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8年8月20日深夜，北京京西宾馆，宋任穷被一群造反派堵在房间里。门外喧闹不止，门内却没有回应。此时的他，已经被长期冲击折磨得十分虚弱，连站立都很困难。
造反派原本想把人从高处弄走。宾馆正门有警卫把守，他们便打算用绳子将宋任穷捆住，再从阳台设法转移。事情进行到一半，外面突然传来消息，北京卫戍区部队已经赶到。
这些人慌了手脚，匆忙锁上房门，丢下宋任穷离开。几分钟后，京西宾馆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而这场营救的起点，要追溯到周恩来接到的一通报告。
当时，京西宾馆住着不少受到冲击的老干部。负责警卫的中央警卫部队发现，现场秩序已经失控，单靠宾馆里的力量无法制止，便将情况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没有迟疑，立即叫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傅崇碧赶到后，周恩来直接交代：“宾馆里的老干部必须转移，不能再让他们受到冲击。”
这不是普通的人员疏散。宾馆内有许多省部级干部，外面又聚集着情绪激烈的造反派，稍有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更大冲突。傅崇碧随即带队赶往京西宾馆。
部队到达时，大批造反派已经逃散，留下的人很快被控制。傅崇碧下令清查房间，准备把老干部转移出去。清点人数时，却发现宋任穷不见了。
几个年长的造反派被带来询问。面对军人的严厉追问，他们才交代，宋任穷被关在宾馆较高楼层的一间房里。傅崇碧赶到门口，先让战士推门，又让人用铁棍撬门，房门始终纹丝不动。
“老宋，我是傅崇碧，奉命来救你！”他隔着门大声喊话。
里面一片寂静。
这时，傅崇碧判断，宋任穷很可能已经昏迷，继续从正门破拆，既耗时间，也可能惊动其他人。他让服务员打开相邻房间，转到阳台查看外墙，随后作出决定：从楼顶绕下去。
这条路危险得多。夜间光线很差，楼体外墙没有可靠的通道，稍有失手便会坠落。傅崇碧没有把任务交给别人，而是抓住墙上的固定物向上攀登，几名战士也跟着行动。
他们先爬到楼顶，再用绳索下到宋任穷所在楼层的阳台。战士撬开窗户进入房间时，宋任穷已经奄奄一息，无法正常说话。获救后，他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这次险情之所以格外严重，不仅因为有人冲击宾馆，更因为宋任穷此前已经成为“运动”中的重点对象。他的遭遇，与一场发生在沈阳的争执有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任穷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周恩来到沈阳视察时，他按照接待程序前往车站迎接。江青随周恩来同行，当时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政治声势正盛。
据有关回忆，江青下车后走在周恩来前面。周恩来没有当场计较，但宋任穷却径直迎向周恩来，握手问候，并没有按照江青所期待的方式表示恭敬。
江青对此十分不满，当场指责宋任穷。宋任穷也没有退让，反问她凭什么走在总理前面，并表示自己前来迎接的对象是周恩来。周恩来随即出面缓和气氛，避免争执继续扩大。
车站上的几句话，本来不应成为政治风暴的引线。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环境里，礼节、站位和一句顶撞，都可能被解释成政治态度。宋任穷没有想到，这次冲突会被人长期记住。
随着运动深入，沈阳的局面越来越复杂。宋任穷受到批斗和冲击，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设法把他转移到北京，安排住进京西宾馆，并让警卫力量负责保护。
但人到了北京，危险并没有自动消失。沈阳方面的造反派曾多次赶到京西宾馆闹事，试图冲击驻地。此前几次行动没有得手，1968年8月20日夜里的闯入，则直接威胁到宋任穷的生命。
有意思的是，营救过程中最关键的并不是一场公开对抗，而是几次迅速判断：警卫发现异常后及时上报，周恩来当机立断调兵，傅崇碧放弃等待，选择攀楼救人。任何一个环节迟缓，结果都可能改变。
宋任穷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提到，如果当晚真的被绳子从高处吊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对一个已经身心俱疲、无法开口呼救的人而言，那扇被锁住的房门，几乎成了生死之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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