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儿子不管我，我只能去女儿家养老，女婿那天的话让我老泪纵横

七十岁生日那天，四个儿子没一个来电话，我拎着行李站在女儿家门口，女婿一句话让我当场崩溃：“爸，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您住可以，但得交房租。”

我叫赵德厚，今年整七十，山西太原人，退休前在钢铁厂干了四十年，从学徒干到车间主任，一辈子没求过人。老伴走了三年，我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四个儿子都在太原城里，离我最远的开车也就四十分钟。可我这七十岁生日，从早上等到晚上八点，手机跟死了一样安静。

我给大儿子赵刚打电话，响了七声才接。电话那头乱哄哄的，像是在饭店。“爸，啥事？我这儿正陪客户吃饭呢。”我说今天是我生日，你妈要是活着肯定给我煮碗面。赵刚顿了一下说：“爸，七十不算整寿，过八十再说吧，回头我让媳妇给你转两百块钱。”

二儿子赵强压根没接电话。三儿子赵磊倒是接了，开口就是：“爸，我正加班呢，改天回去看你。”四儿子赵海最绝，直接把我微信拉黑了，原因是我上个月说他打游戏不务正业。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墙上老伴的遗照，眼泪啪嗒啪嗒掉。老伴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老赵，咱四个儿子靠不住，以后你就去找闺女。”当时我还骂她胡说八道，儿子再不济也是儿子。现在想想，还是女人看得透。

我家还有个闺女，叫赵小梅，排行老三，上头两个哥哥，下头两个弟弟。当年计划生育严，生了四个小子才盼来个丫头，按理说该宠着。可我跟老伴那时候思想老旧，总觉得闺女是外人，供她念完初中就不让上了，让她进厂打工挣钱供弟弟们读书。小梅十九岁那年自己谈了个对象，叫王建国，家在城郊农村，穷得叮当响。我们死活不同意，嫌人家拿不出彩礼。小梅硬气，直接跟王建国领了证，连婚礼都没办。为这事，我有三年没跟她说话。

后来老伴病了，四个儿子轮班伺候，一个个嫌脏嫌累，不是借口出差就是说孩子没人管。反倒是小梅，辞了工作在医院守了一个多月，端屎端尿擦身子，瘦了二十斤。老伴走的那天，小梅哭得差点背过气去，拉着我的手说：“爸，以后有啥事就找我，我不比哥哥弟弟们差。”

我当时嘴上应着，心里还是不以为然。闺女再亲也是嫁出去的人，哪有让闺女养老的道理？

可现在，我拎着一个旧皮箱，兜里揣着三千块退休金存折，站在小梅家楼下。她住在城南一个老旧小区，六楼没电梯。我爬一层歇一层，到了门口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门开了，小梅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眼圈就红了。“爸，你咋来了？”我嘴硬，说是路过顺便看看。小梅一把把我拽进屋，厨房里飘出红烧肉的香味。王建国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看见我也愣了一下，喊了声“爸”，又缩回去了。

小梅给我倒了杯水，问我吃饭没。我说吃了，肚子却不争气地咕噜叫。小梅二话不说进了厨房，不一会儿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她说：“爸，今天你生日，我知道。”

我端着碗，手抖得厉害。四个儿子没一个记得，这个被我亏待了半辈子的闺女却记得。

吃完面，小梅收拾碗筷的时候，王建国从卧室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他坐在我对面，表情很认真，像是酝酿了很久。

“爸，按理说您来了我该高兴，”王建国推了推眼镜，“但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您住可以，但是得交房租。”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地上。小梅从厨房冲出来，脸都白了：“王建国你说啥呢？”

王建国没看她，继续跟我说：“一个月八百，水电燃气另算。您要是觉得行，明天我就拟个合同。”

我活了七十年，头一回被女婿当面要房租。我气得浑身发抖，站起来就要走。小梅死死拉住我，眼泪哗哗地流：“爸你别走，你走了去哪儿啊？”

王建国又说了一句：“爸，您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您四个儿子都不管您，您来找我闺女，那以后养老送终是不是也得我们来？我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以给您养老，但我有条件。”

我咬着牙问他什么条件。

“第一，您那套老房子过户给小梅。第二，您的退休金卡交给小梅保管。第三，您得立个字据，将来生病住院的费用和身后事都由我们负责，跟那四个大舅哥没关系。”

小梅急了，使劲拍王建国：“你是不是疯了？我爸刚来你就说这些！”

王建国躲开她的手，声音不大但特别坚定：“小梅，你听我说完。这些年你对你爸咋样你心里清楚，你爸又是咋对你的？你生孩子坐月子，你爸来看过一眼吗？你哥他们买房买车，你爸掏了多少？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你爸正眼瞧过我吗？”

这番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小梅哭着说：“那是我爸！就算他以前不对，他现在老了，我不能不管他！”

王建国叹了口气，语气软下来：“我不是不管，我是怕。怕你爸在这儿住几天就走，到时候你那四个哥哥到处说咱们把老爷子抢走了。怕将来你爸有个好歹，他们反过来告咱们不孝顺。更怕你爸住了几个月，又被你那几个哥哥接走，到时候咱里外不是人。”

我这才明白，王建国不是在赶我走，他是要把事情做绝，断了所有人的后路。

我沉默了半天，最后问了一句：“建国，你跟小梅结婚这些年，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你今天跟我摊牌，我不怪你。但你得跟我说句实话，你愿意让小梅给我养老吗？”

王建国看着我，眼睛红红的：“爸，我不愿意。不是因为我不孝顺，是因为我看到小梅为了这个家受了多少委屈。她当年为了供你四个儿子上学，一天打三份工，落下了腰疼的毛病。你大儿子结婚你给了十万，二儿子买房你给了十五万，三儿子买车你给了八万，四儿子做生意你给了二十万。小梅呢？你给过她一毛钱吗？”

我愣住了。这些账，我从来没算过，也不敢算。

“但是爸，”王建国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小梅是你闺女，她心疼你，我就得跟着心疼你。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不是为了占你便宜。房子和退休金放在小梅名下，是怕你那几个哥哥将来找你麻烦。字据是为了让你安心，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小梅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爸，你别走了，就在这儿住下。我不要你的房子，也不要你的钱，我就想好好孝顺你几年。”

我老泪纵横，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混蛋。

第二章

那天晚上我睡在小梅家的沙发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沙发太软，我腰不好，躺久了酸疼。但我没吭声，怕给小梅添麻烦。

凌晨两点多，我听见主卧那边有动静。王建国和小梅在吵架，声音压得很低，但隔音不好，我听得一清二楚。

“你爸那四个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明天要是知道老爷子在咱家，肯定找上门来闹。”这是王建国的声音。

“闹就闹，我不怕。”小梅说。

“你不怕我怕！你大哥是做工程的，认识一帮社会上的人。你二哥在街道办上班，认识各种关系。你三哥虽然老实，但他媳妇是个泼妇。你四弟更别提，整天游手好闲，啥事干不出来？”

“那你说咋办？把我爸撵出去？”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得先下手为强。明天我去找你大哥，把话挑明了。”

“你去干啥？要去也是我去。”

“你去？你去了他们能把你吃了。我是男人，我来出面。”

我听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王建国这个人，我以前真看走眼了。当年小梅跟他结婚，我觉得他是个穷光蛋，配不上我闺女。可这些年，人家凭本事在工地干到了项目经理，买了房买了车，把小梅照顾得妥妥帖帖。反倒是我的四个儿子，一个个啃老啃得心安理得。

第二天一早，王建国换了身干净衣服出门了。小梅给我做了早饭，小米粥配咸菜，还有两个煮鸡蛋。我吃着饭，心里七上八下的。

王建国先去找的大儿子赵刚。赵刚在太原开了个小装修公司，办公室在一栋写字楼的十层。王建国到的时候，赵刚正在跟几个工人开会，看见妹夫来了还挺意外。

“哟，建国来了？稀客啊。”赵刚递了根烟。

王建国没接，开门见山地说：“大哥，爸昨天去我家了。”

赵刚脸上的笑僵住了：“去你家干啥？”

“养老。”

“养老？”赵刚把烟掐了，“他四个儿子呢，去闺女家养老？传出去不怕人笑话？”

“大哥，我也不跟你绕弯子，”王建国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爸在你家住了三天，你媳妇嫌他脏，把他赶出来了。老二那儿他去了一天，老二媳妇让他睡阳台。老三倒是没说啥，但老三媳妇天天摔盆砸碗。老四更绝，直接把爸的行李扔出来了。”

赵刚脸色变了：“你听谁瞎说的？”

“爸亲口跟我说的。你要不信，咱现在就去问问老二老三老四。”

赵刚沉默了。他知道王建国说的是真的，因为他媳妇确实嫌弃老爷子身上有味，住了三天就嚷嚷着让老爷子走。

“那你想咋样？”赵刚问。

“我不想咋样。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爸以后住我家了。他的房子和退休金我会过户到小梅名下，你们四个要是没意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要是有意见……”

“有意见咋样？”

王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有意见也没用。你们四个当儿子的都不管，还不让闺女管？天底下没这个道理。我今天把话放这儿，谁敢去我家闹事，别怪我不客气。”

赵刚气得脸通红，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理亏。

王建国走后，赵刚给他三个弟弟打了电话，四个人凑在一起商量对策。老二赵强在街道办上班，平时最会耍心眼。他说：“不能让老爷子去小梅家，不然咱四个的脸往哪儿搁？”

老三赵磊老实巴交的，小声说了句：“要不咱轮流养？”

老四赵海直接拍了桌子：“轮什么流？老头子偏心眼，把钱都给老大买房了，凭啥让我养？”

老大赵刚火了：“你给我闭嘴！你做生意赔了二十万是谁给你填的窟窿？”

四个人吵成一团，最后也没吵出个结果。

这边王建国回到家，小梅已经把客房收拾出来了。说是客房，其实就是个七八平米的小屋，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但对我来说，这比住儿子家强一百倍。

“爸，你看还缺啥不？”小梅铺上新床单，枕头拍得松软软的。

我说不缺，啥都不缺。

中午王建国回来，手里提着一只烧鸡和一袋水果。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对我说：“爸，上午我去找大哥了，把话都说开了。您放心，以后就在这儿安心住着，谁来说啥也别搭理。”

我看着王建国，突然想起一件事：“建国，你早上说的那些条件……还算数不？”

王建国一愣，然后笑了：“爸，那是吓唬您的。我要真收您房租，小梅不得跟我离婚？”

小梅在旁边瞪了他一眼：“你敢！”

三个人都笑了。这是我这几年来第一次真心实意地笑。

下午小梅带我去医院做了个全面体检。我已经三年没体检过了，上次体检还是老伴在世的时候。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我血压高，血脂稠，还有轻微的冠心病，得长期吃药控制。

小梅拿着化验单，眼眶又红了：“爸，你咋把自己弄成这样？”

我说没事，都是老年病，死不了。

小梅不听，当天就去药店买了一大堆药，又给我办了慢性病医保。回来的路上，她挽着我的胳膊，就像小时候那样。我突然想起来，小梅小时候最喜欢这样挽着我，可我那时候总是忙着上班，忙着喝酒，忙着跟朋友吹牛，很少正眼看她。

“爸，你还记不记得我八岁那年发烧，你背我去医院的事？”小梅突然问。

我想了想，好像有点印象。那年小梅得了肺炎，烧到四十度，我背着她在雪地里走了两里地才到医院。

“我记得你一路上都在骂我，说我穿得太少，说我不听话。”小梅笑着说，“可是趴在你背上，我觉得特别暖和。”

我鼻子一酸，差点又掉眼泪。

晚上吃完饭，王建国拿出手机，说要教我用智能手机。我以前用的是老年机，只会接打电话。四个儿子每人给我买过一部智能手机，但没人教我怎么用，都扔在抽屉里落灰。

王建国耐心地从怎么开机开始教，怎么拨号，怎么发微信，怎么看新闻。我学得慢，一个操作要教好几遍才能记住。王建国不急不躁，一遍不行教两遍，两遍不行教三遍。

“爸，您学会了用微信，以后就能跟小梅视频聊天了。”王建国说。

我说我就在这儿住着，还用啥视频？

王建国说：“万一哪天您想出去转转，或者回老家看看，用微信方便。”

我心里暖洋洋的。这个女婿，比我那四个亲儿子强一万倍。

可好日子没过几天，麻烦就来了。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阳台上晒太阳，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我探头一看，四个儿子齐刷刷站在楼下，老大赵刚带头，后面跟着老二赵强、老三赵磊和老四赵海。四个人仰着头往上瞅，看见我在阳台上，老大扯着嗓子喊：“爸！你下来！跟我们回家！”

小梅听见动静跑出来，脸色煞白。王建国也从屋里出来了，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爸，您别动，我下去跟他们说。”王建国穿上外套就要下楼。

小梅拦住他：“我也去。”

“你别去，”王建国按住她的肩膀，“你在楼上陪着爸，不管下面发生啥事，你都别下来。”

王建国一个人下了楼。我在阳台上看着，心提到了嗓子眼。

王建国走到四个大舅哥面前，不卑不亢地问：“几位大哥，有事？”

老大赵刚往前一步：“王建国，你把我爸藏起来是啥意思？”

“藏？”王建国笑了，“爸那么大个人，我能藏得住？是他自己来的，我又没绑他。”

“你少废话！”老四赵海窜上来，指着王建国的鼻子，“你肯定是惦记我爸的房子和退休金，才把他骗到你家去的！”

王建国脸上的笑容没了，冷冷地看着赵海：“四哥，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爸的房子值几个钱？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多。我王建国虽然不是什么有钱人，但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东西昧良心。”

“那你为啥要接我爸过去？”老二赵强说话了，阴阳怪气的，“你不是一直恨我爸当年看不起你吗？现在装什么孝子贤孙？”

王建国深吸一口气，压着火气说：“二哥，你说得对，我以前确实恨爸。但我恨他是因为他对小梅不好，不是因为他没钱给我。现在爸老了，身体不行了，四个儿子都不管，我这个当女婿的不能看着不管。”

“谁说我不管了？”老大赵刚急了，“我这不是来接他了吗？”

“接回去住哪儿？住你家客厅？还是住你家阳台？”王建国盯着赵刚的眼睛，“大哥，你摸着良心说，你媳妇能让爸住多久？”

赵刚被噎住了，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来。

老四赵海又想往前冲，被老三赵磊拉住了。赵磊平时话不多，这会儿终于开口了：“建国，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爸在你这儿住也不是不行，但总得有个说法吧？”

“什么说法？”王建国问。

“比如……爸的财产怎么分。”赵磊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

王建国冷笑一声：“原来你们是冲着这个来的。行，那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爸的房子和退休金，我已经跟爸商量好了，全部过户到小梅名下。你们谁有意见，现在就说。”

四个儿子炸了锅。老大赵刚脸红脖子粗：“凭啥？我们是儿子，她是嫁出去的闺女，凭什么分家产？”

“凭你们四个都不管爸！”王建国吼了出来，声音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凭爸在你们家住的这几天受的窝囊气！凭你们四个当儿子的还不如我这个女婿孝顺！”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掏出手机录像。老大赵刚觉得丢人，拉了拉几个弟弟想走。老四赵海不甘心，临走前撂下一句话：“王建国，你等着！”

四个人灰溜溜地走了。王建国站在楼下抽了根烟，平复了一下情绪才上楼。

进门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还在抖。小梅扑上去抱住他，哭得说不出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空荡荡的街道，心里五味杂陈。

从那天起，我正式成了小梅家的常住人口。

第三章

住下来的第一个月，我过得小心翼翼。生怕哪里做得不对惹小梅和建国不高兴，每天早上五点多就醒了，轻手轻脚地把客厅打扫一遍，再把垃圾收拾好提到楼下扔掉。小梅起床看见我在拖地，急得直跺脚：“爸！你放着我来！”

我说我闲着也是闲着，活动活动筋骨。

其实我是心里不安。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哪怕是亲闺女家。我这一辈子没跟任何人低过头，老了老了，反倒活得战战兢兢。

王建国看出我的心思，有一天晚上特意跟我喝了顿酒。他开了瓶汾酒，炒了两个菜，爷俩坐在阳台上边喝边聊。

“爸，您别把自己当外人，”王建国给我倒了一杯，“这房子虽然是我爹妈留下的，但现在小梅是女主人，您是女主人的爹，那就是一家之主。”

我苦笑：“一家之主？我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了，还一家之主呢。”

“那是他们不懂事，”王建国端起酒杯碰了一下，“您养大了五个孩子，还把他们都供到了城里，这份功劳谁也抹杀不了。”

我喝了一口酒，辣得嗓子眼发紧：“建国，你跟我说实话，你心里真的不恨我吗？”

王建国沉默了一会儿，放下酒杯：“爸，说实话，以前恨过。恨你当年看不起我，恨你逼着小梅跟我分手，恨你连婚礼都不参加。但后来我想通了，您是那个时代的人，思想老旧很正常。再说了，要不是您当年反对，小梅也不会铁了心跟我，说起来我还得感谢您。”

我被他说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爸，过去的都过去了，”王建国拍拍我的肩膀，“往后咱们好好过日子。您放心，有我王建国一口吃的，就少不了您一口。”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是被王建国搀回屋的。躺在床上，我迷迷糊糊地想，老天爷对我赵德厚不薄，给了我一个好闺女，还附赠了一个好女婿。

日子一天天过，我慢慢融入了小梅家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完下楼遛弯，顺道买早点回来。小梅和建国爱吃油条豆浆，我爱吃包子稀饭，每次我都买双份。卖早点的老刘头跟我熟了，每次都多给我一个包子：“老赵，你闺女真有福气，天天给买早点。”

我嘴上谦虚，心里美滋滋的。

上午小梅去上班，我在家看看电视，练练王建国教的智能手机。微信已经会用了一点点，能发语音消息，能看朋友圈。我偷偷加了四个儿子的微信好友，想看看他们的动态。结果发现，老大把我屏蔽了，老二三天可见，老三倒是什么都没设置，但朋友圈全是转发的工作链接，老四干脆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我心里凉了半截，但也认了。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就不管了。

下午我一般睡个午觉，醒来去公园下棋。公园里有帮老头老太太，天天聚在凉亭里下象棋、打扑克。我象棋下得不错，在厂里的时候得过冠军，去了公园没几天就成了常胜将军。有个姓马的老头不服气，天天找我挑战，输了就赖账，赢了就嘚瑟。一来二去，我俩反倒成了好朋友。

老马头今年七十二，退休前是中学老师，老伴走了五年，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回不来几趟。他比我惨，至少我还有闺女在身边。老马头一个人住，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公园里找人下棋。

“老赵，你说这人活一辈子到底图啥？”有一天老马头输了棋，突然感慨起来，“我那两个儿子，一个清华毕业，一个北大毕业，个个都有出息。可有什么用？过年都回不来，打个电话都嫌我啰嗦。”

我说：“你知足吧，至少你儿子有出息。我那四个儿子，除了老三老实点，其他三个没一个省心的。”

“有出息有什么用？有出息就不管老子了？”老马头摇摇头，“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儿女有没有出息不重要，重要的是孝心。你闺女虽然没啥大本事，但她孝顺，这才是真正的福气。”

我想想也是。小梅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工资两千多，建国在工地当项目经理，收入也不算太高。但他们两口子日子过得踏实，从不抱怨，对我更是没得说。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小梅请假在家照顾了我三天，熬中药、量体温、擦身子，寸步不离。建国下班回来也不闲着，给我炖鸡汤、削水果。我烧退了之后，小梅瘦了一圈，眼睛下面全是黑眼圈。

我心疼得不行，跟她说：“小梅，爸没事，你别耽误工作。”

小梅一边给我盛粥一边说：“工作重要还是爸重要？您别管了，我心里有数。”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老伴临终前的话。她说：“老赵，咱这四个儿子，只有小梅是靠得住的。”我当时还不信，现在信了，信得彻彻底底。

转眼到了秋天，天气渐渐凉了。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通一听，是老四赵海的声音。

“爸，你最近咋样？”老四的语气难得温和。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准没好事。老四这小子，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还行，咋了？”我警惕地问。

“爸，我想你了，想请你吃顿饭。”老四说。

我更警惕了。老四上次请我吃饭，还是三年前找他借钱的时候。

“有啥事就在电话里说吧。”我没答应。

“爸，我真没事，就是想你了。明天中午，我在和平饭店订了位子，你来呗。”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毕竟是亲儿子，总不能一辈子不见面。

挂了电话，我跟小梅说了这事。小梅皱着眉头说：“爸，四弟肯定有事，你可别被他忽悠了。”

我说我知道，我就去看看他想干啥。

第二天中午，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坐公交车去了和平饭店。老四已经到了，西装革履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看起来混得不错。桌上摆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有虾，还有一瓶茅台。

“爸，你来了！”老四热情地迎上来，扶着我坐下，“快坐快坐，菜都凉了。”

我坐下，看着满桌子的菜，心里更加确定这小子有事。

果然，酒过三巡，老四开始吐苦水了。说他做生意赔了钱，欠了一屁股债，债主天天上门催债，他老婆都要跟他离婚了。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居然哭了起来。

“爸，你救救我，这次你要是再不帮我，我就完了。”老四抓着我的手，鼻涕一把泪一把。

我问他要多少钱。

“不多，十万就行。”老四伸出十个手指头。

我差点没背过气去。十万？我一个退休老头，哪来的十万？

“我没有。”我说。

“爸，你不是有退休金吗？还有房子，你把房子抵押了不就有钱了？”老四的眼睛亮了。

我终于明白了，这小子是冲着我的房子来的。

“老四，你听我说，”我压下火气，“我的房子已经过户给你姐了，退休金卡也在你姐那儿。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老四的脸色瞬间变了，刚才的可怜相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怒气：“爸！你疯了吧？你把房子给赵小梅？她是嫁出去的女儿，凭什么拿咱赵家的家产？”

“凭她孝顺我，凭你们四个不管我。”我平静地说。

“谁不管你了？我那不是忙吗？”老四急了，“你赶紧把房子要回来，不然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我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儿子，突然觉得很陌生。这还是那个小时候骑在我脖子上、奶声奶气喊爸爸的小儿子吗？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模样？

“断绝就断绝吧。”我站起来，转身往外走。

“爸！你站住！”老四在后面喊。

我没回头。走出饭店大门的那一刻，秋风迎面吹来，我打了个寒颤，但心里却从未如此清醒。

回到小梅家，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小梅气得浑身发抖，要去找老四理论。王建国拦住了她：“算了，跟那种人计较不值得。爸没事就好。”

我看着王建国，突然觉得这个女婿越来越顺眼了。

晚上睡觉前，王建国敲了我的房门。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厚厚一沓钱。

“爸，这是一万块钱，您先拿着零花。”他把信封塞到我手里。

我连忙推辞：“我不要，我有退休金，够花了。”

“退休金是退休金，这是我的心意。”王建国坚持，“您年纪大了，手里得有点私房钱，万一有个急用啥的。”

我看着手里的信封，眼眶发热：“建国，你对爸太好了。”

王建国笑了笑：“爸，您别这么说。您是小梅的爸，也就是我的爸。我不对您好对谁好？”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回想这大半辈子的经历，越想越觉得自己前半辈子活得糊涂。重男轻女，偏心儿子，亏待闺女，到头来才发现，真正靠得住的，恰恰是我最不待见的那个孩子。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自己的存款全部取出来，给小梅和建国。虽然不多，但也有二十多万，是我一辈子的积蓄。以前想着留给儿子们，现在想想，留给真正孝顺的孩子才是对的。

我让小梅陪我去银行，把定期存折里的钱全部取了出来，一共二十三万八千块。我拿着厚厚一摞钱，递给小梅：“闺女，这钱你拿着，就当是爸补给你的嫁妆。”

小梅愣住了，然后嚎啕大哭。

第四章

钱的事我没瞒着王建国，毕竟这是大事。王建国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爸，这钱我们不能要。”

“为啥？”我急了，“这是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

“爸，我知道您是好意，”王建国搓着手，“但这钱要是拿了，您那几个儿子更有话说。他们会说我们是为了钱才接您过来的。”

“让他们说去！”我气得拍桌子，“我自己的钱，我想给闺女就给闺女，天王老子也管不着！”

小梅在旁边劝：“爸，建国说得对。这钱我们先替您存着，等您需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您放心，我们不会乱花的。”

我拗不过他们，只好同意了。小梅专门去银行开了个新账户，把钱存了进去，存折放在我手里，密码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四个儿子耳朵里。老大赵刚第一个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质问：“爸！听说你把存款都给小梅了？你老糊涂了吧？”

我说：“我的钱，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给她干啥？她能给你养老送终吗？她一个嫁出去的闺女，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她现在就在给我养老，而且养得很好。”我平静地回答，“你们四个倒是亲儿子，可你们管过我一天吗？”

赵刚被噎住了，半天没说话，最后恨恨地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老二、老三、老四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说的话大同小异，无非是骂我糊涂，骂小梅贪心，骂王建国别有用心。我懒得跟他们吵，直接把他们的电话全拉黑了。

清净了几天之后，更大的风波来了。

那天是周六，小梅和建国都在家。我正在阳台上浇花，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我低头一看，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中年妇女，正是大儿媳李翠花。

李翠花娘家是开建材店的，有点小钱，平时眼高于顶，看谁都不顺眼。她嫁给赵刚之后，更是把自己当成了赵家的女主人，对我们老两口从来没什么好脸色。老伴在世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大儿媳不是善茬。

李翠花后面跟着二儿媳张巧云、三儿媳孙秀芝，还有老四的女朋友周敏——老四还没结婚，但这个女朋友已经处了三四年，早就以赵家儿媳自居了。

四个女人气势汹汹地往楼里走，楼下邻居纷纷侧目。我心头一紧，知道来者不善。

小梅也看见了，脸色变了：“她们来干啥？”

王建国放下手中的报纸，站起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小梅，你陪着爸待在屋里，我下去应付她们。”

“不行，”小梅摇头，“这是我家的事，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扛。”

“听我的，”王建国按住她的肩膀，“你下去只会跟她们吵起来，到时候更难收场。我一个大老爷们，她们还能把我吃了不成？”

王建国说完就下楼了。我和小梅站在阳台上往下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四个女人堵在单元门口，看见王建国出来，立刻围了上去。李翠花嗓门最大，隔着老远都能听见：“王建国！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把老爷子的钱骗到手了？”

王建国双手插兜，不慌不忙：“大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骗？爸的钱是自愿给的，我又没逼他。”

“自愿？谁信啊！”张巧云尖着嗓子附和，“老爷子以前最疼儿子，怎么可能把钱给闺女？肯定是你和王小梅在背后搞鬼！”

孙秀芝平时话不多，这会儿也跟着帮腔：“就是，建国，咱都是一家人，做事不能太绝。你把老爷子的钱吐出来，咱们好商量。”

周敏站在最后面，虽然没有说话，但眼神里满是敌意。

王建国叹了口气：“几位嫂子，我跟你们讲道理。爸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久，吃穿用度都是我们出的，看病买药也是我们掏的钱。你们谁来看过他一眼？谁给他买过一件衣服？谁陪他去医院做过一次检查？”

四个女人面面相觑，没人搭话。

“你们没来看过他，我不怪你们，”王建国继续说，“但你们也不能因为我们照顾了爸，就跑来指责我们贪图他的钱。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李翠花恼羞成怒：“你少在这儿装好人！我告诉你，老爷子的钱是我们赵家的，你一个外姓人，休想拿走一分！”

“大嫂，你说错了，”王建国的声音冷了下来，“爸的钱是他的个人财产，他想给谁就给谁。别说我是外姓人，就算我是他亲儿子，也没有资格强迫他把钱给我。”

“你……”李翠花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楼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有邻居，有过路的，还有人举着手机在拍。李翠花觉得丢面子，更加撒泼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啕大哭：“哎呀我的老天爷啊！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女婿霸占岳父的家产，还要把我们这些儿媳赶尽杀绝啊！”

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在农村见得多了，但在城市小区里可不多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议论纷纷。有人同情李翠花，说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像话。也有人觉得王建国做得对，毕竟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在楼上实在看不下去了，对小梅说：“我下去。”

“爸，你别去！”小梅拉住我，“她们就是冲着你来的，你下去了正好中了她们的圈套。”

“我不下去，难道让建国一个人在下面挨骂？”我甩开小梅的手，拄着拐杖就往楼下走。

小梅拦不住我，只好跟着一起下来。

我出现在单元门口的那一刻，四个女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过来。李翠花也不哭了，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冲到我跟前：“爸！你可算出来了！你快跟大家说说，你的钱是不是被王建国逼着拿出来的？”

我看着这个曾经叫过我“爸”的女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嫁进赵家十五年，逢年过节从来没给我和老伴买过一件礼物，倒是每年都要从我们这里拿走不少东西。老伴生病住院那会儿，她一次都没来探望过，理由是“店里忙”。

“翠花，”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我的钱是我自愿给小梅的，没有人逼我。”

李翠花愣住了，随即脸色变得铁青：“爸！你老糊涂了吧？小梅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把钱给她，将来谁给你养老送终？”

“小梅现在就在给我养老，”我看着她的眼睛，“而且养得很好。你们呢？你们谁管过我一天？”

李翠花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张巧云在旁边急了：“爸！你不能这样说！我们不是不管你，是实在太忙了！你体谅体谅我们不行吗？”

“体谅？”我苦笑，“我体谅你们二十年了。你们结婚，我掏钱；你们买房，我掏钱；你们生孩子，我还是掏钱。我体谅你们体谅了大半辈子，到头来连个生日电话都等不到。现在你们跑来跟我说体谅？”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发出唏嘘声。一个老太太大声说：“这闺女做得对啊！儿子不管爹，还不让闺女管？这是什么道理？”

另一个大叔也跟着说：“就是！我看这老爷子挺明白的，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好，没毛病！”

李翠花脸上挂不住了，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爸，你行！你狠！我倒要看看，你能在闺女家住几天！”

说完，她一甩袖子，扭头上车走了。其他三个女人见状，也灰溜溜地跟着离开了。

人群散去，我站在原地，双腿发软。王建国赶紧扶住我：“爸，您没事吧？”

我摇摇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建国，爸对不起你，给你添麻烦了。”

“爸，您说什么呢？”王建国扶着我的胳膊，“您是我的家人，家人之间没有麻烦不麻烦的。”

那天晚上，小梅做了一桌子菜，我们三个人吃得格外香。我喝了两杯酒，晕晕乎乎的，但心里特别敞亮。活了七十年，我终于活明白了——血缘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

从那以后，四个儿子再也没有来过电话，也没有登过门。我彻底死了心，不再指望他们。小梅和建国就是我的亲生儿女，甚至比亲生儿女还要亲。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我每天早起遛弯买菜，上午看看电视练练手机，下午去公园下棋，晚上跟小梅和建国一起吃饭聊天。周末的时候，建国会开车带我出去转转，去晋祠看古树，去蒙山拜大佛，去汾河边散步。我活了七十年，很多地方都是第一次去。

有一次在汾河边散步，我突然问王建国：“建国，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啥？”

王建国想了想说：“爸，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不图大富大贵，也不图功成名就，就图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在一起。钱多钱少无所谓，重要的是开心。”

我看着夕阳下的汾河，金光闪闪的河水缓缓流淌，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安宁。

“你说得对，”我点点头，“开心最重要。”

第五章

转眼到了冬天。太原的冬天干冷干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年纪大了，关节不太好，一到冬天膝盖就疼得厉害。小梅给我买了护膝和暖宝宝，每天晚上用热水给我泡脚，泡完再按摩半个小时。

“爸，你这腿是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小梅一边给我揉腿一边说，“我听我妈说你年轻时候在钢厂干活，冬天也穿着单裤子。”

我说那时候年轻火力旺，不觉得冷。再说了，那时候条件差，哪有现在这么好的保暖裤？

“现在条件好了，你得好好保养，”小梅叮嘱我，“以后出门必须戴护膝，不然我不让你出去。”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暖烘烘的。这孩子，比她妈还会照顾人。

有一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主卧那边传来小梅和建国的说话声。我本来没想偷听，但隐约听见他们在说钱的事，忍不住停下脚步。

“这个月的房贷还了，信用卡还了，还剩两千多。”这是小梅的声音。

“够了，省着点花就行。”建国说。

“可是爸的药快吃完了，下个月还得买，又是一笔开销。”

“没事，我下个月奖金应该能发下来，到时候就有钱了。”

“建国，辛苦你了。”

“说什么傻话？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我站在门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原来他们一直在为我花钱，连房贷都快还不上了。我转身回到自己房间，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把那张存折拿了出来，找到小梅：“闺女，这钱你们拿去用吧，先把房贷还了。”

小梅看了一眼存折，摇头：“爸，这钱是你的养老钱，我们不能动。”

“什么养老钱？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们要是不收，我心里不安。”我把存折塞到她手里。

小梅的眼眶红了：“爸，你放心吧，我们虽然不富裕，但养活你还是没问题的。”

“我知道你们孝顺，”我叹了口气，“但我也不能光让你们付出。这钱你们要是不收，我就搬出去住养老院。”

“爸！”小梅急了，“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到做到。”我态度坚决。

最后小梅拗不过我，只好收下了存折。但她没有用来还房贷，而是给我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剩下的钱存了起来，说是等我需要的时候再用。

这件事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帮衬小梅和建国的决心。我开始琢磨着能不能找个活干，挣点钱补贴家用。虽然我七十岁了，但身体还算硬朗，干不了重活，看个大门、扫个地总没问题吧？

我把这个想法跟小梅说了，小梅坚决反对：“爸！你都七十了，还出去打什么工？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我们不孝顺呢！”

“我自愿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不服气。

“反正不行，”小梅态度很强硬，“你要是闲得慌，就多去公园下下棋，别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

我嘴上答应了，心里却没放弃。趁小梅上班的时候，我偷偷跑到附近的人才市场转了转。结果发现，像我这种七十岁的老头，根本没人要。招工的都是要年轻力壮的，最差的也要五六十岁的，七十岁以上的直接摆手。

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路过一个建筑工地的时候，看见门口贴着一张招工启事：招门卫，年龄不限，工资面议。

我眼前一亮，赶紧进去打听。工地的负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姓刘，看我这么大年纪，有些犹豫：“大爷，您今年多大了？”

“六十八。”我故意少报了两岁。

“六十八也不行啊，”小刘摇头，“这活儿虽然不累，但要值夜班，您这身体扛得住吗？”

“扛得住扛得住，”我拍着胸脯保证，“我身体好着呢，每天还跑步锻炼。”

小刘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最后还是摇头：“大爷，不是我不给您机会，实在是出了事担不起责任。您还是回去吧。”

我失望地走出工地，心里说不出的憋屈。老了老了，想干点活都没人要。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个菜市场，看见有人在卖糖葫芦。那个卖糖葫芦的老头看起来比我年纪还大，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吆喝声洪亮有力。我走过去买了一串糖葫芦，跟他聊了起来。

“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问。

“七十三了。”老头笑着说。

“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卖糖葫芦？”

“闲着也是闲着，挣点零花钱。”老头一边说一边麻利地裹着糖浆，“再说了，在家待着也闷得慌，出来走走心情好。”

我看着他那熟练的动作，突然有了主意。我也会做糖葫芦啊！年轻的时候在厂里，每年过年我都会做糖葫芦给孩子们吃，手艺还不错。

“老哥，你这糖葫芦生意怎么样？”我试探着问。

“还行吧，一天能挣个百八十块。”老头说，“主要是图个乐呵，不在乎挣多少。”

我动了心思。回家之后，我上网查了查做糖葫芦的方法，又去超市买了山楂、冰糖、竹签，准备自己试着做一批。

小梅下班回来，看见我在厨房忙活，吓了一跳：“爸，你这是干啥呢？”

“做糖葫芦。”我头也不抬地说。

“做糖葫芦干啥？”

“卖。”

小梅哭笑不得：“爸，你别闹了。你都七十了，还去街上卖糖葫芦？让人看了笑话。”

“有什么好笑话的？劳动光荣。”我固执己见。

小梅劝不动我，只好由着我去。我花了一整个下午，做出来了五十串糖葫芦。虽然样子不太好看，但味道还不错，酸甜可口。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王建国的旧自行车，驮着一箱子糖葫芦出发了。我选的地方是公园门口，那里人多，尤其是带孩子来玩的家长多。

刚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张不开嘴吆喝。后来一想，我赵德厚一辈子没偷没抢，凭本事挣钱，有什么好丢人的？于是鼓起勇气喊了一嗓子：“糖葫芦！又甜又酸的糖葫芦！五块钱一串！”

这一喊不要紧，还真有人来买了。第一个顾客是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看见红彤彤的糖葫芦就走不动路了，非要买。年轻妈妈掏钱买了两串，小女孩咬了一口，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爷爷，好吃！”小女孩甜甜地说。

我心里美滋滋的，比吃了蜜还甜。

一上午卖了三十多串，挣了一百多块钱。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我七十年来第一次靠自己挣钱，而且是挣给闺女花的。

中午回家，我把钱交给小梅：“闺女，这是爸今天挣的，你拿着。”

小梅看着那一把皱巴巴的零钱，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爸，你这是何苦呢？”

“爸不苦，”我笑着说，“爸高兴。”

从那以后，我每天上午都会去公园门口卖糖葫芦。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渐渐地，我有了固定的客户群，有些小朋友每天都缠着家长来买。我还学会了用微信收款，虽然操作不熟练，但勉强能用。

王建国看我这么拼，心里过意不去，主动提出帮我进货。他认识一个批发商，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山楂和冰糖，这样我的成本就降低了，利润反而提高了。

有一天，我正在公园门口卖糖葫芦，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老马头。他拎着一袋水果走过来，看见我愣了一下：“老赵？你咋在这儿卖糖葫芦？”

我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实话实说了：“闲着也是闲着，挣点零花钱。”

老马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老赵，你比我强。”

“强啥？”

“你至少还有闺女，还有奋斗的动力。”老马头的眼里闪过一丝落寞，“我呢？儿子们都有出息，可他们不需要我。我连个奋斗的目标都没有。”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好递给他一串糖葫芦：“尝尝，我自己做的。”

老马头接过糖葫芦咬了一口，点了点头：“嗯，不错，比我买的那些好吃。”

“那当然，纯手工制作，不含添加剂。”我得意地说。

老马头笑了，笑得很苦涩。他付了钱，拎着水果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他很可怜。儿女再有出息又怎样？到头来还不是孤零零一个人。

这件事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虽然辛苦，但充实。虽然没钱，但有爱。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糖葫芦生意越来越好。有时候一天能卖两百多块钱，刨去成本，净赚一百多。我把挣的钱全部交给小梅，让她补贴家用。小梅一开始不肯收，后来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接受了。

“爸，你太厉害了，”小梅笑着说，“比我上班挣得还多。”

“那是，”我得意洋洋，“你爸我可是有手艺的人。”

全家人都笑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头。

第六章

春节快到了，太原的大街小巷挂满了红灯笼，年味越来越浓。小梅和建国开始置办年货，买对联、买鞭炮、买各种好吃的。我也跟着忙活，帮着打扫卫生、贴窗花、包饺子。

除夕那天，小梅做了一桌子菜，有红烧鱼、糖醋排骨、酱牛肉、凉拌黄瓜，还有我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馅饺子。建国开了一瓶好酒，给我倒了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爸，新年快乐！”建国举起酒杯。

“新年快乐！”我跟他碰了一杯，一饮而尽。

小梅在旁边笑：“你们爷俩少喝点，明天还要早起拜年呢。”

“没事，今天高兴，多喝两杯。”我笑着说。

喝着喝着，我突然想起了四个儿子。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吃年夜饭？有没有想起我这个老头子？

建国看出我的心思，轻声说：“爸，要不要给他们打个电话？”

我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算了，他们不想我，我也不想他们。”

话虽这么说，但心里还是酸溜溜的。毕竟是自己的骨肉，怎么可能完全不想？

吃完饭，我们三个人坐在沙发上看春晚。节目很精彩，但我看得心不在焉。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一直黑着。没有一个儿子发来祝福短信手机屏幕一直黑着，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我时不时瞟一眼，心里盼着能亮起来，哪怕只是一条群发的祝福消息也好。可直到春晚演了一半，屏幕上依然空空如也。

小梅注意到了我的异常，轻轻握住我的手：“爸，别等了。”

我苦笑了一下：“不等了，不等了。”

话音刚落，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我猛地拿起来一看，是一条银行短信——退休金到账了，三千二百块。紧接着又来了一条短信，是社保局发的春节慰问通知。

我自嘲地笑了笑，把手机放回茶几上。是啊，除了银行和社保局，还有谁会记得我这个老头子？

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窗外烟花满天，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建国拉着小梅去阳台看烟花，我坐在沙发上，透过窗户看着那些五彩缤纷的光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时候，手机又震动了。我以为又是垃圾短信，随手拿起来一看，愣住了。

是小梅发来的微信消息，只有短短一行字：“爸，谢谢你愿意来我家。新年快乐，我爱你。”

我抬头看向阳台，小梅正靠在建国肩膀上，背对着我。她大概是怕当面说会不好意思，所以选择了发微信。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活了七十年，听过无数句“新年快乐”，但从来没有一句像今天这样让我心潮澎湃。我颤抖着手，给小梅回了四个字：“爸也爱你。”

发完之后，我擦了擦眼泪，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烟花还在绽放，照亮了整个夜空。小梅转过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爸，你怎么出来了？外面冷。”她说着就要把我往屋里推。

“不冷，”我笑着说，“跟你们一起看烟花，心里暖和。”

建国把他的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爸，您穿着，别感冒了。”

我们三个人并排站在阳台上，看着漫天的烟花，谁也没有说话。但那种默契和温暖，比任何语言都要动人。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还在睡觉，就听见客厅里传来一阵喧哗声。我以为是邻居来拜年了，没在意。过了一会儿，小梅敲门进来，脸色有些复杂：“爸，大哥他们来了。”

我一愣，心里咯噔一下。大年初一上门，肯定没好事。

我穿好衣服走出卧室，看见客厅里坐着四个人——老大赵刚、老二赵强、老三赵磊、老四赵海。四个人都穿着新衣服，手里提着礼品盒，看起来像是来拜年的。

建国坐在对面，表情平静，看不出喜怒。小梅站在旁边，眼神里带着警惕。

“爸，新年好。”老大赵刚率先开口，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其他三个儿子也跟着喊了一声“爸新年好”，声音参差不齐，明显是事先排练好的。

我嗯了一声，在沙发上坐下：“你们来干啥？”

“爸，你这话说的，”老二赵强笑嘻嘻地说，“大年初一，当然是来给您拜年的。”

“拜年？”我冷笑一声，“去年过年你们怎么不来？前年怎么不来？偏偏今年来？”

四个儿子面面相觑，气氛有些尴尬。

老三赵磊性格最老实，低着头说：“爸，我们知道错了。以前是我们不对，没照顾好您。您原谅我们这一次吧。”

老四赵海也跟着附和：“是啊爸，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孝敬您。”

我看着他们，心里五味杂陈。这些话如果是半年前说的，我可能会感动得老泪纵横。但现在，我只觉得讽刺。

“行了，别演戏了，”我摆了摆手，“你们到底有什么事，直说吧。”

四个儿子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还是老大赵刚开口了：“爸，是这样的。我们四个商量了一下，觉得您在妹妹家住着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想接您回去，轮流照顾您，一家住三个月。”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小梅先急了：“大哥，你们什么意思？爸在我这儿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接走？”

“妹妹，你别误会，”老二赵强连忙解释，“我们不是说你照顾得不好。只是爸毕竟是我们的亲爹，我们当儿子的不能不管。”

“现在知道管了？”小梅的眼圈红了，“爸在你们家受的那些罪，你们都忘了？”

“小梅！”老大赵刚提高了声音，“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吵架的！”

“那就别吵。”建国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几位大哥，你们说想接爸回去住，我同意。但有几个问题我想先搞清楚。”

“什么问题？”老大问。

“第一，爸住在谁家？住哪个房间？是朝阳的还是背阴的？第二，爸的医药费谁出？生活费谁出？第三，如果爸生病了，谁来照顾？白天谁照顾？晚上谁照顾？第四，如果爸跟你们的媳妇闹矛盾了，你们站在谁那边？”

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四个儿子哑口无言。

老大赵刚支支吾吾地说：“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慢慢商量。”

“慢慢商量？”建国笑了，“大哥，爸今年七十了，他等得起吗？你们要是真心想接爸回去，就应该提前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而不是大年初一跑来说几句漂亮话。”

老四赵海急了：“王建国，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想让爸走？”

“我当然不想让爸走，”建国直视着他的眼睛，“因为爸在这里过得很好。他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的生活，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你们谁能保证，爸去了你们家也能过这样的日子？”

四个儿子再次沉默。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切，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根本不是真心想接我回去，而是怕被别人戳脊梁骨——毕竟四个儿子都不管老爹，让闺女一个人养老，传出去太难听了。

“行了，”我站了起来，“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我哪儿也不去，就住小梅家。你们要是真想孝顺我，以后多来看看我就行了，不用接我走。”

“爸！”四个儿子同时喊了一声。

“别喊了，”我摆摆手，“我心意已决。你们要是没别的事，就回去吧。大年初一的，别在这儿闹得不愉快。”

老大赵刚还想说什么，被老二赵强拉住了。老二使了个眼色，四个人站起来，悻悻地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老三赵磊突然回过头，眼眶红红的：“爸，对不起。”

就这三个字，让我心里一酸。老三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从来不争不抢，也从来不会说好听的话。他能说出“对不起”三个字，说明他心里是真的愧疚。

“行了，走吧。”我挥挥手，不敢看他。

四个人走后，客厅里安静下来。小梅坐在我身边，轻轻靠在我肩上：“爸，你真的不走吗？”

“不走，”我拍拍她的手，“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陪你。”

“可是大哥他们……”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在乎。”我看着窗外的阳光，“人活一世，图的就是个心安。我在这儿心安，这就够了。”

建国端着一杯热茶走过来，递给我：“爸，喝茶。”

我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暖意从喉咙一直蔓延到心底。

大年初二，小梅的婆婆——也就是建国的妈妈，从老家过来了。老太太姓吴，今年六十八，身体硬朗，说话嗓门大，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

当初建国娶小梅的时候，吴阿姨是不同意的。她觉得小梅家里兄弟多，负担重，怕儿子吃亏。但后来看到小梅勤快能干，对建国又好，也就慢慢接受了。

吴阿姨一进门，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哟，亲家公也在啊？”

我站起来，有些尴尬：“亲家母，新年好。”

“好好好，”吴阿姨放下行李，上下打量着我，“听说你现在住这儿了？”

“是，暂时住一段时间。”我不敢说是长住，怕她不高兴。

“住就住呗，什么暂时不暂时的，”吴阿姨大手一挥，“这是建国的家，也就是你的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

我愣住了。没想到吴阿姨这么好说话。

小梅在旁边笑着说：“妈，您不介意啊？”

“我介意啥？”吴阿姨白了她一眼，“你爸一个人孤零零的，不住闺女家住哪儿？难道住大街上去？我可没那么狠心。”

我心里一热，差点又要掉眼泪。

吴阿姨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絮絮叨叨地说起了家常。说她村里的张老头，也是儿子不管，最后跳井了。说她隔壁的王老太，被儿媳妇赶出家门，在村口搭了个棚子住。说来说去，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儿女不孝是造孽，老人可怜是真可怜。

“亲家公，你比我命好，”吴阿姨感叹道，“至少你闺女孝顺。我那个儿子啊，要不是小梅管着他，估计也是个白眼狼。”

“妈，您说什么呢？”建国从厨房探出头，“我什么时候成白眼狼了？”

“你不是白眼狼，你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吴阿姨笑骂道。

全家人都笑了，笑声充满了整个屋子。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上天待我不薄。虽然四个儿子不争气，但我有一个好闺女，一个好女婿，还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亲家母。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第七章

正月十五元宵节，小梅和建国带我去看花灯。太原的元宵灯会在晋阳湖公园举办，规模很大，各式各样的花灯把整个公园装扮得流光溢彩。

我坐在轮椅上——建国怕我走太久腿疼，特意借了个轮椅——穿梭在人群中，看着那些造型各异的花灯，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爸，你看那个龙灯，好大啊！”小梅指着一个十几米长的巨龙灯，兴奋得像个孩子。

“看到了看到了，”我笑着说，“比你小时候在县城看的那个大多了吧？”

“那可不，”小梅回忆道，“小时候你带我去县城看灯会，我骑在你脖子上，看得可清楚了。”

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小梅才五六岁，灯会上人山人海，她个子矮看不见，我就把她架在脖子上。她的小手紧紧揪着我的头发，嘴里喊着“驾驾驾”，把我当马骑。

“那时候你才那么点儿，”我用手比划着，“一晃眼，都当妈的人了。”

“可不是嘛，”小梅蹲在轮椅旁边，仰头看着我，“爸，你老了。”

“人都会老的，”我摸摸她的头，“只要你们好好的，爸老就老了。”

建国推着轮椅往前走，在一个卖糖葫芦的摊位前停了下来。他买了两串糖葫芦，一串递给小梅，一串递给我。

“爸，您尝尝，跟您做的是一个味儿不？”建国笑着说。

我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但总觉得没自己做的好吃。“不如我做的好吃，”我实话实说，“他们的糖太甜了，盖住了山楂的酸味。”

“那是，您可是专业的。”建国竖起大拇指。

我们三个人正说笑着，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赵师傅？是赵师傅吗？”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面带惊喜地看着我。

“你是……”我仔细打量着对方，觉得有些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赵师傅，我是小李啊！李国华！钢厂的！”中年男人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您不记得我了？我是您带的徒弟啊！”

我想起来了。李国华，我当车间主任时候带的最后一个徒弟。小伙子聪明肯干，学什么都快，深得我的喜爱。后来我退休了，就再也没见过他。

“国华？真是你啊！”我也激动起来，“你咋在这儿？”

“我带我闺女来看花灯，”李国华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年轻姑娘，“赵师傅，您咋坐上轮椅了？身体不舒服？”

“没有没有，就是腿有点疼，走不动路。”我连忙解释。

李国华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我的脸色：“赵师傅，您瘦了。这几年您还好吗？”

“好，好得很。”我笑着说。

李国华看了看推轮椅的建国，又看了看旁边的小梅：“这位是……”

“我闺女，小梅。这是我女婿，建国。”我介绍道。

“哦，原来是师妹和妹夫，”李国华热情地跟建国握手，“多谢你们照顾赵师傅，他可是我们钢厂的大功臣。”

建国笑着说：“应该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李国华拉着我聊了好久，说起钢厂的往事，说起那些老同事的近况。他说厂里现在效益不好，好多老工人都下岗了。说以前的副厂长张德彪去年中风了，半身不遂。说我的老搭档刘师傅去年走了，肝癌。

听到刘师傅去世的消息，我心里一沉。刘师傅是我在钢厂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共事了三十年，一起喝过无数次酒，一起骂过无数次领导。他比我大两岁，身体一直很好，没想到说走就走了。

“刘师傅走的时候，有没有遭罪？”我问。

“没有，”李国华摇摇头，“走得挺安详的，睡梦中走的。他儿子说，老人家走之前还念叨着您，说想跟您再喝一顿酒。”

我的眼眶湿了。老刘啊老刘，咱俩说好了一起喝酒喝到八十岁的，你怎么就先走了呢？

“赵师傅，您别难过，”李国华安慰我，“刘师傅走得没痛苦，也算是一种福气。”

我点点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是啊，没遭罪就好。”

李国华又跟我聊了一会儿，留下电话号码，说改天请我吃饭，然后就带着闺女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感慨万千。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我们都老了。

看完花灯回到家，我坐在床上，翻看着手机里存的旧照片。有一张是二十多年前拍的，我和刘师傅在厂门口合影，两个人勾肩搭背，笑得跟孩子一样。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头发乌黑，腰杆笔直，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

可如今呢？刘师傅走了，我也老了，走路都要坐轮椅了。

我正伤感着，小梅敲门进来了。她端着一盆热水，放在我脚边：“爸，泡个脚再睡，解乏。”

我脱了袜子，把脚放进热水里，舒服得叹了口气。小梅蹲下来，要帮我洗脚，我连忙拒绝：“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您别动，”小梅按住我的脚，“让我来。”

她轻轻地帮我搓着脚，手法温柔，像是在对待一件珍贵的瓷器。我看着她低垂的眉眼，突然想起了她小时候。那时候她也喜欢帮我洗脚，但总是笨手笨脚的，把水溅得到处都是。

“小梅，”我轻声说，“爸对不起你。”

小梅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爸，你说什么呢？”

“以前爸重男轻女，对你不好，”我的声音哽咽了，“你心里怪爸不怪？”

小梅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继续帮我洗脚：“爸，说不怪是假的。小时候我特别羡慕哥哥弟弟们，凭什么他们能上学我不能？凭什么他们能穿新衣服我不能？凭什么他们犯错挨骂的是我？”

我无言以对，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小梅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泪光，“您和我妈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就是这样，不是你们的错。再说了，要不是您当年不让我上学，我也不会那么早进厂打工，也就不会遇到建国。说起来，我还得感谢您呢。”

“你这孩子，”我摸了摸她的头，“就会说好听的哄我开心。”

“我说的是真心话，”小梅认真地看著我，“爸，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您在我这儿住着，我照顾您，您陪着我，咱们父女俩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点了点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是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现在，是未来。

泡完脚，小梅帮我擦干脚，又把被子掖好：“爸，早点睡，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复查。”

“好，你也早点休息。”我说。

小梅关灯出去了，我躺在黑暗里，听着窗外的风声，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我想起了老伴，想起了刘师傅，想起了那些已经离开我的人。如果他们能看到我现在的生活，一定会为我高兴吧？

第二天一早，小梅和建国带我去医院复查。医生看了我的检查报告，说各项指标都比上次好，血压降下来了，血脂也正常了，冠心病的症状也有所缓解。

“老爷子，您最近是不是心情特别好？”医生笑着问。

“是，心情好。”我也笑着说。

“那就对了，”医生在病历本上写着，“心情好，病就好得快。继续保持，您这身体再活二十年没问题。”

“那就承您吉言了。”我笑得合不拢嘴。

从医院出来，建国提议去吃火锅，说是庆祝我身体好转。我们去了附近一家重庆火锅店，点了满满一桌子菜。红油翻滚的锅底冒着热气，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夹了一片毛肚，在锅里涮了七上八下，蘸上香油蒜泥，塞进嘴里。麻辣鲜香在舌尖炸开，好吃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爸，您慢点吃，别烫着。”小梅笑着给我倒了一杯酸梅汤。

“好吃，真好吃，”我一边吃一边说，“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火锅了。”

“那以后我们经常来，”建国说，“只要您开心，天天来都行。”

“那可不行，”我摇头，“太贵了，偶尔吃一次就行了。”

“爸，您别担心钱，”建国给我夹了一块牛肉，“我有钱。”

“你有钱留着给小梅花，给我花干啥？”我说。

“给您花不就是给小梅花吗？”建国笑道，“您开心了，小梅就开心；小梅开心了，我就开心。所以给您花钱，等于给我们俩花钱。”

我被他说得无言以对，只好埋头吃菜。但心里那个美啊，比吃了蜜还甜。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突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亲切。太原这座城市，我生活了七十年，却好像到今天才真正认识它。

“爸，您在想什么呢？”小梅问我。

“我在想，”我缓缓说道，“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最重要。”

“那您想明白了吗？”小梅问。

“想明白了，”我看着窗外，“不是钱，不是权，不是儿女有没有出息。是有人陪着你，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开不开心。”

小梅握住我的手，没有说话。但她的手很暖，暖到了我心里。

回到小区门口，我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走近了一看，竟然是老三赵磊。

赵磊穿着一件旧棉袄，冻得直跺脚，看见我们回来了，连忙迎上来：“爸，你们去哪儿了？我等了好久了。”

“你咋来了？”我有些意外。

“我……我想跟您聊聊。”赵磊搓着手，有些不自在。

小梅和建国对视了一眼，建国说：“爸，你们聊，我和小梅先上去。”

他们走后，我和赵磊在小区里的长椅上坐下。初春的风还有些凉，吹在脸上冷飕飕的。

“爸，你身体还好吗？”赵磊问。

“好，好得很。”我说。

“那就好。”赵磊低着头，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又不敢说。

“老三，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我催促道。

赵磊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看着我：“爸，我想跟您说件事。”

“你说。”

“我……我想离婚。”

我愣住了。

第八章

“你说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想离婚。”赵磊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

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确认他不是在开玩笑：“为啥？你跟秀芝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赵磊苦笑了一下：“爸，表面上看是好好的，但实际上……唉，一言难尽。”

“那就慢慢说。”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他一根。赵磊接过去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寒冷的空气中缓缓散开。

“爸，你知道秀芝她妈是什么样的人吧？”赵磊问。

我知道。孙秀芝的妈妈——也就是赵磊的丈母娘——是个出了名的势利眼。当初赵磊和孙秀芝结婚的时候，她就嫌赵磊穷，没本事，死活不同意。后来孙秀芝怀了孩子，她才勉强松了口，但条件是赵磊必须入赘，孩子得姓孙。

赵磊当然不同意，两家为此闹得很不愉快。最后还是孙秀芝坚持要嫁，她妈才妥协了，但从那以后就没给过赵磊好脸色。

“秀芝她妈一直看不上我，这我知道，”赵磊弹了弹烟灰，“但我以为只要我对秀芝好，对她妈孝顺，总有一天能打动她们。可我错了，爸，我真的错了。”

“怎么了？”我问。

“上个月，秀芝她妈生病住院，我请了半个月假去照顾她。端屎端尿，喂饭喂药，比亲儿子还尽心。可她妈出院以后，当着亲戚的面说：‘还是我闺女有本事，找了个倒插门的女婿，比保姆还好使。’”

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她真这么说的？”

“真这么说的，”赵磊苦笑，“我当时就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亲戚们都笑了，笑得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叹了口气：“秀芝呢？她怎么说？”

“她能怎么说？”赵磊摇摇头，“她从小就怕她妈，在她妈面前大气都不敢出。她妈说啥就是啥，她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那你跟她商量过吗？”

“商量过，”赵磊掐灭了烟头，“她说让我忍忍，说她妈年纪大了，活不了几年了。可爸，我已经忍了十几年了，我还要忍多久？等她妈死了，我是不是也该死了？”

我看着赵磊，突然觉得这个儿子很陌生。在我的印象中，赵磊一直是四个儿子中最老实、最懦弱的一个。从小到大，他从不跟人争执，受了欺负也只会默默忍受。我一度觉得他没出息，不像个男子汉。但现在我才明白，他不是没出息，他只是太善良，太能忍了。

“老三，你想好了吗？”我问他，“离婚不是小事，牵扯到孩子，牵扯到财产，牵扯到方方面面。”

“我想好了，”赵磊的眼神很坚定，“我宁愿净身出户，也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那孩子呢？小浩怎么办？”

提到儿子，赵磊的眼眶红了：“小浩跟我。我已经跟秀芝谈过了，她同意把孩子给我。她说她妈不喜欢小浩，嫌小浩跟我姓，不是孙家的人。”

我心里一痛。小浩是赵磊的儿子，今年十二岁，上初一。那孩子我见过几次，长得随赵磊，白白净净的，很懂事。每次见面都“爷爷爷爷”地叫，叫得我心都化了。

“老三，你要是真离了婚，打算怎么办？”我问。

赵磊沉默了一会儿：“我想带着小浩去南方打工。我有个同学在深圳开工厂，说只要我愿意去，随时给我安排工作。”

“去那么远？”

“太原待不下去了，”赵磊低着头，“熟人太多，丢不起这个人。”

我理解他的心情。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离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但比起面子，我更关心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老三，爸支持你，”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但你要答应爸一件事。”

“什么事？”

“不管去哪儿，都要经常跟爸联系。别像你大哥他们一样，一走就没了音讯。”

赵磊看着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爸，对不起。以前是我不好，没有好好孝顺您。”

“行了，别说这些了，”我摆摆手，“只要你过得好，爸就放心了。”

赵磊擦了擦眼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爸，这个您拿着。”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钱，大概有两三千块的样子。

“你这是干啥？”我把信封推回去，“爸有钱，不要你的。”

“爸，您拿着，”赵磊坚持道，“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以后我去了深圳，可能很久都不能回来看您。您拿着这些钱，买点好吃的，别亏待了自己。”

我看着这个曾经被我忽视的儿子，心里百感交集。四个儿子中，赵磊是最不受宠的一个。老大赵刚嘴甜会来事，老二赵强精明能干，老四赵海最小最受宠。唯独老三赵磊，老实巴交，不会说话，从小到大都被我忽略。可就是这个被我忽略的儿子，在即将远行的时刻，还记得给我留点钱。

“老三，爸不要你的钱，”我把信封塞回他手里，“你自己留着，到了南方用得着。爸只有一个要求——不管多忙，每个月给爸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赵磊点点头，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爸，我一定打。”

那天我们在长椅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聊了很多。聊他的童年，聊他的婚姻，聊他的儿子，聊他对未来的规划。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沉默寡言的儿子心里装了那么多事。

临走的时候，赵磊站起来，给我鞠了一躬：“爸，保重。”

我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说不出的酸楚。四个儿子，一个比一个不省心。老大自私，老二狡猾，老四混账，唯一靠谱的老三，又要远走他乡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楼上，小梅见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爸，三哥跟你说啥了？”

我把赵磊要离婚去南方的事告诉了他们。小梅听完叹了口气：“三哥也不容易，秀芝姐那个人……确实不太好相处。”

建国说：“爸，您别担心。三哥是个成年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再说了，去南方未必是坏事，换个环境，重新开始，说不定比现在过得好。”

我点点头，但心里还是放不下。

接下来的日子，赵磊开始办理离婚手续。孙秀芝那边倒是爽快，大概也觉得这段婚姻没什么意思了，很快就同意了协议离婚。房子归孙秀芝，车子归孙秀芝，存款一人一半。赵磊净身出户，只带走了儿子小浩和一些随身衣物。

离婚那天，赵磊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很平静：“爸，手续办完了。下周我就带小浩去深圳。”

“这么快？”

“嗯，那边的工厂催得紧。我已经在网上租好了房子，去了就能安顿下来。”

“那小浩的学校呢？联系好了吗？”

“联系好了，我同学帮忙办的，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不贵。”

我沉默了一会儿：“老三，到了那边别忘了给爸打电话。”

“忘不了，爸。您放心。”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小梅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茶：“爸，别担心了。三哥是个有分寸的人，他会处理好的。”

“我知道，”我接过茶杯，“我就是……心里不是滋味。”

“要不，我们去送送三哥？”小梅提议道。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赵磊出发那天，我和小梅、建国一起去火车站送他。太原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旅客。赵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背着一个旧书包，手里牵着十二岁的小浩。

小浩看见我，跑过来抱住我的腿：“爷爷！”

我蹲下来，摸着他的头：“小浩，到了那边要听爸爸的话，好好学习。”

“我知道，爷爷。”小浩乖巧地点了点头。

赵磊走过来，看着我，眼眶有些发红：“爸，您保重身体。”

“你也是，”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到了给爸发个定位，让爸知道你住在哪儿。”

“好。”赵磊点点头。

火车快开了，赵磊牵着小浩往检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喊了一声：“爸！”

“嗯？”

“谢谢您。”

就这三个字，让我站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大厅里，哭得像个孩子。

赵磊走后没多久，我接到了老大赵刚的电话。他的语气很冲：“爸！老三离婚的事儿你知道吗？”

“知道。”我平静地回答。

“知道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这么大的事儿，他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家？”

“他跟你们商量有用吗？”我问，“你们能帮他解决问题吗？”

赵刚被噎住了，半天没说话。

“老大，”我叹了口气，“你们兄弟四个，各有各的日子要过。老三选择离婚，有他的苦衷。你们不理解他也就算了，别再去打扰他了。”

“爸！你这是在护着他！”

“我不是护着他，我是了解他。”我说，“老三从小到大，什么时候为自己活过一次？这次他终于硬气了一回，我们应该为他高兴，而不是指责他。”

赵刚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爸，你变了。”

“是吗？”我笑了笑，“也许是变了吧。”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天空。春天的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很舒服。几只麻雀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像是在讨论什么开心的事。

我突然想起老伴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以前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我懂了。

孩子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选择。我能做的，不是替他们做决定，而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港湾。

就像小梅对我做的那样。

第九章

春天来了，太原的柳树发了新芽，迎春花开了满墙。我的糖葫芦生意也随着天气转暖越来越好，有时候一天能卖三百多串，收入比小梅的工资还高。

我把挣的钱攒起来，想给小梅和建国买点什么。想来想去，决定给他们买一台新洗衣机。他们家那台洗衣机用了七八年了，早就该换了，每次洗衣服都嗡嗡响，吵得人头疼。

我去家电城逛了一圈，看中了一款海尔的全自动滚筒洗衣机，三千多块。我咬了咬牙，掏钱买了下来。

送货那天，小梅下班回来，看见客厅里多了一个大纸箱，愣住了：“爸，这是啥？”

“洗衣机。”我得意地说，“你们那台太旧了，该换了。”

小梅打开纸箱，看见崭新的洗衣机，眼眶一下子就红了：“爸，你哪来的钱？”

“卖糖葫芦挣的。”我挺了挺胸膛。

“爸！你挣的钱你自己留着花啊，给我们买什么洗衣机？”小梅急了。

“我自己花啥？我又不缺吃不缺穿的，”我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总得表示表示。”

建国下班回来，看见新洗衣机也很惊讶。他试了试功能，满意地点了点头：“爸，这洗衣机不错，比咱们那台好用多了。”

“那当然，三千多块呢。”我得意洋洋。

“三千多？”建国瞪大了眼睛，“爸，您太破费了。”

“破费啥？给你们买东西，花再多钱也值得。”我说。

小梅扑过来抱住我，哭得稀里哗啦：“爸，你真好。”

我拍着她的背，笑着说：“傻孩子，哭啥？爸给闺女买个洗衣机，不是应该的吗？”

那天晚上，小梅用新洗衣机洗了一桶衣服，洗完的衣服又干净又蓬松，还带着一股清香。小梅闻着衣服上的香味，笑得合不拢嘴。

“爸，这洗衣机真好用，”她说，“比以前那台强太多了。”

“那当然，”我得瑟地说，“你爸的眼光还能差了？”

全家人都笑了。

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着，每一天都差不多，但每一天都很充实。我早上卖糖葫芦，下午去公园下棋，晚上跟小梅和建国一起看电视聊天。周末的时候，建国会开车带我们出去转转，去周边的景点玩一玩。

有一次，我们去了晋祠。晋祠是太原最有名的古迹，有上千年的历史。我以前在太原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去过。不是不想去，是舍不得门票钱。

建国买了三张票，我们三个人在里面逛了一整天。看了圣母殿、鱼沼飞梁、难老泉，每一处都让我惊叹不已。

“爸，您以前怎么没来过？”小梅问我。

“以前忙着上班挣钱，哪有时间来？”我说，“再说了，那时候觉得花几十块钱看几个破房子不值当。”

“那您现在觉得值当吗？”建国问。

我看着眼前的千年古树，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值当，太值当了。活了七十年，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少好东西。”

“那以后我们多出来转转，”建国说，“把太原周边好玩的地方都去一遍。”

“好，”我笑着点头，“趁我还能走得动，多看看这个世界。”

从晋祠回来的路上，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想回老家看看。

我的老家在太原下面的一个县，叫清徐县，以葡萄和醋闻名。我出生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八岁才进城打工。后来在城里安了家，就很少回去了。父母去世后，老家的房子也卖了，我跟那个地方的联系就彻底断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总是梦到老家。梦到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梦到院子里那棵大枣树，梦到母亲在灶台前蒸馒头的背影。

“建国，下周末你能不能带我回一趟清徐？”我试探着问。

“清徐？爸，您老家在那儿？”建国有些意外。

“嗯，我出生在那儿，十八岁才离开。”我说，“几十年没回去了，想回去看看。”

“行啊，下周末我刚好没事，带您回去转转。”建国爽快地答应了。

小梅在旁边说：“爸，我陪您一起回去。”

“好，好。”我连连点头，心里充满了期待。

终于到了周末，建国一大早就把车擦得干干净净，加满了油。小梅准备了一大袋子零食和水，还带了一把伞，说是怕下雨。

车子驶出太原市区，沿着高速公路一路向南。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逐渐变成田野村庄，空气也越来越清新。我贪婪地看着窗外的一切，仿佛要把这些景象全部刻在脑子里。

“爸，您还记不记得老家在哪个村？”建国问。

“记得，在清徐县城东边的一个村子，叫赵家庄。”我说，“村里大部分人都姓赵，论起来都是我本家。”

车子下了高速，拐上了一条乡间公路。路两边是大片的葡萄园，藤架上已经长出了嫩绿的新叶。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壮美。

“变化太大了，”我感叹道，“我离开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现在都修成柏油路了。”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村的变化肯定大。”建国说。

车子又开了二十多分钟，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子的轮廓。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就是赵家庄。

村口的牌坊还在，只是比以前新了许多。牌坊上写着“赵家庄”三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牌坊下面坐着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聊天。

车子在村口停下来，我拄着拐杖下了车。几个老人看见我，都好奇地打量着。其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喊道：“你是……德厚？”

我仔细辨认了一下，也认出了她：“你是……桂花嫂？”

“哎呀！真是德厚！”老太太激动地站起来，抓住我的手，“你咋回来了？几十年没见了，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桂花嫂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比我大几岁，嫁给了同村的赵大柱。我离开村子的时候，她还是个年轻媳妇，现在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了。

“回来看看，”我笑着说，“桂花嫂，你身体还好吗？”

“好啥呀，一身病，”桂花嫂摆摆手，“老了，不中用了。你呢？在城里过得咋样？”

“还行，还行。”我敷衍道。

桂花嫂看了看我身后的车，又看了看小梅和建国：“这是你闺女和女婿？”

“是，我闺女小梅，女婿建国。”

“哎哟，闺女长得真俊，”桂花嫂拉着小梅的手，上下打量着，“德厚，你命好啊，闺女这么孝顺，还专程送你回来看老家。”

我笑了笑，没有接话。

桂花嫂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坐坐。我本想拒绝，但盛情难却，只好跟着去了。

桂花嫂的家在村子中间，是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种着各种蔬菜和花草。她老伴赵大柱几年前去世了，现在一个人住。儿子在县城上班，偶尔回来看看她。

“德厚，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们一起爬树摘枣子的事？”桂花嫂一边给我倒茶一边说。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我笑着说，“那棵大枣树就在你家后院，每年秋天结的枣子又大又甜。咱们一群小孩爬上去摘，被你妈拿着扫帚追着打。”

“哈哈哈，那时候可真有意思，”桂花嫂笑得合不拢嘴，“一转眼，都七十多了。”

我们又聊了很多小时候的趣事，聊着聊着，桂花嫂突然问了一句：“德厚，你四个儿子咋样了？都好吧？”

气氛一下子凝固了。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小梅看出了我的尴尬，连忙岔开话题：“桂花姨，村里现在变化真大啊，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

“是啊，”桂花嫂没注意到我的异常，继续说道，“现在日子好过了，不像咱们小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对了德厚，你儿子们都在城里干啥呢？听说你大儿子开了公司？”

我勉强笑了笑：“是，开了个小装修公司。”

“那可有出息了，”桂花嫂竖起大拇指，“你教育得好啊，四个儿子都有本事。”

我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桂花嫂又聊了一会儿，突然压低声音说：“德厚，我听说你住在闺女家？”

我心里一紧，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

“是，”我坦然承认，“我现在住在闺女家。”

“那儿子们呢？他们不管你？”桂花嫂的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桂花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儿子们有儿子们的难处，我不怪他们。”

“你呀，就是太好说话了，”桂花嫂摇摇头，“要是我儿子敢不管我，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我笑了笑，没有接话。我知道桂花嫂是为我好，但她不了解我的情况。有些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在桂花嫂家坐了一个多小时，我起身告辞。桂花嫂送我到村口，拉着我的手说：“德厚，以后常回来看看。咱们这把年纪了，见一面少一面了。”

“好，我一定常回来。”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老家了。

车子驶出赵家庄，我回头看了一眼村口的牌坊，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惆怅。这个地方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快乐的、悲伤的、美好的、遗憾的，全都埋在了这片土地里。

“爸，您怎么了？”小梅注意到我的情绪低落，关切地问。

“没事，”我擦了擦眼角，“就是有点感慨。”

“感慨啥？”

“感慨时间过得真快，”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一眨眼，我都七十了。好像昨天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在地里干活，在河里游泳，在树上掏鸟窝。可一转眼，头发白了，腰也弯了，连走路都要人扶了。”

“爸，您不老，”小梅握住我的手，“您在我心里永远年轻。”

“你就会说好听的哄我开心。”我笑着说。

“我说的是真心话，”小梅认真地看着我，“爸，您虽然年纪大了，但心态好，身体也硬朗。只要您保持现在这个状态，活到一百岁都没问题。”

“一百岁？那不成了老妖怪了？”我被她逗笑了。

“老妖怪我也喜欢。”小梅把头靠在我肩膀上。

我摸着她的头发，心里暖洋洋的。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回不回老家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现在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群爱我的人。

回到太原已经是傍晚了。建国把车停好，我们三个人有说有笑地往楼上走。刚到二楼拐角，就看见一个身影蹲在我家门口。

那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我一看，愣住了——是老四赵海。

赵海的样子很狼狈，头发乱糟糟的，衣服皱巴巴的，脸上还有一道血痕。他看见我，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爸！救救我！”

第十章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小梅赶紧扶住我，警惕地看着赵海：“四弟，你这是咋了？”

赵海跪在地上，涕泗横流：“爸，我被人追杀了！他们要砍死我！你一定要救救我！”

建国皱了皱眉，上前把赵海拉起来：“先进屋再说，别在外面丢人现眼。”

进了屋，赵海瘫坐在沙发上，浑身还在发抖。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咕咚咕咚喝完，才稍微平静了一点。

“到底怎么回事？”我坐在他对面，严肃地问。

赵海低着头，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赵海去年跟人合伙开了一家网贷公司，说白了就是高利贷。一开始生意不错，赚了不少钱。但后来国家打击非法放贷，他们的公司被查封了，合伙人卷款跑路了，留下一屁股烂账。赵海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欠了上百万的外债。

债主天天上门催债，赵海东躲西藏，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想到了我。

“爸，你一定要救救我，”赵海抓住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他们说再不还钱就要我的命！我不想死！”

我看着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儿子，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从小到大，老四就是我最宠爱的孩子。他嘴甜，会来事，总能哄我开心。我给他最多的零花钱，给他最好的东西，甚至在他做生意赔了二十万的时候，还掏空家底帮他还债。

可结果呢？他不但不感恩，反而变本加厉，搞起了高利贷。

“老四，你让我怎么救你？”我平静地问，“我的钱都给你姐了，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爸，你可以把房子抵押了啊！”赵海急切地说，“你的房子虽然过户给小梅了，但只要你开口，她肯定会同意的！”

我摇了摇头：“老四，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从小就不学好，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我给你找了工作，你干不了三天就辞职。我给你钱做生意，你赔得一干二净。现在你又搞高利贷，欠了一屁股债。你让我怎么帮你？我帮了你一次，你还会犯第二次、第三次。”

“爸！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赵海举起右手，“只要你帮我度过这次难关，我一定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我看着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心里却毫无波澜。这样的话，我听过太多次了，每一次他都说得天花乱坠，可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

“老四，不是爸不帮你，”我叹了口气，“是爸真的帮不了你。我的钱都给了你姐，我的房子也过户了。我现在就是个一无所有的老头子，拿什么帮你？”

赵海的脸色一点点变得难看，眼神从哀求变成了怨恨：“爸，你就是偏心！你宁可把钱给一个嫁出去的闺女，也不肯救你的亲儿子！”

“老四，你摸着良心说，”我盯着他的眼睛，“从小到大，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大哥二哥三哥加起来，花的钱都没有你一个人多。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你把我从你家里赶出来，把我的行李扔到门外，连我的电话都拉黑了。现在你有难了，想起我是你爸了？”

赵海被我怼得哑口无言，脸上的表情变幻不定。突然，他猛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赵德厚！你今天要是不帮我，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断就断吧，”我平静地说，“反正你这个儿子，有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

“你！”赵海气得浑身发抖，抬手就要打我。

建国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四哥，你想干什么？”

赵海挣扎了几下，挣脱不了建国的手，只好恨恨地放下胳膊：“行！你们行！你们等着！”

说完，他一脚踹翻了茶几上的杯子，摔门而去。

杯子碎了一地，茶水溅得到处都是。小梅蹲下来捡碎片，手被划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

“小梅！”我赶紧去找创可贴。

“没事，爸，不疼。”小梅忍着痛说。

我给她贴上创可贴，心疼得不行：“这个畜 生，越来越不像话了。”

“爸，您别生气，”小梅安慰我，“四弟也是一时冲动，等他冷静下来就好了。”

“他不会冷静的，”我摇摇头，“他这辈子都不会冷静了。”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赵海那张扭曲的脸，和他那句“断绝父子关系”。虽然我嘴上说不在乎，但心里还是很难受。毕竟是自己的骨肉，打断骨头连着筋。

凌晨两点多，我实在睡不着，就起来到阳台上抽烟。月光很亮，把整个小区照得如同白昼。我抽着烟，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心里一片茫然。

不知道过了多久，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是建国。

“爸，这么晚了还不睡？”建国走过来，递给我一件外套，“披上，别着凉了。”

我接过外套披上，苦笑了一下：“睡不着。”

“还在想四弟的事？”建国问。

“嗯，”我点点头，“建国，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做错什么？”

“如果我当初没有把钱都给他们，没有把房子过户给他们，他们会不会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爸，我觉得您没错。您作为父亲，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变成什么样，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跟您没有关系。”

“可是……”

“爸，您听我说，”建国打断了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您不可能替他们走完一辈子。他们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您帮他们一次两次，能帮他们一辈子吗？”

我无言以对。因为建国说得对。

“爸，您别想太多了，”建国拍了拍我的肩膀，“您现在要做的是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着建国，突然觉得这个女婿比我那四个儿子加起来都成熟。他虽然学历不高，但人情世故看得通透，做事有分寸，做人讲良心。

“建国，谢谢你。”我由衷地说。

“谢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建国笑了笑，“走吧，回去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卖糖葫芦呢。”

我被他逗笑了，心里的阴霾消散了不少。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公园门口卖糖葫芦。刚摆好摊，就看见老马头急匆匆地走过来，脸色很不好看。

“老赵，出事了。”老马头说。

“怎么了？”我心里一紧。

“你儿子……你那个小儿子，昨天晚上被人打了，现在在医院。”

我手里的糖葫芦串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

第十一章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赵海刚从手术室推出来。他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左胳膊打着石膏，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医生说赵海被人用棍棒殴打，造成了轻度脑震荡、左臂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好在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要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谁是家属？”护士喊道。

“我是他爸。”我走上前去。

护士递给我一张单子：“先去缴费，住院押金五千。”

我接过单子，手有些发抖。五千块，我身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我的退休金卡在小梅那里，身上的现金加起来不到一千块。

“爸，我来。”小梅从我手里拿过单子，快步走向收费窗口。

我站在病房门口，透过玻璃看着里面昏迷不醒的赵海，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他虽然不孝，但终究是我儿子，看到他被打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心疼。

建国陪在我身边，低声说：“爸，我已经报警了。警察说会调查。”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小梅缴完费回来了，手里拿着缴费单：“爸，住院押金交了，剩下的事我来处理，您别担心。”

“小梅，那钱……”我有些过意不去。

“爸，您别说了，”小梅打断我，“四弟再不好，也是我亲弟弟。这个时候我不帮他谁帮他？”

我握着小梅的手，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赵海一直到下午才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看见我坐在床边，愣了一下，然后把头扭向另一边。

“老四，”我轻声说，“你醒了？”

他不说话，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

“医生说你没有大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又说。

他还是不说话。

我叹了口气，站起来：“你好好休息，爸明天再来看你。”

我刚走到门口，身后传来赵海虚弱的声音：“爸……”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

“对不起。”赵海的声音很小，小到我差点听不见。

我的眼眶一下子热了。这是我七十年来，第一次从这个最小的儿子嘴里听到“对不起”三个字。

“没事，”我走回床边，轻轻拍了拍他没有受伤的肩膀，“好好养伤，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赵海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浸湿了枕头：“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知道错了就好，”我替他擦了擦眼泪，“等你好了，重新开始。”

赵海点了点头，哭得像个小孩子。

从医院出来，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赵海的伤势，另一方面又隐隐觉得，这次挨打也许对他来说不是坏事。人只有在跌到谷底的时候，才会真正反思自己的人生。

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都去医院看望赵海。起初他还是很沉默，不怎么说话。但随着伤势逐渐好转，他的话也慢慢多了起来。

有一天，他突然问我：“爸，你恨我吗？”

我愣了一下：“恨你干啥？”

“我对你那么不好，把你赶出家门，还跟你断绝关系……”赵海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

“说不生气是假的，”我坐在床边，“但你是我儿子，父子之间哪有隔夜仇？”

赵海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悔恨：“爸，我以前太混蛋了。总觉得你对我的好是理所当然的，从来不知道珍惜。现在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真正对我好的人，只有你和我姐。”

“你知道就好，”我拍了拍他的手，“以后好好做人，比什么都强。”

“爸，等我好了，我想跟你一起卖糖葫芦。”赵海突然说。

我愣住了：“你说啥？”

“我想跟你一起卖糖葫芦，”赵海重复了一遍，“我想学着踏踏实实地做点事，不再好高骛远了。”

我看着赵海认真的眼神，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欣慰。这个从小到大都不靠谱的儿子，好像终于长大了。

“好，”我笑着点头，“等你好了，爸教你做糖葫芦。”

赵海也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赵海出院那天，我和小梅、建国一起去接他。他头上的纱布拆了，左胳膊还打着石膏，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姐，姐夫，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赵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小梅笑着说，“走吧，回家，我炖了排骨汤。”

赵海愣了一下：“回家……回哪个家？”

“当然是回我们家啊，”小梅说，“你伤还没好利索，一个人住怎么行？”

赵海的眼眶红了：“姐……”

“行了，别煽情了，”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车在外面等着。”

赵海就这样住进了小梅家。我把我住的那个小房间让给了他，自己在客厅沙发上凑合。赵海不同意，非要自己睡沙发，被我骂了一顿才老实。

“爸，等我好了，我一定给你买个大房子。”赵海信誓旦旦地说。

“得了吧，”我笑着说，“你先把自己养活再说。”

赵海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住在一起的日子，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小儿子。他不再是以前那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赵海了。他开始学着做家务，扫地、拖地、洗碗，虽然笨手笨脚的，但态度很认真。他还跟着我学做糖葫芦，从选山楂到熬糖浆，每一个步骤都学得很仔细。

“爸，你这个糖浆的比例不对，”赵海看着我在锅里搅动，“糖和水应该是二比一，你放的水太多了。”

我愣了一下：“你咋知道的？”

“我上网查的，”赵海得意地说，“网上有教程，写得清清楚楚。”

我哭笑不得。我做了大半辈子糖葫芦，居然被一个新手指出了错误。

“行行行，你厉害，你来。”我把锅铲递给他。

赵海接过锅铲，有模有样地搅动着糖浆。别说，他做出来的糖葫芦还真比我做的好看，晶莹剔透的，像琥珀一样。

“爸，你尝尝。”赵海递给我一串。

我咬了一口，糖衣酥脆，山楂酸甜，口感恰到好处。

“不错，”我点了点头，“比我做的好吃。”

“那当然，我可是研究了三天三夜。”赵海得意洋洋。

我看着他那嘚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这个儿子，终于走上了正道。

赵海的糖葫芦手艺越来越好，很快就成了我们摊位的招牌。很多顾客都是冲着他来的，特别是那些小姑娘，看见赵海长得帅，糖葫芦又做得好，纷纷掏钱购买。

“赵叔，这是你儿子啊？”一个常来买糖葫芦的大妈问我。

“是啊，我小儿子。”我笑着说。

“哎哟，长得真精神，”大妈上下打量着赵海，“有对象没有？”

赵海被问得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还没有呢，”我替他说，“大妈有合适的给介绍一个？”

“包在我身上！”大妈拍着胸脯保证。

我和赵海对视一眼，都笑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赵海的变化越来越大。他不仅学会了做糖葫芦，还开始琢磨着怎么把生意做大。他在网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开始直播卖糖葫芦。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第一天直播就卖出去五百多单，把我们俩累得够呛。

“爸，咱们要不要雇个人帮忙？”赵海看着堆积如山的订单，既兴奋又发愁。

“雇人？雇谁？”我问。

“我有个朋友，以前在工厂上班，最近失业了。他干活麻利，人也老实，要不叫他来试试？”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行，你看着办吧。”

赵海的朋友叫刘洋，二十八岁，高高瘦瘦的，看起来很精神。他来了之后，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刘洋负责打包发货，赵海负责做糖葫芦，我负责收钱记账，配合得天衣无缝。

生意越来越好，我们的糖葫芦从一天几百串发展到了几千串。赵海干脆在郊区租了一个小作坊，买了专业的设备，正式注册了一个品牌——“赵氏糖葫芦”。

“爸，咱们的品牌就叫‘赵氏糖葫芦’，你觉得咋样？”赵海拿着设计好的logo给我看。

我看着那个红彤彤的logo，心里说不出的自豪：“好，就叫‘赵氏糖葫芦’。”

品牌成立那天，赵海请全家人吃了一顿饭。老大赵刚、老二赵强也来了，老三赵磊虽然在深圳回不来，但特意发了一个大红包。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气氛还算融洽。

席间，老大赵刚端起酒杯，对赵海说：“老四，哥敬你一杯。以前哥对你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

赵海也端起酒杯：“哥，以前是我不懂事，让你们操心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干，不给咱赵家丢脸。”

兄弟俩碰了一杯，一饮而尽。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感慨万千。以前这兄弟几个见面就吵，现在终于能坐下来好好说话了。虽然谈不上多亲密，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水火不容了。

老二赵强也端起酒杯：“爸，我也敬您一杯。以前我们做得不对，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我端起酒杯，看着眼前这几个儿子，眼眶有些发热：“爸不怪你们。只要你们好好的，爸就放心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是被赵海和建国搀回家的。躺在床上，我迷迷糊糊地想，这辈子值了。虽然经历了那么多坎坷，但最终，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床头放着一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封信。

信是赵海写的：

“爸，这张卡里有五万块钱，是我这段时间卖糖葫芦攒的。您拿着，想买啥买啥，别省着。以前我不懂事，花了您那么多钱，现在该我孝敬您了。密码是您的生日。 ——儿 赵海”

我看着那张银行卡，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这个曾经最让我 操心的儿子，终于长大了。

第十二章

赵海的糖葫芦生意越做越大，不到半年时间，“赵氏糖葫芦”已经在太原小有名气。他不仅在几个大型超市设立了专柜，还跟一些景区达成了合作，成了太原旅游的特色小吃之一。

有一天，赵海兴冲冲地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份合同：“爸！你猜怎么着？太原食品博览会邀请我们去参展了！”

“食品博览会？”我放下手里的报纸，“那是什么？”

“就是全国各地食品企业展示产品的展会，”赵海兴奋地说，“如果能在这个展会上拿到订单，咱们的糖葫芦就能卖到全国去了！”

我看着赵海那兴奋的样子，心里也替他高兴：“那敢情好，你好好准备准备。”

“爸，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赵海说。

“我去干啥？我又不懂那些。”

“你是我爸啊，”赵海认真地说，“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赵氏糖葫芦’。你去了，能给咱们的产品代言。”

“代言？”我笑了，“我一个糟老头子，谁稀罕看我？”

“爸，你不懂，”赵海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段视频，“你看，这是我在网上发的你做糖葫芦的视频，有好几百万播放量呢！网友都说你可爱，说你是‘糖葫芦爷爷’。”

我仔细一看，还真是。视频里我系着围裙，在锅前专注地熬糖浆，手法娴熟，神情认真。评论区里全是好评，有人说“爷爷好可爱”，有人说“想尝一口爷爷做的糖葫芦”，还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匠人精神”。

我有些不好意思：“这有啥好看的？”

“爸，你不知道，现在的人都喜欢这种真实的东西，”赵海说，“你代表的就是咱们‘赵氏糖葫芦’的品质和传承。你去了，肯定能给咱们加分。”

我被赵海说服了，答应跟他一起去参加食品博览会。

博览会那天，太原国际会展中心人山人海。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品企业搭起了展台，琳琅满目的产品让人眼花缭乱。赵海的展台在C区，位置不错，靠近主通道，来往的人流量很大。

展台布置得很用心，红色的背景板上印着“赵氏糖葫芦”五个大字，旁边是一张巨大的海报，上面是我在做糖葫芦的照片。展台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糖葫芦，有传统的山楂味，也有创新的草莓味、葡萄味、猕猴桃味，甚至还有巧克力味的。

我穿着赵海特意给我定制的红色唐装，站在展台前，笑呵呵地招呼着来往的客人：“来尝尝吧，正宗太原糖葫芦，纯手工制作，不含添加剂！”

很多人被我的吆喝声吸引过来，尝过之后纷纷竖起大拇指。有个年轻女孩拉着我合影，还发到了朋友圈，配文是：“偶遇糖葫芦爷爷，超可爱！”

一天下来，我们收到了二十多个意向订单，总金额超过一百万。赵海兴奋得差点跳起来：“爸！我们成功了！”

我看着他开心的样子，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博览会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那天下午，我正在展台前招呼客人，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赵师傅？”

我抬头一看，愣住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眼镜，气质儒雅。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看起来像是他的秘书。

“您是……”我觉得他很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赵师傅，我是陈明啊！您不记得了？我是您以前在钢厂的徒弟，陈明！”

我想起来了。陈明，我当车间主任时候带的最后一个徒弟。他聪明好学，技术过硬，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

“陈明？真的是你？”我激动地握住他的手，“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来参加博览会的，”陈明笑着说，“我现在在一家食品公司做技术总监。刚才路过这里，看见您的照片，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是您！”

“你变化太大了，”我上下打量着他，“我都认不出来了。”

“您倒是没怎么变，”陈明说，“还是那么精神。”

我们聊了很久，聊钢厂的往事，聊各自的生活。陈明告诉我，他大学毕业后去了上海，在一家外资食品公司工作，现在已经做到了技术总监的位置，年薪上百万。

“赵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卖糖葫芦？”陈明问。

我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陈明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赵师傅，我有一个提议，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考虑。”

“什么提议？”

“我想请您去我们公司担任技术顾问，”陈明认真地说，“我们公司正在开发一系列传统小吃产品，需要有经验的老工匠指导。您做糖葫芦的手艺，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愣住了：“技术顾问？我行吗？”

“您当然行，”陈明说，“您有四十多年的食品行业经验，又有独门手艺，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人才。待遇方面您放心，肯定不会低于行业标准。”

我有些动摇了。说实话，卖糖葫芦虽然开心，但毕竟是小本生意，挣不了大钱。如果能去大公司做技术顾问，不仅能发挥我的特长，还能挣更多的钱，减轻小梅和建国的负担。

“爸，这是个好机会啊！”赵海在旁边怂恿我，“你去吧，糖葫芦这边我一个人能搞定。”

“让我考虑考虑。”我说。

陈明给我留了一张名片：“赵师傅，您考虑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真心希望您能来。”

博览会结束后，我回到家，把这件事跟小梅和建国说了。小梅听完很高兴：“爸，这是好事啊！您要是去了，就不用天天风吹日晒地卖糖葫芦了。”

建国却有些担忧：“爸，您年纪大了，去外地工作身体吃得消吗？”

“陈明的公司在上海，”我说，“去了就得在上海住。”

“上海？”小梅愣了一下，“那岂不是离我们很远？”

我沉默了。是啊，如果去了上海，就不能天天见到小梅和建国了。这一年多来，我已经习惯了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突然要分开，还真舍不得。

“爸，您去吧，”小梅说，“上海又不远，坐飞机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们随时可以去看您。”

“可是……”

“别可是了，”小梅打断我，“您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怎么能错过？再说了，您去了上海，还能开阔眼界，多好。”

我看着小梅鼓励的眼神，心里有了决定。

一周后，我给陈明打了电话，答应了他的邀请。陈明很高兴，说马上给我安排机票和住宿。

临行前一天晚上，小梅做了一桌子菜，给我践行。赵海也来了，还特意带了一瓶好酒。

“爸，到了上海要照顾好自己，”小梅一边给我夹菜一边叮嘱，“天冷了多穿衣服，别舍不得花钱。”

“知道了，你都说八百遍了。”我笑着说。

“爸，您放心去吧，”赵海举起酒杯，“糖葫芦这边有我，保证越做越好。”

“好，爸相信你。”我跟赵海碰了一杯。

建国话不多，但给我准备了一大包东西，有保暖内衣、保温杯、常用药品，还有一部新手机。

“爸，这部手机是我给您买的，内存大，拍照清晰。到了上海多给我们发照片，让我们看看您过得咋样。”建国说。

我看着这些东西，鼻子酸酸的：“你们对爸太好了。”

“爸，您说什么呢？”小梅红着眼眶，“您是我爸，我不对您好对谁好？”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回想这两年发生的事情，感觉像做梦一样。从一个被四个儿子抛弃的孤独老人，变成了一个有事业、有家庭、有奔头的幸福老头。这一切，都是因为小梅和建国给了我一个家。

第二天一早，小梅和建国送我去机场。安检口前，小梅抱着我哭了：“爸，你要常回来看看我们。”

“好，爸一定常回来。”我拍着她的背，自己的眼眶也湿了。

“爸，到了给我发微信。”建国说。

“好。”

我转身走进安检口，没有回头。因为我怕一回头，就舍不得走了。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太原城，心里百感交集。这座城市，我生活了七十年，留下了太多的记忆。有痛苦的，有快乐的，有遗憾的，有满足的。但无论如何，这里是我的根，是我永远的家。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洒进舷窗，暖暖的。我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赵德厚，新的生活开始了。

第十三章

上海，这座被称为“魔都”的城市，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我活了七十年，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还是三十年前出差去的。上海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太原老头目不暇接。

陈明派了司机来机场接我，直接把我送到了公司安排的公寓。公寓在浦东新区，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户型，装修得很精致，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站在阳台上，能看见东方明珠塔在夜色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夜景发给小梅。很快，小梅回了一条消息：“爸，好漂亮！你适应吗？”

我回：“挺好的，就是有点不习惯。”

小梅：“慢慢就习惯了。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看着手机屏幕，笑了笑。虽然相隔千里，但有了微信，感觉距离也没那么远了。

第二天一早，我准时来到公司报到。陈明亲自在门口迎接我，带我参观了公司的生产线和研发中心。公司规模很大，有上百名员工，生产各种各样的休闲食品。

“赵师傅，您的办公室在这儿。”陈明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

我走进去一看，宽敞明亮，办公桌上摆着一台崭新的电脑，墙角放着一盆绿植，落地窗外是繁华的街景。

“这……这是我的办公室？”我有些不敢相信。

“是啊，”陈明笑着说，“您是技术顾问，当然要有自己的办公室。”

我坐在舒适的办公椅上，感觉像在做梦。几个月前，我还是一个在公园门口卖糖葫芦的老头，现在居然坐在了上海高档写字楼的办公室里。

我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公司研发团队改进传统小吃的生产工艺，特别是糖葫芦的制作流程。我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的技术人员，从选料、清洗、穿串到熬糖、冷却、包装，每一个环节都亲自示范、耐心讲解。

公司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叫我“赵师傅”或者“赵爷爷”。他们说我做糖葫芦的样子特别帅，像武侠小说里的高手在施展绝世武功。我被他们夸得不好意思，但心里还是挺美的。

有一天，陈明找到我，说公司想开发一款新产品——糖葫芦味的冰淇淋。他觉得这个创意很有市场潜力，想让我参与研发。

“糖葫芦味的冰淇淋？”我有些困惑，“这能好吃吗？”

“好不好吃，试过才知道。”陈明笑着说。

于是，我开始跟研发团队一起研究糖葫芦味冰淇淋的配方。我们把山楂熬成酱，混合到冰淇淋原料中，反复调整比例和工艺。失败了十几次之后，终于做出了一款口感独特、酸甜适中的糖葫芦味冰淇淋。

产品上市那天，公司举办了盛大的发布会。陈明特意让我上台发言。我站在聚光灯下，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紧张得手心冒汗。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清了清嗓子，“我叫赵德厚，今年七十二岁，是一个做了大半辈子糖葫芦的老头。今天能站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女儿和女婿，是他们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勇气。也要感谢陈总，是他给了我发挥余热的机会。更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这些老手艺人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鞠了一躬，眼眶有些湿润。

糖葫芦味冰淇淋上市后，反响出乎意料的好。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排队购买，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打卡分享。公司的股价也因此涨了不少。

陈明给我发了一笔丰厚的奖金，还说要给我涨工资。我拒绝了：“陈总，我一个月一万块的工资已经够花了。涨工资就不用了，把钱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陈明看着我，感慨地说：“赵师傅，您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手艺人。”

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其实我心里清楚，钱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在上海工作的日子里，我每周都会跟小梅视频通话。小梅会把家里的情况告诉我——赵海的糖葫芦生意越做越好，已经在太原开了三家分店；建国升职了，当了项目总监；吴阿姨身体硬朗，天天跳广场舞。

我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们——公司同事对我很好，上海的饭菜偏甜但还能适应，周末我会去外滩散步，去豫园喝茶，去博物馆看展览。

“爸，你好像年轻了十岁。”有一次视频的时候，小梅突然说。

“是吗？”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真的，你气色好多了，说话也有底气了。”小梅笑着说。

我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确实，跟一年前相比，整个人精神了很多。头发虽然白了，但眼睛有神了，腰板也挺直了。

“那是因为爸现在有奔头了。”我说。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们？”小梅问。

“快了，等这批产品稳定了就回去。”我说。

挂了视频，我站在窗前，看着上海璀璨的夜景，心里突然很想家。虽然上海很好，但终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太原，在那个有着小梅和建国的地方。

一个月后，我向陈明请了假，买了一张回太原的机票。

飞机降落的那一刻，我透过舷窗看见了熟悉的太行山脉，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亲切。太原，我回来了。

小梅和建国来机场接我。小梅一看见我就扑了上来，紧紧抱住我：“爸！你终于回来了！”

“好了好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我拍着她的背，自己的眼眶也湿了。

建国接过我的行李箱：“爸，上车吧，家里做好饭了。”

车子驶过太原的街道，我发现这座城市变了，又好像没变。新建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那些老街老巷还在，那些熟悉的味道还在。

回到家，赵海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看见我，咧嘴一笑：“爸，欢迎回家！”

我看着他，发现他也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吊儿郎当的小混混了，而是一个成熟稳重的青年。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头发剪短了，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焕发。

“生意咋样？”我问。

“好着呢，”赵海得意地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又开了两家分店。现在‘赵氏糖葫芦’在太原已经有五家店了。”

“不错不错，”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给咱赵家丢脸。”

晚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小梅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和糖醋排骨，建国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汾酒，赵海不停地给我夹菜。

“爸，你多吃点，看你都瘦了。”小梅心疼地说。

“没瘦，我在上海吃得挺好的。”我说。

“上海再好，也不如家里好。”小梅说。

我点了点头：“是啊，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那天晚上，我又睡在了那个熟悉的小房间里。床单是新换的，散发着洗衣液的清香。枕头的高度刚刚好，被子柔软舒适。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安心。

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传来的虫鸣声，心里无比踏实。上海再好，终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这里，在这个有着小梅和建国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公园，想看看老马头。结果发现，老马头不在。我问了其他下棋的老人，才知道老马头上个月被儿子接到北京去了。

“他儿子在北京买了大房子，接他去享福了。”一个老人说。

我替老马头高兴，但又有些失落。老朋友都走了，公园里再也找不到能跟我下棋的人了。

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赵师傅？”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运动服，手里拿着一个棋盘。

“您是？”我疑惑地看着他。

“我叫张建国，是马老师的徒弟，”中年男人笑着说，“马老师临走前交代我，说您要是回来了，让我陪您下棋。”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老马头啊老马头，你走了还不忘给我安排棋友。

“来来来，杀一盘。”我坐在石凳上，摆好了棋子。

张建国的棋艺不错，跟我不相上下。我们下了三盘，我赢了两盘输了一盘，杀得酣畅淋漓。

“赵师傅，您这棋艺真厉害，”张建国佩服地说，“怪不得马老师常说您是公园第一高手。”

“别听他瞎说，”我笑着说，“他就是输不起。”

我们约好了以后每周都来下棋。有了棋友，我在太原的生活又多了一份乐趣。

在家待了一周，我又该回上海了。临走前，小梅塞给我一个信封：“爸，这里面是两万块钱，您拿着花。”

“我不要，”我推了回去，“我有工资，够花了。”

“您拿着，”小梅坚持道，“上海物价高，万一有个急用呢。”

我看着小梅关切的眼神，心里一暖，收下了信封：“好，爸拿着。”

回到上海后，我继续投入工作。糖葫芦味冰淇淋的成功，让公司看到了传统小吃创新的市场潜力。陈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开发一系列“怀旧零食”，把那些快要失传的传统小吃用现代工艺重新呈现出来。

“赵师傅，这个项目离不开您，”陈明说，“您就是我们公司的活字典。”

我被他的话逗笑了：“什么活字典，我就是个做糖葫芦的老头。”

“那也是最厉害的老头。”陈明竖起大拇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带领研发团队陆续推出了糖葫芦味糕点、糖葫芦味饮料、糖葫芦味巧克力等一系列产品，每一款都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公司的销售额翻了一番，我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有一次，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记者问我：“赵师傅，您觉得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认真做事，老实做人。我做了一辈子糖葫芦，从来不敢偷工减料，不敢以次充好。因为我知道，你欺骗了顾客，顾客就会抛弃你。”

记者又问：“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我说：“年轻人要有耐心，不要总想着一步登天。我七十二岁才开始创业，照样能做出一番事业。你们年轻人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只要肯努力，一定能成功。”

采访播出后，我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有人说被我感动了，有人说要向我学习，还有人说要来上海找我买糖葫芦。我看着那些留言，心里暖暖的。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条特别的微信消息。是老三赵磊发来的，他说他在深圳也开了一家糖葫芦店，用的是我教他的配方，生意还不错。

我看着那条消息，笑了。这个曾经最不被我看好的儿子，终于在远方站稳了脚跟。

我给赵磊回了一条消息：“好好干，爸为你骄傲。”

赵磊秒回了一个哭泣的表情：“爸，谢谢你。”

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上海璀璨的夜景，心里充满了感激。感激命运让我在晚年遇到了这么多好人，感激小梅和建国给了我一个家，感激赵海和赵磊让我看到了希望。

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第十四章

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后，我做了一个决定——退休。

不是干不动了，是想回家了。上海再好，终究不是我的家。我想念太原的刀削面，想念公园里的棋友，想念小梅做的红烧肉，想念建国陪我散步的黄昏。

陈明极力挽留我：“赵师傅，您是我们公司的宝贝，您走了是我们的损失。”

我笑着说：“陈总，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老了，该回家享清福了。”

陈明见我去意已决，只好同意。他给我办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全公司的员工都参加了。大家给我送了鲜花、礼物，还有一本厚厚的相册，记录着我在公司两年的点点滴滴。

我看着那些照片，眼眶湿了。这两年，我收获的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群可爱的同事和朋友。

临走那天，陈明亲自送我到机场。他握着我的手说：“赵师傅，公司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您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欢迎。”

“好，好。”我拍着他的手，心里说不出的感动。

飞机起飞了，我靠在舷窗上，看着渐渐远去的上海，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上海。谢谢你给我的这两年。

回到太原，小梅和建国在机场接我。小梅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爸，你瘦了。”

“没瘦，结实了。”我拍了拍胸脯。

建国接过我的行李：“爸，回家吧，我妈做了您最爱吃的打卤面。”

“你妈？”我愣了一下，“吴阿姨来了？”

“是啊，听说你要回来，一大早就来了，说要给你接风洗尘。”建国笑着说。

我心里一暖。这个亲家母，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亲人，但对我比亲生的还亲。

回到家，吴阿姨果然在厨房里忙活。她看见我，擦了擦手上的面粉：“亲家公，回来了？快去洗手，面马上就好。”

“好嘞。”我笑着应道。

打卤面端上桌的时候，我愣住了。满满一大碗，卤汁浓郁，面条劲道，上面还卧着一个荷包蛋。这正是我最爱吃的口味。

“亲家母，你咋知道我爱吃这个？”我问。

“小梅告诉我的，”吴阿姨笑着说，“她说你喜欢吃宽面条，卤子里要多放木耳和黄花菜。”

我看着小梅，心里暖暖的。这孩子，把我的喜好记得这么清楚。

吃面的时候，吴阿姨突然说：“亲家公，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你说。”

“我想搬来跟你们一起住。”

我愣住了：“你……你不是在老家住得好好的吗？”

“一个人住着没意思，”吴阿姨叹了口气，“儿子不在身边，闺女也不在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想来太原，跟你们一起住，相互有个照应。”

我看向小梅和建国。小梅点了点头：“爸，我跟建国商量过了，我们同意妈搬过来。”

“那感情好，”我笑着说，“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吴阿姨也笑了，笑得很开心。

就这样，吴阿姨搬来了太原。小梅把书房收拾出来，给她住。两个老人的加入，让这个家更加热闹了。

我和吴阿姨相处得很融洽。她做饭，我洗碗；她拖地，我擦窗；她去跳广场舞，我去公园下棋。有时候我们一起逛菜市场，为了一毛钱的差价跟小贩讨价还价；有时候一起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聊各自的过去，聊儿女的现在，聊未来的打算。

“亲家公，你说咱们这算不算黄昏恋？”有一天，吴阿姨突然开玩笑说。

我被她的话呛到了，咳嗽了好几声：“亲家母，你这话可不敢乱说，让孩子们听见了不好。”

“有啥不好的？”吴阿姨大大咧咧地说，“咱们都是单身，又没有违法乱纪。”

我被她说得无言以对，只好转移话题：“今天的天气真好。”

吴阿姨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日子就这样平淡而温馨地过着。我和吴阿姨像一对老兄妹，互相照顾，互相陪伴。小梅和建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有一天晚上，小梅悄悄问我：“爸，你觉得吴阿姨怎么样？”

“挺好的啊，”我说，“勤快，开朗，好相处。”

“那你有没有想过……跟她在一起？”小梅试探着问。

我愣了一下：“在一起？什么意思？”

“就是……搭伙过日子。”小梅说。

我沉默了。说实话，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吴阿姨确实是个好人，跟她在一起很开心。但一想到自己这个年纪了，还要谈婚论嫁，总觉得有些别扭。

“爸，你不用急着回答，”小梅说，“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和吴阿姨都辛苦了半辈子，如果能在晚年找到一个互相陪伴的人，我们做儿女的也高兴。”

我点了点头：“让爸想想。”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我反复思考着小梅的话。是啊，我和吴阿姨都是孤寡老人，如果能在一起互相扶持，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问题是，我对吴阿姨到底是亲情还是爱情？我自己也分不清楚。

第二天，我去公园找张建国下棋。下到一半，我突然问他：“建国，你说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还能谈恋爱吗？”

张建国手里的棋子掉在了地上：“赵师傅，您……您有情况了？”

“没有没有，”我连忙否认，“我就是随便问问。”

张建国捡起棋子，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赵师傅，我觉得吧，爱情不分年龄。只要两个人合得来，互相喜欢，多大年纪都可以在一起。”

“可是……别人会说闲话的。”我说。

“管别人干啥？”张建国说，“日子是自己过的，又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只要自己开心，管他们说什么。”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晚上回到家，我看见吴阿姨在阳台上浇花。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她哼着小曲，动作轻柔，看起来那么安详，那么美好。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边：“亲家母，我有话想跟你说。”

吴阿姨放下水壶，看着我：“啥话？你说。”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想……我想跟你搭伙过日子。”

吴阿姨愣住了，手里的水壶差点掉在地上。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你……你说真的？”

“真的，”我点了点头，“我想了一整天，觉得咱们俩挺合适的。你愿意吗？”

吴阿姨的眼眶红了，她转过身去，假装在看花：“你让我想想。”

“好，你慢慢想。”我说完，转身回了屋。

过了大约十分钟，吴阿姨也进来了。她站在我面前，脸上带着一抹红晕：“我想好了。”

“怎么样？”我紧张地问。

“我同意。”

那一刻，我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小梅和建国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得不得了。小梅抱着我转了好几圈：“爸！你太棒了！”

“好了好了，头晕了。”我笑着说。

建国拍了拍我的肩膀：“爸，恭喜你。”

赵海知道后，特意从店里赶回来，带了一瓶好酒：“爸！今天我必须跟你喝一杯！”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吴阿姨坐在我身边，时不时给我夹菜，眼神温柔得像一汪春水。

我端起酒杯，看着眼前这群爱我的人，心里充满了感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家。”

小梅的眼眶红了：“爸，是你给了我们一个家。”

我摇了摇头：“不，是你们给了我一个家。如果不是你们，我现在可能还在街头流浪，或者在养老院里等死。是你们让我重新活了一次。”

“爸，别说了，”建国举起酒杯，“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干杯！”

“干杯！”

酒杯碰撞的声音，在夜色中格外清脆。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家，不是由血缘决定的，而是由爱决定的。只要有爱，哪里都是家。

我和吴阿姨的婚礼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只是请了几个亲朋好友吃了顿饭。小梅给我买了一套新西装，吴阿姨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两个人站在一起，还挺般配。

老马头特意从北京赶回来参加婚礼。他看着我，感慨地说：“老赵，你比我强。”

“强啥？”我问。

“你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老马头的眼里有些落寞，“我儿子虽然把我接去了北京，但我每天面对的就是四面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老马，你也可以找一个啊。”

老马头苦笑了一下：“算了，我都这个年纪了，不折腾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好说：“以后常来太原玩，我陪你下棋。”

“好。”老马头点了点头。

婚礼结束后，我和吴阿姨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我们住在小梅家，一人一个房间，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一起做饭，一起散步，一起看电视，一起聊天。日子平淡，却很幸福。

有一次，吴阿姨问我：“老赵，你说咱们能在一起多久？”

我想了想，说：“能在一起多久就在一起多久吧。反正剩下的日子，我想跟你一起过。”

吴阿姨笑了，笑得很甜。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老伴。如果她在天有灵，看到我现在的生活，应该也会为我高兴吧？

老伴，你放心，我很好。

第十五章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已经七十五岁了。

这几年，家里的变化很大。赵海的“赵氏糖葫芦”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二十多家连锁店的品牌，在山西乃至周边省份都有了名气。他还娶了一个贤惠的媳妇，叫王芳，是他在食品博览会上认识的。王芳是山东人，性格豪爽，做事利落，跟赵海很般配。

赵磊在深圳也站稳了脚跟。他的糖葫芦店虽然规模不大，但口碑很好，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他把儿子小浩培养得很好，小浩去年考上了深圳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

老大赵刚和老二赵强虽然没有太大的成就，但也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不再给我添乱了。逢年过节，他们会带着媳妇孩子来看我，虽然谈不上多亲近，但至少表面上过得去。

小梅和建国还是老样子，恩恩爱爱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建国升了职，当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小梅也从超市收银员升到了店长。他们贷款买了一套大房子，三室两厅，宽敞明亮。

我和吴阿姨住在小梅家，日子过得舒心惬意。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公园晨练，然后去菜市场买菜。下午我在家看看书、练练书法，吴阿姨织毛衣、绣十字绣。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桂花嫂了。不知道她还活着没有。

我跟小梅说了这件事，小梅说：“爸，要不咱们回老家看看？”

“好。”我点了点头。

周末，建国开车，带着我和吴阿姨、小梅一起回了清徐。

车子驶进赵家庄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村子又变样了。以前那些破旧的土坯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两层小楼。村口修了一个小广场，有健身器材，有凉亭，还有一个小舞台。

“变化真大啊。”我感叹道。

“是啊，新农村建设嘛。”建国说。

车子在桂花嫂家门口停下。我下车一看，桂花嫂家的房子也翻新了，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看起来很气派。

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样子。

“请问你找谁？”年轻女人问。

“我找桂花嫂，就是赵大柱的媳妇。”我说。

年轻女人的脸色变了：“您说的是我婆婆？她已经……走了。”

我心里一沉：“走了？什么时候？”

“去年冬天，”年轻女人说，“脑溢血，走得挺突然的。”

我站在门口，久久没有说话。桂花嫂，那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邻家姐姐，那个在我回老家时热情招待我的老姐妹，就这样走了。

“爸，您没事吧？”小梅扶住我。

“没事，”我摇了摇头，“就是有点难过。”

年轻女人把我们让进屋，给我们倒了茶。她说她是桂花嫂的儿媳妇，丈夫在县城上班，她在家带孩子。

“我婆婆生前经常提起您，”年轻女人说，“她说您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的眼眶湿了：“她是个好人。”

在桂花嫂家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临走前，我在桂花嫂的遗像前鞠了三个躬。

“桂花嫂，你走好。”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回太原的路上，我一直沉默不语。吴阿姨握住我的手，轻声说：“老赵，别难过了。人都有这一天。”

“我知道，”我叹了口气，“就是觉得生命太短暂了。好像昨天我们还是一起爬树的小孩，今天就都老了。”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当下，”吴阿姨说，“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每一天。”

我点了点头，握紧了她的手。

回到太原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写一本书，把我这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不是为了出名，只是想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

小梅很支持我，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还帮我安装好了打字软件。我不会打字，就用语音输入，对着麦克风说，电脑自动转换成文字。

我从小时候写起，写我的父母，写我的兄弟姐妹，写我在钢厂的工作，写我结婚生子，写我养育五个孩子的艰辛，写我晚年被儿子们抛弃的痛苦，写我来到小梅家后的重生。

写着写着，我常常会流泪。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感动。感动于生命的坚韧，感动于人性的光辉，感动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机遇。

写了三个月，我终于完成了初稿。我给它取名为《一个老头的自述》。

小梅看了我的手稿，哭得稀里哗啦：“爸，你写得太好了。”

“真的？”我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小梅擦着眼泪，“每一个字都打动了我。”

建国也看了，评价很高：“爸，这本书应该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

“出版？”我摇了摇头，“我一个糟老头子写的书，谁会看？”

“爸，你不懂，”建国说，“现在这种真实的故事最受欢迎。你这本书里有苦难，有温情，有奋斗，有希望，正是当下人们最需要的精神食粮。”

我被建国说动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手稿寄给了一家出版社。

没想到，出版社的编辑看完后，非常感兴趣，当即决定出版。

“赵老先生，您这本书太有价值了，”编辑激动地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

半年后，《一个老头的自述》正式出版了。首印五千册，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出版社紧急加印了一万册，依然供不应求。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有年轻人说看了我的书深受鼓舞，有老年人说从我的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中年人说我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孝道。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封信，来自一个叫张晓明的年轻人。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个留守儿童，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长大后变得叛逆、颓废。看了我的书后，他深受触动，决定改变自己。他辞掉了网吧的工作，找了一份正经职业，还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

“赵爷爷，谢谢您，”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是您的故事让我明白了，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我读着这封信，热泪盈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故事能够影响他人，能够给人带来力量和希望。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你得到了多少，而在于你给予了多少。

第十六章

《一个老头的自述》出版后，我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经常有媒体来采访我，有机构邀请我去演讲，有读者在街上认出我，要求合影签名。

我有些不适应这种关注，但小梅说：“爸，这是好事。你的故事能激励更多的人，你应该感到骄傲。”

我想想也是，就不再抗拒了。

有一次，一所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几百双年轻的眼睛，心里有些紧张。

“同学们好，”我清了清嗓子，“我叫赵德厚，今年七十五岁，是一个做糖葫芦的老头。”

台下响起了笑声和掌声。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道理——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我讲了自己的故事，从被儿子们抛弃，到投奔女儿，到卖糖葫芦创业，到去上海工作，到最后找到晚年的幸福。我讲了两个小时，台下鸦雀无声。

讲完后，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赵爷爷，您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人生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勇敢地去追求。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要被世俗的观念束缚。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演讲结束后，很多学生围上来，要我签名。我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手都签酸了，但心里很高兴。

回到酒店，我打开手机，发现有一条未读消息。是老三赵磊发来的：“爸，我在网上看到你的演讲视频了。你说得真好。我为你骄傲。”

我看着那条消息，笑了。这个曾经最让我担心的儿子，现在成了最让我骄傲的儿子。

赵磊在深圳的糖葫芦店已经开了五家分店，他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叫“赵记糖葫芦”。他把儿子小浩培养得很好，小浩在大学里成绩优异，还拿到了奖学金。

有一天，赵磊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爸，我想回太原发展。”

“回太原？”我有些意外，“你在深圳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深圳是好，但不是我的家，”赵磊说，“我想离你近一点，想经常能见到你。”

我的眼眶湿了：“好，回来吧。爸在太原等你。”

一个月后，赵磊带着小浩回到了太原。他在太原租了一个店面，重新开了一家“赵记糖葫芦”。开业那天，我特意去捧场，还亲手做了第一批糖葫芦。

“爸，你尝尝。”赵磊递给我一串刚出锅的糖葫芦。

我咬了一口，酸甜适中，口感极佳：“不错，比爸做的好吃。”

赵磊笑了，笑得很开心。

看着赵磊忙碌的身影，我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时候他还小，总是跟在我身后，奶声奶气地喊“爸爸抱”。一转眼，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赵磊回来后，我们父子俩经常见面。每个周末，他都会带着小浩来小梅家吃饭。小浩长高了很多，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说话做事都很沉稳。

“爷爷，我明年就大学毕业了，”小浩说，“我想回太原工作。”

“回太原？深圳不好吗？”我问。

“深圳是好，但我想离你近一点。”小浩说。

我摸了摸他的头：“好孩子，爷爷没白疼你。”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辈子值了。

第十七章

我八十岁生日那天，全家人聚在一起，给我办了一个隆重的寿宴。

老大赵刚、老二赵强、老三赵磊、老四赵海，四个儿子都来了。小梅和建国忙前忙后地张罗，吴阿姨穿了一身喜庆的红衣服，笑得合不拢嘴。

宴会设在太原最好的酒店，摆了五桌。来的不仅有家人，还有我的朋友、同事、读者，甚至还有几个从外地专程赶来的老同事和老邻居。

我穿着一身小梅给我定做的红色唐装，坐在主位上，看着满堂的宾客，心里感慨万千。十年前，我还是一个被儿子们抛弃的孤寡老人，拎着一个破皮箱站在女儿家门口，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十年后，我坐在这里，儿孙满堂，宾朋满座，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

主持人是我在公园认识的棋友张建国，他拿着话筒，声音洪亮：“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是我们尊敬的赵德厚老先生八十寿辰。赵老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他从一个普通的钢厂工人，到晚年创业成功，再到出版畅销书，激励了无数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赵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掌声雷动。我站起来，向大家鞠躬致谢。

接下来是儿女们致辞。老大赵刚第一个上台，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比以前稳重了许多。

“爸，今天是你八十岁生日，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赵刚的声音有些哽咽，“以前我不懂事，做了很多让你伤心的事。你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媳妇嫌你脏，把你赶了出去。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愧疚。”

台下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我端着茶杯，没有说话。

“后来我才明白，我失去的是什么，”赵刚继续说，“我失去的不是一套房子、一笔钱，而是一个父亲的爱和信任。爸，对不起。”

赵刚深深鞠了一躬。我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能有今天这个觉悟，爸就知足了。”

赵刚抱住我，哭得像个孩子。

老二赵强上台，他没有说太多煽情的话，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爸，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你。”

老三赵磊上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我和他小时候的合影。

“爸，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赵磊说，“每次想你了，就拿出来看看。你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这句话支撑我度过了最难的日子。爸，谢谢你。”

我接过相框，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的我，和那个骑在我脖子上的小男孩，眼眶湿了。

老四赵海最后一个上台。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口挽到胳膊肘，看起来干练又精神。这几年他变化最大，从一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变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爸，我今天不想说太多漂亮话，”赵海说，“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咱们‘赵氏糖葫芦’马上就要在全国开第一百家分店了。”

台下响起一片惊呼声和掌声。

赵海继续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是你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是你让我明白，脚踏实地比投机取巧更重要。爸，你是我的榜样。”

我看着他，心里充满了骄傲。这个曾经最让我 操心的儿子，如今成了最让我骄傲的儿子。

最后上台的是小梅。她穿着一件素雅的连衣裙，头发盘起来，看起来温婉大方。她站在台上，看着我，还没开口，眼泪就先掉了下来。

“爸，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小梅擦了擦眼泪，“我只想说一句话——谢谢你愿意来我家。”

台下很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

寿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服务员推着一个巨大的蛋糕走了进来。蛋糕上写着八个大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赵海带头唱起了生日歌，所有人跟着一起唱。我站在蛋糕前，闭上眼睛，许了一个愿望。

我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希望小梅和建国白头偕老。我希望赵海的事业越做越大。我希望赵磊在太原扎根发芽。我希望老大和老二也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希望吴阿姨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睁开眼睛，吹灭了蜡烛。

掌声、欢呼声、笑声，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宴会结束后，宾客们陆续离去。我站在酒店门口，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人。

“爸，咱们回家吧。”小梅挽着我的胳膊。

“好，回家。”

车子行驶在太原的夜色中，霓虹灯闪烁，街景飞速后退。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心里无比踏实。

回到家，吴阿姨给我泡了一杯茶：“老赵，今天累坏了吧？”

“不累，高兴。”我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爸，你今天许了什么愿？”小梅好奇地问。

我笑了笑：“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

“说说嘛。”小梅撒娇道。

我看了看吴阿姨，又看了看小梅和建国，最后说：“我许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吴阿姨的眼眶红了，小梅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建国拍了拍我的肩膀：“爸，一定会的。”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踏实。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院子。母亲在灶台前蒸馒头，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我和小伙伴们在大枣树下追逐打闹。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一切都那么美好。

尾声

又过了几年。

我已经八十五岁了，身体大不如前。腿脚不利索了，出门要靠轮椅。耳朵也有些背，别人说话要大点声才能听清。但我的精神很好，头脑也清醒，每天还能看书写字。

吴阿姨的身体倒是一直很硬朗，每天跳广场舞，比我精神多了。她照顾我照顾得很细心，从不抱怨。有时候我会想，我赵德厚上辈子是积了什么德，这辈子能遇到这么好的女人。

小梅和建国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他们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我，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赵海每周都会带着媳妇和孩子来看我，每次来都带一大堆东西。赵磊也是，虽然工作忙，但每个周末都会来陪我吃饭。

老大赵刚和老二赵强也来得勤了，逢年过节必到，平时也会打电话问候。虽然比不上赵海和赵磊那么贴心，但比起以前，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有一天，小梅突然跟我说：“爸，我想把咱们的故事写成书。”

“咱们的故事？”我有些疑惑。

“就是你、我、建国，还有咱们这个家的故事，”小梅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值得被记录下来。”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好，你写吧。爸支持你。”

小梅花了半年时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父亲的糖葫芦》。书里记录了我们这个家庭从破碎到团圆的全过程，记录了我和小梅之间的父女情深，记录了赵海从浪子到企业家的蜕变，记录了赵磊在逆境中的坚守。

书出版后，反响比我的那本还要热烈。很多读者说，看这本书的时候哭了无数次，被其中的亲情和温暖深深打动。

有一次，小梅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问她：“你觉得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小梅想了想，说：“他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犯过错，但他勇于改正。他受过苦，但他从不抱怨。他跌倒过，但他总能爬起来。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爱，就有希望。”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段采访，老泪纵横。

是啊，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我七十一岁被儿子们抛弃，七十二岁开始卖糖葫芦，七十三岁去了上海工作，七十五岁出版了第一本书，八十岁迎来了人生的巅峰。

如果当初我放弃了，如果当初我自暴自弃了，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所以我想对所有读到这个故事的人说——

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无论你经历了多少挫折和磨难，都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只要努力，就能改变。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这是我用一生证明的道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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