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装病拒见齐王：连国君的面子都不给，他到底在争什么？

每日一章《孟子》。

公元前4世纪的某一天，齐国都城临淄。

孟子正准备去朝见齐王。就在这时，齐王派人来了，说了一番客客气气的话：我本想来看你，但得了风寒不能吹风，明天我要临朝听政，不知你能来让我见一见吗？

孟子回答：“我也病了，去不了。”

一个“也”字，意味深长。

齐王托病不见，孟子便托病不朝。你说你不能来，那我也不能去。

一场君臣之间的暗战，就此拉开序幕。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 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正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我本应该到您那里去看望您，但是得了风寒，不能吹风。明天早上，我要上朝处理政务，不知道您能否让我见到您呢？”

孟子回答说：“不巧我也病了，不能上朝去。”

第二天，孟子出门到东郭氏家里去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您推说有病，今天却去吊丧，恐怕不太好吧？”

孟子说：“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呢？”

齐王派人来探问孟子的病情，还带来了医生。孟子的堂弟孟仲子应付说：“昨天王有命令来，他正生着点小病，不能上朝。今天病好了一些，已经赶紧上朝去了，我不知道他到了没有？”

接着孟仲子就派了几个人到路上去截住孟子，说：“请您一定不要回家，赶快上朝去！”

孟子不得已，只好到景丑氏家里借住一宿。

景丑氏说：“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恩爱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到齐王对您很尊敬，却没看到您怎么尊敬齐王。”

孟子说：“哎呀！这是什么话！齐国人没有拿仁义之道去跟齐王讲的，难道他们认为仁义不好吗？不是的。他们心里想：‘这个人哪里值得跟他谈仁义呢。’这才是最大的不恭敬。我呢，不是尧舜的正道，不敢在齐王面前陈说，所以齐国人当中，没有谁比我更尊敬齐王的。”

景丑氏说：“不，我不是说这个。《礼经》上说：‘父亲召唤，不等答应就起身；国君召唤，不等车马备好就动身。’您本来是要去朝见的，听了王命反而不去了，这恐怕跟礼法不相合吧。”

孟子说：“难道说的是这个吗？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们是赶不上；但他们凭他们的财富，我凭我的仁德；他们凭他们的爵位，我凭我的道义，我有什么不如他们的呢？’

这话难道没有道理吗？曾子会随便说吗？这大概是一种道理吧。天下公认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是一样，年龄是一样，德行是一样。在朝廷上最重爵位，在乡里中最重年龄，至于辅助君主、治理百姓，最重的是德行。怎么能单凭爵位来轻视另外两样呢？

所以想要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他不肯召见的臣子；有要事商量，就亲自去就教。他尊崇德行、爱好道义，如果做不到这样，那就不值得跟他有所作为。

所以商汤对于伊尹，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因此不费大力就成就了王业；齐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因此不费大力就成就了霸业。

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大小差不多，德行也不相上下，谁也不能超过谁，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主们都喜欢用那些只听自己教导的人做臣子，而不喜欢用那些能教导自己的人做臣子。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那都不敢随便召见。管仲那样的人尚且不可以召见，更何况我这样不屑于做管仲的人呢？”

你装病，我也装病

第二天，孟子居然出门去东郭氏家吊丧了。

学生公孙丑急了：“昨天您推说有病拒绝了齐王，今天却去吊丧，恐怕不合适吧？”

孟子答得坦然：“昨天病了，今天好了，怎么能不去吊丧呢？”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但听得出来，昨天的“病”，不过是托辞。

紧接着，齐王派人来探病，还带了医生。孟子的堂兄弟孟仲子慌了，赶紧打圆场：“昨天确实有小病，今天好点了，正急忙赶去上朝呢。”

齐王于是派人在路上拦截孟子，让他务必去上朝。

孟子本想警醒下齐王，可是自己的学生都无法理解孟子的用意，又如何能传达到齐王那里去呢？

一台好戏，给演砸了。

孟子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躲到大夫景丑家借宿。

你看，这是不是像极了现代职场里“领导叫你加班，你说家里有事”的博弈？

两千多年过去了，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竟还是这般相似。

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孟子太矫情、太能装。

司马光就曾专门写《疑孟》批评孟子。可再细细品读，若放到现代语境下，这不就是“向上管理”吗？

真正的“敬”，不是跪得有多快

景丑看不下去了，对孟子说了一番掏心窝的话：“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我只看到齐王尊敬您，没看到您尊敬齐王。

乍一听，这话说得十分在理啊！君王召见，臣子不就应该屁颠屁颠跑去吗？

《礼记》都说了：“君命召，不俟驾。”

但孟子的回答，颠覆了所有人对“敬”的理解。

他说：“齐国人没有拿仁义之道去跟齐王说的，难道是他们认为仁义不好吗？是他们心里说：‘这人也配谈仁义吗？’这样，对君王的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若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齐王面前陈说，所以齐国人没有比我更尊敬齐王的。”

细品这段话，孟子重新定义了什么叫“敬”。

把君王当傻子哄、当面奉承背后敷衍、只谈君王爱听的不谈君王该听的，这才是最大的不敬。

而把君王当作可以谈论尧舜之道的对象、以最高的标准要求他、相信他有成为圣君的潜质，这才是真正的敬重。

在今天，这不就是“向上管理”的精髓吗？

向上管理，不是唯命是从，而是敢于对上说真话，当成可以共同成长的伙伴。

那些整天“是是是、好好好”的人，看似恭敬，实则是对领导最大的轻视，因为你心里想的是：“反正你也听不懂”。

天下有三样尊贵的东西

景丑还是不依不饶，搬出了礼法。

孟子于是引用了曾子的话：“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比不上。但他们有他们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们有他们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可自卑的呢？

然后，孟子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

天下公认的尊贵有三样：爵位（政治地位）、年龄（社会阅历）、道德（人格修养）。

在朝廷上，爵位最尊；在乡党中，年龄最尊；而辅佐君王、治理百姓，道德最尊。

齐王有什么？不过一个“爵”而已。

可他却想凭这一个“爵”，来轻慢孟子的“齿”与“德”， “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这话说得何等理直气壮！

最后，孟子掷地有声地说：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真正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随意召见的臣子。

商汤对于伊尹，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齐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如此。

正因为这样，商汤不费力就统一了天下，齐桓公不费力就称霸诸侯。

管仲尚且不可随意召唤，何况是我这样不屑于做管仲的人呢？

孟子的这个观点，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给隐士严子陵的信中写道： “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

古代大有作为的君王，都有不能召唤的臣子，我怎么敢把您当臣子来使唤呢？

刘秀对一个隐士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孟子思想影响之深远。

这便是人格的尊严、知识的力量、道德的权威。

那么，孔子是如何做的呢？

后人常常拿孔子和孟子做对比。

有人质疑说：孔子听到国君召唤，“不俟驾而行”；孟子听到齐王召见，却装病不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表面上看，是挺矛盾的。

但细想一下，孔子面对的国君，和孟子面对的国君，是同一个“国君”吗？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臣关系应该是双向的，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

孔子时代，周礼虽已崩坏，但君臣之间还有基本的礼数框架。

而到了孟子时代，诸侯称王称霸，早已不把礼义当回事。

齐宣王派人来召孟子，表面客气，实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我有病不能去看你，你来看我吧”。

这哪里是“以礼待臣”？

孟子装病这一举动背后，实则是在追问：当君已经不把臣当人看的时候，臣还要不要把自己当人看？

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正道来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

孟子不过是用行动践行了孔子的这句话而已。

所以，孟子才是孔子最忠实的继承者。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用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守护孔子所珍视的那个“礼”的精神内核。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这段对话？

两千多年过去了，这段对话依然让人心跳加速。

因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面临过类似的处境：

面试时被HR居高临下地挑剔，工作中被老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社交场合被权势者当作可有可无的陪衬……我们常常忍气吞声，安慰自己“这就是现实”。

读懂孟子便醒悟：：尊严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守住的。

孟子一生周游列国，并非求官，而在于行“道”。

他不是找不到工作，他是不愿意为了一份工作出卖自己的原则。

这种“不召之臣”的风骨，穿越两千多年，依然让每一个在职场中挣扎保持尊严的人心有戚戚。

孟子那天“称病”没有上朝，但他用一场看似任性的拒绝，为中国知识分子立下了一个关于尊严的标杆。

孟子的病，不是身体病了，是他所处的世道病了。孟子的拒绝，不是不懂礼，恰恰是最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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