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当地时间8月21日，土耳其司法部长表示，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作为追究以方武装拦截援助加沙人道主义船队责任的司法程序之一。
今年7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该法院目前正在审理“全球坚韧船队”遭以军拦截案。
去年9月，这支由40多个国家志愿者组成的人道主义船队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随后在加沙附近公海遭以军拦截，船上人员被扣押并陆续驱逐。
土耳其法院为何会审理这一船队遭拦截案？
土方为何又要进一步寻求发布“红色通缉令”？
路透社报道截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昕在接受《闪评》栏目采访时表示，土耳其法院审理此案主要有三层管辖依据。
首先是属人管辖。“全球坚韧船队”共有428名参与者，其中78人为土耳其公民，是最大的单一国别群体，其中部分人员遭以方扣押，并声称受到虐待。对于在境外侵害本国公民的犯罪，受害者所属国有权管辖，这也是国际通行惯例。土耳其法律也明确允许法院对涉及本国公民的域外犯罪行使管辖权。
其次是普遍管辖原则。土耳其刑法允许对“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行使普遍管辖，不论犯罪地点和犯罪者国籍。
第三，船队从土耳其出发，并在伊斯坦布尔进行组织筹备，部分策划和后勤环节发生在土耳其境内，土耳其法院也据此主张管辖权延伸。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网站报道截图
在发布逮捕令一个多月后，土耳其为何还继续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李子昕认为：
7月发布的逮捕令属于土耳其国内司法文书，效力仅限于土耳其管辖范围。如果相关人员不进入土耳其，逮捕令在实际操作层面很难执行。
寻求“红色通缉令”，核心目标是将国内命令国际化。一旦申请通过审查，相关人员进入第三国时，当地司法机关就必须面对这一问题。虽然是否采取行动仍由各国自行决定，“红色通缉令”本身也不具有强制逮捕效力，但会增加以色列官员的出行“摩擦成本”。
土耳其此举背后有何考量？
李子昕表示，这是土耳其“法律战”的一次策略性升级。
从外交谴责，到国内起诉，再到寻求国际执法合作，土耳其正在把与以色列的对抗“从政治场域搬进司法场域”。案件一旦进入司法轨道，就需要证据、管辖权论证和法律程序，相比口头抗议，也更不容易随着局势变化而撤回。
从时机选择来看，也有深意。
8月18日，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靠近土耳其边境的一处空军基地，意在阻止土耳其扩大在叙军事存在。
三天后，土方寻求发布“红色通缉令”，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以方军事行动的回应。
与此同时，以色列10月大选临近，也放大了这一行动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牵制作用。
李子昕还认为，争夺地区权力也是本轮土以司法博弈的重要因素：
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在争夺中东地区影响力，而当前“叙利亚肯定是双方核心的角力场”。土耳其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力图扩大自身在叙利亚特别是北部地区的影响；以色列则不愿看到一个得到土耳其全力支持的叙利亚力量在其北部崛起。
以色列8月18日空袭叙利亚北部阿布祖胡尔基地，就是直接对土耳其方面的军事扩张“踩刹车”，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制衡重心正从伊朗逐步转向土耳其。
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截图
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是土耳其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以色列也越来越将土耳其视为现实的地缘安全挑战。双方对抗已经从外交领域外溢至安全、司法等多个场域。
两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在推动双方对抗。内塔尼亚胡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将对彼此的强硬立场作为争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手段。不过，受多重因素制约，特别是两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双方目前仍未突破最后红线，地区影响力之争仍主要停留在“灰色地带”的博弈。
来源 | 总台环球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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