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1年中国加入WTO遭美国国会强烈反对，克林顿为何却亲自站出来力挺？
2000年5月24日，美国华盛顿，克林顿政府正面对一场并不轻松的国会表决。众议院讨论的，不是要不要立刻接纳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而是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这个决定，直接关系到美国能否落实此前与中国达成的入世协议。
国会里疑虑重重。有人担心中国加入后会冲击美国制造业，有人把贸易问题同人权、安全等议题捆在一起。支持者也不敢大意，因为表决一旦失败，中美双边谈判即便已经完成，多边入世进程仍可能被卡住。
克林顿此时的态度，确实与他执政初期的对华政策存在差别。1993年至1994年间，他曾把贸易待遇同人权问题联系起来；但到了1999年至2000年，白宫开始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视为一项具有长期意义的经济与外交安排。
这并不是简单的“亲华”。克林顿要算的，是美国企业能否获得更稳定的中国市场准入，美国农产品能否减少关税和配额限制，以及美国能否通过多边规则，而不是单纯依靠双边施压，影响中国经济开放的方向。
世贸组织成立于1995年，取代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新体系规则更完整，涵盖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中国若要进入，不能只同某一个国家谈妥，还必须接受成员方的共同审查。因此，入世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经济手续，而是规则、利益和国家发展方式的多重碰撞。
早在1986年，中国就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此后，国际贸易制度发生变化，中国面对的谈判对象和规则环境也随之改变。1995年底，加入世贸组织的相关谈判逐步展开，长期准备由此进入更复杂的阶段。
谈判桌上，关税只是看得见的一层。市场准入、服务业开放、农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内法律法规如何同国际规则衔接，都需要反复磋商。中国代表团要面对不同成员的要求，美国和欧洲方面也不断调整立场，谈判人员更换并不罕见。
有意思的是，中国并没有把全部希望押在美国身上。1997年前后，中国先同亚洲一些成员推进协议，逐步减少外围阻力；1998年，又在关税和市场开放方面作出承诺。这样的安排，既是谈判策略，也是对国内改革承受力的考量。
美国方面的顾虑同样具体。传统制造业担心竞争，工会担心就业，农业和跨国公司却期待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国会的犹豫，正是这些利益相互拉扯的结果。有人对克林顿说：“放宽贸易待遇，不能只看企业账本。”白宫的回应则是：“规则进场，比关起门来施压更有效。”
1999年，中美谈判出现关键转折。2月，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访华，就经济和贸易问题交换意见。4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美国，双方继续推进谈判。需要说明的是，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最终于1999年11月15日在北京签署，农业、工业品和服务贸易等问题都被纳入安排。
协议签署后，克林顿政府仍不能绕开国会。白宫协调商务部门、财政部门和办公厅官员，对议员解释协议内容，强调美国企业将获得的市场机会，也说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与年度审查之间的差别。克林顿亲自介入游说，原因正在于这一步若无法通过，前面的双边成果就难以真正落地。
2000年5月，众议院通过相关议案；9月，参议院完成表决；10月10日，克林顿签署《美中关系法案》，为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提供法律基础。2001年11月，中国入世议定书在多哈部长级会议上获通过；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克林顿的支持，建立在美国经济利益、全球化政策和对华战略判断的交汇处。他并没有消除国会内部的反对，也没有让双方分歧凭空消失，只是选择把中国纳入一套更具约束力的贸易制度。中国为此经历约15年谈判，也付出了调整关税、开放市场和完善法律体系等实际代价。2001年12月的入世，不是某一位总统单独推动的结果，而是多边规则、中国改革以及中美利益博弈共同作用后的制度性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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