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化限制高消费执行尺度、精准释放经营主体活力的建议

关于优化限制高消费执行尺度、精准释放经营主体活力，提振国内交通与实体经济的政策建议

◎作者：乔松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数据显示，全国现存失信被执行人约760万至867万人，累计发出限制消费令超2400万人次，被限制高消费人群规模接近4000万人。面对这一庞大群体，笔者深感优化限高执行尺度的现实紧迫性，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背景概述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制度设立之初衷，在于惩戒恶意逃废债务人员、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

实践中需注意，“限高”与“失信”是两项性质不同的法律措施。限高针对“没钱还”的被执行人，侧重在消费领域进行限制；失信则针对“有钱不还”的恶意失信被执行人，适用条件更为严格。二者并非等同关系，被限制高消费者不一定被纳入失信名单，但被纳入失信名单者必然被限制高消费。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推进善意文明执行，明确区分“恶意失信拒不履行”与“诚实经营、暂时丧失偿债能力”两类主体，推行失信惩戒分级分类、宽限期及单次解禁等制度。2024年失信名单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2025年新纳入失信名单233.98万人次，同时266.96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

当前大量中小微企业经营者、项目负责人，因市场下行、担保牵连、资金链阶段性紧张被纳入限高范围。一刀切限制飞机、高铁出行，造成经营者无法跨区域洽谈业务、催收账款，形成“出行受限→经营停滞→无力偿债→债务恶化”的双向困境，既不利于债权人回款，也抑制了商务流通和民航铁路客运市场潜力。

二、经济测算：优化限高管控，可为铁路、民航带来可观增量收益

测算口径：仅统计国内机票、高铁车票城际通行支出，不含住宿、餐饮、市内交通、招待等其他经营成本；测算对象为普通中小经营者商务出行开支。

1. 基础参考区间：普通中小生意人年度高铁+机票主流开支3万元～8万元/人，中性均值5.5万元/人/年。

2. 4000万人理论情景测算：

· 下限（人均3万元）：年度新增交通消费1.2万亿元

· 中性均值（人均5.5万元）：年度新增交通消费2.2万亿元

· 上限（人均8万元）：年度新增交通消费3.2万亿元

3. 行业对标：全国国内高铁客运票款+国内民航客运票款全年合计约1.43万亿元。

说明：以上为理论情景上限测算，现实中并非全部限高人员均为高频跨省经营者。即便仅考虑其中一定比例的刚需商务出行群体，假设4000万人中实际有刚需出行需求的占比为10%～20%（即400万～800万人），按中性人均5.5万元测算，年度新增交通消费仍可达2200亿～4400亿元，足以显著增厚国铁、民航营收，改善中西部亏损线路客流压力，带动票务、机场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链复苏。

三、优化限高管控，对国民经济的多重正向价值

1. 破解债务死局，降低全社会坏账风险。经营者唯有正常开展异地业务、回笼货款工程款，才能筹措资金偿还债务。合理放开刚需商务出行，打通债务人自救通道，提升应收账款回收率，减少银行、企业坏账损失，实现债权人、债务人双赢。

2. 畅通国内商贸循环，稳定就业与产业链。商务出行联动带动酒店、会务、物流、设备采购等全链条消费，跨区域商务合作促进产业要素流动，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定大量小微企业就业岗位。

3. 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民营投资信心。落实善意文明执行政策，区分惩戒边界，不剥夺诚实负债经营者谋生经营的基础权利，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激发民间投资创业活力，契合当前稳增长、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政策导向。

4. 减少灰色规避行为，降低行政与司法治理成本。现行一刀切管控下，部分经营者被迫选择长途自驾、委托代办等方式规避限制，推高交易成本，甚至滋生灰色产业链。精准分类管控，可以减少规避执行现象，降低法院、监管部门后续稽查处置成本。

四、政策优化建议（守住底线、分类施策，绝非取消惩戒）

核心原则：惩戒奢侈高消费，保障经营性刚需出行；严打恶意逃债，扶持诚实自救。

1. 分级分类适用限高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要求根据被执行人失信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及履行能力等因素，将失信行为分为轻微、一般、严重三个等级。据此，对刻意转移隐匿资产、抗拒执行、恶意逃废债务的被执行人，严格完整落实限高惩戒；对无转移财产行为、主动申报财产、制定可行还款方案，确有异地商务洽谈、催收账款、项目盘活刚需的经营者，可适用宽限期或单次解禁等柔性措施。

2. 细化管控边界：区分“刚需公共交通”与“高端高消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限制消费措施针对的是“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据此，可研究将飞机经济舱、高铁二等座列为经营刚需通行选项；重点限制商务舱、头等舱、G字头一等座、星级酒店、购置不动产等奢侈类高消费。

3. 完善临时解禁与宽限期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善意文明执行意见》已规定，各地法院可给予决定采取惩戒措施的被执行人一至三个月的宽限期；被限制消费的个人因紧急情况亟需赴外地的，可申请暂时解除限制。河南等地已推行单次解禁制度，对确有外出洽谈业务、签订合同需要的被执行企业，经法院核实后可临时解除限制出行措施。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申请材料标准（商务邀请函、项目合同、回款证明、还款承诺书、财产无转移承诺等），简化审批流程，配套行程备案与资金监管，防止制度滥用。

4. 完善配套信用修复机制。经营者按期履行还款计划后，依法加快信用修复。2025年已有266.96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应进一步畅通修复通道，帮助市场主体尽快恢复正常经营资质。

结语

笔者认为，司法信用惩戒与经济良性发展目标应当相辅相成。优化限高执行尺度，坚持精准分类管控，既守住司法公平底线，又释放千万经营主体活力。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所强调的，衡量执行工作的标准“不是看失信名单上有多少名字，而是有多少真金白银装进胜诉当事人的口袋，有多少债务人东山再起，重获了发展机会”。优化限高执行尺度，能够实现债权人回款、交通行业增收、实体经济复苏、社会治理减负的多方共赢，服务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大局。

（来源：中廉法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