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灵活就业遇上法律保障：一场关于“福利”之争的法律审视

2026年8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在财经访谈节目《聊一波》中的一段话，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她说：“从我们劳动经济学的角度，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并进一步提出，“朝九晚五的五险一金是以牺牲自由换来的。”
这段话被剪辑传播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表达了质疑和批评。许多网友用“何不食肉糜”来形容这番言论，认为它严重脱离了中国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处境。经济学者马光远指出，应当区分主动与被动的灵活就业——主动做自媒体或许算得上福利，但大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是“被动灵活”，他们劳动强度大、保障缺失，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胡锡进则表示无法接受这一表述，但同时也提到张丹丹长期关注灵活就业群体并呼吁完善社保，建议舆论不应“揪错不放”。
那么，从法律视角来看，这场争议究竟揭示了什么？我们不妨放下情绪化的争论，回到制度本身，看看灵活就业者在法律框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福利”二字背后真正的法律含义是什么。

一、灵活就业者的法律身份：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灵活就业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的核心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这两部法律构建的保护体系，其逻辑起点是“劳动关系”的认定。一旦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劳动者就享有最低工资保障、社会保险、带薪休假、解雇保护等一系列权利。
然而，灵活就业者的困境恰恰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法律上并不被认定为与平台或用工方存在劳动关系。
以外卖骑手为例。许多骑手与平台之间签订的是“合作协议”“承揽合同”或“信息服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平台在法律上将自己定位为“信息撮合方”，而非用人单位。这意味着，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可能无法被认定为工伤；他们没有固定的最低工资保障，收入完全取决于接单量；他们无法像传统劳动者一样享受带薪年假、病假工资等待遇。
这种身份认定的模糊性，是灵活就业保障问题的法律根源。张丹丹教授所说的“灵活是一种福利”，如果从经济学意义上解读，或许指向的是灵活就业者在时间安排上的自主性——想跑就跑，想歇就歇。但从法律角度看，这种“自由”恰恰是以放弃大量法定劳动权益为代价的。问题在于：这种“交换”是否真实自愿？是否对等公平？
二、“福利”之辩中的法律盲区：自由与保障的失衡
公众对张丹丹言论的激烈反应，在本质上源于一个朴素的认知：当一个人没有选择的时候，所谓的“自由”就是空中楼阁。
我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但灵活就业者由于缺乏明确的用人单位，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部分社会保险，且缴费比例和保障水平与职工存在差距。更重要的是，工伤保险这一对高风险行业至关重要的保障，长期以来不对个人参保者开放。
近年来，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部分平台企业展开，试图在不认定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为骑手等群体提供职业伤害保障。这是一种务实且具有创新性的制度探索。但从试点到全面覆盖，从“有保障”到“保障充分”，仍有相当的距离。
回到“福利”之争，法律层面的核心问题不是“灵活好不好”，而是：当一个人从事灵活就业时，他是否拥有与固定就业者同等的基本权利保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将“灵活”称为“福利”，至少在客观上容易淡化这种结构性不平等。
我看到，舆论的愤怒并非指向“灵活就业”本身，而是指向一种可能被误解为“为制度缺陷背书”的表述方式。张丹丹教授多年关注骑手群体的研究经历，说明她并非对现实缺乏了解。问题可能出在表达的情境与传播的片段化上——脱离了完整的论述语境，一句学术性的判断被放置到公共舆论中，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效果。
三、从《劳动合同法》到新就业形态：法律如何回应时代之问
灵活就业规模已达两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相当比例。这个数字本身就在提醒我们：灵活就业早已不是“边缘选项”，而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体系应当如何回应这一现实？
目前，我国正在探索的路径大致有三条：
其一，扩大劳动关系认定范围。部分地方在司法实践中开始尝试将符合条件的平台用工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从而适用传统劳动法的保护。但这面临一个现实难题：平台经济高度灵活、分散的用工模式，与劳动关系认定中“从属性”标准之间存在张力。一刀切地认定劳动关系，可能导致平台收缩用工规模，最终伤害的仍然是劳动者。
其二，建立“第三类劳动者”制度。一些学者和立法建议提出，在“劳动者”与“独立承包人”之间设立中间类别，为那些具有一定从属性但不完全符合传统劳动关系特征的灵活就业者提供“部分保护”。这一思路借鉴了部分国家的经验，但在中国语境下如何落地，仍需深入研究。
其三，以问题为导向的专项保障。目前正在推进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即属此类。不纠结于身份认定，而是针对最紧迫的风险（如工伤、职业伤害）提供专项制度安排。这种做法务实，但存在保障范围有限、水平偏低等不足。
这三条路径各有优劣，但共同指向一个判断：灵活就业者的法律保障不能继续停留在灰色地带。无论“灵活”是否算一种“福利”，法律制度的责任是确保这种“灵活”不以牺牲基本安全为代价。
四、超越争议：把讨论引向建设性的方向
这场争议的核心事实是清楚的：一位学者的发言被剪辑传播，引发公众关于灵活就业保障的广泛讨论。在事实与观点之间，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区分。
张丹丹教授说“灵活是一种福利”，这是她的学术观点；公众批评这一观点脱离实际，这是舆论的回应；马光远区分主动与被动灵活，胡锡进既批评言论又肯定研究积累——这些都是多元视角的呈现。在这些声音之中，真正值得被聚焦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让两亿灵活就业者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我认为，这场争议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谁说得对、谁说得错，而在于它将一个长期存在但讨论不足的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灵活就业者的保障缺失，在他们每天从我们身边穿梭而过的身影中，在不规律的收入、不确定的安全风险、不完善的制度覆盖中，早已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社会现实。
当舆论的情绪逐渐平息，我们应该记住的不是某句话的对错，而是那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处境：凌晨还在跑单的骑手，雨天里等待接单的司机，在平台算法中追逐收入的劳动者。法律保护的不该只是“标准劳动者”，而是每一个用劳动换取生活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起争议事件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灵活就业法律保障的契机。无论是学者、媒体还是公众，讨论的终点都不应该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制度的完善。真正的“福利”，应当是每一个劳动者在拥有选择自由的同时，也拥有不被风险击穿的安全底线。这需要法律给出答案，需要制度给出保障，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讨论中保持对复杂现实的尊重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