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8年冬，淮海战役前线，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的实验场上，一枚重达100公斤的炸药包正准备发射。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普通的试验，会成为参谋长韩联生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当时，华东野战军并不缺少敢打敢拼的战士，真正紧缺的是攻坚所需的重武器。国民党军凭借碉堡、地堡和土木工事固守，单靠步兵爆破，往往要付出很大伤亡。重炮数量有限，且不便在近距离连续支援，战场急需一种威力大、成本低、便于机动的办法。
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支持了这项试验。韩联生和工兵人员一道，把迫击炮与大型炸药包结合起来，尝试让炸药包像炮弹一样飞向目标。这种办法后来被部队称作“原子炮”，并非真正的原子武器，而是对其爆炸威力的形象说法。
试验并不轻松。炸药包越重，发射时的稳定性、引信安全和落点控制就越难解决。20公斤炸药已经足以摧毁一般工事，若能把更重的炸药准确送到碉堡附近，坦克和坚固阵地也可能遭到重创。
双堆集战斗中，这种“飞行爆破”发挥了作用。前线战报传到西柏坡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中写道，我军有“土飞机、土坦克”，大炮和炸药也未必比所谓洋武器差。这里的“土飞机、土坦克”，正是对人民军队因地制宜创造战法的概括。
然而，创造这种战法的人，没有等到战斗完全结束。
那次试验中，一枚超重炸药包发射失常，滞留在炮位附近。韩联生听见导火索发出声响，立刻判断情况危险。他大喊：“快卧倒，要炸了！”话音未落，爆炸已经发生。韩联生和身边7名战友当场牺牲，留下了淮海战役中我军牺牲级别最高将领的记录。
消息传开，战友们悲痛万分。刘伯承亲笔写下挽联：“胜利之师开道先锋，断敌追路的勇士。”这句话并不是泛泛的赞誉，而是对韩联生一生经历的准确概括。
韩联生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彭德怀、陈赓、谭政等人同乡。少年时期家境贫寒，15岁便到安源路矿做工，后来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那段矿工生活，使他很早接触到工人组织，也养成了能吃苦、敢担当的性格。
1930年9月，毛泽东、朱德到安源扩充红军。韩联生起初没有被列入新兵队伍，后来红军离开时，需要工人挑运炸药，韩联生随百余名挑夫同行。队伍出发后，这些挑夫被编入红军，韩联生也由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攻打吉安县城时，工人出身的挑夫们承担架桥、运送器材和爆破等任务，作用十分突出。毛泽东注意到这支队伍的价值，推动其改编为工兵连。韩联生作战勇敢，熟悉爆破和工程技术，后来被任命为工兵连连长，成为人民军队早期工程兵骨干之一。
工兵连成立时，毛泽东曾对这批工人战士讲过，工兵的任务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红军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和作战的实际需要。韩联生此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几乎始终围绕着这项任务展开。
长征途中，韩联生担任中央军委直属工兵营营长。强渡乌江时，毛泽东把架设浮桥的任务交给他，并告诉他，全军行动都要依靠这座桥。韩联生回答：“浮桥架不好，我提头来见。”随后，他带领官兵冒着敌人火力昼夜施工，连续在水中奋战13个小时，终于在敌军追击前架好浮桥。
到了强渡大渡河时，情况更加复杂。韩联生率先渡河，摧毁对岸工事并夺取船只，原计划架设浮桥，却因水深流急，木桩屡次被冲走，工程无法继续。没有桥，大部队就难以迅速通过。毛泽东传话：“没有桥也得过河。”
韩联生随即改变办法，组织全营用船只摆渡，并让战士在岸上拉纤。船每次都被急流冲向下游，官兵只能拼命向上游牵引。肩膀磨破了，鲜血浸透衣服，摆渡仍没有停下，最终把红一师送过了大渡河。周恩来后来评价，这项任务为后续行动创造了条件，韩联生功劳很大。
从乌江、大渡河，到淮海战场的“飞行爆破”，韩联生始终没有离开“开路”二字。早年他用绳索、木桩和船只为部队开路，后来则用炸药和迫击炮为攻坚部队打开突破口。不同战场，方法不同，承担的风险却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韩联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生前事迹和遗物，后来陈列于淮海战役纪念馆。老战友陈锐霆曾以“出身安源老矿工，长征队里老工兵”概括他的一生。对韩联生而言，最重要的并非留下了一个响亮称呼，而是在一次次关键关头，把最危险的任务接到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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