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这辈子,嘴上最常挂的一句话就是"我是爱国狂"。这三个字不是晚年给自己贴金,是他在口述历史里几次三番、极认真地说出来的——"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的时候,要我的命,我就去送命"。话说到这份上,按理说,故乡东北丢了,黑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他要是真爱国,哪怕爬也得爬回去看一眼。可他没有。从1990年恢复自由,到2001年死在夏威夷,整整十一年,大陆这边邓颖超亲自写信、专机都备好了,东北老乡天天盼,他就是没踏回去一步。最后客死檀香山,坟头朝着东北方向——人没回去,让坟替他望着家。
这就奇了怪了。是他不想吗?不是。他在纽约跟东北同乡吃饭,有人问他想不想回东北,他沉默半天,说了一句:"想极了,那是我的家啊。" 声音很轻,但旁边人都听出来了,那是压了大半辈子的疼。蒋士云——就是他嘴里"最喜欢的女人"——后来跟记者讲,张学良居停纽约时,她劝他趁机回大陆,"这是大好机会",张学良本人也极想回东北老家瞧瞧。可话到嘴边,他又咽下去了。
为啥咽下去?咱得掰开揉碎了说。
头一桩,他不敢。不是怕鬼子——鬼子早投降了;是怕李登辉。你想想,张学良是啥人?西安事变的主角,"千古功臣"这顶帽子是周恩来给戴上的。这么个人要是回了大陆,往天安门上一站,那是什么信号?那是给两岸统一撑旗啊。李登辉那边正琢磨着搞"台独",最怕的就是这个。所以张学良1991年去美国,走之前得跟李登辉"请假",回来之后想再去大陆,还得"请示"。李登辉怎么回他的?"勿去大陆。" 蒋士云当时就跟他讲:"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他一定不准。" 张学良听了,点点头,没再争。他这人有一股老派的义气,李登辉放他出来,他不愿"藉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觉得"这样做对李登辉不好交代"。——你看,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回自己家还得跟别人"请假",这自由,听着挺讽刺的。
第二桩,他不能。这"不能"里头,有身体的不能,也有政治的不能。张学良1993年8月突发脑溢血,虽说抢救过来,但毕竟九十多的人了,赵一荻更惨,切了一叶肺,红斑狼疮,膀胱结石,好几样病捆在身上。两位老人都靠轮椅行动,经不起长途颠簸。再加上赵一荻的态度——她陪了张学良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捞着个清净日子,在夏威夷的阳光下读读圣经、逛逛教堂,她不愿再回去搅进政治的浑水。张学良自己也说,他怕回去"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给自己留了个身份——"闲云野鹤",说是两边都不靠近,将来两岸要是需要,他"两边走走,做点工作"。这个算盘打得精:回去吧,这层"特殊身份"就破了,两边都拿他当旗帜扯,他这把老骨头经不起。
第三桩,他没脸。这一条最要命,也最没人愿意直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这事的责任怎么分?过去几十年,民间一直传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张学良替老蒋背锅。但张学良自己1990年接受日本NHK采访,把话挑明了:"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 他还跟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讲:"我是封疆大吏,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 人民网的考据也印证了:9月18日当晚,蒋介石根本不在南京,而是在舰上,所谓"十几次电报令不抵抗"在时间上对不上。张学良自己下的令,自己担的责。
他当时咋想的?他也坦白过——一来误判,以为日本就是"寻常寻衅",想多要点好处,没料到是倾国之力的大举进攻;二来怂了,觉得"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判断错了,骨气也软了,结果就是东北军一枪没放,北大营丢了,沈阳丢了,半年之内,东三省全境沦陷,三千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张学良晚年信了基督教,熟读《圣经》,他引用使徒保罗的话说自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这话搁别人嘴里是谦卑,搁他嘴里,是真心话。你想想,一个把故乡亲手丢了的少帅,老了回去,东北老乡热情接待他、喊他"少帅",他受得住吗?他自己在日记里写:"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你看,他不是不想回,他是怕回去之后,每天活在自责里。一个百岁老人,剩下的日子本就不多,他不愿在屈指可数的晚年生涯中,每天有自责和悔恨的内容。
所以这三层叠在一块儿:李登辉那边卡着,赵一荻这边拖着,自己心里亏着。再加上1993年他正式定居夏威夷——五弟张学森在那边,气候温润,华人教堂齐全,他信基督,赵一荻信基督,两个老人在檀香山的阳光下,反倒寻着了一种"折中"的安宁。有亲戚回忆,赵一荻问过他:"六哥,咱们以后埋哪儿?" 张学良望着窗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跟我混了大半辈子,就在这儿吧,地方安静。" 赵一荻又问:"那东北呢?" 他说:"那儿心里记着就行。"
一句话,把这一生的纠结都交代了。
要我说,张学良这人,复杂得很。你不能说他不爱国——东北易帜,他一句话"你什么都替我想,就没想我是中国人",归顺南京,这是爱国;西安事变,他拿自己项上人头赌一个"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也是爱国。可你也得承认,九一八那一夜,他确实是怂了、错判了,东北三千万父老为他这个错误付出了十四年的亡国奴代价。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他自己说了——"没能参加抗日战争"。他被幽禁了五十四年,从三十七岁到九十一岁,人生最好的光景全耗在雪窦山、阳明洞、新竹井上温泉那些个鬼地方。等他终于自由了,身体也垮了,时代也变了,回去不回去,似乎也不再那么要紧了。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享年一百零一岁。他的墓没朝故乡,但按家人的说法,是向着东北的。一个人活了一百岁,最后用坟头的方向,回答了那个他一辈子没敢回去的疑问。
历史这玩意儿,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张学良口口声声"爱国",不是装的;他到死不回东北,也不是简单的"不敢"二字能打发的。那是政治、是身体、是良心,三座大山压在一个老人身上,他扛了整整后半生。你可以骂他九一八不抵抗,可以惋惜他终老异乡,但你没法否认——当他1991年在纽约对东北同乡说出"想极了,那是我的家啊"的时候,那个声音,是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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