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的新兴产业：为被指控作弊的学生辩护的律师

当大学生寻求律师阿德里安·哈恩的帮助时，他们常常吓得不行、急得要命：一位讲师指控他们使用人工智能作弊。

学生们突然得赶紧想办法自证清白，不然大学学业就全毁了。在某些情况下，像停学一学期这种学术诚信违规的处分，后果特别严重。毕竟，研究生院、未来雇主、执照颁发机构还有政府，通常都觉得作弊是硬伤。

“除非你能想办法把它抹掉，否则这些后果中的任何一项都会从那时起一直跟着学生，”教育法律事务所哈恩法律集团（APC）的创始人哈恩说道。

尽管目前尚无统计数据显示本学年或之前有多少美国大学生面临人工智能作弊指控，但专门做教育法律的事务所都忙得团团转，在处理这些案子。有些客户家里有钱，上的是全国顶尖大学，请得起律师。

其他人家里条件一般，上的是州立大学，手头也没什么钱。哈恩表示，对拿奖学金上大学的学生来说，这种打击可能特别大。

这些学生的共同点是，他们真心害怕被指控用 AI 作弊，会让自己前途尽毁，还没起步就完了。

学校中的人工智能作弊指控：查明真相

哈恩的事务所代表加州各地的学生。她说过去两年找他们咨询的人暴增。

哈恩表示，许多被指控作弊的学生实际上并没有使用人工智能来完成作业或考试，或者他们没意识到用 AI 违反了规定，而学校可能压根没讲清楚。

有些学生确实使用了人工智能，但他们会说明情有可原的情况。哈恩代理的一名学生在个人极度痛苦的时候，把人工智能用在了课堂作业上：他们身兼数职，而且父母都遭遇了健康危机。学校行政方对此表示同情，并在哈恩的争取下，避免了过于严厉的处罚。

但也有学生不会透露关于他们使用人工智能的不利或严重信息，结果却被哈恩的团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除非我知道真相，否则我无法给你合适的建议，”她说。“我仍然有客户对我说谎。那是在浪费他们的钱和时间。”

聘请律师的费用因案而异，但如果学生决定打官司，费用可能从几千美元到几万美元不等。

律师能提供什么帮助

LLF国家律师事务所的国家教育辩护实践小组主任托马斯·特里尔表示，任何时候，该所都有多达250名客户在律师的帮助下处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学术诚信违规问题。

特里尔表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作弊案件现在占了LLF国家律师事务所案件量的很大一部分。不出所料，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期间咨询量会激增。

虽然律师不能代表学生参加学校的行政听证会，但特里尔表示，法律专业知识可以“拉平”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行政人员对学生的生活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根据特瑞尔的经验，一些学校试图公正评估AI作弊指控。然而，他也遇到过仓促的调查、有限的证据获取途径，以及因为不了解AI工作原理而先入为主认定学生有错的情况。

特瑞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很多学生觉得是自己在证明清白，而不是学校拿出确凿证据来定责。”

Mashable采访的律师们对此现象持有强烈看法。律师事务所Nesenoff & Miltenberg的高级诉讼合伙人安德鲁·米尔滕伯格指出，权力天平是偏向老师那边的，学生根本说不上话。他说，有些教授在定AI作弊这事儿上，权力大得离谱。

米尔滕伯格说，他们用来“查”作弊或抄袭的AI程序，其实挺初级的，还老误报。

律师给被指控学生的建议

学生一旦被指控，就得想好怎么应对。

LLF国家律师事务所建议其客户收集能证明是自己写的、以及整个写作过程的证据，这些有时可以通过Google Docs或Microsoft Word的历史记录来证实。时间戳、大纲、笔记和研究材料也很重要。

特瑞尔表示，该律所会看元数据、对比学生平时的写作风格，还会翻翻老师对那个作业的邮件或留言。

其他因素，如神经发育差异和非英语母语者身份，也不容忽视。据特里尔称，教师常依赖的AI检测工具，可能更频繁地误将这类学生的作业标记为可疑，相较于神经典型且以英语为母语的同学。

如果指控基于AI检测工具的结果，特里尔表示，了解具体使用的是哪个程序至关重要，因为这能让学生有机会对其可靠性提出质疑。

为快速处理的流程做准备

米尔滕伯格指出，学生们没有太多时间来收集必要的证据。

这是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学术诚信案件的处理速度远快于其他不当行为案件，后者可能因涉及性别歧视、骚扰或性侵犯而需要数月调查。

“事情发生得噼里啪啦地快，”米尔滕伯格在谈到AI作弊指控时说道。

学生可能在周二被指控，两天后与行政官员会面，并在那个周五收到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不同意处罚，指控将提交至听证委员会，这是一个由校方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案件并决定学生的命运。

“事情进展得非常快，”米尔滕伯格说。“所以，在大多数学生感觉像遭受重击之后，这让他们很难缓过劲来。”

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

哈恩表示，管理人员告诉学生们（她后来也代表这些学生说话）不应聘请律师。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大学和学院的调查办公室已被AI作弊案件“忙得不可开交”，希望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请律师可能会因为要求提供证据等事情，把流程拖得更久。

哈恩讲了一个例子：一名学生因在数学作业中未引用特定公式而被指控使用AI。教授就给了这个学生不及格，而哈恩想办法把这个结果给翻了过来。

有些学生承认用了AI，在这些情况里，哈恩和她的团队认识管理人员，并能在听证会前找他们商量，换个别的处罚方式，以免危及学生的未来。比如可以给学生定一些严格的要求，让他们继续上学，像是留校察看，或者让他们休个病假。

“被开除或者挂科——这些事会跟着他们一辈子，”她说。“如果他们能重返校园并完成学位——那只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难熬的日子，但他们可以克服。人们一生中都会有糟糕的时刻。”

然而，如果学生有作弊或违反学术诚信的历史，想从轻处理就不太可能了。

为什么告学校这么麻烦

米尔滕伯格表示，打官司是件挺冒险的事，因为法院不会让学生在这些案子里匿名。他补充说，因此告学校的话，学生就得“曝光”自己，才能“讨个说法”。这样一来，法庭文件谁都能搜到，而且学生的名字还会跟学术不端的事扯上关系。

米尔滕伯格表示，现在这么处理这些案子，每个学生都可能被坑。

他说：“现在哪家机构都没个明确说法。”并指出，但凡看着像作弊的，都可能招来调查。不过，到底算不算作弊，全看举报的老师或助教咋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