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去相亲，姑娘没看上，她闺蜜却找上门说：她不愿意，我愿意

楔子

1987年春天，我二十七岁，第一次相亲。镇上人都说，孙丽君是朵花，我是块石头。见面那天，她只坐了半盏茶。三天后，她的闺蜜秦小梅敲开我家门，站在槐花影里说：“她不愿意，我愿意。”

第一章 槐花影里的客

我叫赵长林，家在南河镇东头，三间砖瓦房，院墙是碎砖头垒的，风一吹，墙缝里的狗尾巴草就跟着晃。

那年的槐花开得早。母亲托了西街的刘婶给我说亲，说的是镇上供销社的孙丽君。刘婶说，孙家条件好，爹在粮站当会计，娘是小学民办教师，孙丽君自己在供销社站柜台，卖布，手白得像葱根。

“长林，你可得拾掇利索点。”母亲把一件八成新的确良衬衫从箱底翻出来，用搪瓷缸装了热水，在衣襟上来回熨。她的手在抖，那是类风湿落下的毛病，到了春天更厉害。

我在院子里用凉水洗了头，对着那面裂纹的镜子看。镜子里的人黑瘦，颧骨高，眉毛粗，下巴上还有一道修拖拉机时蹭的油印子，怎么搓也搓不掉。

“去吧，别让人家等。”母亲把衬衫递给我，又往我兜里塞了五块钱，“买包好烟，见人散一支。”

我应了一声，推着那辆二八大杠出了门。车是退伍时从部队带回来的，旧了，但擦得亮。车把上挂着两瓶麦乳精，是昨天从代销点赊的。

孙丽君家住在镇上北街，青砖瓦房，门楼高，门口种着两棵月季，花开得正艳。我站在门外，手心全是汗。刘婶从里面迎出来，小声说：“丽君在屋里，你进去好好说。”

堂屋很亮堂，靠墙摆着一台飞跃牌电视机，上面罩着白色的确良布。孙丽君坐在八仙桌旁，穿着件米色的羊毛衫，头发扎成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她确实好看，比我在部队看电影时见过的女演员也不差。

“坐吧。”她没看我，低头摆弄着手里的一串钥匙。

我坐下，把那两瓶麦乳精放在桌上，说：“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随便带了点。”

她眼皮抬了一下，扫了扫那两瓶东西，嘴角动了动，没说话。

刘婶在旁边打圆场：“长林刚退伍回来，在农机站修拖拉机，手艺好着呢，以后自己开个铺子，日子差不了。”

孙丽君这才正眼看我，问：“你在农机站，一个月多少钱？”

“四十二块。”我说，“有时候下乡修机器，能多几块补贴。”

她“哦”了一声，把钥匙串往桌上一放，说：“四十二块，还要养你妈，供你弟弟妹妹读书吧？”

我点点头。家里确实不宽裕。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三个，二弟在县城读高中，三妹刚上初中。我的退伍安置费，已经填进了去年的修房钱和母亲吃药的钱里。

“那以后结婚，住哪呢？”孙丽君又问我，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在算账，“你家的房子，听说堂屋漏雨，东屋的墙都裂了。”

我脸上发烫，说：“可以修，我攒钱修。”

她笑了一下，没再接话，起身去里屋倒水。刘婶凑过来小声说：“你多说点好听的，人家姑娘就是问问，别闷着。”

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能拿出手的，只有那点修车的手艺和一个看不见影子的未来。屋子里的钟滴答滴答地走，孙丽君从里屋出来，把一杯水放在我面前，说：“我下午还要去供销社接班，就不留你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站起身，说了句“那你忙”，转身往外走。刘婶追出来，在院子里拉住我胳膊：“长林，别灰心，我再帮你说说。”

“不用了。”我推着车走出孙家的门楼，阳光明晃晃地打在脸上，却觉得浑身发冷。那两瓶麦乳精，我忘在了桌上，也没想回去拿。

回到家，母亲坐在门槛上等我。看见我回来，她撑着墙站起来，问：“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闷头进了屋，把的确良衬衫脱下来，叠好，放进柜子。

母亲没再问，去灶房给我下了碗面条，卧了一个荷包蛋。我吃面的时候，她坐在旁边，用手背擦眼睛，说：“都怪娘这身子拖累了你。”

我说：“跟你没关系。人家看不上我，说明没缘分。”

晚上，我躺在东屋那张吱呀响的床上，窗外槐花被风一吹，簌簌地落在窗台上。我想，这大概就是命。有的人是花，有的人是石头，花长在枝头，石头埋在土里，本就不该凑到一起。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三天以后，会有一个姑娘站在我家那扇破院门口，说出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第二章 半盏茶的缘分

那三天，我没有再出门。白天去农机站修一台趴窝的手扶拖拉机，晚上回家替母亲熬药。药是镇上卫生院老中医开的，十几味，用砂锅慢慢煎，满院子都是苦味。

二弟从县城回来拿生活费，站在院里皱着眉头说：“哥，家里还有钱吗？学校要交二十块复习资料费。”

我从兜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数了数，还差三块。母亲从里屋出来，把她压在枕头底下的五块钱递给我，说：“先给老二用，娘这边不用买药了。”

“药不能停。”我把钱推回去，到隔壁刘叔家借了十块钱，凑齐了给二弟。

二弟走的时候，在院门口站了站，说：“哥，要不我不考大学了，回来帮你。”

“放屁。”我瞪了他一眼，“好好读，钱的事不用你管。”

他低着头走了。我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

就在那天傍晚，秦小梅来了。

我起初没认出她。她站在院门口，穿一件蓝底白花的布衫，胳膊上挎着个竹篮，脸被夕阳照得红扑扑的。直到她开口叫了一声“赵长林”，我才想起，她是孙丽君的闺蜜，初中时和我同班，坐在我前面两排，叫秦小梅。

“是你啊。”我有点意外，“有事吗？”

她把竹篮往前递了递，说：“听说你妈身体不好，我蒸了几个菜包子，还热着呢。”

我愣住了，没接。

“怎么，怕我在里面下药？”她笑了笑，掀开篮子上盖着的白布，几个白白胖胖的包子挤在一起，冒着热气，混着槐花的香味。

我这才接过篮子，说：“进来坐吧。”

她跟着我进了院子。母亲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看见是个年轻姑娘，眼睛亮了一下：“长林，这是……”

“我初中同学，秦小梅。”我介绍着，又补了一句，“孙丽君的朋友。”

母亲的笑容僵了僵，但很快招呼她进屋坐。

秦小梅却不肯进屋，说要帮我妈煎药。她把药罐子端到通风的地方，用蒲扇轻轻扇着，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

“赵长林，那天的事，丽君都跟我说了。”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怕惊着院子里的鸡。

我蹲在井边洗手，没接话。

“她说你太穷了，家里负担重，不想一结婚就背一身债。”秦小梅停了停，又说，“她说的也是实话。”

我搓手的动作慢下来，说：“我知道。没什么。”

“可是我觉得，人不能只看眼前。”她转过脸来看着我，眼睛很亮，“你有手艺，肯吃苦，日子会好起来的。”

我苦笑了一下：“这话你跟我说没用，得她愿意信才行。”

秦小梅没再说话，低了头继续扇火。药煎好了，她帮着滤了药渣，把汤药端到母亲床前，又拿湿毛巾给母亲擦了擦额头。母亲拉着她的手，直说“好闺女”。

天擦黑的时候，秦小梅要走了。我送她到院门口，她忽然停下脚步，从竹篮底下的夹层里摸出一个纸包，塞到我手里。

“这是什么？”我问。

“五十块钱。”她说，“你先拿去给你妈买药。”

我像被烫了似的缩回手：“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算我借你的。”她把纸包塞进我兜里，转身就走。

我追出去两步，她已经走出老远，蓝底白花的布衫在暮色里一飘一飘，像一朵会走路的云。

那五十块钱，我后来还是还给了她。但她往我家跑的次数，却越来越多。有时是一把青菜，有时是半篮鸡蛋，有时只是来坐坐，陪我母亲说话。街坊邻居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赵家的穷小子相亲没成，倒把人家姑娘的闺蜜给勾搭上了。

这话传到孙丽君耳朵里，事情就闹开了。

第三章 我不怕人言

孙丽君是骑着她的凤凰牌坤车来的，车铃铛按得叮当响。那天正好秦小梅在我家院里帮我晾床单，听见铃声，她的手停了一下。

孙丽君把车支在院门口，走进来，眼睛在院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秦小梅身上。

“小梅，你出来。”她说，声音不高，但带着命令的意思。

秦小梅把最后一块床单搭好，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孙丽君的脸色变了变：“你什么意思？全镇都在传，说你天天往赵长林家里跑，你不嫌丢人，我还怕别人说我们孙家的闲话呢。”

“你孙家的闲话，跟我有什么关系？”秦小梅的语气也硬了起来，“丽君，那天是你自己看不上的，现在又来管我，不觉得没道理吗？”

“你……”孙丽君咬了咬下唇，扭头看了我一眼，“赵长林，你也不管管？你一个男人，让个没结婚的姑娘整天在自家院里进进出出，像什么样子？”

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她们两个。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也很乱。秦小梅对我的好，我不是没感觉，可我不能让她为了我坏了名声。

“小梅，你先回家吧。”我说，“你爹娘知道了，该说你了。”

秦小梅却摇了摇头：“我不怕。”

“你不怕，我怕。”我提高了声音，“你是个姑娘家，以后还要嫁人。”

她愣了一下，眼圈忽然红了，但强忍着没掉泪，只是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赵长林，我要是怕这些，就不会来。”

说完，她解下围裙，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院里的石桌上，转身走了。孙丽君看了我一眼，像胜利了似的，也骑上车走了。

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风吹槐花的声音。我站在原地，觉得胸口堵得慌。

那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床前，说：“长林，小梅这姑娘，心实诚。你要是不讨厌她，就别伤人家的心。”

“妈，咱家这条件，我不能拖累她。”

“日子是人过出来的。”母亲叹了口气，“我这一身病，是你拖累。你二弟三妹念书，也是你拖累。可你从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到了自己的事上，反倒怕这怕那了？”

我低下头，没说话。

母亲又说：“人家姑娘自己愿意，你倒把人家往外推，这不是为她好，是怯。”

我攥着被角，心里像有团火在烧。是怯吗？也许真的是。我怕给不了她好日子，怕她跟着我受苦，怕有一天她会像孙丽君一样，用那种算账的眼光看我。

可秦小梅看我的眼光，从来不是那样。

第四章 裁缝铺的姑娘

秦小梅在镇上开着一间小裁缝铺，门面是她家临街的一间房，只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墙上挂着各色布料和几件做好的成衣。我路过那里几次，都看见她低着头踩着缝纫机，机针“哒哒哒”地响，像在说话。

自从上次的事情以后，她有五六天没来我家。我有些坐不住，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还是母亲看不下去，让我去给她送一篓子新摘的蚕豆。

我去了。铺子里没什么人，秦小梅正给一件小孩衣服锁边。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又低头继续踩机器。

“我妈让我给你送点蚕豆。”我把竹篓放在裁衣案上，站在那里，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替我谢谢婶子。”她说，声音淡淡的。

我站了一会儿，说：“那天的事，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些话。”

她停下缝纫机，抬头看我：“你是觉得不对，还是怕我不来了？”

我噎住了。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赵长林，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嘴笨。”

我也笑了，挠了挠后脑勺。

“坐吧。”她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又给我倒了杯水，“我从小就知道，你这人看着硬，其实心里软。那天你赶我走，我知道你是怕我为难。”

我接过水，喝了一口，说：“我怕你跟着我受苦。”

“苦不苦，我自己知道。”她坐回缝纫机前，拿起那件小孩衣服继续锁边，“我爹走得早，我娘带着我和弟弟过，家里也没比你家强多少。我从小就学着做衣服，给别人缝缝补补，一分一厘地攒。我知道没钱的日子是什么滋味。可我也知道，一个人只要肯干，就不会一直穷下去。”

她的话很朴实，可每一句都像针，扎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小梅，你真想好了？”我问。

她没抬头，只说：“三年前我就想好了。”

“三年前？”

“你忘了，那年秋天，我娘急性阑尾炎，半夜里我急得在街上哭。是你骑自行车从镇上回来，看见我，二话不说把我娘驮到县医院。你垫了五十块钱，通宵没睡，第二天又回镇上请了假来帮忙。后来我娘好了，要还你钱，你死活不要。”

我努力回想，才模模糊糊记起来。那时候我刚退伍不久，确实有天夜里送过一个邻居姑娘和她母亲去县医院。可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件小事，小到我几乎忘了。

“你一直没忘。”我说。

“忘不掉。”她抬起头，眼睛里有光，“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个人心眼好，靠得住。后来听说你去相亲，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可丽君是我朋友，我不能说什么。现在她自己不愿意了，那我就不能再错过了。”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鼻子发酸。这么多年来，我从没被人这样放在心上过。

“小梅，我……”

“你别现在给答复。”她打断我，从裁衣案下面的小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是一个用旧练习本改成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裁缝铺的收入和支出，最底下写着几个数字。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钱，不多，一千二百块。”她说，“你要是想开修理铺，我这些钱可以给你当本钱。赔了，我们一起还；赚了，日子就好过了。”

我盯着那个数字，半天说不出话。一千二百块，在1987年的南河镇，是一笔不小的钱。我修一年拖拉机，不吃不喝也攒不下这些。

“你自己的钱，我不能要。”我把本子还给她。

“赵长林，你到底拿不拿我当自己人？”她有些急了，脸颊鼓起来，“我说了，赔了一起还。”

我忽然笑了，说：“当。从今天起，拿你当自己人。”

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低下头去，声音小得像蚊子：“那还差不多。”

那篓蚕豆，她留在了铺子里，说晚上炒熟了给我送家去。我走出裁缝铺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街边的槐花被晚风吹落，落了我一肩。

我忽然觉得，这个春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了。

第五章 风往哪边吹

事情并没有因为两个人说开就变得顺当。

秦小梅的娘先找上了门。那是个瘦小的女人，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她坐在我家的堂屋里，也不喝水，只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嫂子，不是我看不上长林。这孩子我知道，老实能干。可我家小梅从小没享过福，我就想她嫁个安稳人家，别到时候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母亲陪着笑脸，说：“大妹子，你放心，长林会想办法把房子修好。他手艺在，日子慢慢会好的。”

秦小梅的娘叹了口气，又说：“我也不是要他现在就盖楼。只是你们家负担重，他妈吃药，弟弟妹妹念书，全靠他一个人。小梅嫁过来，这担子就压在她肩膀上了。”

她的话不中听，但句句是实情。我站在院子里，没有进去插话。我知道，一个做娘的，为自己闺女打算，没有错。

秦小梅知道她娘来找我母亲，当天下午就回了家，跟她娘吵了一架。具体吵了什么，我不知道。只是第二天她来我家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桃子，脸上却还带着笑。

“没事了。”她说，“我娘就是一时想不通，我跟她说了，日子是我自己过的，好坏我都认。”

我看着她红肿的眼睛，心揪了一下：“小梅，要不等两年，我把房子修好，再……”

“等什么？”她打断我，“我等了三年了。再等下去，我都成老姑娘了。”

我被她逗笑了，心里的那点犹豫也散了。那之后，她每天都来，帮我照顾母亲，张罗家里的事。我们的事，渐渐在镇上公开了。

可闲言碎语没有停。

有人说，秦小梅抢了闺蜜的对象，不地道。有人说，赵长林有本事，相一个不成，倒搭上了个更死心塌地的。还有人等着看笑话，说等秦小梅过了门，有她哭的时候。

孙丽君那边也不消停。她在供销社上班，逢人就说秦小梅不仗义，背着她勾引赵长林。那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气得想去找她对质，被秦小梅拉住了。

“你跟她争什么？”她说，“她那样说，是觉得自己没面子。你要真去了，反倒显得我们心虚。”

我冷静下来，觉得她说得对。可心里的火气还是压不住。有一天，我在镇上唯一的饭馆门口碰见孙丽君，她正跟几个姑娘说笑。看见我，她故意提高了声音：“哟，这不是赵长林吗？怎么，今天没去裁缝铺帮秦小梅看摊子？”

我没理她，从旁边走过去。

她却不依不饶：“赵长林，我告诉你，就你那条件，也就秦小梅那个没眼光的愿意跟你。你可得把人家看紧点，说不定哪天她也想明白了。”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孙丽君，你看不上我，没关系。可你不能糟践小梅。她是你的朋友。”

“朋友？”孙丽君冷笑一声，“抢人对象的，算什么朋友？”

“那天是你没看上我，我和你没有处对象，哪来的抢？”我盯着她的眼睛，“你记清楚了，从始至终，我赵长林没欠你什么。”

孙丽君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周围几个姑娘也都不说话了。我没再理她，转身走了。

那之后，孙丽君再没当着我的面说过什么。可我知道，镇上的风还在吹，只是吹来吹去，还是那些旧话。

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家里的情况。母亲的风湿病到了夏天更严重，膝盖肿得发亮，下不了床。二弟来信说学校要交会考费，三妹的学费也快到期。我白天在农机站修车，晚上帮人补轮胎、修自行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挣的钱，还是不够。

秦小梅看在眼里，没说什么，只是更勤快地往我家跑。她把裁缝铺的活计带到我家里做，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照看母亲。晚上我回来，桌上总有热饭，院里飘着药香和缝纫机的哒哒声。

那声音，成了我那段时间里唯一的安慰。

第六章 雨夜来客

入夏以后，雨水多了起来。南河镇地处低洼，一下大雨，街上的水能没过脚脖子。我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屋角开始渗水，滴滴答答地落在接水的搪瓷盆里。

那天傍晚，天阴得厉害，空气里闷得发腥。秦小梅帮我把缝纫机抬到高处，又把母亲的药罐子搬进灶房，说：“今晚怕是要下大雨，你家的屋顶得修了。”

“等过了雨季。”我说，“现在上房危险。”

她点点头，看了看天色，说：“那我先回去了，你晚上把窗户关好。”

我送她到巷口，看着她撑着伞走进雨里。雨点已经落下来了，打在青石板上，溅起一朵朵水花。

半夜，雨下大了，哗哗地响。我被雷声惊醒，听见母亲在里屋咳嗽。我披了衣服过去，发现堂屋漏得厉害，雨水顺着墙往下淌，地上已经积了一层。

我赶紧拿盆接水，又把母亲的床往干燥处挪了挪。母亲咳得厉害，脸涨得通红。我给她倒了水，吃了药，见她慢慢睡下，才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院门被人拍响了。

“赵长林！赵长林！”是秦小梅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冲出去开门，看见她浑身透湿地站在门外，头发贴在脸上，嘴唇发白。

“怎么了？”我吓了一大跳。

“我娘……我娘摔了。”她的声音在抖，“我背不动她，你帮帮我……”

我抓起门后的雨衣披在她身上，跟着她冲进雨里。她家离我家两条巷子，跑过去只用了几分钟。进门一看，秦小梅的娘躺在地上，捂着腰，疼得直哼哼。原来是半夜起来关窗户，地上滑，摔了一跤。

我蹲下身，小心地把她背起来，往外走。秦小梅举着雨伞，给我们遮着，可雨太大，伞根本挡不住。

镇上卫生院已经关门，我背着人敲了老中医周大夫的家门。周大夫披着衣服出来，帮着一检查，说是伤了腰，需要卧床静养，又开了几副中药。

忙完这些，天已经快亮了。我浑身湿透，坐在秦小梅家的门槛上，冷得直打哆嗦。秦小梅从里屋出来，递给我一条干毛巾，说：“把衣服换了吧，我给你熬碗姜汤。”

我没力气说话，只点了点头。那天夜里，我穿着秦小梅她爹留下的旧衬衫，喝着她煮的姜汤，坐在她家灶房的小板凳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心里却出奇地安定。

秦小梅坐在我对面，眼睛红红的，说：“赵长林，谢谢你。”

“谢什么。”我说，“你娘没事就好。”

她低了低头，又说：“以前我总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扛。可今晚看见我娘倒在地上，我才知道，有些事我一个人扛不动。幸亏有你在。”

我看着她，心里涌起一股热流。我说：“以后有事，第一个叫我。”

她笑了，眼睛里还有泪花：“嗯。”

天亮以后，我把她娘安顿好，又去农机站请了假，回来帮秦小梅收拾家里。她那间裁缝铺也进了水，布料湿了好几匹，缝纫机也受了潮。我帮她把东西搬出来，一件件擦干晾好。

街坊们路过，都朝我们看。秦小梅的大舅也来了，站在门口，脸色不太好看。他把秦小梅叫到里屋，不知道说了什么，出来的时候，秦小梅咬着嘴唇，眼睛红红的。

“怎么了？”我问。

“我大舅说，我还没嫁人，天天跟你混在一起，坏了规矩。”她低声说，“他让我跟你断了。”

我心里一沉。

“那你怎么说？”

“我说，断不了。”她抬起头，眼神倔强，“除非赵长林亲口跟我说，他不要我了。”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喉咙发紧。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说出三个字：“不会的。”

她笑了，眼泪却滚了下来。

第七章 那台缝纫机

雨季过去以后，我开始着手做两件事：修房子，筹钱开修理铺。

修房子用的是秦小梅帮我讨来的一批旧砖瓦。她托人在砖瓦厂弄了些次品，价钱便宜，质量也还过得去。我请了几天假，叫上两个战友，把堂屋和东屋的屋顶翻了个遍，又用水泥抹了墙缝。母亲看着修好的屋顶，连说“这房子总算不漏了”。

开修理铺的事，却卡在了钱上。我攒了一百多块，加上母亲从牙缝里省下的一点，总共不到三百。租铺面、进配件、买工具，怎么算都差得远。

秦小梅又提起她那笔钱。我还是摇头：“你自己的钱，留着给你娘养老。”

“我娘现在有弟弟照顾。”她急了，“赵长林，你到底要犟到什么时候？这钱算我借给你的，等铺子赚了钱，你连本带利还我。”

“要是赔了呢？”

“赔了就赔了，我还能把你卖了不成？”她瞪着我，语气里带着气，“你是不是从来没打算让我跟你一起过日子？还没开始就想赔，你这种心态怎么当老板？”

我被她骂得哑口无言。

第二天，她直接把她娘的名字从存折上换下来，把钱取了出来，放在我面前。一千二百块，厚厚一沓。

“拿着。”她说，“别再推了。”

我看着她，又看看那沓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说：“小梅，这钱我一定还你。”

“我知道。”她笑了笑，“你不还，我就天天去你铺子门口坐着。”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在镇西头租了一间临街的旧房子，月租十五块。房子不大，两间，外头修车，里头住人。我把农机站的工作辞了，虽然站长劝我再考虑考虑，可我知道，想翻身，就不能再守着那四十二块的死工资。

开业那天，秦小梅帮我放了挂鞭炮，又煮了红鸡蛋分给街坊。牌子是硬纸板做的，上面写着“长林农机修理部”，字是秦小梅用红漆描的，歪歪扭扭，却透着股喜庆劲。

头一个月，生意冷清。镇上的人还不习惯找私人修车，宁愿多花几毛钱去农机站。我只能推着车下乡，挨家挨户问，谁家的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喷雾器出了毛病，我上门修，只收配件钱。

秦小梅就守着铺子，有人来了，她帮我招呼。没人时，她就在门口踩缝纫机，做衣服挣点零钱。她的缝纫机，后来搬到了修理部的外间，成了铺子里唯一的“女职工”。

每天傍晚，我一身油污从地里回来，她给我打好热水，让我洗脸洗手。饭桌上，她跟我说今天接了哪家的活，做了几件衣服，谁家的媳妇又来扯了花布。那些家长里短，从她嘴里说出来，特别有滋味。

我觉得日子有奔头了。

可好景不长，入秋的时候，我栽了个跟头。

一个自称是县农机公司的人找到我，说有一批便宜的拖拉机配件，是清仓货，问我要不要。我算了算，比正常进价便宜三成，就动了心，把刚攒下的一千多块全买了。货到的那天，我打开一看，傻了眼——全是翻新的旧件，有的还能用，有的根本就是废铁。

那人早跑了，电话打过去是空号。我坐在一堆废配件中间，半天没动。

秦小梅来了，看见这一地的东西，没说话，转身走了。过了半个钟头，她回来，手里提着两瓶汽水，往我面前一放。

“喝了吧。”她说，“汽水是甜的，喝了就不苦了。”

我苦笑：“小梅，那一千多块……”

“我知道。”她坐到我身边，看着外面的天，“钱没了还能再挣。你人没事，铺子还在，怕什么。”

“我怕还不上你。”

“我说了，赔了算我的。”她把汽水瓶子往我手里塞，“赵长林，你能不能别总把还钱挂在嘴边？你要真觉得欠我，就给我振作起来，把生意做起来。”

我喝了口汽水，又甜又冲，一直冲到了心里。

那批翻新件，我后来拆了卖废铁，又挑了些能用的，修修补补，慢慢抵了些损失。可外头的债，还是压得我喘不过气。二弟的学费、三妹的学费、母亲每月的药费，像三座山，叠在一起。

我于是更拼命地跑乡下，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工具箱，一走就是一整天。有时回来晚了，秦小梅就站在铺子门口等，远远地喊我的名字。

那些日子，我累得倒下就能睡着，可心里踏实。因为我知道，不管多晚，总有一盏灯，在镇西头的那间小铺子里为我亮着。

第八章 乡下的路

进入深秋，地里的庄稼收得差不多了，手扶拖拉机和小型收割机的活计多起来。我几乎每天都在乡下的土路上颠簸，工具箱在车后座哗啦哗啦响。

秦小梅担心我吃得不好，每天早晨给我包几个馒头，塞在工具包里。有时还煮两个鸡蛋，用报纸包着。我到了地头，找个树荫坐下来，一口馒头一口白开水，就算午饭。

有一天，我在周家洼修一台脱粒机，忙到天黑。机器修好了，柴油机重新响起来，黄澄澄的玉米粒从出粮口哗哗地流。主家高兴，非要留我吃饭。我推辞不过，就着煤油灯吃了碗烩面。

回来的路上，天已经很黑，月亮被云遮着，土路坑坑洼洼。我骑着车，看不清路，车把一歪，连人带车翻进了路边的水沟里。水不深，但冰凉刺骨。我爬出来，左胳膊擦掉了一大块皮，火辣辣地疼。

我把车扶起来，前轮已经变了形。我咬着牙，推着车往镇上走，走了快一个钟头，才看见铺子里透出的那点灯光。

秦小梅正站在门口张望，看见我一身泥水地回来，脸都白了。她跑过来，扶住我胳膊，急得声音都变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事，摔了一跤。”我咧了咧嘴，“就是车坏了。”

“人都摔成这样了，还管车。”她把我扶进铺子，打来热水，用棉花蘸着给我擦伤口。她的手很轻，可我还是疼得吸冷气。

“疼不疼？”她问。

“不疼。”

“骗人。”她白了我一眼，又往伤口上撒了些药粉，用纱布细细地缠好。

那天晚上，我坐在铺子里的小床上，看着她忙前忙后。煤油灯的火苗轻轻晃动，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长忽短。我忽然觉得，这个不大的铺子，因为有了她，就像个家了。

“小梅。”我叫她。

“嗯？”她回过头，手里还拿着湿毛巾。

“等我把债还清，攒够钱，就盖间新房，把你风风光光地娶过来。”

她愣了一下，眼睛在灯下亮晶晶的，半晌才说：“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她把毛巾往盆里一丢，说：“那你要说话算数。我等着。”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胳膊一阵阵发疼，可心里却像吃了蜜。窗外的月亮从云里钻出来，银白的光洒了一地。我知道，这条乡下的路难走，可有人在前面等着你，再难的路，也得走下去。

第九章 冬日里的暖

腊月里，天冷得厉害，地都冻得硬邦邦的。农机活计少了，我就在铺子里给人修自行车、补锅、修雨伞，能挣一点是一点。秦小梅的裁缝铺却忙了起来，过年要穿新衣服，来做衣服的人排着队。

她白天在铺子里踩缝纫机，晚上回到家里还要赶工，常常熬到深夜。我去看她，她就让我帮着剪线头、钉扣子。灯光下，两个人并排坐着，一个修车，一个做衣，谁也不说话，却觉得心是满的。

腊八那天，母亲让我给秦小梅家送一碗腊八粥。我用搪瓷缸装着，裹在棉袄里，一路小跑着去。到了她家，发现她正对着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发愁。机器又坏了，皮带断了，轴也松了。

“我看看。”我放下粥，蹲下来检查。这机器她已经用了五六年，很多零件都磨损了。好在我是修机器的，鼓捣了一个多钟头，给它换了根皮带，又紧了紧螺丝，上了点油，机针又重新哒哒哒地跳了起来。

“还是你有办法。”秦小梅高兴得拍了下我的胳膊。

“这台机器太旧了，等以后我送你台新的。”我说。

“新的未必有这台顺手。”她笑笑，又坐回机器前，继续赶做那件大红缎面的棉袄。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熟练地穿针引线，忽然想，这大概就是日子。旧的机器，修一修还能用；穷的日子，熬一熬也会好。重要的是，陪在身边的人，愿意跟你一起修，一起熬。

过完年，开了春，我的修理部渐渐有了起色。因为去年秋天跑乡下攒下的口碑，不少村里的人开始带着活计上门。修手扶拖拉机、修抽水机、焊犁头、配螺丝，什么活我都接。秦小梅又帮我想了个主意：在铺子门口挂块小黑板，写上修理项目和价格，再写上“随到随修，修不好不要钱”。

这招果然管用。镇上的人看我价格公道，手艺也实诚，来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开春，我一个月的收入已经能有两百多块，好的时候三百。

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愁了。可外头的债还没还清，二弟又来信说想考大学，三妹成绩也好。我咬了咬牙，还是把挣来的钱先紧着家里，只给自己留了十块钱生活费。

秦小梅发现了，偷偷在我工具箱里塞钱。我拿出来还她，她就生气：“你老这样，身体扛不住。人垮了，挣再多有什么用？”

我知道她说得对，可我不忍心花她的钱。后来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每天中午回来铺子里吃饭，她做什么我就吃什么，不再在外面凑合。这样，她放心，我也省得她再塞钱。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直到有一天，孙丽君又出现了。

那天傍晚，我刚从乡下回来，满手油污。远远看见铺子门口停着一辆红色的小汽车。那时候，镇上还没几辆私家车，这辆车的出现，让整条街的人都出来看热闹。

秦小梅站在门口，脸色不太好。我走过去，问她怎么了。她朝铺子里努了努嘴：“孙丽君来了。”

我走进去，看见孙丽君坐在我平常修车的那把椅子上，穿着一件时髦的红色风衣，手上戴着金戒指，脸上抹着粉，比从前更漂亮，但也多了几分俗气。

“赵长林，好久不见。”她站起来，上下打量我，“听说你自己开店了，不错嘛。”

“还行。”我放下工具箱，问她，“有事吗？”

“没事，就是路过，顺便看看你们。”她笑了笑，又看向秦小梅，“小梅，你现在可是称心如意了。”

秦小梅没说话，只走到我身边，轻轻拉了下我的袖子。

“听说你嫁到县里了。”我岔开话，“日子过得怎么样？”

孙丽君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复自然：“就那样吧。我家那位在县运输公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啊，人还是得往高处走。赵长林，你这铺子，一个月能挣多少？”

“糊口而已。”我不愿跟她多说。

她看出我的冷淡，也不多坐，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又回头说：“过几天县里有个同学聚会，咱们初中那届的都要去。小梅，你去不去？”

秦小梅摇摇头：“铺子里忙，不去了。”

“那行，随你。”孙丽君撇撇嘴，钻进了小汽车。车尾扬起一阵尘土，消失在街口。

她走后，秦小梅一直没说话。我拉过她的手，问：“怎么了？”

“没什么。”她笑了笑，却笑得有些勉强，“就是觉得，她过得好像比我们好。”

“她过她的，我们过我们的。”我握紧她的手，“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也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点点头，靠在我肩上，轻声道：“我不求多好，只求我们俩平平安安的。”

“会的。”我说。

那天晚上，我在修理部后面的小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盘算着开春后的进项。我想，只要再干两年，把债还清，手里再攒些钱，就能盖新房，把秦小梅娶过来。

可生活啊，从来不会顺着你画好的道走。

第十章 春寒料峭

二月里，倒春寒。母亲的风湿病又犯了，这次比往年都重，膝盖肿得像个发面馒头，连路都走不了。镇卫生院的周大夫摇着头说：“还是去县医院看看吧，别耽误了。”

我请了假，借了辆平板车，把母亲拉到县医院。县医院的医生检查完，说需要住院治疗，先交三百块押金。

我兜里只有几十块。秦小梅闻讯赶来，把家里剩下的积蓄全带来了，又跑回镇上向她舅舅借了一百块，总算把住院费凑齐了。

母亲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长林，娘这病不碍事，咱不住院，回家养着就行。”

“妈，你别说话，好好治。”我给她掖了掖被角，转身出了病房，在走廊尽头蹲下来，把脸埋在手心里。

秦小梅走到我身边，蹲下来，轻轻拍我的背：“别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已经帮得够多了。”我的声音沙哑，“小梅，你说我是不是没本事，连给妈看病的钱都拿不出。”

“不是你的错。”她的声音很温柔，“谁家没个三灾两难？我们慢慢来。”

母亲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病情才稳定下来。住院费加上药费，花了八百多块。这些钱，大部分是秦小梅从亲戚那里凑的。

我回到镇上，把修理部关了半个月，天天在县医院和镇上来回跑。秦小梅就陪在母亲床边，端水喂药，擦洗身子，比亲闺女还细心。同病房的人见了，都羡慕我母亲：“你福气好啊，儿子儿媳都这么孝顺。”

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说：“还没过门呢。”

“那更好了，这样的姑娘，赶紧娶回家。”

我站在门口，听着这些话，心里又暖又酸。

母亲出院后，我把她接回家里，秦小梅搬到了我家住，方便照顾。镇上的人说三道四的更多了，可我们都不在乎了。经历了这些事，我觉得名声那些东西，远不如身边这个人重要。

只是日子更难了。欠下的债越滚越多，我把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修理部虽然开着，可生意时好时坏，挣的钱只够维持家用和母亲的药费。

有一天，二弟从县城回来，把一张录取通知书放在我面前。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是整个南河镇头一个。

我看着那张通知书，高兴得说不出话。可高兴过后，愁又上来了。学费加路费，又是一大笔钱。

“哥，要不我不上了。”二弟说，“我出去打工，帮你挣钱。”

“你敢！”我瞪着他，“考上大学还敢不去，你对得起谁？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二弟低着头，眼圈发红。母亲坐在床上，一个劲地抹眼泪。

那天晚上，我坐在修理部的门槛上，抽了一夜的烟。天快亮时，秦小梅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给。”她把布包递给我，“这是我去县里找活时，一个大户人家定的窗帘，我熬夜赶出来的，工钱先结了。”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沓钱，有零有整，一共一百二十块。

“离学费还差得远。”我叹了口气。

“我知道。”她坐到我身边，“我把我那台缝纫机卖了。”

我猛地转过头看她。

“别急。”她按住我的手，“我想好了，把裁缝铺关了，到你修理部给你帮忙。我以后不做衣服了，专心帮你跑生意、管账。缝纫机卖了就卖了，以后日子好了，你再给我买台新的。”

我看着她，喉咙哽得说不出话。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是她爹留给她的，是她最值钱也最有感情的东西。

“小梅，你……”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掉了下来。

“哭什么。”她笑着擦掉我的泪，“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咱俩在一起，还怕挣不来一台缝纫机？”

我抱住她，抱得紧紧的，像要把她揉进骨头里。

第二天，我把缝纫机的钱和家里仅剩的钱凑在一起，又卖了两件旧家具，总算把二弟的路费和第一学期的学费凑齐了。送二弟去车站那天，秦小梅也来了，塞给二弟一袋煮鸡蛋，说：“到学校好好读书，别担心家里。有我和你哥呢。”

二弟含着泪上了车。车开出去老远，他还从窗户里探出身子，朝我们挥手。

我站在站台上，心里空落落的。秦小梅握住我的手，说：“别愁了，会过去的。”

我点点头，握紧她的手。二月的风还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割。可手心里的温度，却让我觉得，这春天，总算要来了。

第十一章 南方的信

二弟走后，家里的日子越发紧巴。我在修理部从早忙到晚，可镇上的人手头也不宽裕，修车的钱常常赊着。赊账本上的名字越记越多，钱却收不上来。

秦小梅把裁缝铺关了，搬到修理部来。她虽然不做衣服了，但把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账目也记清清楚楚。每天晚上，她坐在灯下算账，我就在旁边修那些白天送来的活计。

“这个月收了一百八，光买配件就花了九十。”她合上账本，叹了口气，“还有上个月赊出去的五十多块，不知道啥时候能要回来。”

“慢慢要吧。”我拧紧一颗螺丝，“总比没活干强。”

“要不，我们去县城开铺子？”她忽然说，“镇上人少，活计有限。县城工厂多，路边修车的摊子少，到了那里，说不定生意能好些。”

我愣了一下。这念头我不是没转过，可县城的房租、水电都比镇上贵，再加上人生地不熟，我怕折腾不起。

“再等等吧。”我说。

“赵长林，你有时候就是太稳。”她看着我，语气里带着点急，“咱们现在这种干法，什么时候才能把债还清？什么时候才能盖得起房子？我妈那边，我大舅那边，天天催我。我一个姑娘家，都快二十五了。”

她的话像锤子，一下下砸在我心上。我知道，她压力比我大。镇上传什么难听话都有，她娘也三天两头地哭，说闺女跟了个穷小子，连个像样的交代都没有。

“小梅，我……”我放下扳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是怪你。”她低下头，声音也软了下来，“我就是着急。眼看着一年又一年，我们俩还在这里原地打转。”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再说话。我心里像堵着一团棉花，上不去下不来。

几天后，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同乡回来了，到修理部来找我。他叫刘顺，是我战友，去年去了深圳，在一家五金厂做事。他说那边机会多，修摩托车、修机器的师傅很吃香，一个月能挣三四百，比家里强多了。

“长林，你手艺这么好，窝在镇上可惜了。跟我去南方吧，干个一两年，回来盖房子娶媳妇，啥都有了。”

秦小梅正好从外面进来，听见了，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晚上，刘顺走了以后，秦小梅说：“要不，你去试试？”

“我走了，家里怎么办？你怎么办？”

“家里有我呢。”她说，“我照顾咱妈，看着铺子。赊账的那些，我慢慢去要。你出去闯闯，总比在这里硬熬强。”

“可是……”

“别可是了。”她打断我，“赵长林，你信不信我？”

“信。”

“那你出去。我等你回来。”

我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最终，我点了点头。

出发那天，是三月末。秦小梅送我到县城的火车站。站台上人很多，她一直攥着我的手，不说话。临上车前，她把一个红布包塞进我手里，说：“里面有我求的平安符，还有一百块钱。你在外面别亏着自己。”

“小梅，等我。”我说。

“嗯。”

火车缓缓开动，我站在车门口，看见她跟着车跑了几步，终于停下来。站台上的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就那么站着，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

那一刻，我发誓，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一定不能辜负她。

第十二章 深圳的夏天

深圳的夏天来得早，四月就热得人喘不过气。

刘顺在厂里给我介绍了份工作，在一个摩托车修理铺当学徒。老板姓陈，广东人，看我有底子，第二天就让我上手修车。摩托车和拖拉机原理相通，我学了半个月，就基本能独立修了。

老板很满意，一个月给我开三百五，包吃住。我住在修理铺后面的铁皮棚里，白天干活，晚上看书，琢磨各种车型的构造。那些书是老板从香港带回来的，繁体字，看不懂的地方就问他。

头一个月发工资，我给自己留了八十块，剩下的全寄回了家。秦小梅来信说，钱收到了，母亲的身体好些了，修理部还开着，就是生意一般。

我坐在铁皮棚里，就着一盏白炽灯，把她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信纸是那种最便宜的红格纸，字迹工工整整。她说：“长林，你在外面保重，别太累。家里不用操心，有我呢。二弟也来信了，说他在学校挺好，还当了班干部。”

信的末尾，她写：“我等你。”

我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铁皮棚外，夜风裹着海边的潮气吹进来，又闷又热。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她的样子。

三个月后，老板见我手艺好，让我当带班师傅，工资涨到了四百五。我更加拼命，别人不修的旧车，我修；别人嫌脏的活，我干。老板渐渐信任我，有时候去广州进货，也带着我。

我在广州的配件市场里，看到了许多老家见不到的新式工具和配件。我留心记下价格和渠道，又省吃俭用，买了一套像样的修车工具。这套工具，我后来用了一辈子。

那年秋天，我攒下了一千多块。我没有乱花，全部寄回了家。秦小梅来信说，家里的债差不多还清了，还剩下她大舅的那笔。她还说，她把修理部重新开了起来，就做换轮胎、修自行车的小生意，一个月也能挣个三四十。

我看到她的信，心里又酸又疼。她一个姑娘家，守着那个小铺子，风里来雨里去，该多难。

我决定年底回去。

可就在这时候，孙丽君来了深圳。

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铺子门口修一辆摩托车，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下来一个穿着洋气的女人，戴着墨镜。我眯着眼一看，竟是孙丽君。

她摘了墨镜，笑着朝我走过来：“赵长林，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来了？”我站起来，满手油污。

“我来深圳玩，顺便看看你。”她打量着我的铁皮棚，嘴角弯了弯，“听说你在这边打工，混得还不错？”

“还行。”我说，“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刘顺告诉我的。”她笑着说，“怎么，不请我坐坐？”

我把她让进铺子里，倒了杯凉茶。她捏着杯子，环顾四周，说：“这地方又破又热，你住得惯吗？”

“挣钱嘛，哪有那么多讲究。”我擦了擦手，问她，“你一个人来的？”

“我跟我家那位来的。”她的表情淡了淡，“他在市里办事，我闲着没事，就跑来找你聊聊。”

我“哦”了一声，没接话。

孙丽君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赵长林，你知道吗？我挺后悔的。”

我抬头看她。

“当年相亲那会儿，我是嫌你穷。可后来发现，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良心。”她的声音低下去，“我家那口子，在外头有人，整天不回家。我跟他闹，他就打我。”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小梅比我命好。”她苦笑着，看着窗外的天，“她看上的，是个踏实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丽君，这世上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你现在觉得不好，也可以重新选。”

她摇摇头：“说得容易。离了婚，我就什么都没了。”

那天她坐了很久，走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塞给我：“上面是我在深圳的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

我接过名片，目送她上了出租车。车子远去，我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当年那个坐在堂屋里算账的姑娘，如今坐在小汽车里，却说自己不幸福。而小梅，跟着我吃苦，却总说心里甜。

也许，日子好不好，真不在钱多钱少。

第十三章 腊月归途

腊月二十，我扛着行李，挤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火车上人山人海，我站了三十多个小时，腿都肿了。可一想到要见到秦小梅，心里就欢喜得紧。我把这一年攒下的钱缝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一共两千八百块。这在1988年底，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火车进了县城，天已经擦黑。我转乘最后一班到镇上的班车，窗外的田野里积着薄薄的雪，路边的白杨树光秃秃的，在风里摇晃。

到镇上时，已是晚上九点。我背着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修理部走。远远地，我看见那间小铺子亮着灯，门口挂着一条厚厚的棉帘子。

我掀开帘子走进去，一眼就看见秦小梅坐在灯下，正给一件旧棉袄打补丁。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针线“啪”地掉在地上。

“长林……”她站起来，嘴唇发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放下行李，走过去，把她紧紧抱住。

“我回来了。”我说。

她在我怀里哭得说不出话，拳头轻轻捶着我的胸口。我任她打，任她哭，只觉得这一年的苦，值了。

那天晚上，她给我下了一碗热汤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我一边吃，一边跟她说这一年在南方的事。她坐在对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像怕我跑了似的。

“黑了不少。”她说，“也瘦了。”

“瘦了精神。”我笑了笑，把内衣口袋里缝着的钱拆出来，放在桌上，“这是今年攒的，两千八。把大舅的钱还了，剩下的，盖房子用。”

她看着那沓钱，半天没说话，最后别过头去，擦了擦眼睛。

“赵长林，你傻不傻，全寄回来就是了，自己揣这么多现金，多危险。”

“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嘛。”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小梅，明年我打算把修理部搬到大路边，再进一批摩托车配件。南方那边学了不少东西，我觉得在咱们镇上，修摩托车以后是个趋势。”

她点点头：“都听你的。”

我在家里住了几天，带着秦小梅去了她舅舅家，把欠的钱连本带利还清了。她大舅点着钱，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拍着我的肩说：“长林，以前说话难听，你别往心里去。小梅没看错人。”

我笑着说：“大舅，您是长辈，说的都是为她好。我记在心里。”

从舅舅家出来，秦小梅拉着我的手，在雪地里走。她穿着那件蓝底白花的棉袄，围着我从深圳给她带回来的红围巾，脸冻得红扑扑的。

“赵长林。”她忽然叫我的全名。

“怎么了？”

“咱们结婚吧。”

我停下脚步，转头看她。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亮晶晶的。

“你再说一遍。”

“我说，咱们结婚吧。不等了，过了年就结。”

我笑了，一把抱起她，在雪地里转了好几圈。她尖叫着，笑着，红围巾在风里飘。

“好，结婚。”我放下她，捧着她的脸，“我早就想娶你了。”

她说：“那还等什么？”

我拉起她的手，在漫天飞雪中往家跑。身后留下两串脚印，一大一小，深深浅浅。

第十四章 新屋与旧信

开春以后，我用剩下的钱和年前赊出去收回来的一些账，开始盖房子。

地在镇西头，挨着大路边，是秦小梅早几年托人批的宅基地，一直空着。盖房子的事，我没有请大工队，就找了两个战友帮忙，加上我自己和秦小梅的弟弟，四个人干了两个多月，三间砖瓦房就起来了。

房子坐北朝南，红砖青瓦，窗户比老屋大了一倍，亮堂堂的。秦小梅每天来送饭，顺便在房基周围种了些凤仙花和鸡冠花。她说，等花开了，院子里就有颜色了。

搬进新房那天，母亲坐在东屋的炕上，这摸摸，那看看，嘴里念叨着：“没想到，我还能住上这样的新房子。”

秦小梅端来一碗糖水，说：“妈，以后日子会更好的。”

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好闺女，这些年苦了你了。长林能娶你，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秦小梅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我也觉得。”

婚礼定在五月初八。

那些天，秦小梅把以前的裁缝工具又翻了出来，给自己赶做了一件大红缎面的嫁衣。我笑她：“都要结婚了，还自己动手。”

她头也不抬：“自己做的才合身。再说了，这缎子还是几年前你给我买的呢。”

我这才想起，那年她卖掉缝纫机前，我从县城给她捎过一块大红缎面，一直没舍得用。

婚礼前一天，孙丽君来了。

她穿着一身素净的衣服，没开那辆红色小汽车，是一个人坐班车来的。她站在新屋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敲了门。

秦小梅打开门，看见是她，愣了一下。

“小梅，我……”孙丽君手里提着一个红纸包，“我来看看你。”

秦小梅把她让进屋。孙丽君环顾着新屋，眼神复杂，最终只是说：“真不错，比我家那房子还敞亮。”

“丽君，你一个人来的？”秦小梅给她倒了杯茶。

“我离婚了。”孙丽君轻轻说了一句，把红纸包放在桌上，“这是两百块钱，算我随的份子。以前的事，是我不好。”

秦小梅看着她，半晌，摇了摇头：“份子我收，道歉就算了。都过去了。”

孙丽君低下头，眼圈微红：“小梅，你说我当年是不是傻？要是我不那么势利，如今住在这新房里的人，会不会是我？”

秦小梅握住她的手，轻声道：“没有如果。丽君，你以后也会遇到合适的人。只是别再只盯着人的口袋看了。”

孙丽君笑了，眼里有泪：“你这是在教训我呢。”

“我哪敢。”秦小梅也笑了，“我就是希望你能过好。”

孙丽君临走时，在院门口抱了抱秦小梅。我看着她们的背影，心里有些感慨。人这一辈子，有些缘分，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可有些情分，终究还是断不了的。

五月初八，天气晴好。我在新屋的院子里摆了六桌酒，请了亲戚、战友和街坊。秦小梅穿着大红嫁衣，头上别着朵红绢花，从她娘家被接到新屋。一路上，唢呐吹得热闹，村里的小孩子跟在后面，抢着喜糖。

拜堂的时候，我看着她盖头下露出的半张脸，心里像灌了蜜。

“一拜天地——”司仪喊。

我们拜下去。母亲坐在堂前，笑得合不拢嘴。二弟、三妹站在两侧，一个劲地鼓掌。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我转过身，和秦小梅面对面。她的大红嫁衣在阳光下亮得耀眼，像那年槐花影里，她站在我家院门口时那样。

只是这一次，她不再是那个替闺蜜传话的姑娘。她是我的妻子。

那天晚上，客人散了，新房里只剩我们两个。我揭了她的盖头，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

“赵长林。”她叫了我一声。

“嗯。”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早就是了。”我笑着说。

她把头靠在我怀里，轻声说：“我从来没后悔。”

窗外的月亮慢慢升起来，照着这个不大的院子，照着院子里的凤仙花，也照着两个走过了那么多弯路的人。

第十五章 两个人的铺子

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还要忙。

我把修理部从镇西头的老房子搬到了大路边的新铺面。铺面是租的，两间门面，前面修车，后面住人。秦小梅又支起了她的裁缝案，不过这次多了台新缝纫机，是我托刘顺从深圳买回来的上海牌新式机器。

她摸着那台机器，高兴得像个孩子，说：“比原来那台蝴蝶牌轻快多了。”

“欠你的，总算补上了。”我说。

修理部改名“长林综合修理部”，不仅修拖拉机、摩托车，还修水泵、电视、电风扇。我在南方学的那些本事，全派上了用场。秦小梅的裁缝生意也慢慢恢复，镇上的女人知道她手艺好，都愿意来找她做衣服。

我们一个在外间修机器，一个在里间踩缝纫机，中间只隔着一道布帘子。有人来了，各自忙各自的。闲下来时，就隔着帘子说说话。

“长林，王庄的张大爷说他的抽水机又不出水了，让你明后天去一趟。”

“记下了。你今天接了几件活？”

“三件，都是夏天穿的裙子。有两件要得急，我得加班。”

“别熬太晚，对眼睛不好。”

“知道了。”她的声音从帘子后传来，带着缝纫机的哒哒声。

日子平平淡淡，却处处透着甜。

第二年开春，秦小梅怀孕了。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天天围着她转，啥活也不让她干。她笑我太紧张：“才刚怀上，又不是揣了个金蛋。”

“比金蛋还金贵。”我说。

母亲也高兴，整天琢磨着给未来的孙子做虎头鞋。秦小梅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走路像只企鹅。我每天从铺子里回来，都给她带点新鲜吃食，有时是一把红杏，有时是半斤桃酥。

那年的秋天，她生了个女儿，白白净净的，眉眼像我，下巴像她。我抱着女儿，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眼泪止不住地流。秦小梅虚弱的脸上露出笑容：“怎么哭了？”

“高兴。”我用袖子擦脸，“小梅，我们有女儿了。”

她点头，轻声说：“名字想好了吗？”

“叫赵槐。”我说，“那年槐花开的时候，你来找我，我永远记得。”

她笑了，说：“赵槐。好名字。”

女儿给这个家带来了无尽的快乐。二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省城工作，三妹也考上了师范。母亲的身体虽然时好时坏，但精神头比从前强多了，每天帮着看孩子、做做饭。

我常想，人活一世，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一家老小平安喜乐。这愿望，如今算是实现了一大半。

第十六章 风雨再起

女儿三岁那年，镇上的经济开始有了变化。一些人在外头挣了钱回来，盖起了小楼。摩托车渐渐多了起来，修车这行当，眼看着要迎来好光景。

我却在这时候，遇到了个坎。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南河上游发了洪水，镇上号召青壮年上堤防汛。我关了铺子，跟着乡亲们在大堤上守了七天七夜。等洪水退去，回到铺子里一看，屋里进了水，不少配件和工具都泡坏了。

秦小梅带着女儿和母亲早早撤到了高处，人没事，可铺子损失不小。我盘算了一下，光泡坏的配件就值八百多块，更别说重新装修铺面。

“人没事就好。”秦小梅一边清扫屋里的淤泥，一边安慰我，“东西坏了再慢慢置办。”

我点点头，拿起铁锹继续清泥。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很慌。这几年攒的钱，除了日常开销和给母亲看病，剩下的都压在了这些配件上。一场洪水，等于把老本冲掉了一半。

就在我发愁的时候，孙丽君又出现了。

她离婚后去了县城，开了家小饭馆，听说生意不错。这次她回镇上，听说我遭了灾，特意找到我，说：“赵长林，我知道你现在缺钱。我这里有五千块，你先拿去周转。不够再说。”

我看着她，犹豫了。

“放心，这次不要你利息。”她笑着说，“当还你当年垫付的医药费总行了吧。”

我知道她说的是气话。当年那五十块，我早忘了。可五千块不是小数目，我拿什么还？

“丽君，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说，“我再想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去求那些赊账的人？他们比你还穷。”她叹了口气，“别逞强了，算我借你的，三年内还清，行不行？”

秦小梅正从屋里出来，听见了，走到我身边，对孙丽君说：“丽君，谢谢你。这钱我们借，但白纸黑字写清楚，利息该多少就多少。”

“小梅，你……”我有些意外。

“我不占人家便宜。”秦小梅看着我，“也不想让你为了那点脸面，让全家人跟着受累。”

孙丽君倒笑了：“还是小梅通透。行，就按你说的办。”

当天下午，我们立了借据。孙丽君把钱交给我，没多坐，开车走了。我拿着那五千块钱，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秦小梅拍拍我的肩：“别多想了。欠她的钱，以后我们还。现在先把铺子重新弄起来，日子要紧。”

我深吸一口气，说：“小梅，谢谢你。”

“谢什么。”她笑笑，“夫妻不就是这样，难关一起过。”

我攥着钱，重重点了点头。

那年秋天，我用这五千块钱重新进了配件，又把铺子简单翻修了一下。洪水过后，农忙需要修理的机器特别多，生意反而比往年好了。我白天黑夜地干，秦小梅也把孩子交给母亲照看，到铺子里给我帮忙记账、递工具。

到了年底，我们不仅还清了孙丽君的一半借款，还赚回了一年的开销。腊月里，我特意去县城，给孙丽君的饭馆送了一车年货。她迎出来，看着我，笑着说：“赵长林，你运气真好。”

“什么运气？”

“有小梅这样的女人守着你，还不算运气好？”

我回头看了看正从车上搬年货的秦小梅，也笑了：“是啊，我运气最好。”

第十七章 日子如常

接下来的几年，镇上的摩托车越来越多，修理部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我还开了个配件零售的小窗口，秦小梅兼着管账和进货。日子虽然忙碌，却充实。

二弟在省城成了家，三妹师范毕业后回镇上当了老师，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学校宿舍里。母亲的身体时好时坏，但总体还算稳定。女儿赵槐上了村小学，成绩不错。

每年春天，槐花开的时候，我都会带着秦小梅和女儿回一趟老屋。老屋已经没人住了，院子里长满了草，那面碎砖墙也倒了一段。可槐树还在，花开得茂盛，满院都是清香。

秦小梅站在槐树下，说：“赵长林，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我就是站在这里，跟你说那句话的。”

“记得。”我笑着说，“你说，‘她不愿意，我愿意。’”

“那时候你还不信我。”她白了我一眼。

“哪敢不信。”我拉住她的手，“我是不敢信。那么好的姑娘，怎么就看上我了。”

“因为你能把车从水沟里扶起来。”她忽然说。

“什么？”

“那年你从周家洼回来，掉进水沟里，胳膊摔得血淋淋的，还硬把车推回来了。我站在铺子门口看见你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能靠得住。”

我有些惊讶，一直以为那天她只看见我满身泥水，不知道我摔得那么重。

“你从来没问过。”

“你不说，我就不问。”她笑了笑，“可我看得出来。”

我把她揽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发顶。槐花落在我们肩上，像一场迟来的雪。

“小梅，等女儿长大了，你想做什么？”

“我想再开个裁缝铺。”她说，“就做中式的衣服，旗袍、对襟褂子，现在镇上穿这些的人少了，可我还是喜欢。”

“等天气凉快些，我帮你把隔壁那间房盘下来。”我说。

“真的？”

“真的。你为我搁下了这么多年，也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了。”

她抬头看我，眼睛亮晶晶的，像回到了二十岁那年。

过了些日子，我真的把修理部隔壁的一间小门面盘了下来，简单装修了一下，挂上“小梅裁缝铺”的牌子。开业那天，孙丽君送了个花篮来，人没到，只让花店捎了张字条：“好好过。”

秦小梅把字条收进抽屉里，笑了笑：“她还是那么好面子。”

“随她。”我说。

那一年，秦小梅的裁缝铺没什么生意。镇上的人更愿意买现成的衣服，那些成套的缝纫机、锁边机摆在屋里，更多的时候只供她给自己做几件衣裳。可她不急，每天还是乐呵呵地踩机器。

“你倒是沉得住气。”我说。

“急什么。”她低头剪着一块蓝印花布，“日子长着呢。以前那么难都过来了，还怕这点冷清？”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像那年槐花影里的从容，又像雨夜里咬着牙说不怕的倔强。正是这些东西，撑起了我们共同的这些年。

后来，女儿大了一些，秦小梅的裁缝铺慢慢又有了人气。起因是她给女儿做的一身蓝印花布裙子，在学校里被老师夸了。镇上的女人又想起她的手艺，来找她做衣服的渐渐多了。

日子如常，像门前的河水，缓慢而从容地流着。

第十八章 槐花年年开

多年以后，我常常想起1987年的那个春天。

那时的我，二十七岁，穷得只剩一门修车的手艺和一个病弱的家。相亲被拒，满心沮丧。若不是秦小梅敲开那扇破院门，我的人生，或许是另一番模样。

有人说，她是我的贵人。也有人说，她傻，放着一个城里工人的介绍不要，偏跟了我这个穷小子。

只有我知道，她不是傻，也不是什么贵人。她只是比谁都清楚，自己心里想要的是怎样的一个人。

而我，只是运气好，被她选中了。

这些年，我们也有过争吵。为孩子的教育，为铺子的经营，为那些永远还不完的人情债。可每一次，她都会在气头过后，给我盛一碗饭，或者递一杯水。我问她，怎么不生气了。她说，日子还要过，气坏了身子不值当。

我总笑她心大。她却说，心不大，怎么能装下这么多年的难。

女儿上中学那年，母亲的身体彻底垮了。她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我和秦小梅轮流守着。最后的那个夜晚，母亲拉着秦小梅的手，叫她“闺女”，说：“小梅啊，长林这辈子，最对的人就是你。娘走了，你们好好过。”

秦小梅流着泪，点头：“妈，您放心。”

母亲是在第二天清晨走的，很安详，脸上带着笑。我跪在床前，哭得喘不过气。秦小梅陪着我，一遍遍给我拍背，自己的泪却浸湿了衣襟。

办完丧事，我像丢了魂。秦小梅把修理部暂时交给徒弟，天天陪着我。她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只是每天清早拉我起床，去河边走一圈。她说，人不能总闷在家里，出去透透气，心里就松快些。

我跟着她走。河边的风，吹在脸上，凉凉的。河对岸，不知谁家种了一片槐树，花开时节，白茫茫一片，像雪。

“赵长林。”她忽然叫我。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结婚那天，你抱着我在雪地里转圈？”

“记得。”

“那天的雪，和这槐花一样，都是白色的。”她停下脚步，看着我，“可它们不一样。雪会化，槐花年年开。人走了，活着的还得接着过。”

我知道她是在劝我。我握住她的手，说：“我明白。”

她笑了，眼里有泪光：“明白就好。妈走了，可我们这个家还在。你还有我，有槐槐。我们都要好好的。”

我点点头，把她的手握得更紧。

母亲走后的第一个春天，院子里的槐花又开了。女儿站在树下，仰头看，说：“爸，这花真好看。”

“好看。”我说，“这是我和你妈定情的花。”

女儿撇撇嘴：“肉麻。”

我和秦小梅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忽然觉得，这半辈子的风风雨雨，都值了。

那一年，女儿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我送她去学校那天，秦小梅在车后座上放了一个新做的书包，用蓝印花布缝的，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槐花。

“妈，这书包好土。”女儿嘴上嫌弃，却紧紧抱在怀里。

“土什么土，这是你妈亲手做的，外面买都买不到。”我笑她。

车子开动，女儿从车窗里探出头，朝我们喊：“爸，妈，我会好好读书的。”

秦小梅站在原地，朝她挥手。风吹起她的围巾，那颜色，和多年前站台上送我时一样红。

我看着她，忽然间，好像又回到了1987年那个春天。她站在槐花影里，说：“她不愿意，我愿意。”

这一句话，给了我一辈子。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虚构创作，所有人物、情节、地点均为剧情需要，仅作情感娱乐阅读，勿模仿，请理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