰，使“不想腐”超越狭隘个体得失，获得巨大的道义力量。

纵观古代家训的廉洁教化之路，实则是一场从外在威慑走向内在觉醒的历程。以畏惧保家、他律规训为起点，告诫子孙“不敢腐”“不能腐”，继而跨越功利的藩篱，在宋明理学与心学的内化中，在“天人合一”的哲学体悟与“家国同构”的信仰担当中，追求精神境界的“升彼昆仑”，让“不想腐”不再是道德的重负，而是精神的自由与信仰的归宿。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 2026年第14期

原标题 | 古代家训如何塑造“不想腐”自觉

作者 |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 吴炯炯

新媒体编辑 | 王思楠 常宇峰

原文责编 | 周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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