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50年前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沈醉曾注意到一个细节：同样是被俘人员，有人连烟头都舍不得丢，有人却能一开口买上十条香烟、十斤糖果。身份相近，待遇相同，手头宽窄却差得很远。
这并不意味着管理所允许私藏财物。按照当时的管理办法，战犯入所后，随身物品一般要登记、保管，日常生活由管理所供给。不过，解放军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对部分私人财物并未简单没收，经过登记后，有些人仍可申请取用。
于是，一个特殊的“花钱圈子”出现了。
沈醉在回忆中提到，自己在云南被捕前带有黄金，身边的一些商人也曾设法送钱送物。过去他在军统系统任职，掌握过权力，昆明一些商界人物曾受过他的关照。到了被关押的时候，这些旧关系便以各种方式回报。
有人送现金，有人送食品，还有人找他打牌。
牌局也未必是真赌。有些人名义上输钱，实际上是想把钱送到沈醉手里。沈醉自己对此并不避讳，甚至承认，正因为手头宽裕，他在战犯中很快成了“阔人”。
当时同在管理所的董益三，境况却完全不同。董益三是在襄阳战事中被俘，仓促之间几乎没有带走任何财物。平时没烟，只能在院子里捡烟头。沈醉拿出一整条“大前门”送给他，这种场面，在管理所里相当惹眼。
沈醉的钱，也不全是外界送来的。他曾帮助成希超找回被老鼠拖进洞里的美钞，随后从中分得一部分。按照沈醉的说法，成希超被俘时藏有两千多美元，找回之后，沈醉分到了七百美元。
这几个人都做过军统后勤或财务方面的工作，手里比普通军官更容易留下钱物。但他们仍不能算最富有的人。真正让大家议论的，是杜聿明口中的“九百九”。
有一次，杜聿明看到一名战犯向他索要邮票，便悄悄对沈醉说：“这个人被俘时带了不少黄金和美钞，却舍不得自己花，见人就要。”
沈醉问：“他叫什么？”
杜聿明笑道：“不用问名字，大家叫他‘九百九’。”
“九百九”并不是正式姓名，也不是军中编号，而是对吝啬鬼的戏称。这个人明明有钱，却极少主动购买东西，能向别人开口，绝不自己掏钱。至于他究竟是谁，相关回忆材料没有给出足够明确的答案，后来不少文章便产生了各种猜测。
有意思的是，功德林中的富裕程度，往往与一个人被捕时的处境有关。
仓促突围、在阵地上被俘的人，通常没有机会携带金银；在机关开会、准备撤离的人，则可能提前做些安排。沈醉是在昆明被捕，事先已有不祥预感，能够留出时间处理财物，这一点与在战场碉堡中被俘的军官差别很大。
文强则是另一种情况。
他出身湖南名门，家庭与国民党军政界关系密切，个人收入也不低。抗战时期，他曾负责对日谍工作，日军特务郎本实仁试图以重金收买他，文强却把钱交给戴笠，并拒绝私吞。
文强回忆说，当时自己月薪只有一百多元，一万元已经足以购买几部汽车。但面对这笔钱，他表示：“我不是为这笔钱来的。”
这句话是否完全符合当时每个细节，后人还可据材料核对；但文强不以敛财著称，却是多种回忆共同呈现出的形象。他与沈醉都在军统系统任过高职，处世方式却截然相反。
进入管理所后，两人的态度也不同。沈醉愿意谈往事，回答问题十分详细；文强则长期拒绝写悔过书。沈醉于1960年获特赦，文强直到1975年才获特赦，二人的选择和处境由此形成鲜明反差。
至于王耀武，确实具备成为“财主”的几个条件。他在1948年济南失守后化装撤离，后来被俘时穿着商人服装。作为长期带兵、主持一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将领，他比仓促被捕者更有条件携带金表、金笔、外币等私人用品。
但“王耀武就是一号财主”，目前更像后人的推断，并非杜聿明留下的明确答案。王耀武被俘后曾用金笔等小物件试探、联络外界，这类细节在文艺作品和史料记载中都有不同版本，不能把电视剧情节直接当作历史原貌。
还要分清一件事：带有私人性质的金银，并不等于贪污公款；管理所里能够花钱，也不等于生活待遇特殊。许多战犯虽有财物，却不能随意外出、交易，更不能凭金钱改变管理制度。
所谓“五个财主”，本质上是战犯之间的戏称，是他们根据被捕经过、旧日职务和日常表现形成的印象。沈醉、成希超、郭旭等人财物较多，有材料可查；“九百九”的身份则留下了空白；王耀武是否排名第一，仍只能停留在推测层面。
那本被杜聿明翻过的邮票，究竟来自谁的口袋，后来没有留下一个人人认可的答案。俺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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