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偷玉米，妇女主任逮着了！她让我选去派出所还是跟她回家

那年我偷玉米，妇女主任让我选去派出所还是跟她回家

第一章 三个玉米棒子

我永远记得1976年秋天那个傍晚，玉米地里的风带着成熟的甜腥味，吹得宽大的叶片哗哗作响，像是有无数人在暗处拍巴掌。

那年我十九岁，家里已经断粮三天了。

我娘病在炕上，两个弟弟瘦得皮包骨头，眼窝深得能装下一把黄豆。我站在自家院子里，看着挂在屋檐下那串风干的红辣椒，胃里像有一把钝刀子在慢慢地割。

生产队的玉米地就在村东头，一大片，足有上百亩。那些天正是玉米成熟的时节，队里安排了人轮流看守。看玉米的是队里的老光棍刘老蔫，耳朵不太好使，天一擦黑就爱打瞌睡。

我是在第三天傍晚决定去偷的。

那天下午，我娘又开始犯病了，咳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我烧了热水给她喝，她喝了两口就摇头，说嘴里没味。我那两个弟弟蜷在炕角，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说话，只是偶尔舔一下干裂的嘴唇。

我走到院子里，看见院角那几棵洋姜的叶子被虫子咬得全是窟窿。连虫子都在找吃的，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家人饿死。

夕阳西沉，天边的云彩烧得通红。我出了门，沿着一条很少人走的田埂往东走。路边的野草长得很高，草叶子刮在胳膊上，火辣辣地疼。我没有穿鞋，脚踩在土路上，能感觉到白天太阳留下的余温。

到了玉米地边上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一堵墙。我蹲在地边的土坎下，观察了一会儿。没看见刘老蔫的影子，估计是躲在哪个窝棚里打盹去了。

我深吸一口气，弯下腰钻了进去。

玉米地里的光线更暗，只有从叶子缝隙间漏下来的几缕残光。玉米叶子又长又锋利，划在脸上像刀片。我顾不上这些，凭着手感，一根一根地摸过去。那些玉米棒子被叶子裹着，鼓鼓囊囊的，顶端露出焦黄的须子，像小老头胡子。

我掰了三根，不敢多拿。三根够了，我对自己说。我娘吃一根，两个弟弟一人一根，我自己喝点水填肚子。

我把玉米棒子揣进怀里，用衣襟裹紧。它们的形状太明显了，鼓鼓的，像怀揣着三个小娃娃。我弯着腰，沿着来路往回钻。心跳得很快，快得我几乎能听到血液冲击耳膜的声音。每走一步，枯叶就在脚下碎裂，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那声音在寂静的玉米地里显得格外响。

就在我快要钻出地头的时候，身后响起了那个让我魂飞魄散的声音。

“站住。”

那声音不急不缓，像一把生了锈的镰刀，轻轻地搁在我后脖颈上。

我僵在原地，连回头都不敢。怀里的玉米棒子突然变得滚烫，烫得我肋骨生疼。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只剩下一个念头：完了。

脚步声踩着枯叶走过来，嘎吱，嘎吱。一步，两步，三步。然后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不由分说地掀开了我的衣襟。

三个玉米棒子滚落在地，骨碌碌地停在她脚边。

“人赃俱获。”她说，声音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

我转过身，看见她站在玉米地边缘，身后是烧得通红的晚霞。她叫赵桂芳，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三十出头的寡妇。短发齐耳，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腰板挺得比田埂上的白杨树还直。

夕阳从她身后打过来，她的脸陷在阴影里，只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可笑，因为她的嘴角轻微地抽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我的腿一软，差点跪下去。但她伸出一只手，稳稳地扶住了我的胳膊。

“站好了。”她说，声音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严厉，“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偷都偷了，腿软什么？”

我努力把腿站直。她的手上有一层薄薄的茧，粗糙而温热。那温度透过我薄薄的袖子传到胳膊上，让我从魂飞魄散里慢慢缓过来。

“赵主任，我……”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像是很久没喝水的人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别说话。”她打断我，侧过身，望着远处村子里升起的炊烟，“跟我走。”

她弯腰捡起那三个玉米棒子，塞回我怀里。然后转过身，朝村子的方向走去。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还不走？”她头也不回地说。

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跟上去。那三个玉米棒子重新贴在我胸口，我的心跳还是很乱，但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慌了。因为我看见，她走的方向不是大队部，也不是派出所，而是村东头。

那是她家的方向。

第二章 一碗红薯稀饭

赵桂芳家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子挺宽敞，种着两棵枣树。枣子已经半红了，在暮色里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院子一角还搭了个豆角架，绿油油的叶子间垂着长长的豆角。

她把我领进灶房，指了指水缸边的木盆：“把你的赃物放那儿。”

我把玉米棒子放进盆里，低头站着，眼睛只敢盯着自己的脚趾头。脚上那双破胶鞋开了口，大脚趾从洞里钻出来，沾着新鲜的泥土。那泥是玉米地里的，黑色的，带着草屑。

“坐。”她搬了个小板凳，自己在灶台前坐下，开始点火烧水。

我小心翼翼地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灶膛里的火苗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她的侧脸棱角分明，嘴唇微微抿着，看不出喜怒。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射到墙上，那影子随着火苗跳动而晃动，像一个安静的守护者。

“你娘好些了没？”她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头也不抬地问。

我嗓子眼发紧，半天才挤出一个字：“没。”

“光吃玉米糊糊不行，得加点别的东西。”她站起来，走到橱柜前，拿出一个小布包，“这是我家还有的一把黄豆，你拿回去，给你娘磨点豆浆喝。”

我愣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那布包不大，但我知道里面的东西意味着什么。那一年，一把黄豆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家已经半年没闻过豆腥味了。我的弟弟们因为长期缺营养，头发又黄又稀，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而我娘，每天就靠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吊着命。

“看什么看？”她把布包塞到我手里，“我不是可怜你。这是借你的，等秋收分了粮，你借什么还什么。”

我手里捏着那包黄豆，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我低下头，不敢让她看见我的眼睛。因为那里面的东西太狼狈了，一个十九岁的大小伙子，因为一把黄豆就想掉眼泪。

“赵主任，我……”

“别只会说我我我。”她的语气忽然缓下来，带着一丝几乎听不出的笑意，“你一个大男人，得学会说话。你爹当年在村里，可是出了名的好口才。”

我爹。她说到了我爹。

我爹死的那年我十二岁。他原本是公社小学的语文老师，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回了生产队。他会写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半个村子的人都来找他写春联。他还会讲故事，夏夜乘凉的时候，孩子们都围着他转。

可惜他没能多活几年。

“我爹要是还在，我也用不着去偷玉米。”我低声说。

赵桂芳没说话。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溅出几点火星。她端起锅，往锅里舀了几瓢水，然后从一个布袋里抓了一把红薯干，丢进锅里。

“人得往前看。”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你爹不在了，你娘病着，两个弟弟还小。这个家得靠你撑起来。你往后要是也倒了，你两个弟弟怎么办？”

我没有说话。这些道理我都懂，可天大的道理也填不饱肚子。

红薯稀饭煮好了。她盛了一碗给我，然后把那三个玉米棒子煮了两个，捞出来放在灶台上。

“吃吧。”她说，自己端了一碗，坐在门槛上。

我端起碗，闻着那股甜丝丝的热气。红薯稀饭，上头飘着几点油星，是日子稍微宽裕的人家才吃得起的。我们家，连红薯干都见不着了。

我吃得很慢，因为吃得太快会显得没出息。那碗稀饭从喉咙里滑下去，暖烘烘的，像一双手在胃里轻轻地揉着。两个煮玉米放在灶台上，她推过来一个：“把这个也吃了。”

“我吃这个稀饭就够了。”我推辞。

“让你吃你就吃。”她白了我一眼，“瘦得跟个竹竿似的，还不吃。等你哪天饿昏在生产队的地里，我还得找人抬你。”

我于是拿起一个玉米棒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玉米还是嫩玉米，煮得又香又甜，每一粒都饱满多汁。我吃着吃着，眼泪差点掉进碗里。不是难过，是这口吃食太香了，香得让人心酸。

“赵主任，”我放下碗，鼓起勇气说，“今天的事，您准备怎么处理我？”

她看了我一眼，不紧不慢地把碗里的汤喝完，才说：“我不是说了吗？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你自己选的跟我回家。”

“我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她站起身，把碗放进锅里洗着，“你今天偷了队里的东西，这是事实。但你家里的情况，我比谁都清楚。把你送去派出所容易，一个电话的事。可你想过没有，你进了派出所，你娘怎么办？你两个弟弟怎么办？靠你那个远房舅舅来管吗？”

我低着头，说不出话来。我那个远房舅舅，自己家都揭不开锅，哪还有余力管我们。

“所以，”她转过身，用围裙擦着手，“这事我就当没看见。但是，宋远志，你记住，没有下回了。”

我抬头看她。她的表情很平静，说出来的话也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在了我心上。

“我记住了。”我说。

“还有，”她从橱柜里又拿出一个纸包，塞到我手里，“这是几片干姜。你娘咳嗽的时候，切一小片给她含着，能好受些。”

我捏着那包干姜，不知道说什么。这个女人跟我非亲非故，却把家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往外掏。

“赵主任，这些东西，我都会还您的。”我说。

“谁要你还。”她摆摆手，“赶紧回去吧。天都黑了，你娘该惦记了。”

我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又回头。她站在灶台前，正在把剩下的那个生玉米用湿布包起来。灶膛里的火已经快熄了，她整个人半隐在阴影里，只有侧脸的轮廓被最后一缕火光勾出来，像一张旧画上的剪影。

“赵主任，谢谢您。”我郑重地说。

“回去吧。”她没回头，只是朝我扬了扬手。

我抱着那些东西，走进了夜色里。

第三章 村里的日子

到家的时候，娘醒着。她躺在炕上，听见门响，就挣扎着想坐起来。

“远志，你上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她的声音沙哑而疲惫，但里面全是担忧。

“出去转了转。”我走到灶台前，把三个玉米棒子拿出来。娘看见玉米，眼睛猛地睁大了。

“这是哪来的？”

“别人给的。”我说了谎。

娘盯着我看，那目光像是要把我整个人看穿。她没有追问，只是叹了口气，又躺了回去。

“娘对不起你们兄弟。”她的声音很轻，像一片秋叶落在水面上，“人家的娘都给孩子吃饱穿暖，就你娘这个身子骨，拖累了你。”

“娘，您别这么说。”我背对着她，把玉米切成小段放进锅里，“等秋后分了粮，一切都会好的。”

我烧火做饭。干姜我切了一小片，放进了娘的药碗里。我那两个弟弟闻着玉米的香味从里屋跑出来，围在灶台边，眼睛亮晶晶的。他们不知道这几个玉米是怎么来的，也不关心，只知道今天晚上有吃的了。

我给他们一人盛了一碗。大弟弟叫宋远山，十二岁，端着碗就猛往嘴里扒拉。小弟弟叫宋远河，九岁，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嚼上半天，像是舍不得咽下去。

“哥，你不吃吗？”远河抬头问我。

“哥吃过了。”我说。

那天晚上，等他们都睡了，我躺在堂屋的草铺上，睁着眼睛看黑漆漆的房梁。赵桂芳的脸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她的声音，她说的话，她递给我的那把黄豆，那几片干姜，还有她最后那个背影。

我想起我爹。我爹在世的时候，常对我们说，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是活得不亏心。我没做到。我偷了队里的玉米。

可是赵桂芳选择了包庇我。

我知道，如果大队里知道了这件事，她这个妇女主任也脱不了干系。包庇坏分子，那可是不小的罪过。可她好像一点也不怕。

这个赵桂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我特意观察了她。她带着队里的妇女们在地里剥玉米皮，天不亮就去了，到了日头高照的时候，她们那一组已经剥完了一大片。她干活是把好手，动作快而利落，那双手在玉米堆里翻飞，像两只白色的蛾子。

中午歇工的时候，有人喊她：“赵主任，来喝水啊。”她笑着走过去，接过搪瓷缸子喝了两口，又拿毛巾擦了把汗。一群妇女围着她，有说有笑。她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大家都爱听，常常是她说个什么，四周就响起一阵笑声。

我远远地看着，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她在人群里那么自然，那么受人爱戴。而我，这个头天晚上刚刚偷过队里玉米的人，只觉得自己的存在特别扎眼。

“远志，你发什么愣呢？”有人推了我一把。是老刘头，生产队的记工员，五十多岁，一张核桃脸，笑起来全是褶子。

“没，没愣。”我赶紧埋头干活。

“我看你是没吃饱饭吧。”老刘头叹了口气，“你家的口粮，队里研究过几回了。你娘病着，两个弟弟还小，你又是个半大小子，确实紧张。可今年收成也就这样，队里也拿不出更多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玉米秆捆得更紧了些。

“等秋后分了粮，先给你家预支点。”老刘头压低嗓门说，“桂芳找队长说过几次了，为这个事还跟队长拍了桌子。你小子有福气，摊上这么个主任惦记着。”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老刘叔，赵主任……她为什么对我家这么上心？”

老刘头看了我一眼，咂了咂嘴：“这话说的。她是妇女主任，关心群众生活是她的本分。再说，你爹以前帮过她。”

“我爹帮过她？”

“你别看我。”老刘头摆摆手，“具体啥事我也不清楚。你爹那人，帮过的人多了去了，他可能自己都没当回事。行了，干活吧。”

我埋头继续捆玉米秆，心里却翻腾起来。我爹帮过赵桂芳？什么时候的事？我爹去世已经七年了，那时候赵桂芳应该刚嫁过来不久……

这个谜团在我心里搁了很久。直到很多年后，我才从赵桂芳自己嘴里听到了那个故事。那是关于我爹的，关于一碗水，关于一个被婆家赶出来的年轻寡妇，关于人世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善意。

第四章 秋收之后

秋收终于结束了。

生产队打谷场上堆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像一座小山。今年年成不错，分粮的时候，队长破天荒地给每户多分了几斤。我家分到的粮虽然还是紧巴巴的，但至少能撑到冬月底了。

分粮那天，我挑着玉米去赵桂芳家还债。

她正坐在院子里剥玉米。阳光从枣树的枝叶间漏下来，洒了她一身碎金。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秋褂子，头上包着一块方格头巾，袖子挽到肘弯，露出结实的小臂。她剥玉米的动作很熟练，玉米粒哗哗地落进竹匾里，黄澄澄的，像一颗颗小金子。

“赵主任。”我站在院门口。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剥：“进来吧。把门带上。”

我走进去，把担子放在地上。里面装着我从自家分到的粮里挑出来的最好的玉米。那些棒子个大粒满，一个顶一个。

“这是还您的。”我说。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走到担子跟前看了一眼。

“多少？”

“按借的还。”我说，“三个玉米，加上利息，给您挑了二十斤最好的。”

“二十斤？”她眉头一挑，“我要那么多干啥？说好的三个，就是三个。”

她弯腰从担子里挑出三个玉米棒子，拿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指着担子说：“剩下的，挑回去。”

“赵主任，这是我的心意。您帮我那么多……”

“我帮你，是图你这几斤玉米？”她打断我，声音有些严厉了，“宋远志，你给我记住了，人活着，有些东西是不能拿称称的。我今天要是收了你这二十斤，那我跟那些趁人之危的人有什么区别？”

我说不出话来。她的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你家的粮本来就不够吃。”她的声音又缓下来，“多出来的这几斤，拿回去给你弟弟们煮点稠的。你看看你大弟弟，十二岁的人了，瘦得跟八岁似的。”

我把担子重新挑了起来。那二十斤玉米压在肩上，沉甸甸的，但我的心里更沉。这个女人，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明明自己也不宽裕，却总想着别人。

“赵主任，我宋远志以后要是有点出息，一定还您这份情。”我站在门口说。

她笑了。那笑容在枣树的光影里明明灭灭。

“好，我等着。”她说。

我转身走。走了几步，又听见她在后面喊：“宋远志！”

我停下来。

“好好活着。”她说。

我点点头，没回头。脚下的土路又干又硬，天很高很蓝，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我挑着那二十斤玉米，一步一步往家走。心里又酸又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整夜整夜地刮，把窗户纸吹得哗啦啦响。我娘的老毛病越来越严重，整宿整宿地咳嗽，有时候能咳出血来。我急得没法子，跑到大队卫生室去拿药，药费先赊着，等分了钱再还。

赵桂芳知道了这事，专门来家里看过我娘。她带来了一包红糖和一斤挂面，还帮着我把我家的窗户重新糊了一层厚厚的麻纸。

“这冬天难熬，得把屋子弄得暖和点。”她一边糊窗户一边说，“你娘的病，不能老拖着。等开春了，送她去县医院看看。”

“看病的钱……”

“队里能帮着解决一部分。”她头也不抬地说，“实在不行，我帮你想办法。”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熟练地刷浆糊、贴麻纸。她的手冻得通红，指节粗大而粗糙。那双手，曾经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递给我一把黄豆，如今又在为我家的窗户挡风。

“赵主任，您为什么对我家这么好？”我终于问出了那个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

她的手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你爹以前帮过我。”她轻声说。

“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最后一张麻纸贴好，转过身来看着我。屋里光线暗，她的眼睛很亮，像两口深井。

“我十八岁嫁到你们村。”她慢慢地说，“婆家姓张，男人是个病秧子。过了门我才知道，他得的是痨病，成天咳嗽，什么都干不了。我当时年轻，心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伺候他几年也就好了。可他还是没撑过三年。”

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讲一个不相干的故事。

“他死后，婆家人说我克夫，把我赶了出来。我娘家不在这里，是隔壁公社的。我爹娘死得早，哥哥嫂子不待见我。我走投无路，在村口的井台边哭。那天，是你爹路过，看我一个人在那儿哭，就问我怎么了。我跟他说了。他二话没说，去跟大队说了情，让我留在队里干活，自己养活自己。”

我静静地听着。

“后来我知道，你爹为了我的事，跟大队的几个干部争得面红耳赤。他说，这个女人刚死了男人，又被婆家赶出来，咱们大队要是也把她往外推，就是把她往死路上逼。你爹那个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认起真来，谁都拦不住。”

她说完，低下头，把地上的浆糊碗收起来。

“你爹是我的恩人。”她说，“我那时候就想，等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可惜后来我当上妇女主任没两年，他就……”

她没说完，摆了摆手，像要赶走什么令人难过的思绪。

“所以，远志，”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你现在明白了吧。我不是可怜你。我是在还债。还你爹的债。”

我站在那里，喉咙发紧。我想起我爹，那个清瘦的、喜欢在黄昏时坐在院子里看书的人。他总是那么温和，对谁都有耐心。他帮了那么多人，自己却走得那么早。

“我爹要是在天有灵，知道您这么照顾我们家，他也会高兴的。”我说。

赵桂芳笑了一下，那笑容像冬天的阳光，薄薄的，却暖透人心。

“行了，别酸了。”她背起自己的工具，“我得走了。你好好照顾你娘，缺什么跟我说。”

我送她到门口。西北风正刮得紧，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漫天飞舞。她裹紧了头巾，走进了风里。那背影又瘦又直，像一株在风中挺立的白杨。

第五章 风雪修水库

1976年的冬天还没过完，公社就下了通知，要修水库。地点在离我们村二十多里地的马家坪，全公社的男劳力都要去。

工分记得高，还管饭。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对我更是。我在家吃闲饭，挣不了几个工分。去水库工地，至少能让我弟弟们多吃一口。

我报了名。走的那天，天上开始飘雪粒子，细碎的，打在脸上生疼。我背着铺盖卷往村口走，远远看见赵桂芳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手里挎着个篮子，穿得单薄，头上只裹着一条旧头巾。

“赵主任。”

“拿着。”她把篮子递给我。篮子里是十几个煮鸡蛋，还有一双崭新的棉鞋。那鞋底子纳得厚厚的，针脚密实，一看就是费了不少工。

“这鞋是我抽空做的。”她说，“水库工地上冷，你那双破胶鞋不顶事。鸡蛋带着，路上吃，到了工地上别舍不得，身体要紧。”

我抱着篮子，雪粒子落在她的头发上，很快化了，又落上。她的鼻尖冻得发红，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散开。

“赵主任，这……太贵重了。”我说。那双棉鞋，少说也值好几块钱。在那个时候，一双新棉鞋，是过年都未必舍得买的。

“少废话。”她把篮子塞到我怀里，眼睛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去了别逞能。实在干不动了就回来。水库年年修，不差你一个。”

我点了点头，把那篮子抱紧了些。雪越下越大了，她的身影在雪幕里渐渐模糊。我转过身，跟着大队的人往公社的方向走。走了很远，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那棵老槐树下站着，已经小成了一个蓝点。

水库工地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几百号人住在临时搭的工棚里，棚顶是油毡，四面用苇席围着，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冷得人缩成一团。地上铺着干草，人就睡在上面，半夜经常被冻醒。

活是重活。挑土、抬石、打夯。天不亮就要起来，吃了早饭就上工，一直干到天黑得看不见才收工。中午就蹲在工地上吃，饭菜管饱，但几乎全是粗粮。窝头管够，白菜汤里飘着几片肥肉，那就是好东西了。

我第一天就上了工地，负责挑土。两筐土，扁担压在肩膀上，生疼。我没挑过这么重的东西，走得歪歪斜斜。旁边有人笑话我：“就这身板还来修水库，别半道趴下了。”

我不吭声，咬着牙走。到了第三天，肩膀磨破了，血渗透了衣服，跟扁担粘在一起。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工棚后面，用凉水清理伤口。伤口见了水，疼得我倒抽凉气。

脚上的冻疮又犯了。脚后跟裂开一道道口子，结痂了又裂开，裂开了又结痂。我穿上赵桂芳给的那双棉鞋，鞋底很软，踩在冻土上不硌脚。每天晚上，我把鞋脱下来，放进被窝里焐着。那点小小的温暖，能让我睡个好觉。

工地上的日子单调而漫长。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挑土、倒土、回来再挑。我的肩膀渐渐不疼了，手上的血泡变成了厚厚的茧子。我学会了怎么使巧劲，挑得比别人不少，步子也比别人稳当。

到了晚上，工棚里的人打牌、聊天、早早睡觉。我拿出从家里带来的旧书，就着煤油灯看。那灯油的味道刺鼻，烟也大，看一会儿眼睛就发酸。可我不舍得放下。

周技术员就是在那个时候注意到我的。

他叫周文斌，上海知青，三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他是工地上负责技术的，管测量、放线、算土方。有天晚上他来工棚检查，看见我趴在铺上就着油灯看书，就停了下来。

“你看什么呢？”他问。

我把书递给他。那是我爹留下的一本旧书，讲的是古代水利故事，好些字我已经不认得了。

他翻了翻，眼睛亮了一下：“有意思。你认识多少字？”

“大部分能认，有些不会。”

“读过书？”

“我爹以前是小学老师，教我认过字。”

他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明天收工后你来找我。我那儿有本《水利工程基础》，比你这个实用。”

第二天收工后，我去了他的帐篷。他果然从箱子里翻出一本厚厚的书，封面上写着“水利工程基础”几个字，纸张有些发黄了。

“你先拿着看，不懂的来问我。”他说，“我看你勤快，脑子也不笨。这工地上几百号人，愿意读书的不多。你是个例外。”

我接过那本书，翻了两页，虽然有些地方看不懂，但心里已经激动起来。那不是一本消遣的书，那是学问。我爹说过，人只有读了书，才能看得远。

从那以后，我白天上工，晚上看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问周文斌。他很有耐心，从最基础的概念讲起，什么高程、坡比、土方量，不厌其烦。有时候讲得兴起，会在地上用树枝画图。

“小宋，你是块料子。”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干活肯卖力，读书肯用心。这水库修完了，我要去县里学习，到时候推荐你去培训班。”

我听了，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咚咚乱跳。

那天晚上，我躺在工棚里，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却一点都不觉得冷。我想起赵桂芳说的话：“好好活着。”我想起我娘在病床上看着我的眼神。我想起两个弟弟狼吞虎咽的样子。

我得活着，好好地活着。不但要活着，还要活出个样子来。

第六章 春节

水库工地上的人是在腊月二十八那天放假的。三天假，正月初二就要回来接着干。

我领了工分折成的钱，数了数，除了交队里的，自己还能剩几块。我揣着钱，先去公社的供销社买了二斤猪肉，半斤水果糖，又给我娘抓了几副药。剩下的钱，我塞进了鞋垫底下，一分都不敢乱花。

回家的路很远，二十多里地，我走了将近四个小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村里静悄悄的，偶尔有狗吠。远远看见自家窗户透出一点昏黄的光，我心里一热，加紧走了几步。

推开门，一股冷风灌进去。我娘躺在炕上，听见门响，剧烈地咳嗽起来。两个弟弟从里屋跑出来，看见是我，都愣住了。然后远河扑上来抱住我的腰：“哥，你回来了！”

远山站在旁边，眼睛红红的。他长高了一些，但还是瘦得厉害。

“走，做饭。”我拍拍他们的脑袋，从包里拿出那二斤猪肉。两个弟弟的眼睛在昏暗中亮得像星星。他们有多久没见过肉了，我是知道的。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吃了一顿有肉的饭。我娘吃得很少，大部分都夹给了两个弟弟。她的病更重了，说话都费劲，但她脸上一直带着笑。

“远志，你好像又长高了。”她说。

“在工地上吃的多。”我说。

“那工地上累不累？”她看着我。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我家的情况，她比谁都清楚。我去水库，是为了能多挣点。

“不累。”我笑着说，“工地上有的是力气活，我又不是吃闲饭的。”

我娘没说话，只是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她的手掌干枯而冰凉，像冬天的树皮。可她拍我的那两下，却比火炉还暖。

两个弟弟吃过饭就睡了。我坐在炕边，陪着我娘说话。她断断续续地问起工地上的事，问吃什么、住什么地方、跟谁一个工棚。我一一回答，尽量挑好的说。

“娘，”我说，“工地上有个技术员，教我看书。他说等水库修完了，推荐我去县里学习。”

我娘听了，好半天没说话。然后她慢慢伸出手，摸索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是一块五角星形状的旧怀表。那是我爹留下的，表链已经断了，表壳上满是划痕。

“你爹生前总说，”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他这辈子的遗憾，就是没能把你拉扯大。他就希望你多读书，长出息。现在你在工地上还能看书，你爹在天有灵，不知得多高兴。”

我接过那块表，攥在手里。那表已经不走字了，可那金属壳上，还残留着我爹的体温。

腊月二十九，我去了赵桂芳家。

还没到村东头，远远就闻见一股枣香。她家的院门虚掩着，我站在门口，看见她正坐在院子里给队里的一些妇女开会。隔着半掩的门，我听见她的声音：

“今年冬天队里的副业搞得好，妇女们纳的鞋底、织的草席都卖出去了。过完年，大家可以领到现钱。来年咱们再多种点棉花，搞点养殖……”

她的声音清亮而坚定，像冬天的泉水。围坐的妇女们频频点头，有一个还站起来问了句什么，她笑着解答。

我没有进去打扰，把带来的东西挂在门把手上就走了。那是一包水果糖和半斤猪肉。我知道她会嫌多，但我还是想给。不为什么，就为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分。

没走几步，身后的门开了。

“宋远志。”

我站住。月亮很亮，把雪地照得一片银白。今天的雪已经停了，但地上的积雪没化，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她站在门口，披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散下来，比白天看起来柔和了很多。

“进来坐坐。”她说。

我犹豫了一下，跟着她进了院子。她看见门把手上的东西，愣了一下，然后把它们拿下来，放进灶房里，没说什么。

她屋里生着火炉，炉子烧得很旺，坐在旁边暖和极了。她给我倒了一碗热水，热气扑在我脸上，像是久违的春天。

“瘦了。”她打量我一眼，“也黑了。”

“工地上都这样。”我捧着碗，低着头。那碗里飘着一片干枣，甜丝丝的。

“听说你在工地上学东西？”她问。

“你怎么知道？”

她笑了一下：“大队的人从工地上回来，说你天天晚上看书，说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也笑了，笑得有点苦涩。

“远志，”她突然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你觉得天鹅肉是什么？”

我抬起头，看见她正看着我，眼睛里有火光，也有别的什么。那眼神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我……”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来。

她叹了口气，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我。火炉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修长而落寞。

“你才十九，来日方长。这村子里装不下你。好好学，能走多远走多远。”她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看着她单薄的背影，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心里涌上来，热热的，酸酸的。我想说我不走，我想说我要留下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有什么资格说留下来？

“赵主任，”我站起来，“我该回去了。我娘还在家等着。”

“等一下。”她叫住我，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双毛线手套，蓝色的，针脚细密。

“这个你拿着。”她递给我，“工地上手冻得慌。戴上这个，干活的时候能好点。”

我接过手套。那手套厚实而柔软，是手工织的。我仿佛能看见她在灯下一针一针织着的样子。

“赵主任，谢谢。”

“别老是谢。”她摆了摆手，“我听着都累。回去吧，好好陪你娘过年。”

我点点头。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火炉旁，火光把她的脸映得红红的。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像冬天的炉火，暖透了整间屋子。

那天夜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口袋里揣着那双蓝手套。月亮很圆很亮，照得雪地像铺了一层银子。我把手套拿出来，套在手上试了试。大小刚刚好，就像量着我的手织的。

我攥紧了拳头，心里暗暗发誓：赵桂芳，你等着。我宋远志，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给你看。

第七章 我娘走了

正月初二，我回了水库工地。

日子跟之前一样，天不亮上工，天黑了收工。我的肩膀已经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扁担压上去也没有那么疼了。挑土的筐子在我肩上晃晃悠悠，走起路来比之前稳当多了。

周文斌开始教我一些测量知识。他给我一个旧罗盘和一把卷尺，让我跟着他学放线。他教我认识图纸，教我算标高、算坡度。那些数字和线条在我脑子里慢慢清晰起来，像原本模糊的世界忽然对上了焦。

“你进步很快。”周文斌说，“很多人一辈子都弄不明白的东西，你几天就通了。你爹给你打的基础好。”

我听了很高兴，但没敢表现得太明显。我只是把罗盘擦了又擦，像擦着什么宝贝。

三月间，水库的大坝已经初见雏形。工地上插着红旗，广播里放着革命歌曲，人们的干劲很足。天气转暖了，河边的柳树开始抽芽，风也不再那么刺骨。

我正觉得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村里捎来了信。

信是生产队会计写的，说是我娘的病突然重了，让我赶紧回去一趟。我拿着那张纸，反复看了好几遍，手有些发抖。我找到周文斌，请了假，连铺盖都没收，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二十多里地，我走了三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没事的，上次回去也是病重，后来不也挺过来了吗？可越走，心里越慌，像有一根弦被越拧越紧。

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三月的夜风还带着寒意，吹得路边的老树嘎吱嘎吱响。我推开家门，闻到了一股熟悉的药味。

我娘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两个弟弟趴在床边睡着了，远河手里还攥着半个窝头。

“娘。”我跪在床前，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干枯得几乎只剩皮包骨，轻飘飘地搁在我手心里。

她睁开眼睛，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远志回来了……”

“回来了。”我哽咽着说。

她努力挤出一个笑容：“长结实了。好，好。”

那天夜里，我一直守在她身边。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说话。说我爹死得早，说她对不起我们兄弟三个，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

“你心高，像你爹。”她咳嗽着说，“别让娘拖累了你。”

“娘，你说啥呢。”我攥紧她的手，眼泪掉下来。我从来没有觉得她是拖累。她是我娘，只要她在，这个家就在。

“远志，”她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你将来要是有出息了，别忘了你两个弟弟。还有……赵主任。她是个好人，对咱家有恩。你要记着。”

“我记得，娘，我都记得。”

天快亮的时候，门被轻轻推开了。赵桂芳端着一碗药走进来。看见我，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你回来了。”她轻声说，眼圈有明显的青黑，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这药是我去公社卫生院抓的，趁热给你娘喝了。”

我起身接过药碗，手指碰到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像冬天的井水。

“这几天都是赵主任在照顾你娘。”远河揉着眼睛说，“她天天来，帮着做饭、熬药、还去队里给我们借粮。”

我低下头，喉咙发紧。那碗药端在手里，有千斤重。我娘已经很难自己吞咽了，我用小勺一点一点地喂她。她喝着，眉头紧锁，但一声都没吭。

我娘到底没能撑过那个春天。

她走的那天是三月十七，天上下着小雨。我娘走的时候很安详，眼睛轻轻闭着，像是睡着了。我跪在床前，双手还攥着她渐渐变凉的手。

赵桂芳帮着张罗后事，跑前跑后，比谁都上心。她去找队长批了棺材，去公社领了补助，还从自家拿来了一床新棉被。按照老规矩，亡人入殓要穿新衣裳。我娘的衣裳都不像样了，赵桂芳就拿来自己的一件新褂子，那件红格子的，她一直舍不得穿的。

“给你娘换上。”她把衣裳递给我，“她一辈子不容易，走的时候得穿得齐整些。”

我抱着那件红格子上衣，眼泪止不住地流。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出殡那天，雨停了，天上露出一道淡淡的彩虹。送葬的人不多，都是亲戚和走得近的邻居。赵桂芳走在人群里，穿着那件旧蓝布褂子，头上别着一朵白纸花。她一路把纸钱撒得匀匀的，嘴里念着什么，像是给我娘引路。

等一切结束，已经是黄昏。我坐在院子里，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心里像被挖走了一大块。

赵桂芳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雨后的空气里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天边的彩虹已经很淡了，像一道即将消失的微笑。

“哭吧。”她说，“哭出来好受些。”

我没哭。我爹死的时候，我把眼泪流干了。我娘死的时候，我只觉得心里空，空得能听见风灌进去的声音。

“远志，”她轻声说，“你还有两个弟弟。”

我点点头。

“你还有……”

她没说完，停住了。

我转过头看她。她望着远处的彩虹，侧脸在暮色中像一幅安静的画。

“你还有你自己。”她最后说。

风轻轻地吹过来，带着雨后泥土的芬芳。那两棵枣树已经开出了细小的黄花，在暮色里像撒了一树的碎金。我看着她，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鬓角也藏着几丝白发。可她的坐姿依然笔直，像一株从不屈服的白杨。

“桂芳姐，”我第一次这么叫她，“我明天就走。回工地上去。”

她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恍惚，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去吧。”她说，“你娘不在了，这个村里就没有什么值得你回头的人了。”

我想说“有”。可话到嘴边，变成了沉默。

她站起身来，拍了拍衣角，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她停下来，没有回头。

“远志，你要是不嫌弃，以后就把我当你姐吧。这层关系，说出去也好听些。”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

“好。”我说。

第八章 培训班里的时光

1977年夏天，水库修完了。

大坝合龙那天，工地上放起了鞭炮。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周文斌站在坝顶上，指挥着最后一段填筑。我站在他旁边，帮他记录数据。看着那最后一方土被碾压机压平，我的心跳得厉害。就这么修完了？那条曾经湍急的河水，被拦腰截住了。

“小宋，”周文斌摘下眼镜，擦了擦汗，“明天你去县里报到。水利培训班，我给你报了名，通知已经下来了。”

我愣住了。

“你愣什么？”他笑了，“我说过你行。这一年来你学的，不比那些技术员差。去培训班好好学，我帮你写了推荐信。”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站在那里，咧着嘴傻笑。那笑容肯定很蠢。

县里的水利培训班设在城关的一个大院里。院子里有几排平房，一个大教室。我搬进集体宿舍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五六个人，大多是各地抽上来的知青。他们穿着干净的衣裳，说话带着城里口音，一个个都挺精神。

我站在门口，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有些局促。有个瘦高个走过来，上下打量我一眼：“你也是来培训的？”

我点头。

“我叫李学军，临河的。”他伸出手。

“宋远志。”我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干净而有力。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培训班的课程很紧，数学、物理、制图、测量，还有政治课。我底子差，学起来吃力。别的学员以前多多少少都学过一些，只有我，连初中数学都没系统地学完。

于是我就拼命。每天早上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背公式，晚上别人睡了，我还在教室里做题。熄灯以后，我就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手电筒亮了一夜。

我的同桌叫王建军，是县城的，爱说话，人也热心。他看我基础差，就把自己以前的课本借给我看，还经常在课间给我讲题。

“宋远志，你这家伙是不是疯了？”有一天他看着我通红的眼睛说，“再这么学下去，人该垮了。”

“我没事。”我摇头，“以前没机会学，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不能浪费。”

他叹了口气，没再劝。

第一个月的测验成绩出来，我是倒数第四。这个成绩在班里不算好，但我已经知道自己哪里不行了。几何和制图是我的弱项，尤其是制图，那些线条和比例尺总是画不准。

我去找老师请教。老师姓林，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他看了我的图，叹了口气：“你这个线条比例不对，需要多练习。这样吧，你每天晚上来找我，我单独辅导你一个小时。”

我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林老师没有收我一分钱，每天晚上在办公室里教我从最基本的线条画起。他画画的样子很认真，花白的眉毛下一双眼睛专注地眯着，像是在完成一件艺术品。

“小宋啊，”有一天他放下笔，看着我说，“你比谁都努力。这是好事。但你要记住，学习不光是为了考试，更是为了将来有用。你将来是要修水库、治水患的人。你手上画出来的每一条线，都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所以，不能马虎。”

我把他的话记在了本子上，也记在了心里。

培训班每个月有二十块钱的生活补助，还发衣裳。我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都存了下来。一部分寄给舅舅家养弟弟，一部分给自己买书。我没再穿过带补丁的衣裳，但我还是把赵桂芳给的那双蓝手套留在枕头底下。天不冷，可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摸一摸。那手套的纹路，像某种神秘的符号，给了我在那些艰难日子里最温暖的慰藉。

1977年的冬天，我收到了赵桂芳的信。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给我写信。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字迹工整娟秀，像她这个人一样。

“来信收到。知道你学习有进步，心里高兴。你两个弟弟在舅舅家都好，我托人去看过。你在外要注意身体，别太用功，该休息就休息。村里的事不用操心。保重。”

落款是：赵桂芳。

我翻来覆去地看这封信，直到纸张起了毛边。那信纸上有一股淡淡的干枣味，也许是她的枕头边上放着枣子，也许只是我的幻觉。

我给她的回信也写得很短。我说我在培训班学得很好，成绩在往上走。我说我弟弟们拜托她照看了。我说，桂芳姐，你也要保重。

那封信寄出去以后，我天天盼着回信。可等了一个多月，什么也没等到。

直到有一天，王建军从外面回来，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一个包裹：“有人给你捎来的。说是你家里来人送的。”

包裹不大，用旧报纸包着。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双新做的鞋垫，还有一包炒熟的花生。

没有信。只有东西。

我把那两双鞋垫抽出来比了比。大小正好，是照着我的脚做的。那花生也是我爱吃的那种，外壳炒得焦黄，剥开了，里面的仁又脆又香。

我捧着那些东西，在宿舍的窗前站了很久。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雪了。远处的山脊像一条灰色的脊梁，静静地伏在大地上。

我想着那个在枣树下剥玉米的女人，想着她在灯下做鞋垫的样子，想着她把这些东西交给某人时，也许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

但她什么都记得。

第九章 正式上班

1978年春天，培训班结业了。

我用功了那么长时间，终于在结业考试中考了第三名。成绩出来那天，林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你没给你爹丢脸。”

我拿着结业证书，站在教室门口，看着校园里盛开的迎春花，心里澎湃得像涨潮的河水。

分配的指标下来了。我和另外两名学员一起被分到县水利局设计室。那是正式的编制，吃商品粮，一个月三十八块钱工资。

我拿着分配通知书，回了趟村。

正是春耕时节，田地里到处都是劳作的人。我穿着县里发的蓝色制服，走在田埂上。那制服笔挺，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路过的村民都朝我看。

“远志，你这是当干部了？”有人喊。

我笑着点头，目光在人群里搜寻。找了一圈，没有看见赵桂芳。

我去了她家。院门虚掩着，推开来，看见她正坐在枣树下簸豆子。枣树已经发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动，像无数只绿色的小手在招手。

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簸箕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筛着，像早就料到我会来。

“回来了。”她说。

我把结业证书和分配通知放在她面前的小桌上。她放下簸箕，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下。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我看见她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摩挲着，像是在确认那上面的字是真的。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

“桂芳姐，我正式上班了。”我说，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发抖，“在县水利局设计室。一个月三十八块钱。”

“好。”她还是一个字。

“我想……我想请你吃顿饭。”我鼓起勇气说，“就咱俩。去公社的食堂，或者县里的饭店。”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目光复杂得让我心悸。有一瞬间，我看见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像是火花，又像是泪光。但只是那么一瞬，然后她就移开了视线。

“远志，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我说。其实我还没满二十一，但虚岁已经算二十一了。

“你知道我多大了吗？”

我摇头。我一直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只知道她比我大不少。

“我三十四了。”她说，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比你大十三岁。”

我怔住了。三十四。我一直以为她也就三十出头，没想到她真的比我大了这么多。但也就是一刹那的怔忪，然后我就说：“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在乎。”她低下头，继续簸豆子，“你刚有了工作，正应该找个年纪相当的姑娘，好好过日子。我……是个寡妇，名声也不好听。”

“什么名声？”我有些急了，“你在我心里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那些嚼舌根的人，让他们说去。”

“别说了。”她打断我，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你今天能回来看我，我心里高兴。这就够了。你好好上班，好好做人。别想着那些有的没的。”

我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枣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像是在嘲笑我的笨拙。我看着她低垂的眉眼，看着她固执地不肯抬头看我，心里像被人揉了一把。

“桂芳姐，”我低声说，“我不会放弃的。”

她没有说话。只是手里的簸箕开始抖。那些豆子被筛得沙沙响，像是在替她说些什么。

我在村里待了两天。处理了一些家事，去舅舅家看了两个弟弟。他们也长高了，远山已经快赶上我高了。他们看见我都很高兴，围着我问这问那。我给了他们一些钱，又嘱托舅舅多费心。

临走前一晚，我又去了赵桂芳家。

她给我做了顿晚饭，做了玉米饼子。那饼子烙得金黄，咬一口，满嘴都是玉米的香气。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吃得她直笑。

“你这是要把我家吃空。”她笑着说。

“你做的饼子好吃。”我说。

“跟我学学，以后自己烙。”

“我想吃现成的。”我话里有话。

她装作没听懂，起身去收碗。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她送我到了院门口。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照亮了她家的小院。枣树的新芽在月光下闪着银色的光。

“桂芳姐，我明天就回县城了。”我说。

“去吧。”她说。

“我很快就回来。”

她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随你。”她说。然后转身进了院子，轻轻带上了门。

我在那扇门外站了很久。月光很好，把门板上的木纹照得清清楚楚。我把手贴上去，那木头冰凉，但似乎在渐渐变暖。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村子。走出很远，回头看了一眼。那两棵枣树在晨光中高过了院墙，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招手。

第十章 我每月都回来

从1978年春天开始，我每个月都回村。

来回一趟将近八十里路，我骑着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在砂石路上颠簸。那车是单位里一个老同事退役下来的，我花了十五块钱买了过来，自己换了链条和车胎。

每个月，不管多忙，不管刮风下雨，我都要回去。有时回去待一天，有时只能待半天。她在家，我就在她家坐坐，帮她干点活。她下地，我就跟着下地。她开会，我就在院外等着。

起初她总是赶我走，说这样来回跑不划算，说我在县城应该好好工作，别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我不听。她赶也没用。后来她就不赶了，只是每次我回去，她都会做点好吃的，像是专门等我。

那时候，村里的人已经开始议论了。

“宋远志怎么老往赵桂芳家跑？” “听说他每个月都回来。” “这两人是不是……” 话越传越难听。有人甚至当着我的面说：“远志，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跟她……她比你大那么多，还是个寡妇。”

我没理那些人。可桂芳都听见了。

有一天我回去，她把我堵在门口，不让我进门。她的脸色很难看，眼睛里有血丝，像是哭过。

“宋远志，你以后别来了。”她硬邦邦地说。

“为什么？”

“为什么？”她冷笑了一声，“你还问我为什么？你没听见村里那些人说什么吗？你不要脸，我还要活人呢！”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脸。她的嘴紧紧抿着，下巴绷着，像是承受着什么巨大的压力。可她眼睛深处，分明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

“桂芳，你听我说。”

“说什么？”她打断我，“你一个大小伙子，刚参加工作，有的是好姑娘等着你。你何苦缠着我不放？我知道你感激我，但那不是……”

“我就是喜欢你。”我打断她。这话我憋了很久，今天终于说出来了。

她愣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赵桂芳，我宋远志就是喜欢你。”我上前一步，看着她的眼睛，“从十九岁那年你抓住我偷玉米那天开始，我心里就有你了。这些年，我拼命学习、拼命工作，就是想着有一天能配得上你。现在我有正式工作了，能养活你了。你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机会？”

她的嘴唇抖了抖，别过脸去：“我比你大十三岁……”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别人在乎！你单位的人会怎么看你？你的领导会怎么看你？你才刚参加工作，背着这样的名声，你想毁了自己吗？”

“我不怕。”

“你不怕，我怕。”她的声音忽然低下来，带着哭腔，“远志，我这辈子已经够苦了。我好不容易把你盼出来了，不能因为我……”

她没说完，泪就掉下来了。

我伸出手，想给她擦眼泪。她躲了一下，没躲开。我的手指擦过她的脸颊，那泪水滚烫，烫得我指尖发麻。

“桂芳，你听我说。”我放轻了声音，“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了很久。我要娶你。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工作怎么样，我也不在乎。没了工作，我还能种地。可没了你，我什么都没有。”

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那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可在我眼里，她比任何人都好看。那眼角的纹路，鬓角的白发，都是岁月的勋章。

“你……”她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嫁给我吧，桂芳。”我说，“我不是最好的，但我会对你好的。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让你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她哭了很久，肩膀一耸一耸的。我伸出手去，把她拉进怀里。她的身子又瘦又小，靠在我胸口，轻得像一片秋天的落叶。

那晚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风里有枣花的香气，清清甜甜的，像无数看不见的花瓣在空气里游动。她终于在我怀里安静下来，轻声说了句：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倔呢？”

“不倔的话，十九岁那年就饿死了。”我说。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眼泪还挂在睫毛上。那笑容像春天的第一朵杏花，美得让人心疼。

第十一章 结婚

我们的婚礼是1978年的农历十月。

没有彩礼，没有酒席，没有吹吹打打。我请了几个走得近的同事，她叫了几个要好的姐妹，在家里摆了两桌。菜是她自己做的，有红烧肉、炖鸡、炒鸡蛋、醋溜白菜，还有一大锅玉米排骨汤。

她穿着那件红格子上衣，就是她曾经想给我娘穿的那件。她后来把它要了回来，重新洗干净，做了新娘子衣裳。头发用一根红头绳扎起来，脸上没有擦粉，只是嘴唇上点了一点红。那红色淡淡的，像是冬天里的一枝野梅。

我穿了新做的中山装，那是我用第一笔工资买的。深蓝色，四个口袋，穿在身上板板正正的。

没有司仪，也没有证婚人。我们就那么在亲朋好友面前站在一起。队长来了，老刘头来了，我舅舅也带着两个弟弟来了。林老师专程从县城赶来，还送了一对红枕头。

“小宋，你是个好孩子。”林老师握着我的手说，“赵主任我也打听了，是个好人。你们在一起，我很放心。”

老刘头多喝了两杯，红着脸说：“远志啊，你这小子，有福气！桂芳是我们队上的女强人，你娶了她，这辈子就等着享福吧！”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桂芳站在我旁边，低着头，脸红红的。我偷偷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暖，手心有微微的汗意。

酒过三巡，有人起哄让我说说恋爱经过。我站起来，环顾四周，看见桂芳正紧张地看着我。

“要说起来，”我清了清嗓子，“得从1976年的一个玉米地说起。”

桂芳伸手拉了拉我的衣角。我笑着低头看她：“没事，我可以说吗？”

她犹豫了一下，轻轻点头。

“那年我家里断粮了。我去生产队的玉米地里偷玉米。结果，被当时的赵主任给抓住了。”我停顿了一下，看着满屋子惊讶的面孔，“赵主任没有送我去派出所。她把我领回家，给我吃了一碗红薯稀饭，还给了我一把黄豆。”

屋子里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和桂芳身上。

“从那天起，我就记住了这个女人。”我转过头，看着她，“我宋远志，能有今天，全靠她。”

桂芳的眼睛红了，但她强忍着没有掉泪。她的手攥紧了我的手，指节发白。

“所以，今天我能娶到她，是我宋远志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我端起酒杯，“这杯酒，敬我的新娘子。”

我把酒一口干了。那酒是村里自酿的高粱酒，烈，烧喉咙，但入到肚子里暖烘烘的。

那天晚上，客人都散了。我们的新房里点着两根红蜡烛。桂芳坐在炕边，红光映在她脸上，像一朵盛开的石榴花。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往旁边躲了躲，我不让她躲，伸过手去揽住她的腰。

“桂芳。”

“嗯。”

“我们结婚了。”

“嗯。”她点点头，声音小得像蚊子。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媳妇了。”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像两颗被星星点亮的葡萄：“我是不是在做梦？”

“不是。”我说，在她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

她的脸更红了，连耳朵根都红了。我忍不住笑起来。这个在外面风风火火、说一不二的妇女主任，此刻却害羞得像个小姑娘。

“别笑。”她打我一下。

“不笑了。”我正经起来，握着她手说，“桂芳，我以后会好好待你。咱们把两个弟弟也接过来。一家四口，好好过日子。”

“好。”她点头，眼眶又湿了。

我吹灭了蜡烛。黑暗里，她的呼吸很轻，像秋天的风拂过玉米地。

第十二章 新家

我们在县城安了家。

房子是单位给的一间平房，不大，也就二十来平方米。但桂芳很知足。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糊了新纸，窗户上挂了她自己缝的碎花窗帘。靠墙摆了一张双人床，床头并排放着两个枕头。那对红枕头就是林老师送的，上面绣着鸳鸯戏水。

靠窗的位置放了一张小桌，是我从单位借来的旧办公桌，既当饭桌也当书桌。她把我那些书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用一块蓝布盖着，怕落灰。

“等以后咱们有了大房子，给你弄个书房。”她说。

“先这么着挺好。”我笑，“有你在，住哪儿都好。”

1979年春天，我们把两个弟弟从舅舅家接了过来。远山已经十三岁了，该上初中。远河十岁，上小学。桂芳跑了好几趟，找了学校和居委会，把两个孩子的转学手续办了。

“这俩孩子营养跟不上，”桂芳看着两个瘦小的弟弟说，“得让他们吃好点。远山正在长身体，不能马虎。”

她每天变着法儿地做饭。我工资三十八块，加上她的补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她精打细算，顿顿都能让三兄弟吃饱。偶尔有结余，她就买半斤五花肉，切成薄片炒菜，香得满屋都是。

远山和远河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嫂子。他们叫她“桂芳嫂子”，叫得亲热。桂芳对他们也好，自己舍不得穿新衣裳，却给两个弟弟一人做了一套新棉衣。

“嫂子，你对我比亲姐姐还亲。”远河有一天说。

“你哥就你们这两个亲人了。对你们好，就是对你哥好。”桂芳笑着说。

我在水利局的工作渐渐上了轨道。刚去的时候就是个普通技术员，画图、跑现场。我不怕苦，什么活都干。县里那年搞农田水利建设，我跟着队里下到各个公社去勘测、设计，在乡下一跑就是一两个月。

桂芳从不抱怨。我每次出差回来，她总在门口等着。不管多晚，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就拉开门。

“又瘦了。”她每次都这么说，然后转身去热饭。

有时候我晚上画图，她就坐在旁边做针线。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把她的影子映在墙上，像一尊安静的塑像。我抬头看她一眼，她就对我笑笑，继续飞针走线。

“你别老熬夜。”她说。

“这个图明天要用。”

“那我陪你。”

我们就这样，在无数个安静的夜晚里，各自忙着手上的活，偶尔说两句话，更多时候只是沉默相对。但那沉默很舒服，像一条温热的棉被，把人包裹得踏踏实实的。

1979年冬天，桂芳告诉我，她有了。

我那时刚从工地上回来，满身泥水。听见她的话，先是一愣，然后扔下手里的包，一把抱住她转了好几个圈。

“你慢点！肚子里的孩子！”她笑着打我。

“桂芳，我当爹了！”我大声喊着，声音把院子里的鸡都惊得飞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把耳朵贴在她的肚子上。什么也听不到，但我能感觉到那里面的小生命在呼吸。

“你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她问我。

“都行。”我说，“女孩像你，男孩也像你。”

“像你才好。”她说，“你脑瓜子灵。”

“我脑子再灵，也是你教出来的。”我抬头看她。

她笑了笑，伸手揉我的头发。那手很软，很暖。

1980年秋天，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她生的那天，我在单位上班。是邻居的大娘跑来报的信。我骑上那辆破飞鸽就往医院赶，到了医院门口，车都没锁就冲进去。

产房外，我听见婴儿的啼哭声。响亮，清脆，像人间最动听的音乐。

护士走出来：“宋远志？恭喜，是个千金。母女平安。”

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走进病房，看见桂芳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笑着。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包裹，那里面有一张皱巴巴的小脸。

“远志，你看看孩子。”她说。

我俯下身，看见女儿的小嘴微微张着，眼睛闭着，眉眼像桂芳。我伸出手，想碰她，又收了回来。我怕我这双手太糙了。

“你来抱抱她。”桂芳把孩子递过来。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孩子软得像一摊水，轻得像一片羽毛。我抱着她，心跳得厉害，像怀里揣了个易碎的宝贝。

“取个名字吧。”桂芳说。

我想了想：“叫安然。宋安然。希望她这辈子平平安安。”

“安然。”桂芳念了一遍，笑了，“好。就叫安然。”

我把女儿轻轻放回桂芳怀里，然后俯下身，在桂芳额头上亲了一下。

“辛苦了，孩子她妈。”

她笑了，那笑容灿烂得像窗外的阳光。

第十三章 三口之家

有了安然之后，家里多了很多事。

桂芳坐月子的时候，我请了几天假，学着炖鸡汤、洗尿布。那是我第一次洗尿布。那小小的一块布，沾了黄黄的胎便，我拿在手里，不知道怎么下手。桂芳在床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把它先用水冲一下，再用肥皂搓。”她一边笑一边指导我。

我照着她说的做，动作笨拙但认真。那几块尿布洗完了，我手上全是肥皂味。可我心里高兴，比画完一张图纸还高兴。

“宋技术员洗尿布，屈才了。”她打趣道。

“不屈才。”我笑着把尿布晾在院里的绳子上，“给自己闺女洗尿布，应该的。”

那几天，阳光很好。那些白色的尿布挂在绳子上，随风摆动，像一串小旗子。我站在它们下面，抬头看天，心里踏实极了。

安然慢慢长大。她是个安静的孩子，不哭不闹，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转着黑溜溜的眼珠子看人。桂芳说她像只小猫。

“跟你哥一样，从小就安静。”桂芳说，“你娘活着的时候说过，你小时候也不爱哭。饿了就咬手指头，不声不响的。”

“那是我知道娘不容易。”我说。

桂芳听了，摸摸我的脸。她的手温温热热的。

安然五个月的时候，会翻身了。七个月会坐，八个月会爬。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让我们欣喜不已。我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抱她。她认人，看见我就张开小手，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叫爸爸。”我逗她。

“她还不会说话呢。”桂芳说。

“安然，叫爸爸。”我不依不饶。

安然鼓着小嘴，憋了半天，冒出一个音：“啊……”

“听见没，她叫爸爸了。”我得意地说。

桂芳笑得不行：“那是‘啊’，不是‘爸’。”

“都差不多。”我满足地把女儿举高高。安然咯咯地笑，那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1981年，我因为在一次应急抢险中的突出表现，被提拔为设计室副主任。

那是一次暴雨引发的小型山洪。县城上游的一个小水库出现了管涌，情况危急。我正好在现场带队勘测，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我组织人员疏散了下游的群众，又提出了一个临时的导流方案，用了三个小时把水位降了下去。

县里给了我一个先进个人的表彰，还把我提了半级。那一年我二十四岁，是水利局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升职那天，我去商店给桂芳买了一条丝巾。淡蓝色的，上面印着白色的小花。那丝巾不便宜，花了我半个月的烟钱。但我不抽烟，省下来的钱正好够。

桂芳接过丝巾，先是一愣，然后嗔道：“花这钱干啥？安然正长身体，该给她买点好的。”

“她有你疼，我疼你就行。”我说。

她脸红了。三十七岁的人了，脸红起来还跟小姑娘似的。她把丝巾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了她的衣箱里。

“怎么不戴上？”我问。

“舍不得。”她说，“等过年再戴。”

“那过年你得戴着给我看。”

“嗯。”她点头，笑得眼睛弯弯的。

那天晚上，安然睡了。我们并排坐在床边，说了很多话。说以前在村里的日子，说刚来县城时的艰难，说以后想买个自己的房子，说安然长大了让她读大学。

“桂芳，你说咱们这日子，是不是太好了？”我问。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她把头靠在我肩上。

那晚的月亮从窗户照进来，把地上染成一片银白。我握着桂芳的手，她的手已经不那么粗糙了，但还带着些许薄茧。那些茧，是一个女人为了生活磨出来的勋章。

我侧过头，在她头发上亲了一下。她的头发里有淡淡的皂角味，干净而温暖。

第十四章 风言风语

1983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我给他取名宋家乐，希望这个家永远快乐。他出生的时候，安然已经三岁了，站在产房外面急得直跳脚。等我从医院把她和桂芳接回家，安然看着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小不点，好奇地问：“爸爸，这就是弟弟吗？”

“嗯，这是你弟弟。你以后要照顾他。”

“他好丑。”安然皱着鼻子说。

我和桂芳都笑了。刚出生的孩子，皱巴巴的，确实说不上好看。可在我眼里，他就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孩子之一。另一个当然是安然。

家乐满月后不久，单位里开始风传一些关于桂芳的流言。

起初我没在意。那些话是从哪儿来的，我不清楚。但内容很恶毒，说桂芳以前在生产队当妇女主任的时候，作风有问题，和大队好几个男干部不清不楚。还说她当年对我有企图，拿玉米的事要挟我。

这些话像长了翅膀，在单位里传得飞快。有一天，领导找我谈话。那是个比较严肃的领导，平时对我不错。他先跟我聊了聊工作，然后话锋一转：“小宋啊，听说你爱人以前是大队的妇女主任？”

“是。”

“这个……最近单位里有些反映。说你爱人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组织上需要了解一下。”他措辞很谨慎，“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对干部的家属情况是有要求的。”

我放下手里的茶杯，看着他的眼睛：“领导，我媳妇是什么人，我最清楚。那些嚼舌根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当面来跟我说。我奉陪到底。”

领导被我的态度震了一下。他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

“小宋，你别激动。我也是听反映……”

“领导，我直说了吧。”我站起来，“我宋远志能有今天，全靠我媳妇。没有她，我十九岁那年就废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谁要是拿她的名声来影响我的工作，我大不了不干了。”

说完，我转身出了办公室。

回到家，桂芳正抱着家乐喂奶。她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

“你听说了？”我问。

她点点头。

我走过去，把她们娘俩搂在怀里。家乐被挤得不舒服，哼唧了两声。桂芳拍着他，没说话。

“别往心里去。”我说，“咱们自己过日子，不碍着谁。”

她把脸埋在我胸口，闷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队里当干部，免不了得罪人。有些人记恨到现在，编排这些……我不怕。我就是怕连累你。”

“桂芳，你听着。”我捧起她的脸，“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宋远志。那些话谁爱说说去。你要是有半点不好，也是我不好。我这辈子就认你一个人。”

她望着我，眼泪掉了下来。

那段时间，我每天骑自行车接送她上下班——她在县里的一个街道工厂找了个临时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宋远志的媳妇，我护着，谁也不能欺负。

风言风语持续了几个月。后来单位里有个老师傅私下告诉我，那些话是从我们原来的生产大队传出来的，源头是当年被桂芳处理过的一个偷队里粮食的人。

“那人后来坐了牢，出来之后一直怀恨在心。”老师傅说，“你媳妇当年是秉公办事，没毛病。”

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桂芳。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刘大奎吧。那年他偷了队里半窖红薯，还打伤了看粮的老张头。我报的公社。他出来后一直在外面打零工，不知道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

我攥紧了拳头。

“我去找他。”

她拉住我：“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他一个可怜人，计较什么。”

我看着她平静的脸，心里又敬又疼。这个女人，比我见过的任何男人都大度。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桂芳背对着我，轻轻地说：“远志，要不……我们离婚吧。这样不影响你的前途。”

我猛地坐起来：“赵桂芳，你再说一遍？”

她不说话。

“我告诉你，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我掰过她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这辈子，除非我死了，否则你永远是我媳妇。”

她看着我，眼泪无声地滑下来。

我伸手给她擦泪：“别哭了。安然听见了该问妈妈为什么哭了。”

她破涕为笑，打了我一下：“你就欺负我。”

“我不欺负你，我稀罕你。”

她扑进我怀里，像一只温顺的小兽。我拍着她的背，感受着她单薄的身体在怀里轻轻颤抖。窗外，一轮弯月挂在树梢上，像一只温柔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人间。

第十五章 去省城培训

风波过去后不久，单位里推荐我去省城培训。

这是个好机会。全省水利系统的青年骨干集中培训三个月，结业后很可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领导考虑到我这几年工作出色，把名额给了我。

但桂芳刚刚经历了那些流言，家乐又小，我放心不下。

“你去吧。”她说，“家里有我。”

“可家乐还这么小，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小什么小。”她打断我，“我赵桂芳什么事没经历过。带两个孩子算什么。你安心去，好好学。别担心家里。”

我看着她。她比之前瘦了一些，眼窝有些凹陷，但精神头还很足。这个女人，永远那么坚强，好像天塌下来都能顶住。

临走前，她连夜给我缝了一件厚棉衣。灰色的，夹层里絮了厚厚的棉花。她一边缝一边念叨：“省城比咱们这儿冷，这棉衣穿着暖和。内衬里我缝了个口袋，给你放了点钱。出门在外，别苦着自己。”

“你哪儿来的钱？”

“我上班挣的。”她低头继续缝，“你给的那些，我都存着呢。等以后孩子们上学用。”

我看着她一针一线地缝着，心里酸酸的。这些年，她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这个家上，自己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我给她买的那条丝巾，她只在过年的时候戴过两次，然后又收起来了。

“桂芳，等我从省城回来，给你买件呢子大衣。”我说。

“买那干啥。”她摇头，咬断线头，“我不讲究那个。”

“可我想给你买。”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行。等你以后挣大钱了，给我买最好的。”

我穿着那件棉衣去了省城。那件衣服很暖和，在省城阴冷的冬天里，像一层柔软的盔甲。我想她的时候就摸摸那棉衣，摸摸那细密的针脚，那口袋里的钱。

培训班设在省水利学校。学员来自全省各地，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课程比县里的培训班深多了，从水力学到结构力学，从工程设计到施工管理。我学得很吃力，每天上完课就泡在图书馆里。

省城的图书馆很大，书架上的书多得看不过来。我一头扎进去，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水。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

同寝室的学员笑我：“宋远志，你是打算把这图书馆的书都读完？”

“能读多少读多少。”我说。

我每周给桂芳写一封信。信里说我的学习情况、省城见闻，还问两个孩子怎么样了。她的回信照旧简短，每次都是几句话：“家里都好。安然会自己穿衣服了。家乐能坐了。你要注意身体。不用挂念。”

那些信很短，但每封我都翻来覆去地看，看到能背下来。

有一次，她在信里多写了几句：“咱们家门口的杏花开了，白得像雪。安然摘了一朵别在头发上，说她妈妈最好看。我问她，你爸好看不？她说爸爸也好看。我笑着笑着就掉泪了。远志，我盼着你回来。”

那天晚上，我把那封信贴在胸口，在宿舍的床上躺了很久。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清清凉凉的，像她的目光。

三个月后，培训班结业。考核成绩出来，我在全班四十三名学员中排第七。这个成绩算不上最好，但对于我这样的基础来说，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结业典礼结束后，我没有在省城多待一天，直接坐上了回家的长途车。

车在路上颠簸了六个多小时。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背着行李，快步往家走。远远看见自家窗户亮着灯，那一点黄光在黑夜里格外温暖。

我推开门。桂芳正坐在灯下缝衣服。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针线停住了。然后她站起来，快步走过来，一把抱住了我。

“你瘦了。”她说，声音有些哽咽。

“你也是。”我把她拥在怀里，闻着她头发上熟悉的味道。那味道混着炊烟和皂角的气息，是家的味道。

安然和家乐已经睡了。我走进里屋，看着两个熟睡的孩子，心里涌起一阵柔软。安然搂着家乐的小手，两个小小的身子并排躺着。他们的呼吸均匀而安静，像这世上最动听的摇篮曲。

“桂芳，”我转身抱住她，“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她轻声说，把脸埋进我胸膛。

那晚我们说了很多话。说省城的事，说家里的变化，说两个孩子又学会了什么新本领。她告诉我，家乐会叫妈妈了。安然在幼儿园得了小红花。她还说，有个邻居家的姐姐给介绍了一个活，她学会了糊火柴盒，每天能挣几毛钱。

“别太累了。”我说。

“不累。”她摇头，“闲着才累呢。”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磨出老茧的手，那双手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我把它按在自己脸上，让她感受我的存在。

“桂芳，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我说。

她笑了，那笑容在灯下明亮如昼：“我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

第十六章 更上一层楼

从省城培训回来后，我的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

县里正在规划一个中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这个项目投资不小，技术含量也高。局里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我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之一。

那段时间很忙，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水库在山区，离县城有五十多里路。我骑摩托车往返，早出晚归。那辆摩托车是局里配的，幸福250，红色车身，突突响。我骑着它，在蜿蜒的山路上飞驰，风吹在脸上，带着山野的草木香。

桂芳担心我路上的安全。每天晚上，不管多晚，她都要等我回来才睡。有时候我半夜才到家，远远看见窗户还亮着，心里就又暖又愧。

“以后别等我了。”我说。

“你不回来，我睡不着。”她一边给我热饭一边说。

我拗不过她。这个女人，看着温和，骨子里比谁都固执。

工程进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坝坝体渗漏，堵了几次都没堵住。如果继续渗漏，不仅影响蓄水，还可能威胁下游安全。项目组开了好几次会，拿不出好的方案。

我连续几个晚上没回家，带着技术人员在大坝上反复查勘。白天测量，晚上分析数据。最后我提出了一个综合防渗方案：在坝体内部增加防渗帷幕，同时在坝脚设置排水体，疏堵结合。

方案报上去后，地区水利局派了专家组来评审。会上，有几个老专家对我的方案提出了疑问。我拿出这些天实测的数据和计算书，一条一条解释，从水文地质条件讲到施工工艺。那些数据是我熬了好几个通宵算出来的，每一个数字都烂熟于心。

评审通过后，工程顺利实施。那年的雨季，水库蓄满了水，大坝安然无恙。下游的农田得到了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比往年提高了不少。

那年年底，地区水利局把我的方案作为典型案例报到了省里。省水利厅的简报上提了我的名字，还配了一张大坝的照片。

桂芳看到那份简报的时候，高兴得直抹眼泪。她把那份简报剪下来，贴在了家里的墙上。那墙上一角，渐渐贴满了我这些年获得的奖状和证书。

“你这是给我贴金呢。”我笑。

“这些是你辛苦挣来的，得让大家看见。”她很认真地说。

1985年，我调到了地区水利局，任工程科副科长。我们全家搬到了地区所在地的城市。房子是单位分的，两室一厅，六十多平方米。虽然不大，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好的居住条件了。

搬家那天，桂芳看着新房子，东摸摸西看看，像个第一次进城的小姑娘。

“这房子太大了。”她说，“这得怎么收拾啊。”

“慢慢收拾。”我说，“以后日子会更好的。”

她把那些她用了多年的旧家具搬了进来。那张旧桌子、那盏煤油灯、那对红枕头。这些老物件放在崭新的水泥地上，显得格格不入。可她擦了一遍又一遍，舍不得丢。

“这些东西旧了。”我说。

“旧的好。”她说，“用着有感情。”

我帮她把那对红枕头摆到新床上。那枕头已经有些褪色了，但上面的鸳鸯图案依然清晰可见。安然和家乐在一旁玩耍。他们喜欢新房子，特别是那个宽敞的阳台。桂芳在阳台上摆满了花盆，种了月季、茉莉和辣椒。

家里有花，有孩子，有她的笑声。那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第十七章 孩子们长大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安然上了小学，成绩优异。她的班主任不止一次在家访时对桂芳说：“宋安然这孩子特别懂事，学习也认真。将来一定有出息。”桂芳每次听了都笑得合不拢嘴。

家乐则相反。他调皮，贪玩，成绩在班里中下游晃荡。老师没少告状。但家乐脑子灵活，动手能力强。家里的收音机坏了，他能拆开来修好。邻居家的小板凳散了架，他也能敲敲打打地重新拼起来。

“这孩子随你。”桂芳说，“手巧。”

“我手巧？”我笑，“我除了会画图，什么都不会。他这手巧是随了你。”

桂芳想了想，也笑了：“好像是。我年轻时候纳鞋底，村里没人比我纳得好。”

家乐在旁边插嘴：“我长大了当工程师，修大机器。”

“好。”我摸摸他的头，“当工程师也要先把书读好。”

“读书有什么用？”他抬头问我。

“有文化，才能把你脑子里的想法变成图纸，再把图纸变成真东西。”我很认真地对他说。

他没太听懂，但点了点头。

安然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看书。她喜欢读课外书，尤其是文学类的。家里那几本我爹留下的旧书，她翻来覆去地看，有些段落能背下来。

有一回，她拿着一本旧书来问我：“爸，这个字念什么？”

我一看，那是我爹留下的一本旧《诗经》，纸页发黄发脆，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这个字念‘乔’。”我说。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她轻轻地念了一遍，“这是什么意思？”

我给她解释了。她听了，若有所思地说：“古人写的诗真美。”

“你喜欢诗？”我问。

她点头。

“那你好好学。将来说不定能当个诗人。”

“诗人能挣多少钱？”她突然很认真地问。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孩子，才多大点，就想着挣钱了。不过想想也不怪她。她从小看着桂芳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对钱的事情自然比别的孩子敏感。

“诗人挣多少钱不好说。但人活着，不能光为了钱。”我说。

“那为了什么？”

我想了想，摸摸她的头：“为了心里那点光。你得找到那个让你觉得这辈子没白活的东西。钱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她似懂非懂地点头。那本旧书被她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桂芳在旁边听得入了神。晚上孩子们睡了，她对我说：“你刚才说的话，说得真好。”

“是吗？我自己都不太明白。”我笑。

“你这个人啊，很多道理不用学，心里就透亮。”她说，“你爹当年也是这么个人。他一辈子清苦，但活得顶天立地。你像他。”

我怔了怔。她说得对。我爹一生清贫，却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别人。那些年，他帮过的人，像春天的野草一样多。

“桂芳，我想起一件事。”我说，“那年我偷玉米，你说你帮我是因为我爹。可你想想，要是没有我爹当年帮你，你还会管我的闲事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笑了：“会。”

“为什么？”

“因为我是赵桂芳啊。”她笑着说，“我见不得一个大小伙子活不下去。”

我也笑了。这就是她，不管有没有我爹那层关系，她都会做她认为对的事情。

第十八章 1990年代

1990年，我做了地区水利局的总工程师。

那一年我三十三岁，头发里已经有了几根白的。这是全局最年轻的总工。任命下来的那天，我第一个想到了桂芳。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我给她打了电话——我们家里那时已经装上了电话，号码是52387。

“桂芳，组织上定了，我当总工。”我尽量让声音平静。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她带着鼻音的声音：“真的？”

“真的。”

“远志，好样的。”她说着，就说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她做了一桌子菜。有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虾仁，还开了一瓶黄酒。安然和家乐都不在家——一个上晚自习，一个去同学家。

“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丰盛。”我笑着坐下。

“给你庆祝。”她倒了两杯酒，“你这些年熬的夜，下的功夫，我都看在眼里。今天这个总工，你当得起。”

我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那酒入喉，醇厚绵长，暖了整个身体。

“桂芳，我敬你。”我认真地说，“我能有今天，一大半是你给的。”

她摇头：“别这么说。你自己肯干、能吃苦，才是根本。我不过是搭了把手。”

“那把手，是能救命的手。”我握住她的手。

她看了看我，眼睛里有泪光在闪。但她很快吸了吸鼻子，笑着说：“吃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那顿饭我们吃了很久。从1976年的那个秋夜说起，说到工地的风雪，说到县城的蜗居，说到现在的日子。那些曾经的苦难，如今说起来，都像是被时间酿成了一坛陈酒，醇香扑鼻。

“远志，这些年，你后悔过没有？”她又问起了那个问题。

“没有。”我答，毫不犹豫。

“为什么呢？”她偏着头看我，“我这个人，不会打扮，不会撒娇，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跟你那些同事的媳妇比，差远了。”

“你不需要会那些。”我看着她，心里想，她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好。“你是赵桂芳。你只要做你自己，就是最好的。”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四十六岁的女人了，那笑容还带着少女般的羞涩。

“油嘴滑舌。”她嗔道。

“实话实说。”我说。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银白的光洒进屋子，像一层薄薄的纱。我们没开灯，就那么坐着，听院子里传来的蛐蛐叫声。

“桂芳，这些年，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我说，“等哪天我退休了，就带你出去转转。咱们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好啊。”她笑着说，“我等着那天。”

她等着。我也等着。可我没能等到那天。

第十九章 噩耗

2003年春天来得早，三月的风已经暖了，街上的柳树开始抽芽。

桂芳开始说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她人是瘦了一些，但精神头还行，每天还是照样买菜做饭，忙里忙外。我没太当回事，以为是换季导致的，让她多休息。

到了四月，她的消瘦更明显了，脸色也不太好看。我催她去医院检查。她起初不肯，说没事，就是最近胃口差了。后来架不住我和孩子们反复劝，才同意去医院看看。

那天我请了假陪她去。地区医院的内科门诊排了很多人。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她靠着我，不说话。我握着她手，感觉那手比从前凉了一些。

“桂芳，别紧张。”我说。

“我不紧张。”她笑着说，“就是觉得这医院里的味道不好闻。”

轮到我们的时候，医生问了很多问题，又开了单子让做检查。抽血、B超、X光。等结果的时候，桂芳还跟我开玩笑：“你看，没准什么事都没有。我这个人命硬，死不了。”

我笑着点头，心里却隐隐不安。

结果出来了。医生让我一个人进了办公室。他关上门，指了指椅子让我坐下。我一坐下，他就递给我一张单子。

“胃部有占位性病变。”他说，“我们初步考虑是胃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我听见自己脑子里嗡的一声。那声音大得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医生还在说着什么，建议去省城的大医院进一步确诊，说在这里只能做姑息治疗。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复回响：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她身体一向那么好。她比我大十三岁，可从来没有什么大毛病。她走路快，干活利索，从来不用别人照顾。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是我的天。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时候，腿在打颤。桂芳坐在走廊里，看见我出来，站起来朝我走过来。她的脸上带着询问的表情，但眼睛里却有一种异样的平静。

“怎么样？”她问。

“医生说……是胃溃疡，住几天院就好了。”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每个字都发得艰难。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那目光慢慢地从疑惑变成了然，最后变成了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温柔。

“远志，你别骗我。”她轻声说，“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我再也忍不住。我一把抱住她，在人来人往的医院走廊里。我的脸埋在她的头发里，浑身发抖。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像哄孩子一样。

“哭什么。”她的声音温柔而平静，“人都要走到这一天的。我这辈子，值了。”

那天晚上，我把安然和家乐叫了回来。安然已经在省城工作了，在一家医院当医生。她听了诊断结果，脸色刷地白了。家乐还在上大学，赶回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看见我们脸色不对，就慌了。

“爸，妈，怎么了？”他问。

我让安然跟他解释。安然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家乐的眼睛越睁越大，然后他一拳砸在墙上，眼泪跟着就下来了。

“我要带妈去省城治。那里有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医生。”安然说，声音发颤但很坚定。

我点头。桂芳坐在床边，看着我们父子三人，脸上带着那个我熟悉的笑容。

“别慌。”她说，“咱们一家人，什么风浪没经历过。我这辈子活到今天，够了。你们要好好的。”

“妈……”家乐哭得说不出话。

“不许哭。”桂芳的语气忽然严厉起来，“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你爸十九岁的时候，饿得去偷玉米。他哭过没有？他没有。你要像你爸一样。”

家乐咬着嘴唇，拼命忍住眼泪。可眼泪不听话，还是顺着脸颊往下淌。

那一夜，我们都没怎么睡。

第二十章 最后的日子

桂芳在省城的医院又做了一系列检查。结果跟地区医院一样，胃癌晚期，已经扩散到了淋巴结。

安然拿着检查单子，在医院的走廊里哭了一整夜。她学医的，比我们都清楚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她哭着说：“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现？为什么我让妈妈拖了这么久才来检查？”

我拍着她的肩膀，说不出安慰的话。因为我心里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早点逼她去医院？为什么我把她的消瘦和乏力当成了普通的身体不适？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忙，忙到没有时间多看看她？

桂芳倒是很平静。她住进医院后，每天还是那样，说话不紧不慢，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护士给她挂水，她就跟护士聊天，问人家多大年纪、老家哪里、有没有对象。把人家小姑娘逗得直笑。

“你妈妈心态真好。”护士偷偷对安然说。

安然点点头，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

桂芳把她叫到床前，拉着她的手：“安然，你听妈说。妈这个病，谁都不怨。人这一辈子，吃的五谷杂粮，生老病死，都是命。妈不害怕。妈就是放心不下你爸。”

“妈，您别说了。”安然哭成了泪人。

“听妈说完。”桂芳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你爸这辈子不容易。他从小没了爹，十几岁就扛起一个家。后来遇到了我，我们都吃了不少苦。妈现在要先走了，以后你爸就靠你和家乐照顾了。你们要常回家看看他。他这个人，心里有事不爱说，什么都憋着。你们多陪他说话，别让他一个人待着。”

“妈，您不会走的。”安然哭道。

“傻孩子。”桂芳笑了，伸手擦去安然的眼泪，“人都是要走的。早走晚走，都得走。妈这辈子，该吃的苦吃了，该享的福也享了。有你们这几个好孩子，有你爸。妈没遗憾了。”

那天下午，我去医院。桂芳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的梧桐树。春天的梧桐已经发了新叶，嫩绿嫩绿的，阳光透过叶子照进病房，碎了一地的光斑。

“远志，你坐过来。”她拍拍床边的凳子。

我坐过去。她伸出手，我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那手已经很瘦了，皮肤薄薄的，能看到下面的青色血管。

“我有话跟你说。”她的眼睛望着我，很亮，像很多年前在玉米地里抓住我的时候一样。

“你说。”

“你记得1976年秋天，你偷玉米那天吗？”她问。

“记得。”

“我那天早就看见你钻进玉米地了。”她微笑着说。

我愣住了。

“真的。”她的语气平静而温柔，“那天下午我在田边巡查，远远看见你鬼鬼祟祟地进了玉米地。我就在外面等着。我想，这孩子肯定是要偷玉米。我等着他掰好了再抓他。”

“你为什么不早点喊住我？”

她叹了口气：“我要提前喊住你，你一个玉米都拿不到。晚上回去，你娘吃什么？你弟弟吃什么？你是头一回干这事，要是空着手回去，保不齐还会再去。所以我就等着，等你掰好了，才叫住你。”

“当时说要送我去派出所……”

“那是吓唬你的。”她笑了，笑得像个小姑娘，“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你送到派出所。我那时候就想，这孩子家里那么难，我得帮帮他。可又不能太明显，队里人多嘴杂。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让你自己选。果然，你选了跟我回家。”

我低下头，眼泪砸在白色的床单上，洇开一片深色。

“所以，远志，”她的手轻轻抚过我的脸颊，“我从那时候起，就对你上了心。不是可怜你。是觉得你这孩子能扛事，有骨气。后来看着你一步步走出来，我打心眼里高兴。”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早告诉你，你还不得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她的眼睛弯了弯，“我要等你长大了，长成真正的男子汉了，再让你知道。”

我握住她的手，说不出话来。这个比我大十三岁的女人，用她的方式，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我。从那个秋天的玉米地开始，到我成为水利局的总工程师。她用她所有的温柔和坚韧，托举着我走到了今天。

“桂芳，”我哽咽着说，“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恩人。”

“不是恩人。”她摇摇头，“我是你媳妇。恩人只能帮一时，媳妇要陪一辈子的。可惜……我陪不了你那么久了。”

“不，你会好的。医生会治好你的。”

她笑了笑，没有跟我争辩。她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远志，等我走了，你把家里的那三个玉米棒子收好。”她突然说。

“什么三个玉米棒子？”

“在我梳妆台最下面的抽屉里。”她说，“用布包着的。你回去看看就知道。”

我不解地看着她。她对我眨眨眼，像个调皮的孩子。

“回去再看。”她说，“那是我的秘密。”

第二十一章 三个玉米棒子

桂芳是在那年六月十七日走的。

走的前一天晚上，她精神很好，还坐起来喝了半碗粥。她跟安然说了很多话，问家乐的学习情况，嘱咐他们姐弟要互相照顾。她还让我回家去休息，说医院里有安然在就够了。

我拗不过她，回家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赶回医院。推开门的时候，安然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桂芳安静地躺着，脸上带着微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睫毛染成了金色。

“爸，”安然站起来，轻声说，“妈走了。”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她的脸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我伸手摸着她的额头，凉凉的。她的嘴角微微上扬，那个笑容，是我看过千百遍的。

“桂芳。”我轻轻叫她。

没有回应。

“桂芳。”我又叫了一声。

还是没有回应。她真的走了。那个曾经抓住我偷玉米的女人，那个给我一把黄豆、一碗红薯稀饭的女人，那个在风雪里给我送鸡蛋和棉鞋的女人，那个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嫁给我的女人。

她走了。

我没有哭。至少在那一刻，我没有哭。我只是握着她的手，坐在那里，像一尊石像。安然和家乐跪在地上，哭得肝肠寸断。护士来拉他们，说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他们不听，抱着桂芳的身体不放。

我终于站起来，把两个孩子扶起来。

“别哭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而平静，“你妈妈最不喜欢看人哭。”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到家。房子空空的，像被掏空了。她的拖鞋整齐地摆放在门口，她的围裙还挂在厨房里，她养的那盆君子兰还开着花。

我走进卧室，坐在她的梳妆台前。那是一个老旧的木梳妆台，镜子已经有些花了。桌面擦得干干净净，上面放着一把木梳和一瓶雪花膏。

我拉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个灰扑扑的小布包。我把它取出来，放在桌面上。那布是旧蓝布，有些发白了，用一根红绳系着。

我解开红绳，打开布包。

三个干枯发黑的玉米棒子躺在里面。它们已经很老很老了，玉米粒皱缩得像老人的手指。可每一粒都还紧紧附着在棒芯上，没有散落。

旁边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我展开来，上面是桂芳的字迹：

“三个玉米棒子，留到今日。不是为别的，是想让我自己记住，人这一辈子，有些恩要还，有些账要记。我永远记得那个秋天。”

我捧着那三个干枯的玉米棒子，嚎啕大哭。五十六岁的男人了，哭得像个孩子。我哭我爹，哭我娘，哭桂芳。我哭那回不去的年代，哭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

那三个玉米棒子，她留了二十七年。从1976年到2003年。她一直留着，放在那个抽屉里，用布包着，用红绳系着。她怕它们坏了，怕它们发霉，隔一阵就拿出来晾晾。可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那些年，她看着这三个玉米棒子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是在想那个在玉米地里被吓得腿软的小伙子？还是在想那个小院里递给她一杯水的中年教师？

我不知道。她不在了，这些问题就永远没有答案了。

但我知道，那个女人，用她全部的生命在爱我。从那个秋天的傍晚开始，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二十二章 那件红格子上衣

桂芳走后，我开始整理她的遗物。

她的衣服不多，两三个箱子就装满了。大部分都是旧的，有些打了补丁，有些褪了色。她从来不爱买新衣裳，钱都省下来给我们父子几个花。

在一堆旧衣服的最底下，我找到了那件红格子上衣。那是我们结婚时她穿的那件。衣服已经很旧了，红色褪成了暗红，格子图案也模糊不清。但洗得很干净，叠得板板正正，还放了一颗樟脑丸。

我把那件衣服拿出来，贴在脸上。上面有樟脑的味道，也有一丝属于她的味道。那味道很淡，淡得几乎辨认不出来。可我还是闻到了。那是她的味道，是那个跟我过了半辈子的女人的味道。

我把那件衣服挂在衣柜最显眼的位置。每次打开衣柜，都能看见它。好像她还在那里，还在这个家里，还在我身边。

安然回来了几次，看我总是对着那件衣服发呆，就说：“爸，你出去走走吧。老待在家里，人会憋坏的。”

我点头。退休之后，我的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那些曾经填满我生活的工作、会议、图纸，忽然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空闲。

我开始每天去公园散步。公园里有个湖，湖边种着垂柳。我沿着湖走，一圈一圈地走。走累了就坐在长椅上，看着湖面上游来游去的鸭子。那些鸭子很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有时候我会碰到一些老同事。他们看见我，总是很热情地打招呼：“宋总，最近怎么样？”我说还好。他们就说有空聚聚。我说好。

可我很少去聚。我不太想见人。我宁愿一个人待着，想想过去的事。想想那个村子，那片玉米地，那个叫赵桂芳的女人。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老家村委会打来的。说村里要修村史，想采访一些从村里走出去的人物。他们在电话里说，我是村里最有出息的，想请我回去聊聊。

我想了想，答应了。

那次回村，是我退休后第一次。村子变化很大。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村委会的房子也是新的，两层楼，门口挂着几块牌子。

村干部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还找来了几个老人，有老刘头——他已经快九十了，走路拄着拐杖。还有当年生产队的一些老人。

我们坐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里喝茶。他们问我在外面的经历，我就拣一些简单地说。说到1976年修水库，说到后来去县里学习，说到这些年搞水利工程。

老刘头插了一嘴：“远志啊，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事？”

“当年你偷玉米的事，”他说，“队里开了会。不少人说要报公社处理你。是桂芳在会上把大家伙说服了。她说你家里情况特殊，念你是初犯，她愿意担保。”

我愣住了。这些事，桂芳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她当时在会上说，这孩子要是因为三个玉米毁了前程，那咱们大队以后谁家孩子饿急了，还不得去杀人放火？她说，她愿意拿她妇女主任的位子担保，说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准有出息。”

老刘头摇着头：“她那时候才来队里几年，根基不稳。为了你，她没少得罪人。跟队长拍了桌子，跟几个硬脾气的社员争得面红耳赤。”

我听着，手里的茶杯微微发抖。那茶水很烫，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

“后来你出息了，那些人又说她有眼光。”老刘头继续说，“要我说，她就是心善。看不得好孩子受委屈。”

我放下茶杯，望着窗外。村委会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枝繁叶茂。风吹过，树叶沙沙响。我仿佛看见了1976年的那个秋天，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女人，站在玉米地边上，对那个偷玉米的少年说：

“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

那个选择，改变了少年的一生。

第二十三章 重游故地

从村委会出来后，我独自在村里走了走。

村东头的那三间土坯房还在。只是房顶塌了一半，墙壁也裂了大缝。院子里的杂草长到了腰那么高。院门已经没有了，只剩两个歪斜的门墩。

我走进去。杂草丛里有几块碎砖，踩上去咯吱响。那两棵枣树还在，比记忆里高了许多。树上结满了青枣，密密匝匝的。我伸手摘了一个，放进嘴里。没熟，又涩又硬。

可那味道，却让我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些在枣树下发生的日子。她在树下簸豆子，她在树下给我递玉米，她在树下目送我离开。

我站在枣树下，闭上眼睛。风吹过树冠，枣叶沙沙地响，像在低声诉说着什么。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身影——蓝布褂子，短发齐耳，腰板挺得笔直。

“桂芳，”我轻声说，“我回来了。”

没有回应。只有风声，和远处传来的几声鸡鸣。

我离开她家，往村外的玉米地走去。那片地还在，只是不知道还是不是当年那块。正是秋天，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宽大的叶片在风中哗哗响着，像有无数人在暗处拍巴掌。

我站在地头，看着那片密密的玉米林。1976年那个秋天的味道仿佛又回来了，成熟玉米的甜腥味混着泥土的腥气，热烘烘地扑在脸上。

我想起那天，我钻进玉米地，手忙脚乱地掰下三个棒子。然后，那个声音响起：“站住。”

我站住了。在心里，在记忆里，在那片玉米地前。

我弯腰从地里掰下一根玉米。这一次，没有人会从身后叫住我。我把那根玉米拿在手里，仔仔细细地看着它。饱满的棒子，紧密排列的玉米粒，顶端焦黄的须子。它跟1976年的那三个一样，又不一样。

那三个已经永远干枯了。而这个，还带着生命的温度。

我把这个玉米带回了城里的家，放在桂芳的遗像前。遗像里，她穿着那件红格子上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温柔而安静。

“桂芳，”我说，“我去过咱们的玉米地了。今年庄稼长得好，玉米棒子比1976年的大多了。”

照片里的她没有说话，只是那么笑着。

第二十四章 遗像前的倾诉

桂芳走后的日子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晚，在遗像前坐一会儿。

不说话的时候多。就那么坐着，看看她的脸，想想过去的事。有时候也会说几句。说安然最近升了职，说家乐谈了个对象，说院子里的君子兰又开花了。

她不会回应我。可我觉得她在听。用那双眼睛，用那个笑容。

“桂芳，你走得太早了。”有一天我对她说，“你走了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依赖你。家里的水龙头坏了，我不知道找谁修。电费水费怎么交，我也不太清楚。菜市场的菜哪个季节便宜，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照片里的她笑着。

“以前你在的时候，这些事我从来不管。你什么都替我操持好了。我就是埋头工作，回家吃饭睡觉。现在你走了，我才知道你为这个家做了多少。”

我叹了口气，把她的遗像擦了擦。那玻璃面凉凉的，像她的手。

“桂芳，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她当然不会回答。

“我想了想，还是得到的多。”我自问自答，“我失去了爹，失去了娘，失去了你。可我得到过你们。爹给了我生命，娘给了我牵挂，你给了我一切。要不是你，我宋远志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窝着呢。”

窗户外面，天色暗下来了。我去开了灯。灯光照在遗像上，她的笑容清晰起来。

“安然说，她梦见你了。”我继续说着，“她说你穿着那件红格子上衣，站在枣树下，对她招手。她跑过去，你就抱她。她说你的怀抱很暖。我说，你妈妈本来就是个暖和的人。”

我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水。那杯水慢慢变凉，像无数个她不在的日子。

“家乐那孩子，终于有点正经了。他考上研究生了，河海的。你听见了肯定高兴。他小时候那么调皮，谁能想到后来也走了读书这条路。他说他要去学水利工程。他说，他想像他爸一样。我说，你比你爸强。”

我笑了一下。

“桂芳，你说，他会不会也碰到一个像你一样的女人？一个在他最难的时候，给他一把黄豆、一碗稀饭的人？如果有，那就好了。那我们家的命就好了。”

说着说着，天就全黑了。远处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从窗户透进来。

我起身，在她的遗像前摆了三个新鲜的玉米棒子。这次不是偷的了，是从市场上买的。卖玉米的是个老农，我多给了他一块钱。他高兴得直说谢谢。他不知道，这三个玉米对我意味着什么。

“桂芳，你留给我的那三个，我看见了。你放心，我会一直收着。等我走了，让安然把它们放在我旁边。咱们三个人，一个都不少。”

第二十五章 我仍在路上

后来的日子，我开始写点东西。

不是正式的写作，就是断断续续地记一些事。记我和桂芳的事，记那个年代的苦难和温暖，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人和物。

安然给我买了一个笔记本，硬壳的，封面是深蓝色的。她说：“爸，你写吧。把你和妈妈的故事写下来。我们想读。”

我拿起笔，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写起。那些往事太多了，堆在心头，像一垛垛玉米。我抽出一根，又看见另一根。每一根都连着筋带着肉。

终于，我写下了第一行字：

“我永远记得1976年秋天那个傍晚。”

然后，那些字就像洪水一样涌出来。我写得很快，快得跟不上我的手。我写那个偷玉米的少年，写那个抓住他的妇女主任，写那碗红薯稀饭，写那把黄豆，写那些寒风中的棉鞋和手套，写那个红格子的新娘，写她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

我写的时候，经常停下来流泪。那泪水滴在纸上，把字迹洇得模糊。我就等它干了，接着写。

写了几个月，笔记本写满了。整整三个本子。我把它们摞在一起，摸着那厚厚的一沓。那上面全是我们的故事，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东西。

“桂芳，”我轻声说，“你活着的时候，我没有说过多少好听的话。现在我把它们都写下来了。你要是能看到，该多好。”

我把那三个本子锁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等安然和家乐回来的时候，我会给他们看。等他们有了孩子，也可以给孩子们看。让后辈们知道，他们的爷爷奶奶，曾经那样活过。

再后来，我开始出远门。安然陪着我，去了很多地方。我去了黄山看日出，去了西湖划船，去了长江边上看那座巍峨的三峡大坝。

站在大坝上，看着那滔滔的江水被拦住，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桂芳在，她一定会说：“这么大了，真了不起。”她没怎么出过远门，一辈子都围着那个小小的家转。

可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就没有站在这里看大坝的宋远志。

“爸，你想什么呢？”安然问我。

“我想你妈了。”我说。

安然挽住我的胳膊，不说话。江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像当年桂芳站在玉米地边，晚霞映在她脸上，风吹起她的短发。

那画面，我记了一辈子。

第二十六章 传递下去的光

有一年秋天，我从市场上买了几根玉米回来。

安然看见了，笑着说：“爸，你又想妈了。”

我点头。她不说话，默默地把玉米煮了。煮玉米的香味飘满整个屋子，那甜丝丝的气息，像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我一路往回走。走回那个秋天，走回那片玉米地，走回那个女人的面前。

“爸，我有时候想，”安然坐到我身边，“妈这辈子，到底图什么？”

“你说说看。”我看着她。

“她图你呀。”安然说，“她把你从玉米地里拉出来，把你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她就是这个图。她做到了。”

我点头，喉咙发紧。

“爸，你放心。我会把妈的这份心，一代一代传下去。”安然认真地说，“等我的孩子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的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告诉他，人活着，得善良，得有心。看见别人在泥里，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你永远不知道你那把能把他拉出来多远。”

我看着安然。她已经长成一个成熟而坚定的女性了。她的眉眼间有桂芳的影子，说话的神态也有几分相似。我想，桂芳虽然走了，可她留下的东西还在。那些东西比血脉还坚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安然，你是个好孩子。”我说。

“是您和妈教得好。”

我们坐在阳台上，看着远方的晚霞。那晚霞烧得通红，像1976年那个秋天的傍晚。我想，也许每一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玉米地，有属于自己的赵桂芳。他们可能不叫这个名字，可能是一个老师、一个朋友、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他们在某个关键的时刻出现，伸出援手，把一个人从黑暗里拉出来。

而我，曾经被拉过。现在，轮到我做那个伸手的人了。

第二十七章 最后的夏天

2013年夏天，我回了趟老家。

那是我最后一次回那个小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长途坐车有些吃力。可我知道，如果现在不去，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

村子已经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来的多是老人和孩子。田地里有收割机在作业，玉米秸秆被打碎，扬起的粉尘在阳光下飞舞。

我去了村东头。那三间土坯房终于还是塌了，只剩下半截矮墙。那两棵枣树还在，长得更高了，树身上满是裂口，像老人脸上的皱纹。

我站在枣树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那布包里装着三个干枯的玉米棒子。我把它们拿出来，轻轻放在地上。

“桂芳，我把它们带回来了。”我说，“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风吹过枣树，几片叶子飘下来，落在那些干枯的玉米棒子上。阳光从叶间漏下来，照着它们，像照着什么珍贵的遗物。

我蹲下身，开始挖土。泥土松软，带着雨后的湿润。我用手扒开一个浅坑，把三个玉米棒子放进去，然后覆上土。土温温的，像人的体温。

“这下，你安心了。”我轻声说。

做完这些，我站起身，朝玉米地走去。

那片地还在，玉米已经很高了。我站在地头，看着它们在风中翻滚着绿色的波浪。那波浪一浪接一浪，像时间的河流，像无数个秋天的叠加。

“站住！”

我在心里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应。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我站在那里，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十九岁的少年，怀里揣着三个滚烫的玉米棒子，心跳如鼓。

可那个喊“站住”的人，已经不见了。

她变成了风，变成了土，变成了这片玉米地里每一片叶子的絮语。她变成了我，变成了我身上的一切。我的骨头里有她的坚韧，我的血液里有她的温柔。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心里。

我转身离开。走出玉米地的时候，夕阳正好落在地平线上，把天边烧成一片通红。那个红，像她结婚时穿的那件红格子上衣。

第二十八章 没有我的日子

桂芳，你走之后，我时常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你会怎么样？

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答案。因为你总是说，是我给了你一个家。可你不知道，你给我的，远不止一个家。你给了我方向，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在这个世上活下去的底气。

没有我，你也许还在那个小村里当妇女主任。你还会帮助别人，还会用自己的方式守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是一个不依赖任何人也能活得很好的人。这一点，我在很多年前就明白了。

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你走了之后，我常常翻看你的东西。你的衣裳，你的镜子，你的雪花膏。那些东西还残留着你的气息。我把它们摆在屋子里，不让任何人动。安然说爸爸太念旧了。我说人老了，就只能靠这些旧东西活着。

桂芳，你还记得你给我织的那双蓝手套吗？我把它们放在床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那毛线已经有些起球了，颜色也褪了不少。可那细密的针脚还在，像你曾在我生命里留下的每一处温柔。

还有那件厚棉衣。你连夜缝的，内衬里还有你缝的小口袋。那个口袋我一次都没用过，可每次穿那件棉衣，我都要把手伸进去摸一摸。好像你还在那里面，等着给我一个惊喜。

桂芳，你说人死了之后，真的有灵魂吗？如果有，你现在在哪里？是在那两棵枣树下，还是在那片玉米地里？还是就在我身边，看着我，听我说话？

如果真有灵魂，请你托个梦给我。我们好久没见了。我想看看你笑的样子。

第二十九章 给我最爱的桂芳

我的桂芳：

你走的那天，我没有哭。孩子说我坚强。可他们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来，在你的梳妆台前哭了整整一夜。

你留下那三个玉米棒子，我看见了。我把它们带回老家，埋在了枣树下。那里是你最熟悉的地方。春天枣树开花的时候，你能闻见花香。秋天枣子成熟的时候，你能听见枣子落地的声音。

桂芳，我想你了。不是偶尔想，是天天想。每时每刻都在想。

我想你做的玉米饼子，想你熬的红薯稀饭，想你纳的鞋底，想你织的手套。我想你在我耳边说话的声音，想你站在门口等我的样子，想你在灯下做针线的背影。

我还想那个秋天的傍晚。你站在玉米地边，身后是烧得通红的晚霞。你对我说：“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

我当时选了跟你回家。现在，我还是那个选择。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是会在那个秋天的傍晚钻进玉米地，还是会被你抓住，还是会跟你回家。

因为，跟你回家，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事。

桂芳，你等着我。等我来找你。我们还要一起去看玉米地，一起吃红薯稀饭，一起在枣树下乘凉。

你等着。

第三十章 岁月的回响

我如今已经很少出门了。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有时候站在窗前发发呆。

窗外的世界在飞速变化。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宽。年轻人手里拿着手机，走路都在看。我看不懂那些新鲜玩意，也不想去弄懂。我活在我的世界里，那个有桂芳、有玉米地、有枣树的世界。

安然经常来看我。她结婚了，有了一个女儿。小姑娘很可爱，眼睛大大的，像极了桂芳。她叫我“外公”，叫得奶声奶气的。我给她讲故事，讲我小时候的事，讲她外婆的事。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的人啊？”小姑娘问我。

“你外婆啊，”我笑了，“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她有一双巧手，能做漂亮的衣裳、纳厚实的鞋底。她有一副好心肠，见不得别人受苦。她很坚强，什么事都压不垮她。”

“那她漂亮吗？”

“漂亮。”我点头，“她穿着红格子上衣，头发短短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她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

小姑娘眨着眼睛，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摸摸她的头，就像当年桂芳摸我的头一样。那温度，那力度，一模一样。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它会变成记忆，变成故事，变成血脉里的温度。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1976年那个秋天，我没有去偷玉米，会是怎样的人生？也许我会继续在贫困里挣扎。也许我会被生活压弯了腰。也许我会变成自己都不认识的模样。

但命运没有如果。我就是偷了玉米。我就是被赵桂芳抓住了。我就是跟她回了家。

这就是我的命。也是我的幸运。

如今，我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每当秋天来临时，我还是会去买几根新鲜的玉米，煮了，摆在桂芳的遗像前。

然后，我会坐在那里，跟她说话。说这一年的变化，说孩子们的近况，说我又想起了什么往事。她笑着听，像从前一样。

我这一生，经历过贫穷，经历过失去，经历过很多个寒冷而漫长的夜晚。可我也拥有过这世上最珍贵的温暖。那些温暖，来自一个女人。一个叫赵桂芳的女人。

她从玉米地里走来，把我带回了家。

那个家，我一待，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