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灾民买不起米，范仲淹却下令米价继续涨，灾民：不愧是好官

皇佑二年，也就是公元一〇五〇年，江浙一带旱得那是相当惨烈，地里的庄稼基本绝收，老百姓饿得眼珠子都绿了。

这时候坐镇杭州的知州，正是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按理说，遇到这种大灾，当官的要么开仓放粮，要么赶紧求朝廷拨款。

可这老爷子倒好，反手就贴了一张告示，直接把满城的百姓给炸蒙了：即刻起，杭州城的米价涨到每斗一百二十文。

这价格比平时翻了一倍还不止。

这哪里是救灾，分明是把刀架在老百姓脖子上割肉。

这事儿要是放现在，估计热搜能挂一个月，范仲淹的祖坟都得被网友骂冒烟。

那时候的人也一样，老百姓那是骂声一片，说他是“狗官”，就连衙门里的同僚都吓得腿软，生怕激起民变，连夜写折子弹劾他趁火打劫。

可范仲淹压根不理这一套，甚至还放话说，旱情还得持续，这米价指不定还得涨。

其实吧，范仲淹这会儿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六十一岁了，在西北带兵打仗跟西夏人硬碰硬了好几年，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人，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

他太清楚这灾荒背后的门道了。

官仓里那点粮食，面对几十万张嘴，也就是扔水里听个响。

你要是强行压价，让米卖得便宜，结果只有一个：米商觉得没利可图，直接关门歇业，或者干脆把米运到别的地方去卖。

到时候有价无市，老百姓手里攥着钱买不到米，那才是真的要饿死人。

范仲淹这一招，看着是把百姓往死路上逼，其实是在给全天下的米商下套。

他太懂人性了，尤其是商人的贪婪。

杭州米价翻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没几天就传遍了江浙，甚至传到了两淮地区。

各地的米商一听，眼睛都直了：一百二十文一斗？

这哪是卖米啊，这简直就是抢钱！

而且还是官府带头涨的价，完全合法合规，这便宜不占那是傻子。

于是，大运河上就出现了壮观的一幕。

原本还在观望、囤积居奇的那些米商，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争先恐后地往船上装米，日夜兼程地往杭州赶。

据当时的记载，那几天的杭州河道，那是千帆竞发，运粮船挤得水泄不通，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就这么短短几天功夫，涌进杭州城的粮食，比全城灾民需要的还要多好几倍。

看着满河道的粮船，范仲淹乐了。

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供需关系”嘛，只不过老爷子没学过西方经济学，纯粹是靠着对人性的拿捏。

这时候，那些在那边做着发财梦的米商们才发现不对劲。

原本以为杭州是座缺粮的孤岛，来了才发现，全天下的同行怎么都来了？

现在的局面彻底反转了。

之前是“求大于供”，米商是大爷；现在是“供大于求”，买家成了大爷。

米堆得像山一样，如果不赶紧卖出去，每天的船费、人工费、仓储费就是一笔巨款，而且这大热天的，米放久了还得发霉长毛。

这就好比现在的股市，大家都想抛售，那价格自然就得崩。

这时候，范仲淹又不紧不慢地出了第二招：开仓，并且宣布不再干预市场价格。

这一下，米商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

为了回笼资金，大家开始竞相压价。

一百二十文没人买，那就一百文，还不行就八十文。

价格一路狂跌，最后甚至跌到了比灾前正常年份还要低的水准。

你看这人性，有时候比洪水猛兽还难搞，但也比圣贤书好用。

老百姓一看米价跌成这样，家家户户都能买得起米了，肚子算是保住了。

而那些想发国难财的奸商，虽然没赚到暴利，但也因为薄利多销，好歹没赔本，只能灰溜溜地认栽。

这一仗打下来，官府没花一文钱，光靠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把一场可能导致民变的大灾难给化解了。

除了这招“反向操作”，范仲淹在那场大旱里还干了两件特别“出格”的事儿。

一件是大兴土木，另一件是纵情声色。

当时旱灾严重，不仅没饭吃，还没活干。

范仲淹就把杭州各个寺庙的住持都叫来，跟他们说：“现在人工最便宜，此时不修庙，更待何时？”

住持们一听有道理，反正寺庙里有钱，于是纷纷开始搞装修、建塔楼。

官府这边也带头翻修仓库和官署。

这一下，每天就有好几万灾民找到了工作，虽然工钱不高，但好歹能挣口饭吃。

这其实就是现代经济学里的“以工代赈”，但在那时候，这叫“劳民伤财”。

更离谱的是，范仲淹自己每天带着手下人在西湖上划船喝酒，还鼓励城里的富户大搞宴席、搞赛龙舟。

一时间，西湖上那是歌舞升平，跟外面的灾情简直是两个世界。

那时候骂他的人更多了，说他“嬉游无度”，是个老不正经的昏官。

但实际上，这也是范仲淹的算盘。

他就是想让富人口袋里的钱流动起来。

富人出来玩，就得雇船夫、请厨子、买酒菜、赏杂役。

这些钱花出去，最后都流到了穷人的口袋里，穷人有了钱就能去买米。

这就好比是一潭死水，你得往里扔块石头，让水活起来，鱼才能活。

那一年的杭州，虽然是大灾之年，但官民相安，没有发生一起流民暴动，甚至连饿死的人都很少。

这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简直就是个奇迹。

直到第二年，朝廷派人来调查，范仲淹把这些道理一条条列出来，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老爷子是在下一盘大棋啊。

说实话，范仲淹这套操作，换个人真玩不转。

首先你得有这个胆量，涨价、修庙、游玩，哪一条在古代官场都是死罪，稍有不慎就是乌纱帽不保，甚至还得掉脑袋。

一般的官员，宁愿守着规矩哭穷，也不敢冒这个险。

但范仲淹不一样，他这辈子就没怕过谁，连皇帝的鼻子都敢指着骂，为了救百姓，背点骂名对他来说根本不叫事。

其次，他出身贫寒，两岁就没了爹，母亲改嫁，他是吃着苦水长大的。

他太了解底层老百姓需要什么，也太了解商人的本性。

他没有像那些读死书的腐儒一样，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唾骂商人，而是承认商人的贪婪，并且利用这种贪婪来为百姓服务。

这种实事求是的劲头，才是最值得佩服的。

皇佑四年，也就是这场大旱过去两年后，六十四岁的范仲淹病逝在徐州。

那个在杭州知州府里，顶着漫天骂名签下涨价手谕的老人，其实一直都很清醒，也很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