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为什么流向钱更多的地方？苏丹教授独作登上国际经济学顶刊 | 长江学术

过去三十年，全球最吸引资本的地方是美国，一个资本本就充裕的国家。而许多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却在长期向外输出资本。

这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解，当资本越稀缺，新增资本的回报应该越高。资本理应向更稀缺的地方流动。

为什么在现实世界，资本没有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向国际经济学界抛出了这个问题，此后经济学家的答案层出不穷：制度薄弱、营商环境恶劣、金融摩擦、人才不足。几乎所有解释默认了一个前提——发展中国家的潜在资本回报本来是高的，只是现实障碍挡住了资本。

事实真是这样吗？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苏丹的独作论文《资本马太效应：定向技术变革与国际资本流动》（The Capital Matthew Effect: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近期发表于国际经济学顶刊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论文首次将“技术进步方向”的维度引入国际资本流动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一个国家拥有多少资本，会影响它选择什么样的技术道路；技术选择又会改变资本回报，进而影响资本下一步流向哪里。

论文提出，当资本禀赋、技术方向和资本流动相互作用时，最初的资本优势不一定会被边际收益递减逐渐消解，反而可能在技术进步中得到强化。

苏丹教授将这种自我强化的机制称为“资本马太效应”。

▍研究速读

01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对富裕国家的资本边际回报率持续高于相对贫困国家。

02 资本多寡会影响国家在技术发展上的选择。资本充裕的国家更有动力发展能够放大资本价值的技术；资本稀缺的国家则更倾向于发展节约或替代资本的技术。

03 技术选择会反过来强化最初的资源差距。资本越丰富的国家，越可能发展放大资本价值的技术，资本回报也随之提高，从而继续吸引资本流入。

04 在这一机制下，金融市场越开放、资本配置越有效，不同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反而未必越均衡。

穷国的资本回报率是否更高？

穷国的资本回报率是否真的比富国更高？苏丹教授先用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

论文依据Penn World Table (PWT)和世界银行国家财富数据库，以各国实际劳均GDP的年度中位数为界，高于中位数的国家划入富国组，低于中位数的划入穷国组，对不同国家的资本边际回报率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回报与一国收入水平之间没有稳定的显著关系；此后，两者之间却呈现出持续的正相关关系。

平均而言，富国的资本边际回报率高于穷国，而且这一差距并未随着跨境资本流动增加而逐渐消失。

论文进行了多组检验，包括改变穷国与富国的划分标准、使用不同的资本回报测算方法、剔除小型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等。

具体的结构性变化时间会随测算方式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之间移动，但富国资本回报持续高于穷国的基本结果依然存在。

这个发现改变了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富国的资本回报确实更高，资本持续流向富国本身并不难理解。

真正反常的是：

在已经拥有大量资本的情况下，富国为什么还能长期维持更高的资本回报？

资本稀缺的另一面：

它会改变技术选择

传统理论看到的是资本稀缺的一面：资本越少，新增资本越有价值。

苏丹教授在研究中指出，资本稀缺还有另一面。一个国家拥有什么要素、缺少什么要素，会影响企业和创新者最愿意发展哪一类技术。

▍在资本丰富的国家，企业更有动力发展那些放大资本价值、放大高技能劳动者能力的技术。

这些技术能够让机器、设备和专业人才发挥更大作用，提高资本创造收益的能力。

随着相关技术不断进步，资本在这些国家并不会因为存量增加而迅速贬值，反而可能变得更有生产力。

▍资本稀缺的国家面对的是另一套激励。

由于资本昂贵而劳动力相对充足，企业更倾向于发展节约资本、替代资本，或者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生产率的技术。

这类技术同样可以推动生产率提升，虽然不一定提高资本回报，但可以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本的依赖。

因此，讨论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只看“增长了多少”并不够。技术进步发生在哪个方向，对资本回报和资本流动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小幅度的资本互补型技术进步，有可能比幅度更大的资本替代型技术进步更能提高资本回报。

资本关注的不是一个国家笼统的生产率增速，而是技术进步能否让资本本身创造更多价值。

“资本马太效应”如何形成

在苏丹教授建立的模型中，国际资本配置同时受到两股力量影响。

▍第一股是传统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

资本越多，边际回报越容易下降，因此资本应当流向更稀缺的国家。

▍第二股是定向技术变革带来的分化力量。

一个国家最初拥有较多资本，就更倾向于发展放大资本价值的技术；技术进步提高资本回报，又吸引新的资本流入。

由此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

初始资本丰富 → 发展放大资本价值的技术 → 资本回报提高 → 吸引更多资本流入 → 进一步强化原有技术方向

资本稀缺的国家则可能沿着相反的路径发展。

它们更偏向节约或替代资本的技术，对资本的依赖逐渐下降，资本流入的动力随之减弱，甚至继续向外流出。

当技术选择带来的分化力量超过边际收益递减带来的趋同力量，国际资本就会持续从资本稀缺的国家流向资本丰富的国家。

最初的差距不再只是历史起点，而会通过技术选择被不断写入未来的发展路径。

这就是论文所定义的“资本马太效应”。

国家与企业数据呈现出相同方向

为了检验这一机制是否与现实相符，论文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国家层面

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最初的资本丰富程度，对其后的长期资本流动具有显著预测力。平均而言，全球资本更多流向初始资本较为丰富的国家。

论文还重新考察了“资本配置之谜”。以往研究发现，生产率增长更快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获得更多外部资本。

苏丹教授的研究显示，如果不再笼统地衡量生产率增速，而是区分技术进步的方向，这一现象可以获得新的解释。

与资本及其互补要素相关的技术进步，更容易提高资本回报并吸引资本流入；以替代资本为主要方向的生产率增长，对资本流入的作用则明显不同。

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结构也呈现出相应差异。论文发现：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在富国更高，而低技能劳动者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生产效率更高。

这与不同经济体沿着各自要素禀赋发展技术的判断一致。

▍在企业层面

论文使用覆盖80多个国家上市公司的Global Compustat数据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随着金融开放程度提高，位于初始资本较丰富国家的企业，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更快。使用企业自身初始资本密集度进行衡量，也能观察到相近的结果。

这些证据并不能排除制度、金融摩擦和产业结构等其他解释。它们支持的是一个更审慎的结论：定向技术变革确实可能是塑造长期国际资本流向的驱动因素之一。

更开放、更有效率的市场，

未必意味着更加均衡的发展

“资本马太效应”带来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政策判断。

如果全球失衡主要源于制度缺陷和金融摩擦，那么减少障碍、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应当帮助资本流向更稀缺的国家，推动各国资本回报逐渐接近。

在苏丹教授提出的机制中，情况可能恰好相反。资本丰富的国家已经通过技术选择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金融市场越开放，资本就越容易流向这些国家。开放的资本账户未必帮助资本稀缺的国家获得更多净流入，反而可能加快资本流出的速度。

论文并不主张限制金融开放，但强调需要关注长期资本流入和流出可能造成的真实经济后果。对于长期吸收资本的经济体，风险可能表现为金融不稳定；对于持续输出资本的经济体，则需要警惕资本外流与过早去工业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从中国视角看:

资本管制与创新赛道的选择

苏丹教授提出的这一机制也为理解中国的资本项目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按照静态比较优势的逻辑，一个劳动力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追赶型经济体，理应沿着节约资本、发挥劳动优势的技术路线发展。

但在资本马太效应的框架下，这条看似稳妥的道路隐藏着长期代价：技术方向一旦被锁定在资本替代型轨道上，资本回报难以提升，储蓄持续外流，与前沿经济体的差距会被技术选择本身不断固化。

资本项目管制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常被忽视的角色。它切断了国内储蓄流向海外高回报资产的通道，把大规模储蓄留在国内金融体系之中，压低了资本的相对价格，相当于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有效资本禀赋。

当资本变得充裕而便宜，企业和创新者发展资本互补型技术的激励随之增强。

过去二十年，中国在高铁、特高压、新能源、动力电池、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资本密集型领域的持续投入与快速追赶，与这一逻辑方向一致。中国没有按静态禀赋退守劳动密集型赛道，而是在与美国相同的资本互补型创新赛道上展开正面竞争。从这一框架看，资本项目管制为这种技术路线选择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模型逻辑向中国情境的一步推演，并非论文的直接检验结论。管制留住了资本，但资本投向哪里，还取决于产业政策、市场规模与人才储备；管制本身也有明确代价，比如资本配置效率下降、居民投资渠道受限、局部资产价格扭曲。

这项研究提供的不是“管制优于开放”的简单答案，而是一个新的权衡维度：金融开放的收益，需要与“技术赛道被锁定、资本加速外流”的长期风险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衡量。

值得思考的三个问题

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不过它所揭示的反馈机制，也为企业家理解技术竞争和企业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1. 技术进步的方向，有时比速度更重要

我们习惯用研发投入、专利数量或生产率增速衡量技术进步，却很少追问技术在增强什么、替代什么。

有些技术让资本和高技能劳动者发挥更大作用，有些技术则节约资本、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两类技术都可能带来增长，对资本回报和资源流向的影响却完全不同。

对资本而言，重要的不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而是方向：放大资本价值的技术，哪怕进步幅度不大，也可能比替代资本的技术带来更高的资本回报。衡量技术进步时，只看速度可能会掩盖真正决定长期路径的差异。

2. 真正的先发优势，可能是一套自我强化的循环

即使一家企业今天拥有更多的资金、人才或数据，并不意味它就拥有长期的护城河。

真正重要的是它能否围绕这些资源发展出相互匹配的技术和组织能力，让既有资源持续产生更高回报。

当“资源积累、技术选择和回报提升”形成正向循环，后来者面对的就不只是静态的资源差距，还包括一条自我强化的上升路径。

3. 更开放的竞争环境，会缩小领先者与后来者的差距吗？

当企业能够使用相似的技术工具时，一般倾向于认为技术会促进平权，领先者与后来者之间的差距会缩小。

但研究发现，如果领先企业已经建立起放大资本和人才价值的机制，市场越开放，资本就可能越快向它集中。

重新理解资本、技术与发展差距

苏丹教授在论文中强调，技术专业化只是解释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可能机制。

论文并不否认制度质量、金融摩擦、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重要性，其模型结论也需要满足一定的生产要素替代条件。

这项研究的贡献，在于把技术进步的方向引入国际资本流动问题。

它让卢卡斯悖论、全球失衡和资本配置之谜可以在同一个动态框架下得到理解，也把研究视线从“什么阻止了资本流向穷国”，转向“不同国家的技术选择如何改变资本回报”。

当资本禀赋影响技术方向，技术方向又改变资本回报时，最初的资本差异可能会不断加剧“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

无论对政策制定者还是企业决策者，这都是一个值得认真面对的问题：当我们选择一条技术路线时，我们解决的不只是眼前的效率问题，也可能在选择未来更依赖什么、什么会变得更有价值。

苏丹教授简介

苏丹教授现为长江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他于2013年获得北京大学化学理学学士和经济学学士学位，2016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深造，于2022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金融学博士学位。

苏教授的研究领域涵盖宏观金融、企业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也关注金融不稳定、资本账户开放、企业生产率与数字货币等议题。

论文已发表于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等国际学术期刊。其研究项目曾获得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支持。2021年，他获得西方金融协会博士生杰出研究奖。

长江商学院自创立之初即确立“学术研究立校”“教授治学”等机制，吸引了一批在国际管理学界享有声誉的学者全职加入。学院构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学术支持体系与科研生态，助力教授持续开展高水平、引领性的研究，不断产出世界级的研究成果，获得全球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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