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妹妹已经27年没来往了，今天外甥突然打电话说：我妈快不行了

我是被手机震动吵醒的。午觉睡得太沉，醒来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屋子里暗沉沉的，像被一层灰蒙蒙的纱罩着。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嗡地响，是个陌生号码，来自老家邻市，尾号是三个五。我犹豫了一下，按了接听。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刚哭过，又像在风里站了很久：“小姨，是我，小远。”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小远。这个名字像一颗小石子，在我荒芜的心湖上扔下去，沉了半晌，才荡开一圈细细的涟漪。

“小姨，我妈快不行了。肺癌，医生说就这两天的事了。她想见你。”他的声音哽住了，顿了好一会儿，又加了一句，“小姨，你能来一趟吗？”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窗外的天灰蒙蒙的，楼下的梧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几片枯黄的叶子旋着落在窗台上。我握着手机，手指不自觉地收紧，指节泛白。

“小远，你妈她……什么时候的事？”我问，声音干得厉害。

“查出来快一年了。她一直不让我告诉你。”小远说，声音里带着哭腔，“可现在不行了，她昨天晚上跟我说，想见你一面。小姨，她一直在念叨你，睡着了也叫你的名字。”

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就掉了下来。我不想让电话那头的孩子听见，用手死死捂住嘴，可喉咙里的呜咽还是漏了出去，像一道堵不住的裂缝。

“小姨？”

“我知道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声音平稳下来，“你发个地址给我，我明天一早过去。”

挂了电话，我在床边坐了很久。窗外的光一点点暗下去，直到整个房间都陷进黑暗里。我没有开灯，就那么坐着，眼泪无声地流着，从脸颊滑到下巴，滴落在手背上，温温的，然后变凉。

小远，我的外甥。他今年应该有二十五六岁了。上次见他，还是个小不点，穿着开裆裤，摇摇摆摆地跟在我妹妹身后，奶声奶气地喊我“小姨”。那一年，他三岁。那一年，我和妹妹二十七年的不相往来刚刚开始。

而如今，小远打来电话说，我妈快不行了。那个“我妈”，是我妹妹，沈素心。

我叫沈素眉。我们姐妹的名字，是父亲取的，他说人活一世，一眉一心，眉眼要清明，心肠要柔软。父亲是镇上的小学教师，他给两个女儿取名，一个素眉，一个素心，像是从古书里走出来的。

可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这一双“眉眼”和“心肠”，会在往后的岁月里，整整二十七年，不曾见过一面。

我擦了擦眼泪，打开衣柜，翻出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大衣有些年头了，领口磨得发白，但穿上还是那样妥帖。我把它抖了抖，挂在衣架上，又找出一条黑色的围巾。我知道，这一趟回去，是去见一个快要死的人。是我的妹妹，也是我这二十七年里最牵挂又最不敢触碰的人。

二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回邻市的大巴。大巴车晃晃悠悠地开上高速，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像一卷倒放的旧胶片。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往事像潮水一样漫上来。

二十七年前，我三十一岁，妹妹二十九岁。那一年，母亲在老家摔了一跤，脑溢血，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当时我在省城，正陷在一地鸡毛的婚姻里出不来。丈夫秦卫东跟别的女人搅在一起，我整天哭，暴瘦了二十斤，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母亲出事的时候，秦卫东瞒着我，没有接老家的电话。等我知道消息赶回去，已经是三天后了。

妹妹一个人料理了母亲的后事。我赶回去的时候，她跪在灵堂里，披麻戴孝，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想进去磕个头，可妹妹抬起头，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回来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纸，“妈等了你三天，最后闭眼的时候还在叫你的名字。”

我哭着说：“素心，姐不知道……姐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站起来，一步步朝我走过来，那张瘦削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你男人接了电话，说你在睡觉，说等醒了再回。你的手机呢？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妈都那样了，你就不能回一个电话吗？”

我哑口无言。那几天我的手机丢了，我疯了一样找秦卫东，想跟他要个说法，哪还顾得上别的。可这些解释，在妹妹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

那天在灵堂上，妹妹哭得撕心裂肺，她把一肚子怨气都倒在了我身上。她说我不孝，说我心里只有那个负心的男人，说妈白养了我这个女儿。我百口莫辩，只能站在那儿，任她数落。

后来，母亲下葬了。葬礼结束那天，我找到妹妹，想跟她好好谈谈。她正在收拾母亲的遗物，把衣服一件件叠好，装进一只旧樟木箱里。我说：“素心，妈的事，是姐不对。可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恨我，就恨吧，但别不说话。”

她头也不抬，只是说：“你回省城去吧，妈不在了，这个家也没什么好留你的了。”

我还想说什么，她已经背过身去，不再看我。

我站了很久，最后转身走了。走之前，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放在桌上。我知道这点钱起不了什么作用，可我总得做点什么。妹妹始终没有回头。

那之后，我回了省城，跟秦卫东离了婚。离婚的过程很漫长，像钝刀子割肉。那段日子我常常想起妹妹，想起她说过的那些话。我心里有愧，又不知道该怎么弥补。我想给她打电话，可每次拿起手机，又放下了。我怕她不接，更怕她接了以后冷冷地挂掉。

慢慢地，电话就不打了。慢慢地，时间就把一切都冲淡了。我换了城市，换了工作，换了一种活法。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关于妹妹的结，一直没解开。它缩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像一根刺，平时不碰不疼，一碰就鲜血淋漓。

这一晃，就是二十七年。

三

大巴到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小远来车站接我。他站在出站口的栏杆外面，个子很高，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脸冻得通红。看见我出来，他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小姨，这边。”

我看着他，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他长得像他父亲宋长河，但眉眼之间，又有我妹妹年轻时的影子。那眼睛，亮亮的，带着一点倔强和哀伤。

“你妈在哪个医院？”我问。

“市医院，呼吸内科重症病房。”小远接过我的包，带我上了他的车。一辆半旧的白色轿车，后座堆着一件军大衣和几个饭盒。

车子穿过市区，路灯一盏盏地亮起来，像浮在夜色里的珠子。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的街景。这座城市变了很多，高楼比从前多了，街道也宽了，但有些老地方还能认出来。拐过一条街角，我看到那家老字号的馄饨店还开着，灯箱上“王记馄饨”四个字有些模糊了。以前，我和妹妹常常去那家店吃馄饨，她爱吃带醋的，每次都要舀两大勺。

“小姨，你跟我妈……为啥这么多年不来往？”小远忽然问。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我转过头，看着他握着方向盘的手。那双手很年轻，骨节分明，手背上有一道淡淡的疤。

“是我的错。”我说，“你姥姥走的时候，我没能及时赶回去。你妈心里有气，一直没消。”

小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妈这些年，其实心里一直有你。我小时候，有一回过年，她喝了一点酒，指着家里的相册跟我说，你小姨小时候可聪明了，考试老考第一名。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我的心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狠狠揪了一下。我连忙别过脸去，看窗外的夜色。玻璃上倒映着我的脸，已经老了，眼角全是细密的皱纹，头发也白了不少。二十七年，太长了，长到足以让一个小姑娘变成老太婆，长到足以让一对亲姐妹变成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小姨，我妈不知道你来。”小远又说，“我没敢提前告诉她，怕她情绪太激动。她这个病，最怕情绪波动。等到了医院，我先去跟她说一声，你在外面等一下。”

我点了点头。

四

市医院呼吸内科重症病房在九楼。走廊上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味，灯光很亮，照得墙壁和地面都是惨白的。小远带我走到护士站，跟值班护士说了几句话，护士看了我一眼，小声说：“病人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你们进去的时候小声一点，别说太刺激的话。”

我站在门外，听着病房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咳嗽声。那声音闷闷的，像从很深很远的地方传出来。我忽然有些害怕。二十七年了，我怕自己推开门，会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更怕的是，那个陌生的人，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小远先进去了。我站在门口，手攥着门把手，手心全是汗。过了大概几分钟，病房门开了，小远朝我招手，低声说：“小姨，进来吧。”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病房不大，两张床，靠里那张空着，靠外这张躺着一个瘦得像纸片一样的人。她戴着一个淡蓝色的毛线帽，盖住了头发，脸上没有一点肉，颧骨高耸，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她的嘴巴微张着，费力地喘着气，每一口气都像在跟什么东西争夺。她闭着眼睛，胸部随着呼吸微微起伏。

我几乎认不出她来。这是我的妹妹吗？是那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爱笑爱闹的沈素心吗？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拼命忍着，不让声音发出来。我一步一步走到她床前，低头看着她。她的眼角有深深的皱纹，嘴边的法令纹像刀刻的一样。这些年来，她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竟一无所知。

小远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妈，小姨来了。”

沈素心的眼皮动了动，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睁开。那眼睛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亮了，蒙着一层浑浊的雾。她的目光起初没有焦点，在病房里游移了片刻，然后落在我身上。

她怔住了。就那么怔怔地看着我，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变得更加急促。她的眼眶慢慢红了，两滴浑浊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没进了帽子里。

“素心。”我哑着嗓子喊了一声，伸手去握她的手。她的手很瘦，像一截被风干的树枝，指关节突出，凉得厉害。

她的嘴唇嚅动了很久，才发出一个极轻的声音：“你……来了。”

我使劲点头，眼泪大滴大滴地掉：“我来了，姐来了。”

她闭上眼睛，像是在积攒力气。过了好一会儿，她又睁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她轻轻抽回手，小远忙凑过去：“妈，你想说什么？”

“你们都出去。”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我想跟她说说话。”

小远迟疑了一下，看看我，又看看他妈妈，最终点了点头，拉着护士出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一下一下的，像在数着时间。

我在床边坐下，把她的手重新握在手里。这次她没有抽回去。

“姐……”她叫我。这个称呼，二十七年没听过了。

“我在。”我应了一声，眼泪又掉下来。

五

“姐，你过得好不好？”沈素心问我，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盏油灯，忽明忽暗。

我点头：“好。这些年，在南方待了些年，后来又回了省城。一个人，也惯了。”

“秦卫东呢？”

“离了。那以后就没再见。”

她“嗯”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才开口说：“姐，对不起。”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

“当年的事，不全是你的错。”她的声音很轻，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我那时候……太年轻，太倔，把所有的难过都怪在你头上。后来……后来我后悔了，可是……已经拉不下脸了。”

我握着她的手，只觉得喉咙里一阵阵地发紧。她说她后悔了，可我也后悔啊。这二十七年，但凡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先低个头，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这世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

“不怪你。”我哽咽着说，“姐也有错。当年我就应该留在老家，多陪陪你和妈。我太自私了，只顾着自己的痛苦，把什么都推给了你。”

沈素心轻轻摇了摇头，帽子的绒毛跟着颤了颤：“不说了。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可那些错过的时间，永远补不回来了。

我问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她说还好。她跟宋长河还在老家镇上住，宋长河在镇上的中学教书，小远大学毕业后去了省城工作，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她一直没上班，在家种了几亩菜地，养了十来只鸡。日子不算富裕，但也安稳。

她说得平淡，可我知道，这些年她受的苦一定不少。她从来都是这样，有痛也不喊，有难也不说。就像小时候，她骑自行车摔断了胳膊，愣是自己托着胳膊走回家，一声不吭。父亲吓坏了，问她为什么不哭，她说：“哭了也疼，不哭也疼，还不如不哭。”

她这一辈子，都在用这种倔强的方式对抗着生活。

六

那一夜，我一直守在病房里。沈素心睡了醒，醒了睡，精神好的时候断断续续说些往事。她说小时候夏天，姐妹俩在院子里铺一张竹席，仰头看星星，听父亲讲牛郎织女。她说有一年冬天，河面结了冰，我带着她去滑冰，她掉进了冰窟窿，我死命把她拽上来，两个人冻得像两根冰棍，回家被母亲骂了一顿。

“那时候，你总护着我。”她轻轻地说，嘴角浮起一丝笑。

我也跟着笑，可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天快亮的时候，她忽然说：“姐，我想吃王记馄饨。”

我忙说：“好，等天亮了我就去给你买。”

她摇了摇头：“现在就要。你让宋长河买去。他在楼下。”

我站起来，走到病房门口，果然看见宋长河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打盹。他的头发白了大半，弓着背，像一只疲惫的老虾。我走过去，轻轻叫他。他睁开眼睛，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站起来：“你来了。素心怎么样？”

“她说想吃王记馄饨。”我说。

宋长河抹了把脸，点头：“我这就去买。从这儿到王记，开车二十分钟。你跟她说，让她等会儿。”

我说：“我跟你一起去。”

宋长河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们坐电梯下楼，上了车。车子穿过清晨的街道，天边泛起青灰的光。宋长河开车很稳，像他一贯的性子，不急不躁。

“素心跟我说了。”宋长河忽然开口，“说你们和好了。”

我“嗯”了一声。

“她心里一直有个结，觉得对不住你。”宋长河叹了口气，“可她那脾气，犟得跟驴一样。去年查出病来，我让她跟你说，她不肯。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她半夜老说梦话，喊你的名字。我背着她让小远给你打电话，她知道后还发了脾气。可这几天，她一直盼着你来。昨天下午，她突然跟小远说，想见你一面。我们这才又给你打了电话。”

我坐在副驾驶上，眼睛又模糊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车子路过一条老街，两边的店铺还没开门，卷帘门紧锁着。只有那家王记馄饨店亮着灯，热气从半掩的玻璃门里涌出来。

宋长河停下车，我跟他一起进去。老板是个六十来岁的男人，看见宋长河，招呼了一声：“宋老师，又给你老婆买馄饨啊？还是老样子，多放醋？”

宋长河点头：“多放醋。再要一份不放醋的。”

我站在一旁，看老板熟练地下馄饨、调汤、加醋。热气缭绕中，我的眼睛又酸了。多放醋，她还是爱那么吃。

七

提着馄饨回到病房，天已经全亮了。沈素心还是靠床坐着，精神比夜里好了一些。我喂她吃馄饨，她手没力气，拿不稳勺子，只能由我一勺一勺地喂。她吃得很慢，每咽一口都要费好大的力气。但看得出来，她吃得很满足，像吃到了一样想了很久很久的东西。

“王记的馄饨，还是那个味道。”她咽下一口，轻声说，“皮薄，汤鲜，醋香。”

我笑：“你从小就爱吃这家。”

“就是太贵了。”她说，“小时候，一碗馄饨两毛钱。那时候觉得好贵啊，一年也吃不上几回。现在一碗八块，反倒不觉得贵了。”

她说着，嘴角浮起一丝笑，像在回忆什么。可过了一会儿，那笑又慢慢消失了。她望着窗外，阳光已经照进来了，照在她苍白的脸上，像给一张旧纸镀上了金边。

“姐，你知道吗，这二十七年，我最怕的是过年。”她轻轻地说，“每年除夕，家里热热闹闹的，宋长河和小远都在。可我心里空荡荡的，像少了点什么。我知道，那少的，是你。”

我的手一抖，勺子里的汤洒在被单上。我慌忙去擦，她按住我的手。

“别擦了。”她说，“都过去了。能再见你一面，我死也瞑目了。”

我再也忍不住，放下碗，伏在床边放声大哭。那些年的委屈、愧疚、想念、遗憾，在这一刻全部涌了出来，像决了堤的洪水。我哭得浑身发颤，像要把这二十七年没流的眼泪，一下子都补上。

沈素心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她的手心有些烫，带着一点潮气。她的动作很轻，像在哄一个孩子。

“别哭了，姐。”她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跟小时候一样，哭起来没完没了。”

我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她。她瘦得脱了形，可那笑容，依稀还是从前的样子。那一刻，我恍惚觉得，时间根本没有走远，我们也没有分开过。一切都还是三十年前，她还是那个跟在我身后叫“姐”的小丫头。

八

那之后的一天，我一直在医院守着。宋长河和小远轮流去休息，我坚持留下。我知道，她的时间不多了。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一切，去换多陪她一会儿。

第二天傍晚，她开始犯糊涂。高烧不退，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医生来看了，说情况不太好，让家属有心理准备。宋长河蹲在病房外面哭，小远靠在墙上，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眼睛时不时地睁开，但又不像在看我。她开始说胡话，一会儿叫“妈”，一会儿叫“姐”，一会儿又说起小时候的事。

“姐，你别走，我害怕……”她的声音很细，像风中的一根丝线。

我凑过去，把脸贴在她的手背上：“姐不走，姐在这儿。”

她似乎听到了，情绪安静了一点。可过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她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有一口痰堵着。护士过来吸了痰，她才稍微平稳了些。

那天夜里十一点四十二分，她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急剧变化。医生和护士冲进来，推着一堆仪器。宋长河和小远被推到门外。我站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医生们忙乱地抢救。

“素心，姐在，姐在这儿，你听见没有？”我大声喊她，声音全变了调。

她的眼睛睁开了，望着我。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的目光清亮起来，像云层后面露出的最后一点星光。她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但我看懂了，她在说：“姐，来世还做姐妹。”

然后，她的眼神散了，头向一侧歪去。心电监护仪上，那根原本还起伏的线，变成了一条又平又长的直线。

“素心！”我撕心裂肺地喊着，扑到她身上。可她已经听不见了。

医生撤走了仪器，家属被允许进来。宋长河跪在床前，伏在沈素心身上大哭。小远站在一旁，死死咬着嘴唇，眼泪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我站在他们身后，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我的妹妹，走了。

她走的时候，四十九岁。

我们分开二十七年，重逢不到两天。

九

丧事办得简单。沈素心生前留了话，说她走了以后，就回老家办，别去殡仪馆摆什么排场。宋长河遵照她的意思，在老家沈家村设了灵堂。

我回到沈家村，那个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二十七年没有回来，这里变了很多。村道铺了水泥，两边盖了不少新房子。但我家的老房子还在，还是那几间青砖瓦房，门前的枣树也还在，只是更老了，树皮皲裂得不成样子。

灵堂设在老屋的正堂。沈素心的遗像挂在墙上，还是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她，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得眉眼弯弯的。我看着那张照片，想起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眼泪又落了下来。

村里的老人来了很多。几个婶子拉住我的手，嘘寒问暖。她们说：“素心是个好孩子，就是命苦。走了也好，不受罪了。”

我点着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夜里，人都散了。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守着沈素心的遗像。风从门缝里吹进来，吹得蜡烛火苗摇摇晃晃。我抬头看着她的照片，那照片里的眼睛，似乎在看着我。我轻声说：“素心，姐回来了。”

回应我的，只有烛火摇曳的声音。

三天后，沈素心出殡。天下着小雨，像老天也在送她。我扶灵送到村口，看着棺木被抬上灵车，朝火葬场的方向驶去。宋长河和小远跪在路边，磕了三个头。我站在他们身后，撑着伞，雨水顺着伞沿滴下来。

人这一辈子，到底有多少个二十七年呢？一个，最多两个。而我们姐妹，把最美好的那一个，生生错过了。

尾声

沈素心走后第七天，我回了省城。临走前，我去她坟前坐了一下午。那是沈家村后山坡上的一块新坟，土还没干，坟前摆着一束白色的菊花。宋长河说，这地方是她自己选的，朝南，向阳，能看见远处的高速公路。她说，从这儿能看见你回来的路。

我在坟前待了很久，跟她说了一下午的话。说我这些年的生活，说我的孩子，说我知道她一直牵挂着我的事。我告诉她，我不走了，以后每年清明都回来。回来给她上香，回来陪她说说话。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山风吹过来，带着新翻的泥土气息。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座坟，转身朝山下走去。

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吹得那片野草一起一伏的，像有人在轻轻点头。

我转过身，继续往前走。眼泪又流了下来，可心里却踏实了很多。

二十七年，我们错过了彼此。可最后的这两天，我们终于又做回了姐妹。这已经够了。遗憾当然有，可遗憾之外，还有一点点圆满。

就像母亲当年说的：“人这一辈子，一眉一心，眉眼要清明，心肠要柔软。”

我终于明白了。