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不算“官”，但要当好非常难

转自：长安街知事

在浙江一个名为何斯路的浙江村庄里，何允辉开展了一系列颇具突破性的实践：开设老年大学，带村里的老人出门看世界；引进研修、无人机培训等新兴文旅产业；开办了一家 “功德银行”，记录村民们的善行……

与此同时，他持续在公众号上记录了这些年来的求索，条分缕析、鲜活可感。那些撞开新路的欣喜、那些左右为难的处境，都为观察真实的中国乡村、观察中国村干部，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最近，他将经历和思考集结成书，出版了《乡践与乡见：一个村支书眼中的乡村振兴》。

村支书在中国不算一个“官”，但要当好非常难。“村里讲人情、讲面子、讲博弈，能够在乡村‘平事’绝对是一种本事。”他在书中写道。

在接受长安街知事（ID：Capitalnews）采访时，何允辉说，当初弃商回村，就是为了实现振兴家乡的“英雄梦”。他说，“做村支书，一定是会受委屈的”，“干了这么多年，说实话，没少流过泪”；他还说，“一名基层工作者受不了半点委屈，又怎么能当下去呢？”

何允辉 资料图

怀揣“英雄梦”回村

知事：2008年时，您为什么要放弃经商、回村发展？

何允辉：当初我因为经商积累了一点财富，但每年回村的时候都发现，村庄的变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虽然距离义乌城里不远，但老百姓依然是务农的多。由于何斯路的土地很少、交通也不便利，所以百姓们还是不富裕。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也有能力去改变它，所以选择回村。

知事：您认为经商和当村支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何允辉：经商的时候，我自己是老板，对企业有绝对的决定权，对员工也有选择权。但作为村干部，即使村民不配合工作，甚至跟我“唱反调”，都是他们的权利，我不可能让他们离开乡村，他们反而可以让我下岗，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知事：您觉得何斯路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村庄吗？它有哪些特点有利于或不利于您开展工作？

何允辉：何斯路是一个宗族性的村庄，村民以姓何为主。

有利的条件是，它隶属于义乌市，虽说离市区有点远，但义乌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所以，我当时的思路就是，通过融入义乌的商业洪流，给何斯路带来一些迅速发展的推力。此外，因为贫穷，很多人考学出去当老师，我回来时算过一下，在职和退休的老师大概有60多人，这是乡村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

不利条件是，何斯路的资源比较匮乏。这是一个山村，虽然地处江南，但由于山脉狭窄，十分缺水。每年总有一段时间，连生活用水都没法保证。何斯路还缺地，整个村的耕地只有377亩——平均每个人只有三分地。

另外，何斯路此前没有什么关注度和曝光度，一直缺乏一个发展的契机。

何斯路村资料图 图源：视觉中国

知事：您一直在公众号上写何斯路的故事，是不是也想增加它的曝光度呢？

何允辉：是的。我公众号里的文字都是以乡村为底色的，许多案例也来源于我的乡村生活、我当村干部的经历。希望增加一点曝光度，让更多村书记们看见，产生一些共鸣，创造一个交流的平台。

“功德银行”，存的是好人好事

知事：可以介绍一下您在村里办的“功德银行”吗？为什么要把个人的德行量化？

何允辉：2008年回村后，我发现家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乡情冷漠、村风退化的情况，村民之间沟通和互助变少了，这让发展更为困难。我希望建立一个机制，能让乡村的文明之风兴起来，让文明程度能和经济发展相匹配。受到瑞士“时间银行”的启发，我在村里建立了一家“功德银行”，把大家做的好事记录、累积下来。

最开始的时候，“功德银行”就是一个小册子，充当银行账本。现在信息化了，我们开发了一个手机App，随时可以查出村民的积分，还能知道自己在村里的排名。

村民们每天做了什么好事，都可以去“功德银行”申报。比如给游客指了路，帮村里修了一盏路灯，或者讲了一堂公益课。在分值方面，我们划分了家事、村事、国事三种类别。

我觉得，想让人发生改变，不能靠鼓励一两次的“举手之劳”，而要让大家真正对做好事产生兴趣，才能长期坚持。

知事：您的书中说，这些积分与贷款、宅基地的分配额度挂钩，这是否容易滋生形式主义或腐败？有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何允辉：挂钩的意思是，在“功德银行”积分较多的人，我们每两年会评选出一个突出贡献奖，获奖者可以向村里提出要求，比如在宅基地再安置时具有一定优先权。

但是，这些要求也要通过村民的议事表决程序，数字只是参考项，不是决定项。在积分上村民也会互相监督，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一定要“游人如织”才是好文旅

知事：您在书中谈到了“乡村标准化”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如今乡村文旅发展雷同（如打造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点、网红美食、网红咖啡馆）的问题？非标准化，是否必然意味着更高的规划和建设成本？

何允辉：实际上，个性化发展恰恰能节约更多的成本。

一个地方发展文旅，为什么一定要卖义乌小商品呢？为什么都爱搞景观瀑布、乡村咖啡呢？

之前，窑烤面包火了，有人就想在何斯路开一家。但窑烤面包对火候的要求很高，产量又上不来，无非就是博一时的眼球。这类项目只能吃到一时的流量，但难以持续，这恰恰是做文旅的一大硬伤。

许多人对文旅的认知依旧停留在过去，认为一定要人挤人、车挤车，才是旅游市场火爆该有的场景。其实，银发游、青年游等新趋势，正在让文旅变得更有深度，不一定要“游人如织”才是好文旅，有品质的小众文旅也能带来效益。

知事：乡村的文旅发展，是否都应该思考和迎合“城里人的需求”？您认为，乡村游最核心的体验应该是什么？

何允辉：发展乡村文旅，当然一定要吸引城里人，但城里人感兴趣的一定不是原本那种快节奏的、精致的生活，他们欣赏的恰恰是乡村生活的本真态度。我不会要求村民早早起来，把店铺打开迎接游客，而是顺应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

此外，在村里引进产业的时候，我也会谨慎地选择。乡村有城市里缺乏的优质空间，所以我引进了山地车公园、无人机培训、艺考生和体育生的复习场地、幼儿园的自然教育基地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好处是，人们会因此在村子里停留更久，同时也不会对生态造成破坏。

何斯路村中的民宿。图源：视觉中国

何斯路村总共有一千多人，如果长期有三四百外来人口长期居住在这里，那村庄的业态就会非常丰富了。这些具有一定消费力的人群，会构筑起一种新的消费环境，吃、住、保洁、艾灸理疗等业态都会随之而来。

租客多了、店铺多了，房子自然也就值钱了。有村民跟我开玩笑说，这十几年里，何斯路的农民房变成了学区房，乡村的阿公阿婆变成了包租公、包租婆。

何斯路是最真实的中国乡村

知事：当初您说，回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英雄梦”，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实现了吗？

何允辉：我回村竞选的时候，承诺村民要把村里的路修好，把村里人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这两个目标算是基本实现了。当然，也有没实现的，比如村里还有十几户人家没有解决住房的问题，这是一个遗憾。

当然，我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梦想，希望把何斯路打造成义乌的窗口、浙江的窗口，甚至中国的窗口，与世界对话。这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它是最真实的中国乡村——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也不是包装出来的“网红村”，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通过落实党的政策和村民的努力、在十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村庄。我希望更多的国际友人，能来看看我们基层治理的成果，让这个中国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知事：书中提到，您已经任期满卸任村支书，除了将经历和思考集结成书，您未来的规划是什么？还会与何斯路村相关吗？

何允辉：我现在还是村里的副书记兼村监委会主任。我年纪大了，不能再任正职了，但领导让我再帮一把、推一把。说实话，倾注了这么多年的感情，何斯路现在已经成了我不能舍弃的一个地方。

当年，我和村民们讲，何斯路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不要说奔跑，连站起来走路都不会。我从没想过在自己这一代就能把何斯路干好，而是希望我和全体村民能成为栽树人、护树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让何斯路站起来、跑起来。

知事：对于自己的村支书经历，您有哪些特别深刻的感受？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村支书们，您有哪些可以分享的想法？

何允辉：我在何斯路干的事儿都比较超前、有挑战性，甚至比较激进。在两难的境地中，总有一个要挑担子的人，我就成了那个人。有时候为了办成事，不得已会有一些程序上的不合规，为此也挨了处分。作为一个正常人，内心肯定是难过的，但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

我觉得不论当多久，在村书记这个位置上，对村民，必须不负信任，在退下来的时候能说出那么几件办成的事儿，对他们有个交代；对组织，必须襟怀坦白，做一个比较纯粹的人。

做村支书一定是会受委屈的，干了这么多年，说实话，没少流过泪。但也要摆正心态，一名基层工作者受不了半点委屈，又怎么能当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